《三國演義》第四十六回中，寫諸葛亮藉著漫江大霧，領二十艘紮滿草束的小船，來到曹操水軍大寨之前，以逸待勞，為周瑜輕輕鬆鬆「借」得十萬支箭後，一旁的魯肅是既驚且歎，忙問說何以知今日會有如此大霧，只見孔明從容而答：

　　為將而不通天文、不識地利；不知奇門、不曉陰陽；不看陣圖、不明兵勢，是庸才也。亮於三日前已算定今日有大霧，因此敢任三日之限。公瑾教我十日完辦，工匠料物都不應手；將這一件風流罪過，明白要殺我。我命係於天，公瑾焉能害我哉！

　　經過這段情節，諸葛亮上通天文、下知地理，會奇門異術，能未卜先知的「神人」形象可說是深深地烙印在了讀者的心中，加之以孔明熟讀兵書、演八陣圖，於是這「天下第一軍師」名號，除諸葛外，再不作第二人想。 

　　所以到了後來，凡讚譽其人聰明絕頂、善於用計、能洞見未來者，多冠以「賽諸葛」或「小諸葛」的稱號；不過，實際上說到諸葛亮無所不知、無所不曉，主要還是來自《三國演義》這部小說的加工，離歷史上的諸葛亮其實是有很大一段差距的。

　　《演義》第三十八回寫劉玄德三度來至草廬，終於訪得孔明；孔明更衣整冠出迎，劉備但見：

孔明身長八尺，面如冠玉，頭戴綸巾，身披鶴氅，飄飄然有神仙之概。

　　一副仙風道骨的絕塵隱士髣髴就在目前，以致後來的戲曲舞台上，諸葛亮無不是以一襲道袍的仙家模樣出現──只差手中由羽扇替代了拂塵而已；陳壽在諸葛亮本傳中對他的描述是：

少有逸群之才、英霸之氣，身長八尺、容貌甚偉，時人異焉。

可見小說關於孔明身長的說法正來自於正史的記載。

　　按古時稱成年男子多以「七尺之軀」形容，三國東吳大將陸遜之孫陸機的〈挽歌詩‧三首之二〉即有：「昔日七尺驅，今成灰與塵」之說，後來南朝梁時的沈約在〈齊太尉王儉碑〉中亦云：「傾方寸以奉國，忘七尺以事君」，因此八尺身長在當時可稱得上是高大了；據《三國志》中相關紀錄，劉備的身高在七尺五寸，而東吳名將太史慈與陳武二人皆為七尺七寸，身長八尺者除孔明外，另有彭羕、譙周、董襲和滿寵父子等人（趙雲見於《雲別傳》中），程昱身高在八尺三寸，另外許褚與馬騰則為八尺餘，如此看來，身高出眾者，並不全是武將，但說到身高在八尺以上，並且相貌魁偉出眾如孔明之屬，就十分稀罕了。

    　　《太平御覽‧卷三○七‧兵部三八‧麾兵》（【中華書局】版）[1]中引東晉小說家裴啟的《語林》寫道： 

    諸葛武侯與宣王在渭濱，將戰，宣王戎服蒞事，使人視武侯：素輿，葛巾、白毛扇，指麾三軍，皆隨其進止。宣王聞而歎曰：「可謂名士。」

同書卷六八七‧服章部四‧「巾」類中引《蜀書》之載，說法與《語林》一致：

    諸葛武侯與宣王在渭濱，將戰，宣王戎服涖事，使人視武侯：乘素輿，葛巾、毛扇，指揮三軍，皆隨其進止。宣王聞而嘆曰：「可謂名士矣。」[2] 

　　此處之《蜀書》並非陳壽《三國志》內容，有可能是蜀漢東觀郎王崇之作[3]，王崇在入晉後曾私修《蜀書》，不過其書早亡，未著錄於《隋志》，因此《御覽》所引《蜀書》是否便是王崇書作，尚無法確定。 

　　然而就這條引文所述，堪稱是目前所能見到關於諸葛亮穿束打扮的唯一文獻記錄；從內容來看，很有可能是司馬懿的幕僚所留下的口述或筆記史料。其中稱諸葛亮乘坐著簡便、不加裝飾的小車，頭戴葛巾、手持羽扇，指揮三軍，將士們皆隨其號令行動；這與《三國演義》中的描寫，無論是司馬懿眼中：「只見孔明端坐於四輪車上，手搖羽扇」（第一百回《武侯鬥陣辱仲達》），或是曹真陣前：「只見蜀兵門旗開處，關興、張苞分左右而出，……門旗影下，中央一輛四輪車，孔明端坐車中，綸巾羽扇，素衣皂縧，飄然而出」（第九十三回《武鄉侯罵死王朗》），還是姜維所見：「忽然一輛小車從山坡中轉出；其人頭戴綸巾，身披鶴氅，手搖羽扇，乃孔明也」（第九十三回《姜伯約歸降孔明》），甚至蠻王孟獲的目擊：「孔明頭戴綸巾，身披鶴氅，手執羽扇，乘駟馬車，左右眾將簇擁而出」，這幾種描述寫法，皆可說是大同小異。但若要仔細分辨小說與史料間的文字形容，其實還是有些許不一樣的地方。

