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學者程大昌《演繁露‧卷十三‧古服不忌白》中云：「世傳〈明皇幸蜀圖〉，山谷間老叟出望駕，有著白巾者；釋者曰：『服，為諸葛武侯也。』此不知古人不忌白也。」有人便拿這段文字，和《晉書‧卷七十九‧謝安傳附謝萬傳》中的記載：「簡文帝作相，聞其名，召為撫軍從事中郎。（謝）萬著白綸巾、鶴氅裘，履版而前。」並作一談，妄圖證明這「白綸巾」即是自諸葛亮傳下的「武侯服」或「武侯巾」，卻不知這兩段文字是全然不相干的說法。程大昌〈古服不忌白〉一文，舉《隋志》乃至《唐六典》等諸書譜中的記述，說明自唐代以前，上自天子、下至百姓，並不像宋朝人習俗以白色為喪弔服色，而認為穿白衣、著白巾、戴白紗帽有什麼忌諱的地方，由此駁斥文末所述那些謠傳〈明皇幸蜀圖〉中有出現頭戴「白巾」老叟的好事者，因「不知古人不忌白」，而胡亂解釋這是為諸葛武侯「帶孝」的說法，根本就是無稽之談！全篇文字看下來，試問：程先生的這段考據，和「白綸巾」有哪點關係？[9]

掃圖自《中國歷代藝術》繪畫編（上）冊【臺灣大英百科股份有限公司】　　

　　查臺北故宮博物院所藏之〈明皇幸蜀圖〉，畫中右側一隊人馬，領頭者身著朱衣、騎乘三騣馬，即為唐明皇，後有仕女、隨從，隊伍一直綿延至畫角右上山稜之間；圖中下方則繪商賈數人，於中峰松蔭之下，解鞍放騾，袒裼憩息；左側則見行旅人物，或乘馬牽駝，負荷繞行於蜿蜒之棧道上。全圖中並不見有著白巾之老者於山谷間「出望駕」，程先生之所以在文中用「世傳」二字，或許便是意指此事？據故宮博物院官網上、陳階晉先生的說法：

　　文獻記載，〈明皇幸蜀圖〉亦稱〈摘瓜圖〉，自古多有摹本。近有學者提出新論，以美國王己千氏所藏無款青綠山水一幅，上有「廷暉」半印，指其畫風與此〈明皇幸蜀圖〉相似，是以主張此幅出於元人胡廷暉臨摹。然亦有認為兩幅畫風不甚類同者。猶待論考。而今傳存相同之構圖，據筆者所悉，則有本院藏傳李昭道筆〈春山行旅圖〉；此外，尚有日本大和文華館所藏與本幅之左半部相同之〈明皇幸蜀圖〉，京都私人收藏之〈明皇幸蜀圖卷〉，另《宋元明清名畫大觀》印有〈明皇幸蜀圖〉殘片，美國佛利爾美術館亦藏有兩套〈明皇幸蜀圖〉，計有六件作品。[10]

　　因此不論是〈春山行旅圖〉，還是其他六件海外所收藏的圖卷或殘片，都可說是出自同一構圖，既然如此，當然也就沒有所謂的「著白巾」老者繪影，《演繁露》書以「世傳」二字，顯然指的便是「訛傳」了，在過去封建時期資訊傳播並不發達的年代，當時還未有影印、照相技術得以複製流傳，試問能有幾人親眼見過這些圖本？而這些「口耳相傳」的傳說，可靠度又能有幾分？但無論如何，把蜀中人士著白巾直接指為諸葛亮「帶天孝」的這種說法，宋朝時以「致知必始格物」自許[11]、並作「名物典故考證詳明」的程大昌先生早有分解[12]，是完全站不住腳的。

