夷陵之戰，陸遜大敗蜀軍，曹丕方面認為孫權「外託事魏，而誠心不款」，因而遣侍中辛毗、尚書桓階南下與之盟誓，並要求質子入朝，卻被孫權一口回絕，於是兩家翻臉，曹丕命張遼乘舟自水路直抵長江北岸的海陵與曹休、臧霸會師[38]，然後水陸並行、進軍洞浦（別名洞浦口、又名洞口）；另外曹仁出濡須，曹真、夏侯尚、張郃、徐晃等則圍攻南郡。孫權與張遼隔江而峙，昔日光景重上心頭，而堪與之敵的虎將甘寧今已不在，因此當下傳敕諸將：“張遼雖然病了，但是餘威尚在，斷不可同他硬碰硬，大家仍須謹慎應對才是！”命建威將軍呂範督統徐盛、全琮、孫韶等將率領水軍舟師赴至洞口（今安徽和縣與南京市江浦縣間，即安徽、江蘇二省在長江之交界處）。豈料江面忽然刮起暴風，將吳軍戰船繫岸繩纜盡皆吹斷，船艦多有翻覆者，其餘則被大風刮到北岸，直至魏軍水寨之前，魏征東大將軍曹休見機不可失，急遣張遼與王淩等將縱兵突襲，吳軍駭亂、根本無法抵擋，戰死溺斃、加上投降生擒者數以千計，吳軍死傷過半、防線瓦解，將士盡皆失色，幸賴此時奮武將軍賀齊率水師趕到，才穩住了陣腳。

　　張遼本傳中提到了兩次「孫權復叛」，頭一回是曹丕改元延康，以張遼進爵都鄉侯、領軍還屯合肥時；第二次則是張遼奉命乘戰船至海陵、與曹休進兵伐吳之時，這年為魏黃初三年（公元222年）。

　　關於「復叛」之說，趙一清《三國志注補》卷十七中如此寫道：「權無再服再叛之事，前後疊出，史家賸詞，陳承祚亦刊落不盡。」沈家本《諸史瑣言‧卷十四‧三國志二》則說得更為詳細：

　　案《吳志‧孫權傳》：建安二十二年春，權都尉徐詳詣曹公請降。二十五年春正月，曹公薨，太子丕代為丞相魏王。秋，魏將梅敷使張儉求見撫納。南陽陰、酇、筑陽、山都、中廬五縣民五千家來附。黃初二年，自魏文帝踐阼，權使命稱藩，及遣于禁等還。黃武元年，魏欲遣待中辛毗、尚書桓階往與盟誓，並徵任子，權辭讓不受。秋九月，魏乃命曹休、張遼、臧霸出洞口云云。《傳》文先書請降，後書稱藩，是當日實有再服再叛之事。《曹仁傳》：文帝即王位，孫權遣將陳邵據襄陽，詔仁討之。仁與徐晃攻破邵，遂入襄陽。《權傳》注《魏略》載魏三公奏曰：先帝委裘下席，權不盡心，誠在惻怛，欲因大喪，寡弱王室，希託董桃傳先帝令，乘未得報許，擅取襄陽，及見驅除，乃更折節。又載權與魏王牋曰：近得守將周泰、全琮等白事，過月六日，有馬步七百，徑到橫江，又督將馬和復將四百人進到居巢，琮等聞有兵馬渡江，視之為兵馬所擊，臨時交鋒，大相殺傷。此魏、吳有交兵之實事也[39]；其又稱藩者，有西顧之憂耳。

不過也只解釋了傳中的第二個「孫權復叛」，前一個「復叛」仍不知究竟從何而來。

　　建安二十二年、第二次濡須口之戰後，孫權遣都尉徐詳向曹操請降媾和；兩年後的十月，曹操本紀載曰：「孫權遣使上書，以討關羽自效」──此事魚豢《魏略》的說法是：「孫權上書稱臣」（《武帝紀》注引），《資治通鑑》則寫作：「孫權之稱藩也」；再到了建安二十五年、也就是延康元年秋天時，孫權即使收留了梅敷為首的魏國南陽郡五縣之叛逃軍民，似乎有不服魏王所領導的漢室朝廷之意圖，但仍稱不上「復叛」、再度反抗中央。

　　但如果把建安十三年時，孫權拒絕曹操的勸降[40]，因而引發了赤壁之戰這件事，看作是孫權抗命於「挾天子以令諸侯」的曹操的話，以「朝廷」的觀點，孫權當然是有「叛逆」之舉，那麼延康元年時的「復叛」說法也就可以成立了。

　　《六臣注文選》（【中華書局】1987）卷二十一所收錄的郭璞〈遊仙詩〉中有「月盈已復魄」之句，其注云：「（李）善作見」，即是說「復」字通「見」的意思，是以後來版本多將此詩句直接刊作「月盈已見魄」。由這點來看，延康元年的「孫權復叛」，便可解釋作：孫權接納了梅敷等人的投奔，從而可以「看出（看見）」孫權有叛逆之心；或是「顯現」、「出現」（「見」又通「現」）了叛逆的徵兆。因此，前後兩句「復叛」文意各不相同，前者為見到叛逆舉動或顯露叛逆企圖，後者則是再度背叛了朝廷。

