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世有人根據明代凌迪知所撰《萬姓統譜‧蕭韻》：「貂勃，齊臣。出《姓苑》。」與《戰國策‧齊策‧六》中：「貂勃使楚，楚王受而觴之。」以及顧炎武《日知錄‧卷二十三‧氏族相傳之訛》：

　　刀氏。《姓譜》以為齊大夫豎刀之後。胡三省曰：「豎刀安得有後。《漢書‧貨殖傳》有刀間。」愚按古書，「刀」與「貂」通，齊襄王時有貂勃。 

這些書中紀錄，試圖證明刀氏即貂氏，而《漢書通志》裏的「刁蟬」就是「貂蟬」。然正如《日知錄》所說，胡三省在《資治通鑑‧卷三十七‧漢紀二十九‧王莽始建國二年》注云：

　　《姓譜》：刁，齊大夫豎刁之後。余按豎刁，寺人，安得有後。《史記‧貨殖傳》有刁間。[5] 

以及《卷七十九‧晉紀一‧武帝泰始七年》：

　　《姓譜》：刁，齊大夫豎刁之後。余按：豎刁安得有後！《漢書‧貨殖傳》有刁間。[6] 

　　可見刀氏其實並非豎刀之後，即使顧炎武先生依照自己的讀書經驗，認為「刀與貂通」，也不能說明齊宣王時的使臣貂勃與西漢時富商刀間，有任何姓氏宗族上的直接或間接關係。而知名史學家陳垣先生在《日知錄校注》一書中注引清代學者葛鳴陽的撰著云：「《復古編》云作「刁」非 。[7]」似乎有以作為姓氏，「刀」不應通「刁」之意。但無論如何，既然是前人早已有先見之明，對於這種宋代以後民間藝人早已揚棄的說法，便不該在這個問題上繼續打轉，徒以無功自擾。

　　今有學者孟繁仁先生考證，指貂蟬：「姓任，小字紅昌，出生在并州郡九原縣木耳村」──按「并州」乃為州名，並非郡名，但網路上可見資料皆作如此寫法，或許有源自同一來源而相互轉抄之可能；即使如此，這個說法仍大有問題。據孟先生聲稱，已發現了貂蟬的故里，乃在今「忻州市東南三公里的木芝村」；本文前面已經提過，「忻州」是隋、唐以後才有的地名，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卷四十‧山西二‧忻州》寫道： 

　　春秋屬晉，戰國屬趙。秦為太原郡地，漢因之。後漢末為新興郡地，晉因之。北魏兼置肆州，永安中又改郡為永安郡。後周徙州於鴈門郡。隋開皇初復改置新興郡，旋廢。十八年，置忻州，因忻口為名。大業三年州廢，屬樓煩郡，義寧初復置新興郡。唐武德初又改為忻州，天寶初曰新興郡。乾元初復故。宋仍為忻州，金因之。元初改為為九原府，旋復故。明初仍曰忻州，以州治秀容縣省入。

　　元雜劇作家在並未細究忻州作為地理名詞在理史上的沿革過程的情形下，錯以為前朝宋時的忻州亦可推用在兩漢、三國，因而留下如此謬柄；按今日的忻州市，在東漢時屬并州太原郡陽曲縣轄下，到了漢獻帝建安二十年時，曹操另置新興郡，郡治所在為九原縣，即今之忻縣，根據清代學者吳增僅撰、楊守敬補正的《三國郡縣表附考證》記載：

　　新興郡，《魏武紀》：建安二十年省雲中、定襄、朔方、五原四郡，各置一縣領其民，立以為新興郡，《太原府志》：治九原。 

　　九原，故屬五原。《元和志》：漢末徙置太原陽曲縣界，屬新興郡。

　　因此，就算貂蟬實有其人，起碼在她生前，向別人說起她的出生地時，也絕不會是：「并州九原縣木耳村人」。另察魏文帝黃初元年時，復置於建安十八年時省入冀州之并州，並以太原郡郡治晉陽為并州州治，而【中國地圖出版社】所出版的《中國歷史地圖集》中的三國時代「冀州并州地圖」頁上，標示太原郡晉陽所在上方即有「并州」二粗體黑字，或許孟先生未及細辨，誤以為此「并州」即為郡名，從而有「并州郡九原縣」之說？

　　話說回來，當初雜劇《連環計》作者之所以要將貂蟬說成忻州人氏，主要是因呂布的籍貫在并州五原郡九原縣，而元代時的忻州，屬九原府，既然戲裏貂蟬與呂布本為夫妻，兩人出自同一鄉里似乎便是順理成章之事；只是為了遷就呂布「五原九原」的出身，而把貂蟬設計成元人所理解中的「九原忻州」人，殊不知，這又是一個更大的錯誤！因為呂布生前時的「五原郡九原縣」，在今包頭市西方，建安二十年時，五原郡為曹操所省廢，九原縣治才向東南內遷，而成為新興郡的郡治，也就是今日的忻縣所在；至於說到包頭與忻州的距離，可是足足有兩百八十公里之遙，實在差得太遠了！

