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學者胡應麟於《少室山房筆叢‧卷八‧丹鉛新錄四‧女狀元》中云：

　　女子有官位者，……女侍中有陸令萱，即齊陸大姬掌國事者，見《北史》、《齊書》、《通鑑綱目》等。陳心叔，《名疑》亦遺之。又《樂府雜錄》有鄭中丞，乃宮中教歌舞者。女子教歌舞而為中丞，尤奇且僻也。……

　　明末學者周嬰根據胡應麟之說，乃在《卮林‧卷之八‧諗胡》中作〈女官〉篇，再詳加考釋，先舉本朝文史學家王世貞所撰之《宛委餘編》，稱「以女子為侍中者」，南北朝時後魏、北齊、南漢等各代以宗室及大臣之妻或母親為選；「女尚書」則源自三國魏明帝曹叡「選知書女子謂之女學士」；至於「女博士」則為南朝宋孝宗朝之韓蘭英[3]。又舉《北史》：「獻文女常山公主與穆氏瑯琊長公主並為女侍中。」指「帝子天孫」亦在女侍中的選單之列；再接著引述書中《卷十八‧景穆十二王‧任城王澄傳》道：

　　神龜元年，詔加女侍中貂蟬，同外侍中之飾。任城王澄表曰：「高祖、世宗俱有女侍中官，未見綴金蟬於象珥，極鼲貂於鬢髮。江南偽晉穆何后有女尚書而加貂璫，此乃衰亂之世，妖妄之服。……」

　　意思是說：北魏孝明帝神龜元年（公元五一八年）時，詔令宮中女侍中官帽上加「貂蟬」裝飾，比照男子侍中的規格；此時任城王拓拔澄上表啟奏，說昔日高祖孝文帝以及世宗宣武帝在世之時，雖有女侍中官，可是她們頭冠上的象牙飾物上並未再加以金蟬璫點綴，鬢髮之上亦未附加鼲、貂之尾以為冠飾。拓拔澄認為，過去在東晉時代，晉孝宗（穆帝）司馬聃的皇后何法倪，降旨為宮中女尚書加貂璫之飾，此為「妖妄之服」，乃是國家衰亡、走向亂世的徵兆。

　　重點來了，自魏、晉乃至南北朝時代，宮內的確是有「女官」的存在，亦有不顧制度而給女官冠帽上加飾貂蟬者，然卻未曾見有職「掌貂蟬冠」的女官，更無有名為「貂蟬冠」的文字記錄。

　　「貂蟬冠」之為官服形制名稱，最早的正式文獻當見於《宋史‧卷一五二‧輿服志‧四》中之記載：

　　朝服：一曰進賢冠，二曰貂蟬冠，三曰獬豸冠，皆朱衣朱裳。……

    　　貂蟬冠，一名籠巾，織籐漆之，形正方，如平巾幘。飾以銀，前有銀花，上綴玳瑁蟬，左右為三小蟬，御玉鼻，左插貂尾。三公、親王侍祠大朝會，則加於進賢冠而服之。

宋《名臣圖》韓琦籠巾

圖中帽緣前方可明顯看到蟬紋璫飾，左側則插有貂尾。 

　　此外，宋太宗趙光義於太平興國年間命李昉等編撰的《太平御覽》，其中〈服章部〉裏亦有「貂蟬」專篇，條列歷代文獻相關之記載；綜合前述兩點，由此可以推斷「貂蟬冠」一詞乃是宋朝時才有的正式名稱。元代離宋不遠，《連環計》作者可能是鑑於之前的民間藝人將呂布的妻子取名作「任貂蟬」，覺得不妥，故而另取名作「任紅昌」，再以「貂蟬冠」為引，將「貂蟬」取作別號（或暱稱），豈不知兩漢、三國時代並無「貂蟬冠」之稱，劇作家這裏又犯了一錯。「貂蟬」一詞，乍看起來既是「貂」、又是「蟬」的，都是動物昆蟲的名字，用在女孩子的身上好像不太雅；然而應劭的《漢官儀》早有言在先：「蟬居高食潔，口在腋下；貂內勁悍而外溫潤。」用在離間董卓、呂布的奇女子身上，既顯其冰清玉潔、以身報國，又隱喻其外柔而內剛的個性，可說是恰如其分、寓意深遠，宋代時的說書藝人真稱得上是慧眼獨到、又別具巧思矣。

