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德哥爾摩症候群(Stockholm Syndrome)，或是稱為人質情結，指的是被害者對加害者產生情愫，甚至認同加害者的觀點，反過來幫助加害者的情結，斯德哥爾摩症候群一詞，來自1973年的一宗綁架案。當時2名歹徒搶劫斯德哥爾摩的一家銀行，並且挾持4位銀行行員，歹徒在與警察僵持了100多個小時後才投降。但事件落幕後，被挾持的銀行行員非但不痛恨歹徒，還和歹徒成為朋友，甚至對警察產生敵意，拒絕出庭指證歹徙，斯德哥爾摩症候群也因此得名，斯德哥爾摩綜合症是一種心理反應。當人質或虐待受害者與綁架者或虐待者結盟時，就會發生這種情況。這種心理聯繫會在數天，數週，數月乃至數年的囚禁或虐待中發展。 心理學將術語「斯德哥爾摩綜合症」指定為人質與將其囚禁的人建立情感或心理聯繫時發生的情況。儘管眾所周知，但是斯德哥爾摩綜合症並未被新版《精神疾病診斷和統計手冊》（The 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所認可。（醫生、心理學家和其他專家使用此手冊來診斷精神健康疾病。） 斯德哥爾摩綜合症的症狀 1.受害人對被俘虜或虐待他們的人產生積極、正向的感覺。 2.受害者對警察，當局人物或任何可能試圖幫助他們擺脫綁架者的人產生消極情緒。他們甚至可能拒絕與俘虜合作。 3.受害者開始意識到綁架者的人性、人生，並相信他們具有相同的目標和價值觀。 「煤氣燈操縱「是一個心理學名詞，指在人際關係中操縱者通過「扭曲受害者眼中的真實」來控制對方的情感行爲。pua是Pick-up Artis的英文縮寫 1944年英格麗‧褒曼（Ingrid Bergman）主演的電影《煤氣燈下》（Gaslight），敘述美麗的少女寶拉受丈夫格里高利的操弄，而陷入自我懷疑的狀態。格里高利裝神弄鬼地設計許多狀況，藉此讓寶拉以為自己瘋了，如此一來便能把她送進精神病院並繼承大筆財產。 儘管寶拉明明看見房間裡的煤氣燈忽明忽暗閃爍，但他卻說燈很正常；她聽見閣樓裡不尋常的聲音，卻被說成精神有問題；他假裝手錶不見並指責寶拉偷竊，當「發現」手錶在寶拉的錢包裡時，還表現出非常憤怒的模樣。在一幕特別詭譎的場景中，格里高利將寶拉迫至樓梯角落，並告訴她：「你已經失去理智了」。 保持一定程度的認知失調才能與煤氣燈效應的使用者保持連接，而在這種情況下，「解決認知失調的最健康方法」涉及「讓自己離開或遠離使用煤氣燈效應的人」。 帕特里夏•埃文斯（Patricia Evans），觀察到的施虐者有七個「警告標誌」： 向受害者的隱瞞信息 反擊信息以符合施虐者的觀點 冷處理信息 經常以玩笑的形式進行口頭虐待 阻止和轉移受害者對外界的關注 輕描淡寫 （「最小化」）受害者的價值 通過逐漸削弱受害者及其思維過程來破壞受害者。 心理學家埃里諾•格林伯格（Elinor Greenberg）描述三種常見的煤氣燈效應方法： 1.隱藏。虐待者可能向受害者隱瞞事情，掩蓋他們所做的事情。虐待者不會感到羞恥，反而會說服受害者懷疑自己對情況的看法，並把責任歸咎於自己。 2.不斷變化。濫用者感到有必要改變受害者的某些東西。無論是受害者的著裝或行為方式，他們都希望受害者融入自己的幻想中。如果受害者不遵守，虐待者可能會說服受害者他或她實際上還不夠好。 3.控制。虐待者可能希望完全控制受害者並擁有控制權。在這種情況下，施虐者會試圖將他們與其他朋友和家人隔離開來，以便只有他們才能影響受害者的思想和行為。虐待者知道受害者完全受到受害者的控制，因此感到高興。 擺脫煤氣燈操控，讓自己快樂活出自已 經過親密的人一系列人格、精神的摧毀後，會不斷否定自己，對自己沒自信，過往建立起來的自信會徹底崩裂了，而控制的一方也逐漸失去自我，把控制方的認知當作自己的認知。這就是操縱。 不斷質疑另一方，讓對方不自信，最終跟着他走。把操作者理想化，期許得到他的認可，覺得自己最沒用，只能被操縱者控制，但對方依然堅持自己的做法，你可以嘗試更堅定地表達自己的拒絕。 懂得拒絕，找到合適的方法，就能擺脫煤氣燈效應的影響，世界上沒有一樣的葉子，每個人也是獨一無二的，只有對自己有清晰的認識，就能理智客觀的應對各種出現的問題，就是要擺脫他人的期待，找到真正的自己 不帶批判的同理傾聽，不要看輕OL，但也不要給意見，過程最重要的，就是讓受害者可以重拾做決定的信心，透過諮商或心理治療幾種方式： 1.心理教育：告訴OL相關知識，包括症狀和成因等。 2.委婉勸說：避免太直接告知加害者的危險特質，這樣可能會讓OL一心幫加害者辯護。 3.蘇格拉底詰問法：詢問OL如何看待自己的處境，感受如何，有什麼想法，或是他們認為接下來會怎麼發展。 4.調整認知失調：身處一段強制操縱的關係中，被害人會出現認知失調的現象，所以要幫助他們看清真相，也要鼓勵他們更相信自己。 5.找出原因：幫助找出受害者潛在的需求，釐清他們從這一段暴力關係中，所尋求的是什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