　　孟先生又說：「木芝村原盛產木耳，故名木耳村，後因村中槐樹下發現一株靈芝，遂改名叫木芝村。……村中原有過街牌樓、前殿、後殿、王允街、貂蟬戲臺和貂蟬墓。」這樣就能夠證明貂蟬確實是史有其人、而且生於此木耳村嗎？當然不能！因為說「村中原有」某某建物，即表示現在沒有，那麼過去真的有過嗎？有何「實證」？即使真的有，難道沒有可能是因為劇曲這麼演了、說法這麼傳開了，村民便真以為貂蟬是自己同鄉，才起了這些建築名稱？難道今天在湖北當陽市東十五公里處有周倉墓，便可以證明周倉歷史實有其人嗎？難道今河南許昌市城西石梁河上建有灞陵橋，便可證明關羽挑袍和過五關斬六將是史上確有其事嗎？或者，可以因為今河南南陽市建有武侯祠以及諸多相關碑刻，便說當初諸葛亮的躬耕地就是在這嗎？誠如朱大渭先生在《六朝史論續編》書中（【學苑出版社】）〈商潮中的「名人效應」與歷史科學的真實性〉一文裏所說的：「我國歷史上常有拉名人作本地人，或在本地活動以提高本地知名度的風氣」；從學術研究該有的嚴謹角度來看，倒果為因，其實並不能證明什麼。

　　再說到元雜劇中另有一齣《關大王月夜斬貂蟬》的戲碼，言劉、關、張水淹下邳城，呂布被擒敗亡後，貂蟬為張飛所俘獲，便將其送給關羽「鋪床疊被」。關羽夜讀《春秋》，看到書中盡道妖女嬋娟害人禍國，想到了：「權臣篡位，即董卓父子；妖女喪夫，即貂蟬也」，於是定下主意殺了貂蟬。在這裏，關羽和貂蟬又離奇地扯上了關係。為此，明代的王世貞還作了《見有演關侯斬貂蟬傳奇者感而有述》詩 ：

　　　　董姬昔為呂，貂蟬居上頭，自誇預帷幄，肯作抱衾裯。 

　　　　一朝事勢異，改服媚其仇。心心托漢壽，語語厭溫侯。 

　　　　憤激義鶻拳，眥裂丹鳳眸。孤魂殘舞衣，腥血濺吳鉤。 

　　　　茲事豈必真？可以快千秋。旦聞抱琵琶，夕弄他人舟。

　　　　售者何足言，受者能不羞？寧如楚虞姬，一死不循劉。 

　胡應麟《少室山房筆叢‧卷四十一‧莊嶽委談‧下》有語：

　　《斬貂蟬》事不經見，自是委巷之談。然羽傳注稱：「羽欲娶布妻，啟曹公，公疑布妻有殊色，因自留之。」則非全無所自也。 

　　胡先生學識精博，為有明一代知名之學者，然而在此卻犯了讀書不仔細的毛病；查《三國志‧蜀書‧關羽傳》注引王隱《蜀記》曰：

　曹公與劉備圍呂布於下邳，關羽啟公，布使秦宜祿行求救，乞娶其妻，公許之。臨破，又屢啟於公。公疑其有異色，先遣迎看，因自留之，羽心不自安。此與《魏氏春秋》所說無異也。 

　　史書明明寫著，關羽向曹操索要的是呂布部將秦宜祿的妻子，怎又會和貂蟬扯上了關係？胡先生前文直言批評了雜劇的委談杜撰，可是後文卻又將關羽和呂布之妻拉作一起，似乎潛意識中又有受戲曲影響的跡象。姑且不論這個推論是否確實，但就胡先生筆記中說法而言，至少點出了一個方向，那就是《斬貂蟬》一劇的編成，很有可能便是元人作家鑑於貂蟬故事在說書和戲劇的推波助瀾下愈演愈盛，可是貂蟬最後的下落卻始終語焉不詳，於是便創作了這齣戲，把她送到了關大王的手上，讓從不為女色所動的關公將其斬殺。此舉本是好意，平添關王爺正義凜然的剛直色彩，但是貂蟬之前才為朝廷除了國賊董卓，於國家立有大功，最後反被關羽以「自由心證」揮刀砍死，豈不顯得關公黑白不分、莫明奇妙？對於這點，毛宗崗在《三國演義‧第八回》卷首中即痛斥道：

　　最恨今人，訛傳「關公斬貂蟬」之事。夫貂蟬無可斬之罪，而有可嘉之績：特為表而出之。 

　　所以後人又編造了一齣《關公月下送貂蟬》的戲碼，試圖來個「撥亂反正」，為關公正義形象之外再添些溫情色彩，只不過這樣卻是欲理還亂，倒有為蛇添足之嫌。

　　故而羅貫中作《演義》，首先便大筆刪去了什麼姓任、名紅昌、忻州木耳村人氏、以及掌貂蟬冠等等的那些絮叨廢話，最後再隨著呂布的敗亡，讓貂蟬自此芳蹤杳然，為讀者營造了無限的想像空間，從而思覓再三，甚而試圖探得下落。這便是小說家高明的地方。豈不知毛宗崗於《三國演義‧第九回》卷首早有評語道：

　　呂布去後，貂蟬竟不知下落，何也？曰：「成功者退，神龍見首不見尾，正妙在不知下落，若欲問他下落，則范大夫泛湖之後，又誰知西子蹤跡乎？」 

　　因此連原作中「將呂布妻小并貂蟬載回許都」這段文字中的「貂蟬」二字，都給刪了去，使其更難得見「神龍之尾」；《三國演義》之所以名列「四大奇書」之首，絕非浪得虛名而已。

　　唐太宗曾言：「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虎視何其雄哉！且說至今仍有人汲汲於尋覓貂蟬的身影與下落，試圖給貂蟬故事圓個「來去明白」；羅貫中與毛宗崗若是地下能知，只怕要不住捋鬚而笑，因為他二人當初所故意略去的細節，今日可都成了「請君入甕」的「機彀」啊！

注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