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過《三國志》中其它紀錄就不全是這樣了。據《魏書‧崔林傳》載：「景初元年，司徒、司空並缺，散騎侍郎孟康薦（崔）林曰：「……」後年遂為司空，封……」此條按《魏書‧明帝紀》：「景初元年春正月壬辰，……二年春正月，……冬十一月，……壬午，以司空衛臻為司徒，司隸校尉崔林為司空。」從而可以確定《崔林傳》中的「後年」即魏明帝景初二年、也就是次年、明年的意思。

　　再看到《孫權傳》，其中寫到「初（孫）權外託事魏，而誠心不款」，孫權本就懷有開國稱帝的雄遠企圖，向曹丕稱臣奉朔，不過是劉備大舉伐吳之際對魏國的虛與委蛇之計罷了，而後劉備敗走白帝城，孫權才又露了本相，於是魏文帝黃初三年九月時大軍南下包圍孫吳轄下的南郡。孫權拒絕了曹丕提出的送出親生兒子至洛陽為人質的條件，因此《孫權傳》寫道：「權遂改年，臨江拒守。」不再尊奉魏國的「黃初」年號，而改元「黃武」，行「吳王」年號，並下令吳軍隔江與魏軍對峙。到了十二月時，孫權遣太中大夫鄭泉為使至白帝與劉備修好，不過此時仍「與魏文帝相往來，至後年乃絕。」按《魏書‧文帝紀》載：黃初三年冬十月，「是月，孫權復叛。…帝自許昌南征，諸軍並進，（孫）權臨江拒守。」黃初四年三月，裴松之注引王沈《魏書》載丙午〈詔〉曰：「孫權殘害民物，朕以寇不可長，故分命猛將三道並征。……」同年即吳黃武二年，三月魏軍敗退，四月東吳群臣勸孫權即帝位，但被孫權拒絕；由此可知《孫權傳》中「至後年乃絕」事在魏黃初四年、吳黃武二年，東吳群下既有勸進稱尊舉動，即表示正式與曹魏斷絕了從屬關係。所以，此處的「後年」，同樣也是次年、明年的意思。

　　其次論《孫和傳》中之「後年」。依【漢語大詞典出版社】之《二十四史全譯‧三國志第二冊》（2004年1月1版1刷，頁907）白話譯文如下：

　　……孫休去世，孫皓即皇帝位，當年追封父親孫和謚號為文皇帝，改葬在明陵，設置園邑二百家，委任園邑令、園邑丞敬奉守護。第二年正月，又劃分出吳郡、丹楊九個縣設立吳興郡，郡府治所在烏程縣，設置太守，一年四季敬奉祭祀。

　　「第二年正月」是《二十四史全譯》根據古文用語習慣從原文「後年正月」直譯而來，《三國志》記載孫皓即位後，追封其父諡號並遷葬，之後又將原隸屬於吳、丹楊二郡的九個縣劃出另立吳興郡，而郡治烏程縣北方偏西二十餘公里處即明陵所在，設置新郡的用意正是奉祀與護衛孫和陵寢，這些動作看似是一連串的安排，可是吳興郡的設立時間事實上卻不是孫皓登基後的「第二年正月」。

　　按《三國志‧卷四十八‧吳書‧三嗣主傳》，吳永安七年七月孫休駕崩，孫皓繼位，改元「元興」，過了一個多月，「九月，貶太后為景皇后，追諡父和曰文皇帝，尊母何為太后。」次年四月，有臣奏「蔣陵（孫權墓）」附近降下甘露，於是改元「甘露」、並頒令大赦。第二年八月，以孫皓所在之武昌地方據稱起得了大鼎，因此改甘露二年為寶鼎元年，同年十月「分會稽為東陽郡，分吳、丹楊為吳興郡。」所以立吳興郡距孫皓即位中間隔了一年，並且日期在「冬十月」而非「正月」，只能說《吳書‧孫和傳》中的「後年正月」是有問題的紀錄。

　　至於《公孫恭傳》注中提到公孫淵上表書裏的「後年」，則是與前述《後漢書》、《續漢書》中的用法近似，為與「今年」、「現今」相對的意思，即公孫淵表稱魏國在徐州的屯田駐軍以及城陽諸郡與孫吳隔江相望，如果「今後」有吳軍船艦向「海門（長江入海處）」而來，還請魏國盡速告知，以使自己能夠及早準備供獻一份心力。文中的「後年」也就是「今年之後」，雖非特定單指「翌年」或「隔年」等等，然文意已十分明顯，主要就是指「明年」之後的事。

　　今日所見之《後漢書》乃是包含了南朝宋‧范曄所撰之一百卷（包括卷上、卷下）《後漢書》紀傳以及晉‧司馬彪的三十卷（劉昭注由八卷擴至三十）《續漢書》志，范曄雖晚司馬彪有九十餘年，然而無論是《後漢書》抑或《續漢書》其原始資料都是來自於東漢時史官或學者所留下來的記錄，即使經過司馬彪或范曄的整理，但此二人據漢時代尚近，其語法習慣自當不致於有太大變化，因此再對照成書於晉初的《三國志》，其「後年」作「翌年」解更是十拿九穩的了。

