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周非
《管子》:實踐出真知
管仲對後世的影響,重點表現在他為後世留下了一部托他之名的著作──《管子》。
據說,《管子》原書有五百六十四篇,漢代劉向在編輯時,刪除了其中重複的四百七十八篇,定為八十六篇,後來又亡佚十篇,如今傳下來的有七十六篇,約十六萬字,是目前諸子著作中散失最少、文字最多的一部作品。
關於《管子》的作者,歷來就有許多說法和爭議:是管仲的原著嗎?是管仲弟子們所著嗎?是齊國政治家所著嗎?是稷下學宮的學者們所著嗎?是漢代的偽書嗎?
「管仲弟子所著」一條肯定不成立,因為管仲沒有弟子,他那時還沒有傳授弟子的「私學」,而且,作為首相的管仲,也不可能帶弟子。人們做此推理,是受儒學、墨學的影響,因為孔子、墨子都有很多學生,《論語》、《禮記》是孔子弟子所作,《墨子》裡很多篇章是墨子弟子所作。
「漢代偽書」一條也不成立,因為《韓非子》裡就有記載:「今境內之民皆言治,藏商、管之法者,家有之。」這句話告訴我們,戰國末年,許多人家都藏有《管子》、《商君書》這樣的書。
其他三種說法,從《管子》內容看,則都有可能:《管子》書中,有許多理論已經被管仲所實踐,有些話就是他當政時所說過的,所以,有理由相信,這些篇章是管仲所著。但管仲時代,政治家還沒有著書立說的風氣,因此,管仲之言論,可能是管仲的部下、門人以及齊國後來的政治家所記錄,進而編撰成篇的。《管子》中許多關於哲學方面的觀點,在管仲時代,尚未形成,有的是直到稷下學宮時代才有,因此,這些文章完全有可能是後來的人假托管仲之名所編寫的。
不過,上面三種可能性的並存,並不影響我們來發掘《管子》這部著作的價值。
《管子》諸多篇章,從類型上,可以分為兩大部分:一是關於治國方面的學術思想論文;二是關於管仲生平、言行的記錄。
《管子》的內容卻博大而有系統:以民富國強為宗旨,以治國方略為主要內容,從哲學原理、學術理論講到具體政策與施政方案。
我們推崇《管子》一書的理由是:《管子》「新而實」,所謂「新」,是指《管子》一書,全是為了解決春秋戰國那個特定的時代面臨的新問題,提出的新思路、新政策、新方法、新措施。所謂「實」,是指這些思想、政策、方法和措施,主要來源於管仲及一些政治家的實踐。
那麼,管子的學術思想特點是什麼呢?
管子的學術思想特點,可以一言以蔽之:國家主義。
《管子》治國方略之八:大國外交
作為國家主義的管子,在對外關係上,提倡的是一種「大國外交」方略,這種方略的特點,與今天的美國外交戰略極其相似,即:國家利益第一,充當「世界警察」,以強大的經濟實力為後盾,政治、經濟、間諜、軍事手段並舉。
所謂政治手段,就是對國家稱霸的野心、對國家利益的需求,進行華麗的包裝,高舉漂亮的旗幟、高喊漂亮的口號。
管子高舉的大旗,就是「尊王攘夷」。在這個旗幟下,齊國儼然成為「世界和平警察」,一切外交、軍事行動,都是在周天子的旗號下進行的。齊國利用、控制周天子,就如同今天美國利用、控制聯合國安理會一樣。所以,齊國一出兵,總是號稱「興仁義之師」。
管子對外的經濟活動,其內在目的,無疑是為齊國謀利益,但是,他們卻高喊「與天下同利」的口號。齊國的對外貿易,經常採用高價進口、低價出口的戰略,看上去,這種對外貿易,是在支持經濟落後的國家,而實質上,卻在為齊國獲取稀缺資源、開拓「國際」市場,最終壟斷「國際」市場。
《管子》的〈輕重〉篇裡,就描寫了一次非常成功的「貨幣戰爭」:
齊魯之間有個衡山國,器械製造業十分發達,齊桓公想控制這種技術,但又不敢動用武力,因為一者衡山國武器厲害,發動戰爭未必能討到便宜;二者,也怕其他國家出兵干涉。於是,就問計於管仲。管仲就謀劃出一場「貨幣戰爭」。他派人高價收購衡山國的器械,不到十個月,就引得燕、代二國也去高價收購。三個月後,秦、趙也來收購。衡山國君樂壞了,對他的首相說:「天下都在爭購我們的器械,讓商人們把價格漲十倍吧!」這樣一來,衡山所有國民都去從事器械生產了。管子這時卻派人去趙地大量收購糧食。趙地的糧價本來是一石十五錢,齊國的收購價卻是一石五十錢。結果,天下人都把糧食運到齊國。齊國在收購器械十七個月、收購糧食五個月後,突然斷絕與衡山國的經濟貿易往來。其他國家一看,也撤走了在衡山國的商人。這時,衡山國的器械也賣光了、糧食也不能自給了,想進口糧食,但因為糧價漲了三倍多,也買不起了。這時,魯國就趁機占領了衡山南方,齊國則占領了衡山北方。衡山國連抗戰的兵器都沒有了,無奈之下,只得歸順了齊國。
在這場貨幣戰爭中,齊國不僅完全獲得了器械製造的核心技術,還擴大了國土、控制了天下糧價。
管子不僅在軍事上援助受夷狄入侵的國家,還在經濟上援助貧窮的國家,即所謂「布德諸侯」,以達到到「近無不服,遠無不聽」的目的。
管子將政治、經濟、軍事三結合,運用到一種極致:既強調道義又主張運用陰謀詭計。齊國曾將數以百計的外交人員派往有關國家,通過賄賂、收買等手段把別的國家搞亂。
以上兩點,就是所謂的「厚幣外交」。
——摘自《諸子百家大解讀》第三篇 治國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