　　首先就「葛巾」來說。東漢趙曄《吳越春秋》與袁康的《越絕書》同在第八卷中提到句踐回到越國後，「使國中男女入山採葛」，「使越女織治葛布」，而後「使大夫種齎葛布十萬」並其他禮物，「獻於吳王夫差」。按「葛布」為以一種多年生草本植物「葛」（通稱葛麻）的莖皮纖維所加工製成的布料，因其質料輕、透氣佳，故多織作夏衣穿著；而諸葛亮所戴之「葛巾」，是用來紮在髮髻之上而後垂覆於頭頂乃至頸背的一種葛布頭巾，這在南宋畫家梁楷所繪之《東籬高士圖》中的陶淵明造型可得窺覽全貌──《宋書‧卷九十三‧隱逸列傳》記載：「郡將候（陶）潛，值其酒熱，取頭上葛巾漉酒畢，還復著之。」畫中陶淵明頭著葛巾形象正是由此而來。

　　據《吳越春秋‧卷八‧句踐歸國外傳》所述：「（越王）乃使國中男女入山採葛，以作黃絲之布」，可知「葛布」為黃色纖維織成的布料；而今人所熟悉的孔明造型，頭上所戴的「綸巾」，實際上卻是以青色絲帶做成的頭巾[4]，不僅質料、顏色不同於「葛巾」，就連外形也有著明顯的差異。

　　沈從文先生編著之《中國古代服飾研究（增訂本）》（【台灣商務印書館】發行）一書中，其《三八‧東晉竹林七賢圖磚刻》刊｛圖八五‧著衫子、巾幍、螺髻或散髮、弄樂器隱士（南京西善橋出土竹林七賢和榮啟期磚刻畫）｝，七賢之一的阮咸，便是頭戴綸巾造型。沈先生於圖後寫道：

畫中幾種巾裹相當草率，也相當重要。《晉書》稱：「漢末，王公名士，多委王服，以幅巾為雅。是以袁紹、崔鈞之徒，雖為將帥，皆著縑巾。」《晉書‧五行志》稱：「魏武帝以天下凶荒，資財乏匱，始擬古皮弁，裁縑帛為白帢，以易舊服。」又東晉裴啟《語林》稱諸葛亮「羽扇綸巾」。白綸巾，紫綸巾顏色材料即或不同，式樣必大致相近。漢末《郭林宗別傳》：「林宗嘗行陳梁間，遇雨，故其巾一角沾雨而折。國學士著巾，莫不折其角云。」又《豫章記》：「王隣隱西山，頂菱角巾。」又詩人陶潛有葛巾漉酒故事，在較後畫圖中這些巾子均不斷有反映。可知漢晉之際，或因為經濟貧乏，或出於禮制解體，人多就便處理衣著，終於轉成風氣。武將文臣，名士高人，著巾子自出心裁，有種種不同名目。如把本圖中幾種巾子和較後的《北齊校書圖》、《列帝圖》、《高逸圖》，以及反映到唐代越窯瓷和青銅鏡子及螺鈿琴上的竹林高士形象、榮啟期形象、墓中磚刻壁畫《竹林七賢圖》、長安石刻《七賢圖》、敦煌初唐壁畫《維摩圖》、諸葛武侯相、陶靖節佚事畫相、元人作歸去來圖等等頭巾來看，古代所謂「帢」或「幍」，以及「折角巾」、「菱角巾」、「綸巾」、「葛巾」，都可以從比較中得一明確形象。[5]

　　因此，「綸巾」與「葛巾」雖都是頭巾的一種，但無論材質或是形貌皆大不相同，自然不能混為一談。

　　然而將「羽扇綸巾」用在孔明身上卻也非羅貫中所自創，早在元人雜劇中便有這樣的說法了；有無名氏所作《兩軍失隔江鬥智》劇中第四折[6]，演孔明以巧智破了周瑜之計，讓劉備平安娶了孫權之妹孫安回到荊州之後，論功行賞時，有行詞自云：

