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家恆（遠流 副總編輯）

　　講基督教在中國的發展，一定是從利瑪竇講起。這位耶穌會士在一五八二年來到澳門，欲向中國傳教，不得其門而入。澳門與北京相隔兩千公里，的確遙遠，但是利瑪竇這段路卻走了二十年，於一六○一年年初才到了北京，進呈自鳴鐘、聖經、《坤輿萬國全圖》、大西洋琴等方物，明神宗下詔允許利瑪竇等人長居北京。

　　第一個問題是這段路途為何走了這麼久？利瑪竇來中國是為了傳教，而明朝對外來傳教士的活動頗為提防，所以利瑪竇到了亞洲，還不能踏上中國的土地，只得暫住澳門，據說利瑪竇在澳門時，時常打開窗戶，對著北方喊叫：何時才能到北京傳教？

        之後，利瑪竇輾轉廣州、南昌、南京，最後才到了北京，其間迂迴延宕，正說明了中國對於基督教的提防。

        第二個問題是，為何非到北京不可？從利瑪竇鑽研儒學、進呈歐洲在科學、技術方面的最新成果，顯然利瑪竇針對的是中國上層社會的士大夫階層。這個傳教策略跟基督教早期發展的歷史記憶有關。基本上，耶穌及其門徒一干人等，在羅馬帝國來看，就跟今天法輪功之於北京一樣，是非法宗教。不僅受到取締，還受到壓迫。基督教在羅馬帝國被壓迫、凌虐了幾百年之後，居然皇帝信了教。這下子，基督教不僅擺脫了受迫害的命運，成了合法宗教，最後還成了羅馬帝國的國教。風水輪流轉，現在換基督教來迫害其他宗教了。這點且按下不表。

        重要的是，基督教針對羅馬帝國所取得的重大勝利太過甜美，以致於成為後來傳教的重要策略。因此，當耶穌會士在明末來到中國時，想到中國有這麼多沉輪的靈魂，與其一一收拾，不如讓皇帝信了教，風行草偃，全中國都成為基督徒，豈不美哉？

        耶穌會的盤算很美，後來也的確打入明朝的統治階級，只是這多少也是雙方的「美麗誤解」。朝廷看中的是這些外國人在天文、曆法、算學、科技上的過人之處，並不真的要接受基督教，耶穌會士過份解讀自身受到接受的程度。而且，明朝敗象已露，耶穌會士在朝廷下的功夫，在一六四四年之後皆成泡影。新朝肇建，一切都得重新來過，包括基督教的傳教。

        之後歷經康熙到雍正，清朝本身的權力鬥爭，加上耶穌會在歐洲受到打壓，基督教想要「從上而下」的傳教策略，終告失敗。之後的傳教活動，其實是從邊陲──包括地理的邊陲與社會地位的邊陲──來著手。沒想到這麼一來，最後歪打正著，幾乎要修成正果。

        宋美齡的父親宋嘉樹，海南氏人，要不是自己碰上一番奇遇，加上中國發生從王朝走向共和的千古大變局，這樣出身寒微的人本來是沒有太大發展舞台的。宋嘉樹本身受的國外傳教訓練，回中國之後娶了個信教虔誠的倪桂珍，生下的女兒宋美齡，宗教感也很強。這點從西安事變就可看出。

        蔣介石與宋美齡結婚後，受其影響也信了教。在西安事變的過程中，可以看到基督教對蔣介石的影響。蔣介石受張、楊「兵諫」，蔣這位「紅面將軍」的臭脾氣，加上基督教內涵的堅忍精神，兩者結合，天下無敵。蔣介石既然抱了必死的決心，張、楊二人拿他一點辦法也沒有。從蔣介石的日記來看，他已經置死生於度外，一個是靠「孫總理教導」，另一個就是聖經裡頭耶穌基督受撒旦誘惑四十天，毫不動搖。蔣以耶穌基督走向十字架的同樣的精神，甘於面對死亡。

        《聖經》就是蔣介石在西安事變期間的精神食糧，在宋美齡飛到西安的當天，

「余妻忽於下午四時乘飛機到西安，乍見驚訝……感動悲咽，不可言狀。」為何「感動悲咽，不可言狀」，因為蔣當天上午正好讀到《舊約聖經》〈耶利米書〉中有一段文字，提到耶和華將令女子護衛男人。蔣介石心裡大概會想，這豈不是神的意旨？

        而宋美齡是更老資格的教友了，西安事變的時間點，對於身為教徒的她別具意義，「余告張學良，聖誕日為停戰限期之最後一日，如今日不能釋委員長回京，則中央軍必開始進攻。」換句話說，宋美齡有赴死的準備，但這件事情圓滿落幕，那就是一個天大的聖誕禮物。這個聖誕禮物，也的確送來了。張學良在聖誕節當天備好飛機，親自送委員長夫婦回南京。

        想一想這個場景，中國的領導人夫婦，是這樣的方式來過一個基督徒的生活，要是利瑪竇看到此情此景，一定會覺得自己念茲在茲的傳教願景，終於實現。只是，當利瑪竇打開面北的窗戶，向著北京喊話的時候，絕對想不到，真正的希望，其實在他身後的海南島。就在南方某處某個窮苦人家，將會在四百年後產下一女，實現他的夢想。

        利瑪竇應該轉身的。諷刺的是，後來有人還真的讓利瑪竇不得翻身。在蔣宋心中那有著基督教精神的中國最後沒有實現，無神論的共產黨擊敗了蔣政權，在文化大革命期間，利瑪竇的墳墓被毀，墓碑平埋於地下，「讓他永世不得翻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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