　　回頭再說《連環計》，雜劇中寫王允先請呂布赴宴，貂蟬於側遞酒唱曲，王允便讓他夫妻二人相認，並允諾選一吉日良辰，倒賠房奩，讓二人團圓；隨後，王允又請董卓同飲，命貂蟬打扇，董卓見貂蟬美麗，王允進言願將貂蟬獻與為妾，董卓大喜。後來，呂布得知董卓將貂蟬據為己有，怒不可遏，乃潛入董府找貂蟬問話；董卓見了以為呂布調戲貂蟬，下令擒拿，被呂布走脫，逃至王允府中，遂與之共謀誆騙董卓入朝受禪，予以刺殺。

　　由此看來，雜劇雖然較《平話》在劇情上做了更多的發揮，可是仍脫不出貂蟬與呂布本為夫妻的窠臼，使王允利用了他二人的夫妻關係，以使董、呂二人反目，如此卻未免顯得王允手段的低下，反與他拯救漢室的崇高目的有了不協調之感；此外，貂蟬既與呂布相認，之後又被王允送與董卓作妾，居然能毫無怨尤，雖說是為了國家，但這實在有違人之常情，邏輯上大有問題。

　　於是這故事到了羅貫中手上，便以其巧思，做了大幅度的翻修。首先拆開了呂布與貂蟬的關係，把貂蟬設計成自幼便被買入王府，使貂、呂二人本不相識，令王允連環計的運用變得合於情理；這樣的改動，就讓呂布成了貪圖美色不惜與董卓決裂之徒，而不是原來的只為奪回被霸佔的妻子，由此更突顯了呂布見利忘義、見色忘君的「三姓家奴」的狼子性格，使得呂布形象的塑造有了一以貫之的一致性。藉由這樣的設計，貂蟬在董、呂二人間的離間工作也有了更大的發揮空間，大大增進了貂蟬角色的重要性，將其靈巧黠慧、嬌柔美豔無不細細刻畫出來，使故事更加曲折、平添更多趣味，增進了小說的可讀性。

　　小說家不但以《平話》、雜劇中的情節主幹為張本，更參考了史料，將歷史文獻中的記載巧妙地融入了小說敘事之中──所謂「據史演義」正是在此。

　　《三國志》呂布本傳記載：

　　（董）卓自以遇人無禮，恐人謀己，行止常以（呂）布自衛。然卓性剛而偏，忿不思難，嘗小失意，拔手戟擲布。布拳捷避之，為卓顧謝，卓意亦解。由是陰怨卓。卓常使布守中閤，布與卓侍婢私通，恐事發覺，心不自安。

　　先是，司徒王允以布州里壯健，厚結納之。後布詣允，陳卓幾見殺狀。時允與僕射士孫瑞密謀誅卓，是以告布使為內應。布曰：「奈如父子何？」允曰：「君自姓呂，本非骨肉。今憂死不暇，何謂父子？」布遂許之，手刃刺卓。語在〈卓傳〉。

　　《後漢書‧卷七十五‧呂布傳》中的說法亦大致相同：

　　卓自知凶恣，每懷猜畏，行止常以布自衛。嘗小失卓意，卓拔手戟擲之。布拳捷得免，而改容顧謝，卓意亦解。布由是陰怨於卓。卓又使布守中閤，而私與傅婢情通，益不自安。因往見司徒王允，自陳卓幾見殺之狀。時允與尚書僕射士孫瑞密謀誅卓，因以告布，使為內應。布曰：「如父子何？」曰：「君自姓呂，本非骨肉。今憂死不暇，何謂父子？擲戟之時，豈有父子情也？」布遂許之，乃於門刺殺卓，事已見〈卓傳〉。

　　說董卓入京後，以恐怖手段虐殺朝臣百姓，因此時刻擔心遭人報復，而令驍將呂布隨侍左右保護。但董卓為人剛烈、個性偏狹，一旦發怒便不顧一切，曾因一件小小不愉快之事，便隨手拔了一支短戟往呂布身上擲去，被身手矯捷的呂布避開，呂布趕忙向董卓致歉，董卓也就消了氣，這事表面看似到此落幕，可是呂布卻從此懷恨在心。再加上董卓常命呂布把守居室，呂布藉著自由進出董府之便，而與服侍董卓的婢女私通，呂布擔心姦情曝光，在擲戟事件後內心更加不安。於此之前，和呂布同為幷州人的司徒王允，以同鄉出此健勇壯士為由，而與呂布交厚；這時呂布拜訪王允，言語埋怨差點便要死於董卓之手，恰好不久前王允才與尚書樸射士孫瑞正在密謀除去董卓之事，王允遂邀呂布加入計劃、也好從中接應，呂布心有遲疑，說：“怎奈董卓與我有義父、義子的情分”，王允說到：“您自姓呂，和董卓本就不是親生骨肉；今天您擔心被殺都來不及了，哪還管得上父子之義呢？他當初拿戟丟您時，豈還有父子之情耶？”呂布於是慨然允諾，與王允、士孫瑞、黃琬、李肅等人密商共誅董卓。