貧道本是壠上遺民，遇明主三顧殷勤。在軍中運籌決策，長則是羽扇綸巾。…… 

　　不過，出自同樣是不知作者為誰的元雜劇《諸葛亮博旺燒屯》中，這「羽扇綸巾」卻不是用來形容孔明，而是成了曹操手下軍師─管通─的裝扮，其在第四折上場念白便云：

寶劍離匣邪魔怕，瑤琴一操鬼神驚。講罷黃庭心散淡，綸巾羽扇細論文。貧道曹丞相麾下管通是也。…… 

　　另外在明人洪楩《清平山堂話本》書中，有篇《夔關姚卞吊諸葛》故事，主人公姚卞於夔關見八陣圖遺跡，乃往武侯廟祭奠，卻遇武侯顯靈： 

姚卞視之，其人年近六十，身長七尺，面如美玉，唇若絳丹；戴逍遙偃月巾，穿飛絨白鶴氅，飄飄然神仙之侶，挺挺乎廊廟之材。 

　　《清平山堂話本》原名《六十家小說》，收錄了宋、元、明時期民間說書藝人的創作話本共六十種，後洪家家道中落，此書也隨之亡散，今人收集殘本得二十七篇，便以當初洪子美（洪楩字）所構築之書坊「清平山堂」，名為《清平山堂話本》。書中這則《夔關姚卞吊諸葛》故事，乃是宋元時人的作品，這裏的諸葛亮卻是頭戴「逍遙偃月巾」，身披「飛絨白鶴氅」，可見在《三國志通俗演義》問世通行之前，人們對於諸葛亮形象的想像或者構思，其實是有著相當程度的分歧的。由此也可清楚看到，羅貫中「頭戴綸巾，手搖羽扇，身披鶴氅」的武侯造型，正是結合了話本與雜劇的形容與扮相而來。 

　　王圻《三才圖會‧衣服一卷‧諸葛巾》中寫道： 

諸葛巾，此名綸巾；諸葛武侯嘗服綸巾，執羽扇，指揮軍事，正此巾也。因其人而名之。今鮮服者。 

　　後人多便以此說為據，從而理直氣壯地指稱「羽扇綸巾」正是諸葛亮的專有裝扮，卻忽略了這種說法其實是有問題的──除了原始文獻中提到的孔明頭戴之物乃是「葛巾」而非「綸巾」，是後來的人對於數百、乃至上千年以前的古人所穿的服飾因年代的久遠而產生了混淆的印象，以致作者沿用了錯誤的「傳說」；此外，王圻生於明世宗嘉靖八年（公元一五二九年），《三才圖會》是他與兒子王思義二人合力撰成的一部類書，於明神宗萬曆三十五年（公元一六○七年）完成，兩年後刻印出版，從時間點來看，王思義以綸巾為「諸葛巾」的這項例述[7]，有可能或多或少受到刊印於嘉靖元年之後的《三國志通俗演義》的影響，以致誤認為「羽扇綸巾」便是諸葛亮獨有的造型，進而把《太平御覽》中的引述給混作了一談。 

　　「嘉靖壬午本」《三國志通俗演義》是目前可以確定的最早的刻本，從蔣大器所作〈《三國志通俗演義》序〉文中：「書成，士君子之好事者，爭相謄錄，以便觀覽，則三國之盛衰治亂，人物之出處臧否，一開卷，千百載之事，豁然於心胸矣。」[8]可見至少在此〈序〉作成之弘治七年（公元一四九四年）以前，再回推到羅氏《三國志通俗演義》書稿完成之時，這前後一百年上下期間，可說是知識分子爭相謄寫抄錄、轉手傳閱的流行時代；在刻版印刷之後，毫無疑問地，影響層面必定更為巨大。蔣大器〈序〉文寫道：「……《三國志通俗演義》，文不甚深，言不甚俗，事紀其實，亦庶幾乎史。」或許王思義的〈諸葛巾〉之說，便是以為《演義》所述「貼近事實」，竟而不辨原始文獻中「葛巾」與「綸巾」之別，就囫圇地「張冠李戴」，單從這點來看，【上海辭書出版社】編印的《中國歷史大辭典（音序本）》中冊，有關《三才圖會》一條，其評語道：「所記事物，均繪有圖，後加記述。其中圖多取材於他書。內容浩博，但間或有冗雜臆想之處。」可以說是其來有自。

《三才圖會》【上海古籍出版社】

另附圖：〈東晉竹林七賢圖磚刻〉，圖中王戎頭梳雙髻，可用作〈東籬高士圖〉中陶淵明在葛巾下的雙髻髮型之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