　　且再看經唐人整理、卻是晉代史家留下資料的史籍《晉書》，其在卷三十四《杜預傳》寫道：

　　（杜）預處分既定，乃啟請伐吳之期。帝報待明年方欲大舉，（杜）預表陳至計曰：「自閏月以來，賊但敕嚴，下無兵上。……若當須後年，天時人事不得如常，臣恐其更難也。……」（杜）預旬月之中又上表曰：「……若今中止，孫皓怖而生計，或徙都武昌，更完修江南諸城，遠其居人，城不可攻，野無所掠，積大船於夏口，則明年之計或無所及。」

可見杜預第一份奏章中提到的「後年」，正是針對晉武帝打算等到「明年」才準備伐吳而發的，杜預認為這是延誤軍機的作法，只怕過了明年，天時地利就不像現在如此大好了；而晉武帝果然也採納了杜預的疾諫，立刻積極動員，並於次年正月展開軍事行動。因此杜預書中的「後年」即是第二份奏摺裏「明年之計」的「明年」，亦同於「帝報待明年方欲大舉」中的「明年」，也就是翌年、次年的意思。

　　對於「後年」的解釋，且先岔開看到《續漢書‧天文志中卷》內的記載：

　　元和（元）〔二〕年四月丁巳，客星晨出東方，在胃八度，長三尺，歷閣道入紫宮，留四十日滅。閣道、柴宮，天子之宮也。客星犯入留久為大喪。後四年，孝章帝崩。

文中「元和（元）〔二〕年四月」有圓括弧、方括弧，這是因為原來流傳下來的本子作「元和元年」，但「元和」年號只用了三年，隨後改元「章和」，而章和二年時孝章帝便駕崩了，因此根據文中的「後四年」，這「元和元年」應作「元和二年」才是──自元和二年至章和二年相距正好四年。古籍經過傳鈔、刊刻有時會發生文字上的訛傳或誤植，這就是其中一例；可能是原始版本中「元和二年」的「二」字下方出現墨漬或汙點、也有可能是紙張本身的雜質紋路，導致後來抄印之人誤以為「二」下尚有筆劃，才寫做了「元」字。

　　所以，這「後四年」即是「之後第四年」的意思，相當於「四年後」之說法。再看到《後漢書‧朱儁列傳》中注云：

　　《史記》曰，白起，郿人也，善用兵，事秦昭王為大良造。攻魏，拔之。後五年，攻趙，拔光狼城。後七年，攻楚，拔鄢、鄧五城。明年，拔郢，燒夷陵，遂東至竟陵。樂毅，趙人也，賢而好兵，燕昭王以為亞卿，後為上將軍。伐齊，入臨淄，狥齊五歲，下齊七十餘城。

　　按《史記‧白起列傳》曰：

　　白起者，郿人也。善用兵，事秦昭王。昭王十三年，而白起為左庶長，將而擊韓之新城。是歲，穰侯相秦，舉任鄙以為漢中守。其明年，白起為左更，攻韓、魏於伊闕，斬首二十四萬，又虜其將公孫喜，拔五城。起遷為國尉。涉河取韓安邑以東，到乾河。明年，白起為大良造。攻魏，拔之，取城小大六十一。明年，起與客卿錯攻垣城，拔之。後五年，白起攻趙，拔光狼城。後七年，白起攻楚，拔鄢、鄧五城。其明年，攻楚，拔郢，燒夷陵，遂東至竟陵。

　　其中「拔鄢、鄧五城」語後有注釋第九引《集解》：「徐廣曰：『昭王二十八年。』」從「昭王十三年」加三個「明年」以及「後五年」、「後七年」正好就是是「二十八年」。因此可以說史書中的「後Ｘ年」，就是「之後第Ｘ年」，等同於「Ｘ年後」的意思。

　　從語法上來說，除非是精確到月份、日期，否則一般而言，稱「五年後」即是以現今的年份再加五年為稱，用「昭王十三年」做例子，五年後就是「昭王十八年」；那麼「之後第五年」呢？「昭王十三年」之後第一年是「昭王十四年」，依此類推，之後第五年也就是「昭王十八年」。所以不管是「五年後」還是「之後第五年」講的都是同一件事，只是寫法不同而已。至此，「後年」即「後一年」，也就顯而易見了。

　　古文中為了簡節字數，常常把相同詞性或明知其意的單字或詞句省略不寫；如《易經‧乾卦》卦辭寫道：「九三，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無咎。」按晚清大學者俞樾《群經平議》的解釋，原文本應作「終日乾乾，終夕惕惕」，但因這兩句為排比之同性詞義，故而前面既寫了「終日乾乾」，後一句便簡略成只有「夕惕」二字了。瞭解了這一點，才能真正理解《易經》裏面真正的意思，否則像今日坊間所通行的本子大都作：「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無咎。」就真的是不知所云了。

　　就如同現在人們常將「看一下」、「待一會兒」簡稱作「看下」、「待會兒」一樣，古人在書寫時也經常將「後一年」簡稱作「後年」，當然也有人仍寫做「後一年」的，不同的人會有不同的寫法，不能因此要求古書上一律都得是同一筆法，否則便要另作他意解釋，這就完全違背了史學與文學的研究精神了。

　　古人以天明為一日之始，因此將今晚天明之後的那一天稱作「明天」，由此而將今年的下一年稱為「明年」是延伸性的說法。到了今天，把下一年稱作「明年」、隔年稱作「後年」，是詞語的用法經過長時間的演變發生了變化，不表示古書紀錄中的「後年」原就包含有「隔年」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