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雀蕭梁已往塵，文明起落似迴輪。

當年清教今何在？五月花船見佛身。 

 在印度佛教的歷史上，佛教除了實踐的情意滿足之外，還要求有知性的理論滿足。 

 依據日本學者木村泰賢在「大乘佛教思想論」及聖嚴法師在「印度佛教史」認為，龍樹的中論是充滿熱與力的作品，然而龍樹整理和註解的大乘經典，仍有若千理論之不足，如真空妙有和眾生成佛的根據不足及佛陀的法身觀尚未完成，因此而產生唯識和如來藏的經典和理論。也產生如來藏經、勝鬘經、大乘涅槃經、解深密經、入楞伽經等。木村泰賢說這些經典大抵上是談理的，它只能滿足繁瑣的學究，而失去大乘佛教活潑的生命。這些經典也沒有法華和般若經那般恢宏和從容不迫，這句話令人深思。 

 宗教應是一個實踐的宗教，而不只是一個經院哲學。一個沒有理論的佛教，固然不足以成為人類安身立命的信仰。然而一個只重談玄禪修的宗教，也無法成為社會向上提升的力量，而成為人生終極關懷實踐的對象。 

 歐洲中世紀基督教的經院哲學，對人類生活的改善和社會的向上提升，並無助益。宋明理學也是如此。羅家倫在「新人生觀」一書中說：「顏習齋把真正孔子主持的禮、樂、射、御、書、數的教育，和宋儒峨冠博帶談靜敬的教育，形容成為一幅怵目驚心，絕對相反的圖畫。他慨然道：『宋，前之居汴也，生三四堯、孔，六七禹、顏；後之南渡也，又生三四堯、孔，六七禹顏。而乃前有數十聖賢，上不見一扶危濟難之功，下不見一可相可將之材，兩手以二帝畀金，以汴京與豫矣！後有數十聖賢，上不見一扶危濟難之功，下不見一可相可將之材，兩手以少帝付海，玉璽與元矣！多聖多賢之世，而乃如此乎﹖噫！』 

 理學受到佛學相當的影響，宋明的理學談心談性而不談行，談形而上，而不談國計民生，所以宋明出了很多儒者大家，但是卻不見一可用之才，就如同研習齋所說的：『上不見一扶危濟難之公，下不見一可將可相之才。』」 

 佛教在印度和中國最盛的時期，究竟是造成社會的清新力量，還是形成社會的經濟負擔？究竟形成有力的文明，還是形成衰弱的文明？佛教在印度興，而在印度亡，並未對印度造成堅強有力，足以對抗外侮的文明。佛教在孔雀王朝阿育王時最盛，然而阿育王因大作修佛之事而府庫空虛。 

 施和耐（Jacques Gernet）在其名著「中國五至十世紀的寺院經濟」一書，也深感到佛教在中國的寺院經濟，也造成社會極大的負擔。佛教的文明，在歷史上也沒有使中國成為一個強而有力的，足以對抗外侮，不屈立世的文明。 

 歐洲的基督教文明發展，是一個至今深思的歷史。在吉朋的「羅馬帝國興亡史」中，吉朋認為羅馬帝國是因為帝國過度龐大，所以衰落。羅馬帝國屢遭蠻族的入侵，人民對俗世不滿，因而基督教趁虛而入。由於基督教嚮往來世，所以羅馬公民不再重視俗世，只嚮往死後入天堂的快樂；不再崇尚武力，愛國心也因而衰微。吉朋認為基督教文明摧毀了羅馬文明。基督教在失去了俗世的地位和權力之後，才開始有它的改革。在基督教改革後，歐洲的印歐文明，成為今日的世界主流文明。清教徒的克勤克儉更造就了二十世紀的美國文明。 

 同樣的，當今的佛教，如果不能像歐洲的基督教改革一樣，有一個教義和佛制的改變，契入時代的核心，跳脫唯識和如來藏繁瑣的思辯體系，而純以般若藏為中心，以實現人間淨土為本願，積極入世實踐大乘菩薩道，在各行各業展現宗教的無我忘我精神，全力改善地球環境、促進社會秩序、提升人類智慧，實在不足以適應時代需要。距今兩千多年前孔雀王朝阿育王之失，難道不足以為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