　　據《三國志‧魏書‧列傳第六‧董卓》與《後漢書‧卷七十二‧董卓列傳》，當時漢獻帝疾病初癒，大會群臣於未央殿，呂布與騎都尉李肅率領親兵十餘人，假扮殿前衛士把守宮門；待董卓一到，李肅率眾擊殺董卓，董卓大驚忙呼呂布來救，此時呂布拿出士孫瑞事先寫好的天子詔書，厲聲高呼：「有詔討賊臣！」接著以矛刺向董卓，手下親兵也一擁而上，董卓措手不及，死於亂刀之下。

　　說到這裏，可以很明顯地看到，羅貫中於小說中的敘事和史籍的記載有著相當高的吻合之處；不過最後呂布刺殺董卓的武器是「矛」，而不是「戟」，《演義》中寫呂布兵器為「方天畫戟」，乃是承襲《三國志平話》的「丈二方天戟」而來，方天戟其實並不實用，南北朝後多作為儀仗、衛門的器物。漢代、三國時，戰陣常用的長桿兵器主要為戟、矛，三國後期開始出現了形制更為輕便而實用的「槍」，而當時的「戟」，與「方天畫戟」在外型上還是有很大差別的。

　　前面提到《演義》中：「小說家在這段情節不厭其煩地寫呂布『提戟』如何如何」的「用意」，正是套用了史籍所載董卓「拔手戟擲之，布拳捷得免」的這段故事，將董卓丟擲的戟說成了呂布的方天畫戟，雖然文字紀錄清楚地寫著當時所用乃是「手戟」，為一種「短戟」，而非長桿的方天戟；小說家如此變造，固然是為了切合情節上的需要，但經由不斷提醒讀者「提戟」的動作，強化了方天戟與呂布形影不離的印象，最後這支隨身兵器卻落到了董卓手上，反欲用來撲殺原主，由此不但凸顯了姦情被人撞見，呂布倉皇而走的慌亂，讓自己義父用自己的兵器趕殺，更見其狼狽，呂布的惱羞成怒而萌生殺機，在這裏獲得了合理的解釋，小說家的用意不可不謂深遠。

　　不過，呂布本傳中的董卓擲戟和呂布私通婢女，顯然是兩回事。擲戟事件肇因於呂布因細故得罪董卓，董卓一時氣起，才有這般動作，呂布避開短戟隨即向董卓陪罪，而董卓當下也就原諒了呂布，可見兩人所衝突的絕非私通婢女之事。《三國志》寫呂布擔心東窗事發，可以想見董卓尚不知情，而《後漢書》更是清楚寫著，擲戟之事在前，通情之事在後；呂布基於前次只因小故董卓便要憤而殺人，自己借防守之便「偷吃」，若是讓董卓聞知，後果更是不堪設想，呂布愈思愈覺不安，才跑去與王允「訴苦」。

　　史料寫得明明白白，然而小說者本在於杜撰情事，自當不會拘泥於這些細節，乃改寫作呂布與貂蟬於鳳儀亭私會，被董卓尋見，才有了擲戟事件的發生；而在「董太師大鬧鳳儀亭」之後，小說家也沒讓呂布馬上就去找王允，而是讓貂蟬慫恿董卓走避郿塢，王允於其後煽動呂布怒火，進而建構出一折曲折動人的絕妙好戲。

　　小說固然是據史演義，將故事寫得精采萬分，但是細查史書，可從未有過「貂蟬」二字的記載，以及貂蟬其人的相關描述；《三國志》與《後漢書》只說呂布與董卓府內侍婢私通，這和《平話》、《連環計》、甚至《演義》中的情節，都有著很大的差異。

