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時候看電視古裝劇──尤其是武俠片時，劇中那些行旅客商乃至綠林豪俠們隨便出手便是碎銀甚至整錠銀元的場景，可說是屢見不鮮，以致讓人形成了一種印象：即古人都是揣著銀子出門上路的、並且帶個一二百兩毫不稀奇。

　　長大後見識多了，發現電視裏演的有兩大問題：第一，古代的一百兩大約相當於三四公斤重，二百兩那就是七至八公斤了，可是電視劇中的人物卻是個個衣衫窄窄且一派輕鬆的樣子，絲毫看不出身上藏著有如啞鈴般體積和重量的金屬塊之痕跡；第二個不現實，即古中國受限於開採及冶煉方面的技術問題，銀產量即使如唐代元和年間（公元806～820年）一年總額超過十萬兩，但仍不足以支撐成為全國通行的貨幣。

　　兩宋時期，雖然仁宗執政初期即已官定稅收用銀，使白銀成為法定貨幣，也出現了形同砝碼的銀錠，以及政府與民間用官鑄或私鑄的金銀錢做交易，但數量上仍不足與紙鈔和銅鐵錢相提並論。

　　元朝時，開始出現了作為通貨使用的銀幣，政府還鑄過五十兩一錠的大銀元，稱作「元寶」，意思是「元朝的寶貨」（其實在唐代時即有「元寶」之稱，如「得壹元寶」、「順天元寶」…，南宋亦有「慶元元寶」、「嘉泰元寶」、「大宋元寶」等等，但皆非銀元，而是銅錢和鐵錢）；元寶外形兩端翹起，便於纏在腰間攜帶，成語「腰纏萬貫」便是這麼來的。五十兩銀元多作國庫藏收之用，畢竟體積和重量太大，不好帶在身上出外行走，於是便另鑄有二十五兩以及十兩一錠的銀元，另外還有更小的「銀錁子」。但隨著國家紙幣制度的建立，金銀皆被集中收入官庫，又頒布了不准私自買賣金銀或打造金銀器物、違者嚴懲的法律，白銀遂在交易市場中銷聲匿跡了一陣子，元末幣值大亂後才又重現江湖。

　　由於是私下交易，民間最常用的是散碎銀子，因為銀子質地軟，可以用剪刀等工具裁切，用「戥子」（小桿秤）秤重，銀錢價值多少便一目瞭然了；不過銀子的成色不盡相同，最好的銀子稱「紋銀」、差的則叫作「低銀」，兩者即使重量相同、價值卻不可同日而語。電視中將碎銀只在手中掂一掂便成交的演法，實在過於想當然爾了！

　　往後再到明代，白銀雖非國家法定貨幣，但隨著民間私鑄劣質銅錢的氾濫與銅礦的逐漸枯竭，以及明太祖開始印行的「大明通行寶鈔」，由於發行量不斷加大卻甚少回收，以致通貨膨脹，洪武年間的後期便已經出現明顯貶值，到了明孝宗弘治年間（公元1488～1505年）更是形同廢紙、而不得不下令廢止。最後朝廷只得順應客觀形勢，准許銀錢的使用與通行，於是出現了《明史‧食貨志》中描述的「朝野率皆用銀，其小者乃用錢」情形。

