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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ne 13, 2011
從《簡愛》看愛情的價格（下）
edit 在 YLib Blog 發表於 10:50:13
◎吳家恆（遠流 副總編輯）
不過，經過波特的分析，或許珍奧斯汀的想法也有必要做個修正：要擁有愛情與幸福的婚姻，財務不能不健全，但也不能太健全。簡愛半生雖然坎坷，但是從她所享有的幸福感來說，她若身處其他時代、其他國家，恐怕很難達到同樣的滿意度。
原因在於簡愛如果處於工業革命之前的英國，她會被綁在農田和家務中，不可能得到受教育的機會。如果簡愛處於充分發展的工業社會，她或者會想要出去工作，或者會因為繼承財產、加上擁有知識經濟的技能以及兩性平等與性開放的風氣所趨，開始嫌羅徹斯特又老又瞎。
這樣來看《簡愛》，實在有點煞風景。簡愛那番陶醉在幸福中的告白，其實是一個極不穩定、且極為罕見的片刻。只是被夏綠蒂‧博朗特以文字捕捉，化剎那為永恆，但我們要是以為這個剎那就是永恆的話，恐怕會在愛情與婚姻的價格市場中犯下錯估的毛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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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原書做的一段很炫的影片，底下是《價格》的書摘，摘自第四章「女人的價格」
http://www.youtube.com/watch?v=eSMjeWep4kE
整個二十世紀從頭至尾，經濟成長使得漸漸工業化的社會中的女性，有了到家庭以外投入生產的新機會，她們對家庭的貢獻因而改觀，她們的婚配交易地位也提高。工作改變了女性的展望，工作帶給女性新的生涯和新的生活。路易斯認為：「女人獲得擺脫賤役的自由，從與外隔絕的家庭解放出來，終於得到做一個完整的人的機會，和男性一樣運用自己的心智和才能。」
經濟發展給了女性一套不同以往的新選項，女性進入勞動力貢獻的力量也影響了經濟發展的路線。因為女性把一組不一樣的技能帶入勞動力，所以西方富裕國家從重工業轉換到服務為基礎的經濟模式比較容易。同樣重要的是，女性在家庭投資與開銷上的決定權變大以後，也有助於引進影響西方文明深遠的巨大社會經濟變遷。
經濟歷史學家克勞蒂亞．勾丁（Claudia Goldin）認為，女性的勞動供給在國家發展過程中是呈Ｕ字形走向。前工業化社會（例如殖民時代的美國）之中，女性工作量很大，要照顧小孩、打理家務，甚至要自己做肥皂和蠟燭，男性則是負責耕種田地。這種社會裡的家庭是一個個小生產單元。家庭經濟的產能還沒有大到容許任何成員不工作。經濟持續成長以後，家庭收入解除了婦女參予家庭生產的壓力，她們便退出勞動人口，重心放在照顧小孩上。經濟發展早期的那些典型的「男人家幹的活」的粗重行業，在文化上是女子不宜的。女性重返勞動大軍是在國家富裕到一定程度之後，能夠讓女性受中等教育，然後從事不致有社會污名的白領工作。
印度的西孟加拉邦是在一九六○與七○年代的綠色革命期間發生了這個轉型階段。因為引入了高收穫量的小麥、稻米等作物品種，帶來農業生產力的激增，提高了家戶所得，改變了農田中需要的工作形態。因為有了除草劑，傳統上由女性來做的拔除野草的工作不需要了。牽引機等農業機械的使用普遍，提供了只限男性的工作機會。結果便是，家中分工明確，男人留在農田裡，女人只負責照顧家裡。然後，不令人意外地，西孟加拉邦的人口出生率上升了。
十八世紀晚期的美國也發生過這種情形。紡織工廠提供未婚女孩子工作機會，她們拿薪資補助家用，並自己存下嫁妝，婚嫁時便成為更具吸引力的伴侶。不過她們一結婚便離開職場，回到家裡去當主婦了。
美國女性在家裡待了很長一段時間。到了十九世紀末，美國已婚的女性僅五％在家庭以外工作。一直到十九世紀晚期，美國的丈夫仍然依法據有妻子的所得與財產。州政府遲至十九世紀的最後幾年才通過許可女性擁有財產的法律。經濟學家說，這是因為女性沒有什麼機會找到有薪職業，也無從累積財產。但是工業化發展為女性在職場上開闢了許多機會，不給女性財產權會成為發展的障礙，女性可能因而減少就業動機。
勾丁描述的這個模式符合了現今世界上的經濟發展曲線。像盧安達和坦尚尼亞這樣極貧窮的國家裡，四十五歲到五十五歲的女性有九成仍在工作。一旦國家經濟進步，女性的勞力供給就會遞減，大約在墨西哥和巴西這樣的發展階段達到低點，之後在國家經濟達到瑞典、澳洲、美國的發展階段時回升。
職場以外的社會動力學顯然也影響了世界各地的女性角色演化。一九○○年代到一九七○年代之間，美國的婦女從得到投票權開始，一直到有權決定是否終止懷孕，都包含在廣泛的平等運動之內。科技是一大助力，從洗衣機到冷凍晚餐和微波爐的各式各樣新發明，都使婦女可以更容易走出家庭去找機會。避孕丸大量販售使男人可以輕易有性行為，減少了其結婚動機。避孕丸也使女人可以主控自己的能育性，可以延遲結婚，可以展開自己的職涯。女性喪失了一種傳統的物質支持來源，卻得到了經濟的自主。
這些改變的關鍵即是工作。工作使女性的影響力增強，並激勵她們推動職場、家庭，以及其他方面的兩性平等，促成更廣泛的經濟上和法律上的改變。制度上的改變繼而鼓勵更多女性去工作，形成一種正向的回饋循環。女性越來越大的影響力，成為一九七○年代普及的無過失單方離婚的推手。這項改革降低了結束婚姻關係的成本，增加了女性工作的動機，因為自己能賺錢是萬一離婚時的經濟保障。
女性的勞力供給在整個二十世紀之中顯著成長。一九二○年間，美國三十五歲至四十五歲的已婚婦女就業的不到一成。到了一九四五年，就業比例約為二○％。女性的教育程度也大幅提高。除了美國南部以外，女性高中畢業率從一九一○年到一九三八年增加了五倍，達到五六％。因此有源源不斷的合格工作者可以投入經濟發展開啟的文書職員工作。
儘管如此，教育水準提高的女性要找更好的工作卻仍是難關重重。一九五○年間，美國正值青春壯年的已婚女性有四分之一在就業市場上。人口調查卻發現，最頂尖的女性職業只是老師、秘書、護士。曾任美國最高法院大法官的珊德拉．戴．奧康諾（Sandra Day O'Connor）就是一個代表。她於一九五二年以接近頂尖的成績自史丹福大學法學院畢業，在一家法律事務所面試的時候受到許多困擾，後來終於被錄用，卻是安排她做法律秘書。她於二○○八年（從大法官職務退休兩年後）回憶當時的感受：「我太震驚了，根本從來沒想到我可能找不到律師的工作。」後來她決定從事公職，擔任了加州聖馬竇縣（San Mateo County）地方法院副檢查官。
女性看待工作的態度也有改變。一九二九年間，美國妻子的勞力供給下降都是在丈夫薪資提高的時候，可見妻子就業只是為了貼補家庭收入。一九六○年代初的情形就不同了。經濟學家敏瑟（Jacob Mincer）發現，女性決定工作與否的原因在於自己領的薪水，不是丈夫的薪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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