　　回頭說到洞浦口之役大勝之後，曹休見賀齊率領的水軍戰船不僅衣甲鮮明、兵器精良，賀齊所乘樓船更是雕梁畫棟、箭戟羅列，「蒙衝鬪艦之屬，望之若山」，乃心生忌憚，不敢乘勝追擊，吳軍也因此收引敗軍，於長江南岸重整陣勢。事後曹休心有不甘，又命鎮東將軍臧霸領五百艘輕船、一萬名敢死部隊突襲徐陵（今江蘇鎮江市），初雖有斬獲，殺死東吳數千軍民，但隨後卻遭到吳將全琮、徐盛截擊，魏將尹盧戰死於亂軍之中，折損數百名軍士。徐陵失利，此時御駕南征、駐軍於宛城（故址在今湖北荊門南三十公里）的曹丕聽聞孫權遣使至白帝城向劉備請和、劉備也命太中大夫宗瑋為使回報於吳，於是下令罷兵，以曹休領揚州牧。

　　至於張遼，曹丕原打算讓他和朱靈率軍還屯合肥[41]，豈料此次遠征伐吳已是讓張遼心力耗盡，病勢復發乃至葯石罔效，旋即死於江都大營之中[42]。消息傳到北方，曹丕折此一員大將，既是懊惱、又是悲傷，不禁愴然流涕，乃敕令追諡為「剛侯」，以嫡子張虎繼嗣晉陽侯爵位。

　　張遼本傳記載，張遼跟隨呂布「東奔徐州，領魯相，時年二十八」，從文意上看來，似指同時之事，其實卻又不然。漢獻帝興平二年，呂布為曹操擊敗，於是東奔投靠了徐州的劉備，此時呂布寄人籬下，自然不可能讓張遼領魯國相。第二年，呂布襲擊下邳，遂佔有徐州，然按東漢行政區劃分，魯國乃屬豫州刺史部、而非徐州轄下範圍，張遼「領魯相」的「領」字，並非「遙領」，而是「兼領」或「暫守」之意，如《魏志‧武帝紀》載曹操進爵魏公，天子策命詔書中曰：「其以丞相領冀州牧如故」，可知丞相為主職，冀州牧則為兼領之他職；再按《蜀志‧先主傳》寫劉備：「數有戰功，試守平原令，後領平原相」，此「領」便是暫領的意思。因此張遼「領魯相」自不當在建安元年之時。

　　到了建安三年，張遼奉命與高順打跑了屯兵小沛的劉備，此時張遼乃是以騎都尉遙領北地太守之職；不久後，泰山屯帥臧霸等人歸附呂布，等於是原袞州轄下的泰山郡落入了呂布手中，呂布也才能因此命張遼進兵緊鄰泰山郡南邊、隸屬於豫州刺史部的魯國，從而由遙領北地太守的虛銜升格為兼領魯相的實職。確定了這一點，即可得知張遼二十八歲那年，就是建安三年、公元一九八年。

　　又按林語堂先生《蘇東坡傳》（宋碧雲譯【遠景】）第二章中所述：

　　中國娃娃生下來就算「一歲」，因為人人都想盡快達到德高望重的年齡。到了新年，人人都長一歲，他就「兩歲」了。根據中國這種算法，若與西洋算法比起來，人在生日前總是多了兩歲，生日後也多一歲。

　　因此史冊中記載的「二十八歲」，實際上得再減個一到二歲，也就是二十六、七歲。由於不清楚張遼出生時的確切月份與日期，這裏僅作較為保守的推估，以二十七歲計，那麼張遼生辰當在漢靈帝建寧四年、即公元一七一年左右。至於洞浦口擊破呂範水軍，乃在魏黃初三年冬十一月，所以張遼去世日期當是在此之後，最晚則不會超過黃初三年的春天。據《魏志‧文帝紀》載，黃初四年正月曹丕於宛城築南巡臺，此時張遼若是已經亡故，曹丕當無這般興致築臺慶祝才是；到了三月，曹丕便離開宛城、返回洛陽去也，故而合理推斷，張遼當是死於黃初四年的二月左右，洪飴孫《三國職官表》稱：「前將軍一人第三品。……張遼○延康元年由征東將軍遷，屯合肥；黃初四年薨。」大概也是立基於此，所以張遼享年之實齡，當在五十一歲上下。

　　張遼病逝後四年，曹丕追念張遼、李典在合肥戰陣所立下的不世之功，下詔曰：

　　合肥之役，遼、典以步卒八百，破賊十萬，自古用兵，未之有也。使賊至今奪氣，可謂國之爪牙矣。其分遼、典邑各百戶，賜一子爵關內侯。／合肥一役，張遼、李典以八百名敢死步戰之士卒，大破敵軍十萬之眾，可說是自古以來帶兵將領中，未曾有過取得如此輝煌之戰績者。直到今天，敵軍上下仍餘悸猶存，但聽得張、李二位將軍大名，便先滅了威風，此二人真可稱得上是國家最得力之輔翼武臣哪。即日分封張遼、李典食邑各增加一百戶，並賜二將諸子之中一人關內侯爵位。

然後加封張虎為偏將軍五品武官職銜，張虎死後，再以其子張統嗣爵。

　　正始四年（公元243年）秋七月，天子曹芳降詔，以故大司馬曹真、曹休及前將軍張遼、乃至武猛校尉典韋等文武大臣共二十人於太祖曹操廟庭陪祀。

　　於今，安徽省合肥市東北隅處建有逍遙津公園，園內有張遼立馬塑像，弔憑追古，昔日縱橫萬軍之中，令敵眾喪膽奪氣之颯爽英姿，猶在目前。

安徽合肥張遼威震逍遙津石像，《圖錄三國的時代》劉煒　主編【商務印書館】p.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