　　白銀之所以能夠成為全國主要通貨，巨額的數量是至要關鍵，然而中國本地的銀礦出產並不提供如此龐大的數量，至於這麼多的白銀從哪兒來的答案自然也就不言而喻了：海外。

　　自1550年代歐洲通往中國海路開通以來、直至1800年代，亦即是明代中葉到清代中葉末期的這兩個半世紀，中國的對外貿易一直保持巨額的順差。由於幅員遼闊、物產豐饒，中國無須仰賴進口物資便可自給自足無虞，並且對舶來品也不甚感興趣──明崇禎十年，英國東印度公司商船初次抵達中國，「沒有賣出一件英國貨，只是拋出了八萬枚西班牙銀元」（《舊的對華貿易──鴉片戰爭前中英通商史》格林堡【北京商務印書館】）；另一方面，中國所生產的貨品不但種類繁多，並且在質與量上皆可稱得上傲視全球，曾經擔任晚清海關總稅務司近半世紀之久的英國一等男爵──羅伯特‧赫德在其著作中提到的幾句話可以窺見一斑：「中國有世界上最好的糧食─米；最好的飲料─茶；最好的衣料─棉布、絲織品與皮貨。除這些主要物品外，還有數不盡的其他次要物產……」（Chinese have the best food in the world, rice;the best drink, tea;and the best clothing,cotton, silk,and fur. Possessing these staples,and their innumerable native adjuncts… ──《"These from the land of Sinim" : essays on the Chinese question》Robert Hart【LONDON : CHAPMAN & HALL, LD.】）據史料記載統計，十六至十八世紀，中國向全世界出口的商品總數多達二百三十六種，其中包括手工業製品一百三十七種，最大宗為生絲與絲織品，其次則是瓷器和茶葉。

　　除質、量上的優越性外，由於勞動力資源豐富、人力成本低廉，所以中國商品在海外的價格競爭優勢也十分顯著。再加上新大陸的發現，美洲白銀的大量產出以致歐洲市場上銀價大幅滑落，但在中國的銀價卻因消費需求緣故始終居高不下，因此便給商人有了套匯獲利的機會──當時中國對外的海上貿易路線主要有三：歐洲、美洲與日本，精明的歐洲商人將日本、美洲生產的白銀入中國套換黃金，單程即可賺取一倍以上的獲利！於是白銀便如海水般持續不斷地大量湧入中國。

　　根據曾經擔任葡萄牙教育與文化部長、國家圖書館館長、同時也是里斯本大學社會科學暨人文科學學院創始人之一的馬加良斯‧戈迪尼奧教授（1918～2011年）的研究，在這兩百五十年間，日本白銀產量的絕大部分以及佔美洲產量一半的世界白銀皆流入了中國。（《Os Descobrimentos e a Economia Mundial》Vitorino Magalhães Godinho【Editora Arcádia】）

　　又據經濟史與社會學學者安德烈‧貢德‧弗蘭克（Andre Gunder Frank）《白銀資本──重視經濟全球化中的東方》（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書中所述，此時的國際貿易中，有四個地區長期保持著貿易逆差，即：日本、美洲、非洲及歐洲。日本和美洲靠出口白銀來彌補逆差，非洲則靠出口黃金和奴隸以彌補逆差，而歐洲卻無法和這三個地區一樣生產可供出口的商品以彌補長期的貿易赤字。於是，歐洲便只能靠「經營」其他三個貿易逆差地區的出口來過日子：從非洲出口到美洲，從美洲出口到亞洲，再從亞洲出口到非洲和美洲，歐洲成了全球貿易網絡中的中介，同時也將大量的白銀送進了中國。

　　當時的歐洲諸國普遍奉行重商主義政策，視金銀貨幣為財富的唯一形式，並且認為通過貿易使外國的貴金屬源源不斷流入本國才是最好的富國強兵之道；如此長期而大量的白銀流失，自然引起了如葡萄牙、西班牙等海上強權國家政府的惶恐不安，如西班牙國王便曾在1593年的元旦以及1595年的七月與九月，三度頒發敕令，規定每年從墨西哥運抵菲律賓的白銀以五十萬比索為上限，意圖遏阻美洲白銀流入中國。然而在本國產業相對缺乏市場競爭力的現實環境下，這樣的敕令仍不過是徒具形式的一紙空文罷了。

　　到了1760年代，英國隨著海權的興盛，開始逐漸取代了葡萄牙與荷蘭對中國貿易的壟斷地位；清乾隆皇帝執政時期，西方對華貿易中，英國就占了八成，於是打通和中國對話的管道便成為英國經濟外交上的當務之急，馬戛爾尼使團的來華即是在此背景下成行的。

