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不在高，有仙則名。水不在深，有龍則靈。斯是陋室，唯吾德馨。苔痕上階綠，草色入簾青。談笑有鴻儒，往來無白丁。可以調素琴，閱金經。無絲竹之亂耳，無案牘之勞形。南陽諸葛廬，西蜀子雲亭。孔子云：何陋之有？

　  〈陋室銘〉，一般認為是中唐時期古文運動大將劉禹錫的作品，不過劉禹錫諸集均未見收錄，因此後人多有質疑為託名之偽作；然而此文歷代屢見文獻記載，內容又多與作者行事風格相合，因此將它歸類為劉禹錫手筆，基本上仍無太大問題。據清代學者陳廷桂所纂輯的《歷陽典錄》記載：「陋室，在州治內，唐和州刺史劉禹錫建，有銘，柳公權書碑。」〈陋室銘〉似應是劉禹錫於和州刺史任內（公元八二四～八二六年）時之作。

　  若真如此，官居刺史的劉禹錫其居所當還不致拮据到稱「陋室」的地步，從銘文內容觀之，此「陋室」當以書齋的成分居大。其云：「可以調素琴，閱金經。無絲竹之亂耳，無案牘之勞形。」可見這間書齋乃作者在公務勞頓之餘寄暇娛情的處所，歐陽修晚年退休於潁水之畔，以「家藏書一萬卷，集錄三代以來金石遺文一千卷，有琴一張，有棋一局，而常置酒一壺」，並「一翁，老於此五物之間」，而自號「六一居士」，劉禹錫「陋室」的規模看來亦當與此相仿，除了書卷之外，大概便只有桌、椅、琴、棋各一了。

　  日本受唐風影響，茶道大行，文人雅士宅院之後往往設有一間「茶室」，室內除去茶具，簡直可用「家徒四壁」形容，從有形的層面來看，也可稱得上「陋室」了，然而其中內涵、屬靈境界上的豐盛，卻非言語文字所能形容道盡。

　  所以，「陋室」其實並非「陋室」，而是「有仙則名」、「有龍則靈」，乃至「唯吾德馨」，因主人的仙靈之氣與昇龍之才而綻放出無比光彩，是以銘文最後用孔子的話說：「何陋之有？」至此，〈陋室銘〉的文義便十分清楚了。

　  劉禹錫年輕時仕途並不順遂，一方面是因受王叔文革新運動失敗牽連，另一方面還得歸因於自身狂傲不羈的個性所致，故而《新唐書》稱他是「恃才而廢」（卷一百六十八‧列傳第九十三），對照「有仙則名」、「有龍則靈」諸語，更可見其孤芳自賞的高傲心境。劉禹錫自幼攻讀經典，不但長於詩歌、論文、散文，更寫得一手好字，此外，自九流百氏乃至、天文、醫學亦有相當涉獵，因此乃以自家陋室比之漢代揚雄的亭臺與諸葛亮的草廬，言下之意，即是說自己既能以文章傳世，更有經世濟民之才，並以此為抱負，史書說他恃才傲物，正是其來有自，一點也不假。

　  總的來說，這間「陋室」是作者精神層次上的神遊之地，埋首於書卷，而與前代聖賢先哲契闊談讌，作性靈思想上的交流，這是莊子「獨與天地精神往來」的境界，故曰：「談笑有鴻儒，往來無白丁」（書裏面的都是大人物），若不能了解這一層面，僅將這兩句話就文字表象說成：「往來我陋室言歡談趣的都是飽讀詩書之士，而無目不識丁的文盲、俗人」（元明雜劇《走鳳雛龐掠四郡》第一折中，有「往來無白丁俗客，談笑有上士高賓」之語），甚至擴大解釋成作者只願與學者、文化人談論，而不屑和販夫走卒對話（註），這不僅是斷章取義，忽略了全文一以貫之的意涵，更是暴露出持此之論者其見識上的「淺陋」。不過，所謂「鵬飛萬里，其志豈群鳥能識哉？」（《三國演義‧第四十三回‧諸葛亮舌戰群儒》）第一流人物的境地，又怎是「白丁」的眼界所能企及的呢？

