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家恆（遠流 副總編輯）
第一次見到朱嘉明先生是在紫藤廬茶館。去年四月，紫藤廬的周渝先生為了，舉辦了一場紀念周德偉先生的研討會，其中包括遠道從維也納大學來的朱嘉明先生。既然周德偉師從海耶克，而海耶克是奧地利經濟學派的重要成員，把朱嘉明先生請來，也是順理成章的事。
在幾場會議上，朱先生盤腿坐在榻榻米上，雙目微閉，飽滿高聳的前額，顯得頭髮更短，斑駁的鬍鬚，讓人想到入定的老僧。但是一開口發言，言語清晰而有活力，論辯時火力十足。從會後的言談間，知道他正在以中國貨幣經濟寫一本專書，打算從先秦寫到當代。
從經濟生活、從貨幣來解釋中國的歷史發展，似乎並不多見；而書寫中共建政後，人民幣基本上是一種不具正常貨幣功能的貨幣，而又在七八年改革開放之後，中國重新啟動貨幣經濟，更是少見碰觸的主題。尤其朱嘉明在八○年代初進入國務院，算是曾經參與中國經濟改革的「局內人」（insider），更讓人對這本書有所好奇、有所期待。
簽約的那天，正是六四。一九八九年的「六四」，改變了許多人的命運，朱嘉明也是其中之一，這一天對他，別具意義。有些人的命運，是因為自身在當時所處的位置或處境而不得改變。有些人的命運是有所選擇，可以不受改變的，但卻因為自身的一念之間、或是性格、或是其他旁人看不透的原因，走上一條人生風景大不相同的路。當年趙紫陽到天安門廣場上探視學生，老淚縱橫，告訴學生：「同學們，我們來得太晚了，對不起同學們了。」站在趙紫陽身邊的是溫家寶。如果說連溫家寶都可以安然度過那個中共建政以來一次最大的統治危機，以至於到今天，「六四」都還是個政治的禁忌，那麼，身為趙紫陽經濟幕僚的朱嘉明，有什麼理由過不了這一關，甚至要流亡海外二十年？
在改革的樹林中，遇到一條岔路……
在這本書裡頭所看到的是，有一件事朱嘉明覺得非得說清楚不可。一般認為，一九八九年的天安門事件跟之前中國的通貨膨脹有直接的關聯，因而可說是六四的導火線。中共對於通貨膨脹敏感的程度，很多人是無法想像的。當年中共能在國共內戰把國民黨打得節節敗退，一是軍事的勝利，但是更重要的是民心，而所謂的民心向背，關鍵之一就在通貨膨脹。錢不值錢了，自然人心惶惶。到了上海物價失控的時候，用不著中共打下來，國民黨自己也要敗的。
到了中共建政之後，照朱嘉明的分析，人民幣只是一種交換的憑證而已，根本不具有一般貨幣的性質。中共是要徹底取消私有制，貨幣做為資本主義的罪惡淵藪，當然是不能存在的。但是這套制度運作了三十年之後，在鄧小平啟動改革開放，又開始走回貨幣經濟，走回商品經濟。所以中國到今天改革開放三十年的時間點是很有意義的，因為這意味著中共全面取消商品經濟的路走了三十年，然後走商品經濟的回頭路也走了三十年。從時間上來看是等長的，但是去程和回程的力道大不相同。
六十年前，中共向人民訴求的是要建立一個擺脫殖民與封建箝制、更平等、更均富的新中國，然而這一來一回走下來，中國今天是擺脫了殖民控制，揚眉吐氣，「站起來了」。但是對外骨頭硬，對內也是不手軟，「外護主權，內顧維權」，太子黨和富二代形成的「新世襲」，儼然是封建遺毒借屍還魂，有「維權」這道護身符，離平等均富是越來越遠。
在朱嘉明破格進入國務院，參與經濟規劃事務時，中國基本上還是個「均貧」的局面，當時的要務是如何恢復商品經濟，而不是「均富」。朱嘉明的比喻很淺顯易懂，當時的中國有如一片旱田，貨幣是水，要讓旱田變水田，就要先大量注水，一時之間，貨幣超量供給，自然會造成通貨膨脹。但朱嘉明認為，當時的通貨膨脹是暫時的，只要政府能穩住，就可度過難關。從後來的歷史發展，已經無法驗證朱嘉明的想法，也無法得知，如果他當年留在中國，是會入獄，還是像當年他那批年輕學者如王岐山、吳敬璉、張維迎、周小川，也成為今天高層權貴？
腳踏車上的經濟學家
在編輯《從自由到壟斷》的時候，為了求工作的專注和效率，在宜蘭三星找了一間民宿，請了朱先生夫婦，住了三天兩夜，看稿看累就睡，睡醒再看，遇到問題，當即討論，肚子餓了又吃我帶去的幾斤生麵條，配著民宿主人早餐的剩菜，加上園子裡摘來的菜和蔥。
第二天中午過後，天陰微雨，我說朱老師咱們騎車出去透透氣，朱先生說沒問題，於是就騎了民宿屋裡的兩台自行車，沿著一九六號公路，往三星騎去，我打算買一罐能拌麵的醬。公路筆直，但並不寬，而行經的車子不多，速度卻很快，所以我們兩台腳踏車是先後而行。
不一會兒，我發現朱先生在後與我隔了一段距離，我停下來稍候。朱先生手揮了兩下：「沒事兒，繼續走。」過了一會兒，我又停下來，因為朱先生越落越後面。這次，我發現問題出在哪兒了。朱先生身材瘦高，而他騎的那台腳踏車，座墊卻是放到最低，加上這兩台車的車胎氣都不太夠，難怪騎起來很費力。
我請朱先生下了車，把座墊拉高，耽擱不到一分鐘，就又上路了。朱先生騎在前頭高聲喊道：「這回好了，沒問題。」用力踩幾下，就竄到前頭去了。我顧不得打在身上臉上的雨，也趕緊加速。
在這麼青翠的鄉間，在斜風細雨中奮力踩踏，是很過癮的事。而調整了腳踏車之後的朱先生，自此一路騎在前面，路上還在雜貨店買了一頂斗笠遮雨。我看著他的背影，心裡不免有點感慨，如果他和同代的那批人有更多的時間和機會，快意江湖，像在八○年代一樣全心投入建設國家，改善民生，他們的人生和中國這個國家，今天會有如何不同的的面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