　　據唐代學者段成式所著《酉陽雜俎‧卷二‧壺史》中載，有崔司馬者，見「真人」刑和璞坐在輿（車或轎）中，作「白幍垂綬，執五明扇」打扮；按晉‧崔豹《古今注‧卷上‧輿服》中的說法，「五明扇」這種團扇，是古虞舜為了求得賢士輔佐而命人製做的一種象徵性飾物：「五明扇，舜所作也。既受堯禪，廣開視聽，求賢人以自輔，故作五明扇焉。晉秦漢公卿大夫皆得用之；魏晉非乘輿不得用。」又按陸游《老學庵筆記》卷九：「天下神霄，皆賜威儀，設於殿帳座外。面南，東壁，從東第一架六物：曰錦繖、曰絳節、曰寶蓋、曰珠幢、曰五明扇、曰旌；……」可見自唐宋以來，五明扇已成了道教儀仗以及道士服用飾物之一，而《酉陽雜俎》中刑和璞的白幍執扇形象，正是「真人」、道士的標準造型，若把綸巾後來被當成道服「九巾」之一的因素也考慮進去的話，那麼無論是雜劇、抑或小說裏的「羽扇綸巾」，都可看作是十足濃厚的道家色彩裝扮了。

　　至於說到鶴氅，據周錫保先生所著《中國古代服飾史‧第九章  宋代服飾》（臺北【南天書局】1992年10月臺一版二刷）中所述：

　　鶴氅本是用鶴羽等鳥類的羽毛捻絨拈織的貴重裘衣，此服在晉及南朝時即有。其式寬袖，後來就拿這種寬敞的衣著稱之曰鶴氅。《蒙韃備錄》中又云：「又有大袖如中國鶴氅，寬長曳地。」[13]在道教中又稱為羽衣。著鶴氅者大多稱之為披，披的衣服一般來說是較為寬敞而披之於外的。宋代蘇東坡詩云：「試看披鶴氅，」沈端節詩云：「藜杖椶鞋綸巾鶴氅，」都是形容當時文人、詩人、山野之人等所穿的這種服式。

　　可見自晉朝以來，乃至宋代，寬鬆、輕暖的鶴氅於是成了表現文人、名士瀟灑脫俗的一種穿著；《世說新語‧企羨》篇中即云： 

　　孟昶未達時，家在京口。嘗見王恭乘高輿，被鶴氅裘。於時微雪，昶於籬間窺之，嘆曰﹕「此真神仙中人！」

　　這個「神仙中人」所披的鶴氅，因為可以襯托出穿者的飄逸出塵，後來也成了道教方士的服裝。《舊五代史‧卷六十七‧唐書‧盧程傳》中提到盧程本唐昭宗（李敏）時進士，唐亡後變服作道士貌，客遊於燕、趙之間，後唐莊宗（李存勗）時以「故唐名族」出任「中書侍郎、同平章事」[14]（即相當於宰相）；有回皇帝的堂姊夫任圜因屬下官吏拒絕盧程的無理要求而被鞭笞，於是前去相府理論，盧程卻故意「衣鶴氅、華陽巾，據几決事」，先給了任圜一個軟釘子（這是相對於緊接在後面指著鼻子辱罵任圜是「吃軟飯」的說法）；按沈從文先生《中國古代服飾研究（增訂本）‧一三五‧元代幾個奏樂道童》內文所述：

據元明間通俗讀物《碎金》記載，道服中即有星冠、交泰冠、三山帽、華陽帽、漉酒巾、接[罒離]巾等等名目，必然具備不同式樣。 

其中「華陽帽」者即「華陽巾」，是道服帽巾樣式之一；盧程於公務間不著官服而「戴華陽巾、衣鶴氅」，刻意改作道士打扮，顯然是有把官拜「興唐少尹」的「駙馬爺」不當回事的意味，但是將其昔日扮作道士的那套玩意兒搬到公堂之上，可就玩得太過火了。史書稱盧程「本非重器」，似這般器量狹小、一旦得勢便露出可憎面目的丑類，即使是在五代亂世之中，下場也好不到哪裏去[15]。 

　　鶴氅從原來貴族為顯名士風流的穿著，到後來成了道士的代表服裝，這在《三國志通俗演義》成書的時代，已是一般的俗成認知；作者讓諸葛亮以身披鶴氅的姿態亮相，顯然是有將其隱者的身分外、再披上方外之士的外衣，於是諸葛亮的「通天文、識地利；知奇門、曉陰陽」便成了順理成章之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