　　《中國二百年──馬戛爾尼訪華到鄧小平南巡》（李守中 著【遠流出版社】）書中第三章寫道：
　　　在馬戛爾尼使團來華之時，中國對外貿易只限廣州一地。中國對西方的進出口總額約為一千四百萬兩白銀，其中進口六百萬兩，出口八百萬兩。每年約有二百萬兩白銀流入中國，其中約八十萬兩來自英國，約六十萬兩來自美國。
　　　到了一八三○年時，中國的進出口總額增長到了二千二百萬兩左右，中國的順差達到四百萬兩。由英國流入中國的白銀達到二百六十萬兩。

　　如今英國同樣也面對了昔日西、葡、荷等國所頭疼的難題，更雪上加霜的是，美洲的白銀資源這時已出現了衰竭的徵兆，因此英國必須及時設法遏制白銀不斷外流的局面，否則國家貴金屬庫存的入不敷出以及大量流失勢必將造成國力的嚴重衰退。但是，英國依舊沒有一樣能大幅擴大對華出口以彌補逆差的「正規商品」，於是壟斷著英國對華貿易的東印度公司便將腦筋動到了「鴉片」頭上。

　　但中國早在雍正七年（1729年）時即體認到鴉片的毒害而頒布了禁煙令，因此東印度公司只得通過散商走私的方式將鴉片偷運進中國，此時一年尚不超過四百箱。到了嘉慶二十年（1815年），鴉片年進口約四千五百箱不到，但次年即迅速成長到一萬餘箱，一八三○年突破兩萬箱，一八三八年超過三萬箱。

　　吸毒癮習的迅速蔓延，不僅戕害國人的健康，更使得中國不再持有貿差順差優勢，白銀開始急遽外流。清政府看到了問題的嚴重性，皇帝徵詢朝中乃至各地督撫意大臣意見，多數人所贊同的是最簡明也是最直接的辦法：嚴厲查禁！不過也有些人認為，朝廷早已三令五申查禁鴉片了，卻從不見效，倒不如開放中國農民種罌粟、製鴉片，自產自銷，外國人就很難把錢賺走了。這個方法固然可以扭轉白銀外流，但卻更加深吸毒之禍，自然受到了大多數官員的強烈反對。

上圖：晚清時吸食鴉片情景，男子倒臥手持大煙槍、對著煙燈，左側女子則在抽水煙。
 下圖：清末中國農民種植的正開著花的罌粟田一隅。
 圖片來源：《中華舊俗》  北京【中國書店】

　　最後，在湖廣總督林則徐等人的力主下，朝廷決定打擊毒品走私以及禁絕吸毒惡習，除查禁、繳收煙土外，並明令全體軍民官吏必須在一年半內戒斷毒癮，否則將處以死刑，連一批皇親國戚如莊親王、輔國公等人都因吸食鴉片而遭到逮捕治罪。

　　一九三九年三月，林則徐受命為欽差大臣來到廣州查禁大煙，並且親自接觸當地外國人，私下暗地學習英語以及葡萄牙語。接著，召來「十三行」行商，要他們傳令所有外商三天內交出船上以及商館倉庫的全部鴉片，並簽具結書，聲明以後不運賣鴉片來華，否則「一經查出，貨盡沒官，人即正法」。

　　三天期限過後，外國商人毫無所動，林則徐於是發出嚴正宣告：「若鴉片一日未絕，本大臣一日不回，誓與此事相始終，斷無中止之理」，煙商便用交出一小部分鴉片敷衍了事與謊稱要成立委員會商討的方式來拖延應付；林則徐只得採取更為嚴厲的手段，下令封鎖外國商館區，將十三行內所有華人遷出，斷絕用水和糧食供應，逼使洋人屈服。數星期後，英國商務總督義律（Sir Charles Elliot）勸告英商放棄抵抗交出煙土；林則徐則於次月將所有查禁到的一萬九千餘箱並二千一百餘袋、共二百三十七萬餘斤的鴉片，在虎門公開銷毀。

　　查煙期間，林則徐擬了一封致英國維多利亞女王的信，其中「聞該國禁食鴉片甚嚴，是固明知鴉片之為害也。既不使為害於該國，則他國尚不可移害，況中國乎」數言，指英國既然明知鴉片有害，就不該將鴉片販賣至他國、毒害別人，說得是義正詞嚴；然而英國人卻不這麼想，他們認為中國政府可以禁止鴉片進口，但無權沒收那些尚未進入中國海關的貨物。