　  再者，「談笑有鴻儒，往來無白丁」既然是屬於精神上的境地，豈又須真的攤開書卷閱讀，才能與「書中的大人物」交談呢？

　  據林語堂先生所著《蘇東坡傳》第三章〈童年與少年〉中的描述（宋碧雲譯，臺灣【遠景】出版）：

　  國人一向習慣由子弟朗讀，父親躺在長椅上聽他們讀書的聲音，據說是世上最悅耳、最快活的音律之一。父親可以糾正發音的錯誤，初學者容易唸錯的地方太多了。歐陽修和蘇東坡本人日後也臥聽兒子朗讀，現在蘇洵則躺在長椅上靜聽兒子悅耳的童音……

　  而後在第二十七章〈海外〉寫到蘇東坡晚年被貶儋州（今海南島）時的情形：

　  這幾年蘇過一直陪在父親身邊。照蘇東坡的說法，蘇過是父親各方面的良伴。他不但做一切雜事，而且擔任他的秘書。在名父教導下，蘇過很快成為詩人和畫家。蘇東坡的三個兒子中，只有蘇過成為重要的作家，他的文學作品流傳至今。他受過蘇東坡少年時所經歷的一切訓練。他曾抄錄整本《唐書》來增進記憶，後來又開始抄《漢書》。蘇東坡的記憶力驚人，還記得這兩本書的一字一句，他躺在長椅上聽兒子背書，偶爾會指出某些古人生平中的類似細節，或者提出批判。

　  說到蘇東坡的驚人記憶力，林語堂先生在第十九章〈太后恩寵〉中，提到了一個有趣的小故事：

　  「翰林學士知制誥」是著名學者最高的職位。下一步往往就拜相了。雖是三品官，蘇東坡幾乎已經位極人臣，因為宰相只是二品，宋朝根本沒有一品官。何況起草詔命的工作又使他和小皇帝及太后十分接近。……詔命都由太后口授，他必須用最古雅、最莊重的文體寫出來，準備第二天發佈。

　  此時有八百多道詔令由他起草，都收在《全集》中。文辭優美、恰當、精確。聖詔的措辭通常都鑲滿史例和掌故，但是蘇東坡卻寫得很靈活。他死後，一位姓洪的學士接替他。他對自己的文采得意洋洋，問一個曾侍候東坡的老僕，他比蘇東坡如何。老僕人說，「蘇東坡文采未必超過大人，但是他從來不翻書。」

　  在科技、印刷術不發達的古代，文人記書背文章的功夫亦非今人所能想像。

　  韓愈在〈張中丞傳後敘〉文中提到，曾從跟隨過張巡的于嵩口中聽說，張巡生前並不常見他讀書，可是寫起文章來，援筆立就，從不需要打草稿；睢陽城中幾萬將士百姓，只要被張巡問過姓名，無有不記得的──據李敖先生說，胡適先生也有這種記人姓名及其身邊事的本領。年少時讀宋濂的〈秦士錄〉，說鄧弼在酒樓中，被兩書生手捧經書舉了幾十條義理考問，全讓鄧弼引經據典回答得透透澈澈，再問及歷代史，鄧弼更是「上下三千年，纚纚如貫珠」！那時覺得宋濂似乎是誇大其辭了，但隨著自己書讀得多了、見識廣了，才知道這一點也不誇大，蓋天下真有奇士大才也。

　  劉禹錫乃天下之孤高絕士，其博聞強記的功力自也是不在話下。但得心念一轉，古來鴻儒碩哲俱在胸中促膝抵足矣；此時心底一片澄清空靈，再無雜念，故而能「無絲竹之亂耳」、「無案牘之勞形」，這與陶淵明「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的意境正有其同工異曲之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