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佛陀住世當時，印度有各種哲學的宗派，其主要是對世界的起源和人生的歸屬作無盡的思考。例如，富蘭那迦葉(PURANMAKASSAPA)認為善惡是因習慣而定，為善為惡並無相應之業根。

此外，當時也有唯物論者，認為人生的目的是在尋求快樂，排斥一切嚴肅的倫理。當時的耆那教的始祖大雄，也就是尼乾子，則是極端的苦行派。

由當時印度的各種哲學宗派中，可以深深地了解印度的哲學的複雜程度和活潑程度，超過中國的春秋戰國時代，也與古希臘相當。他們對人生和宇宙的思索至高至廣，對學說的創立和系統化，是受到整個沙門宗教集團的活潑風氣的影響。當時的佛教的各派哲學思想與希臘的哲學思想十分接近，而與中國的哲學思想有所距離。在春秋戰國時代，當時的中國並無唯物論，並無三世因果和業力理論。

由此可見，研究佛教的理論，如果不重視當時的思想沿革，便很難在佛教的理論中提煉出適合現代的哲學和宗教思想。就如同研究法律，若不研究立法當時的背景和立法理由，便很難正確無誤的詮釋法律一樣。

（轉載自蕭雄淋著，宗教的探索，頁39，未來書城股份有限公司，2003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