　　中英貿易上的矛盾與爭端還不只這一點。

　　早在中國開放廣州為通商口岸時，政府並不直接出面交涉，而是指定當地十三家商行作為對外貿易的全權代表，英國則是由東印度公司獨家壟斷對華貿易，開始的初期，這十三家商行獲利極為豐厚，與東印度公司一家的糾紛也比較容易協商解決。可是後來因為東印度公司經營不佳，加上壟斷貿易違反了自由貿易原則，英國遂順勢取消了東印度公司的壟斷地位，於是對華貿易的商號大量出現，貿易糾紛也愈來愈多，其中最讓英商不滿的就是中國商行的欠債問題──其原因在於外商不能直接向中國官府申請仲裁，一切申訴只能委由十三家商行（即前面提到的「十三行」）代為呈請，而十三行恰正是負債方，結果反被十三行挾職務之便長期拖欠債務，到了一八四○年，十三行中已有多家因無力償還債務而倒閉，涉及欠款三百多萬兩，也因此英國政府急於和中國交涉，制定一套涉外的法律及程序，這首先要由兩國的政府的直接對話開始。

　　然而從馬戛爾尼使團，到後來的阿美士德（William Pitt Amherst , 1st Earl Amherst）使團，再到開放外國人來廣州貿易，乃至道光政府的查禁沒收鴉片，中國始終就是不願開啟與外邦平等商談的大門。

　　於是，英國「用武力打開與中國對話管道」的聲浪愈來愈大，鴉片遭禁沒收所受的巨大損失與羞辱更是使得不滿情緒急速竄升至沸點，英軍軍艦多次駛入廣州港口海域，並與中國軍發生衝突，其示威挑釁的用意已昭然若揭；在國內，議院的辯論也十分激烈，其中一名議員，曾在馬戛爾尼使團中作一名見習侍童，之後又以阿美士德副手的身分出使中國，並在澳門和廣州居住多年，出任過東印度公司的專員，是英國公認的中國通，此人即是斯當東爵士（Sir George Thomas Staunton），主張唯有武力展示才能讓中國人坐上談判桌好好對談。

　　斯當東於一八四○年四月七日在下議院演說道：「當然在開始流血之前，我們可以建議中國進行談判。但是我很了解這個民族的性格，很了解這個民族實行專制統治的階級的性格，我肯定：如果我們想獲得某種結果，談判的同時還得使用武力炫耀。」但是格萊斯頓（William Ewart Gladsttone,1809-1898）議員十分清楚：這場戰爭將使英國在道義上付出沉痛代價，他大聲疾呼：「在人類歷史上，我從未見過如此不正義並且故意要使國家蒙羞的戰爭。高傲地飄揚在廣州的英國國旗只是為保護一樁可恥的交易而升起的。」（李守中《中國二百年》）

　　最後，議院以二百七十一票贊成，二百六十二票反對，九票之差，通過了戰爭議案。

　　接下來發生的事，相信很多人都知道。

　　但大多數人可能並不知道，從鴉片戰爭，一直到八國聯軍、庚子賠款，中國兩百多年來靠著貿易順差所積累的數以億計的白銀，全數賠光！

　　假使，中國一開始便與英國平等對談，展開貿易協商，同意自由貿易並開放大量英國商品進口以減低逆差，但相對的，英國也必須限制商人將鴉片帶進中國，雙方互退一步、取得共識之後，試問：戰爭的可能性還有多少？

　　那麼，貿易協議或協定（agreemant）重不重要？

　　《中國二百年──馬戛爾尼訪華到鄧小平南巡》的書背上如此寫道：「今天我們談論中國的事情已經不能脫離世界大環境，而在康熙至乾隆年間，也就是清代鼎盛期，中國的知識界還不具備這個眼光，他們還要經歷不知多少磨難才學得這一點並且傳授給我們。」

　　大國尚且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