　　清代學者梁章鉅於晚年時作《歸田瑣記》，其中卷七有〈三國演義〉篇文，末云：「按今《演義》所載周倉事，隱據《魯肅傳》；貂蟬事，隱據《呂布傳》，雖其名不見正史，而其事未必全虛。」梁章鉅在道光年間，搜集各家著述，「一一疏通證明」，「去其疑而存其信」，乃撰成《三國志旁證》凡三十卷，可稱得上是清代三國史研究之大家。仔細分析《歸田瑣記》的說法，其實是指《三國演義》中的「連環計」並不全然虛構，而與歷史記載有些切合之處，同時梁先生也點明了貂蟬並不存在於歷史紀錄中，頂多只能說在史書的敘述中可以找到貂蟬的「影子」，故而可「隱據」呂布本傳。

　　梁章鉅在《三國志旁證‧卷九‧呂布傳》中寫道：

　　案今小說有王允獻貂蟬作連環計事，即由侍婢私通一語演出，亦非盡無因。李長吉〈呂將軍歌〉：「榼榼銀龜搖白馬，傅粉女郎大旗下。」即指此事也。

　　事實上，羅貫中創作的參考資料不光是史料而已，梁先生只見其一、而不見其二，忽略了《平話》與雜劇亦佔有舉足輕重的份量。然而梁先生在後頭說到唐代大詩人李賀的詩，指裏頭的「傅粉女郎」就是貂蟬，這就有失嚴謹了，豈不知詩者可以憑託想像、借諭寄意？況且李賀的詩受《楚辭》中浪漫主義精神影響甚深，因此作品中多含有極其豐富的想像力，豈是全都真有所指？再說，有什麼證據證明：唐朝詩人筆下這位立於大旗之下的敷粉女郎，就是宋、元民間傳說中的貂蟬？未免扯得太遠了吧？！看來，有著豐富想像力的，還不只李賀一人呢。

　　梁章鉅在另一部著作《浪跡續談‧卷六‧貂蟬》中又云：

　　《三國志演義》言王允獻貂蟬於董卓，作連環計，正史中實無貂蟬之名，惟《董卓傳》云，卓嘗使布守中閤，布與卓侍婢私通云云。李長吉作〈呂將軍歌〉云：「榼榼銀龜搖白馬，傅粉女郎大旗下。」蓋即指貂蟬事，而小說從而演之也。黃右原告余曰：「《開元占經》卷三十三，熒惑犯須女，占注云，《漢書通志》：『曹操未得志，先誘董卓，進刁蟬以惑其君。』此事異同不可攷，而刁蟬之即貂蟬，則確有其人矣。」《漢書通志》今亦不傳，無以斷之。

　　值得注意的是篇中後半段，說到成書於唐玄宗開元年間、由印度人瞿曇悉達所主編的《大唐開元占經》一書中，引一本「逸書」名喚《漢書通志》，稱曹操還未得志、為一方之霸前，曾先以利誘、投至董卓手下，並進獻刁蟬女來媚惑董卓──「其君」當指董卓，曹操則為其下屬。《開元占經》雖為天文曆數名著，但對於歷史實事記載的可性度則又是另一回事了；這些先且不論，單就《漢書通志》而論，此書既不見於歷代史籍文獻提及、引用，並早已亡佚，說得難聽一點，《開元占經》注引《漢書通志》的說法，根本就是死無對證，真假難辨。

　　不過要判別《漢書通志》內容的可靠程度，其實還是有方法的。

　　《三國志》曹操本紀中明文記載，董卓進京，另立漢獻帝即天子位，致使京都大亂，此時董卓表薦曹操為驍騎校尉，以拉攏曹操，共圖大事；曹操卻認為董卓多行不義、必將自取滅亡，故不等加封驍騎之職，就變姓改裝，潛逃回老家去了，後來更散盡家財，招合義兵，共誅董卓[4]。所以，曹操壓根就不曾在董卓手下任過一天事，又何來「進刁蟬以惑其君」呢？可見《漢書通志》的說法是完全靠不住的；此書不曾見其他書傳提及，或許便是這些星相占卜術士為了證明自己的理論，所信口捏造出來的也說不定，只是這些人「說謊不打草稿」，連基本歷史都沒弄清，反倒鬧了大笑話。

　　話雖如此，但《開元占經》注引《漢書通志》之說，起碼說明了一件事，那就是至少在唐代以前，民間便已有「刁蟬」媚惑董卓的故事流傳了；只是此事與史相悖，太過荒謬，宋、元時的說書人於是參照正史的記載，把進獻貂蟬的首謀改作了王允，使敘事能夠循符於歷史的框架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