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脆弱的強權》記者會精彩發言
王榮文：遠流很榮幸出版了《脆弱的強權》，也很難得謝淑麗教授有機會來到台灣，與學術界交流討論這本書的議題。我自己看了這本書覺得，一個學者可以把眼前的事情描述得直率又有新意，我很佩服。
謝淑麗教授在書中提到，「唯有認清中國內部脆弱所蘊含的危險，並將這層理解表現在決策上，中、美雙方的決策者才能避免玉石俱焚。」（第310頁）台灣處在中美國兩大強國之間，如何處理自己，是很重大的議題。
我記得十幾年前，柏楊和我講一段話，令我印象很深：「台獨成功日，國家統一時。」當時不是很了解他的意思，但看了這本書之後就豁然明白了，台灣做為一個小國，如何了解、處理中國領導者和人民的意識形態、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拿捏其間的分寸，是很需要智慧和手段的。
遠流在過去出版了很多研究台灣的書，但是現在兩岸的關係有這麼多的溝通，對於中國的了解也應該越來越多，我們也出版了很多中國學者的著作。不管是捧中國的、貶中國的、立場持平的，只要言之成理，我們都有可能介紹給大眾。在此也代表遠流歡迎《脆弱的強權》的作者謝淑麗教授，也感謝鄭敦仁教授、錢復董事長與各位的參加。
中國崛起的野心與能力
鄭敦仁：坐在我旁邊的謝淑麗教授是一位中國通，她不只在學術界地位很高，在華府也有很豐沛的資歷，我有幸在開始教書的時候就認識她。謝淑麗教授的著作，我幾乎都讀過，最近這本《脆弱的強權》在華府或各界都激起一片喝采。
謝淑麗教授以台海關係開場，如今，我們看到的不是台海問題，而是金融危機。各位或許為問，為何在金融危機的尖峰來探訪這個主題，我的回答是這樣的：金融危機是個老問題，這問題大家都會認為要彼此合作解決危機，彼此都會好過。
但是政治問題不同於金融問題，衝突面比合作面還要多，尤其是台灣海峽的問題錯綜複雜。因此，我認為謝教授來台的時間點非常好，金融危機終究會過，所以應該回到政治的基本面。第二點，謝淑麗教授在中國研究的領域開了一個橋段，因為這十幾年來中國崛起的研究大致上有三大辯論：第一，大家不相信中國正在崛起，懷疑ＧＤＰ數字的真假，這辯論很多，尤其是文革和大躍進時期，雖然說數字不一定是準確的，但成長率差不了太多。
第二則是關於中國崛起之後要做什麼，這就是野心的問題，是要挑戰或融入世界秩序。哈佛、華府或智庫的學者都參與這次辯論。重點在於不能去圍堵中共，因為要考慮到挑戰秩序或是保持戒心，禮尚往來。
第三個辯論則是謝淑麗教授這本書引起的，就是回到基本面的能力問題：重新檢視中國的競爭力，書中有個關鍵觀念引起廣泛討論，就是「asymmetry」，不對稱。中國的能力並非全面的，可能某方面強、某方面弱，在外國和世界各國應對可能很強，對內可能不然。因此《脆弱的強權》提供我們在中國各方面能力的探索，而非全面的認定中國在崛起，什麼都是強大的、都是好的。
所以，謝淑麗教授提供我們一個角度去思考。這也是台大舉辦這次研討會的原因，看看中共是否真的是asymmetry。比如中共在面對儒家思想，還很comfortable，可是面對宗教，就無法處理。
謝淑麗（由徐斯勤教授翻譯）：很感謝主辦單位邀請，也感謝遠流出版公司將拙著出版並在華文世界加以推廣。我也非常尊敬、重視錢復董事長在外交上的成就。關於拙著的中譯本，我希望除了在台灣、香港等地的華人能讀到，也希望中國大陸的讀者能讀到，但由於內容的敏感性，中國大陸至今還無法發行簡體版。
但是從網路上的討論以及接觸的學者，拙著引起學者和民眾的注意和熱烈討論。拙著最關鍵的論點就是「風險」，這個風險可能不是西方世界或是其他國家所看到的外在的強度，而是內在的脆弱。
因為這樣的脆弱，所以使政權感到不安而緊張，並影響決策和對未來的可預測性。所以，若要了解中國大陸未來在國際外交上的意圖或能力，都不能不了解其內在脆弱性。
台灣並不是胡溫優先處理的問題
錢復：謝教授在這本書裡多次提到，台灣問題是中國最重視的問題，當然中共做為一個強權，是胡錦濤上台以後提到了中國崛起。這個名詞是二○○五年胡錦濤的智囊、中央黨校前副校長鄭必堅在美國外交協會出版的雙月刊提出的，要點就是：中國現在已經很了不起了，應做為世界的強權。我並沒有和謝淑麗教授請教，但這本《脆弱的強權》好像是針對那篇文章而來的，意思是「慢慢來，你還沒有到那個程度，你還有許許多多的問題」。而這些問題在這本書的第二到第六章，都描述得很清楚。人口、就業、資源和環境的問題，都是中共脆弱可能的因素。
我注意到《脆弱的強權》從頭到尾關注的就是台灣問題，我也看到從一九九五年到二○○八年這十三年的時間，台灣有很多次面臨戰爭的邊緣，雖然我們生活在這裡沒有深刻的感受，但這是一個事實。
謝淑麗教授這本書，我特別要提二五六頁指出，「胡錦濤和溫家寶把自己的政治遺澤定位在扶助中國窮人脫貧。」這句話我覺得實在是這本書最重要的啟示，也就是解釋這十三年間這麼多次中共想要動卻又不動，因為老話說「兵凶戰危」，打仗是很危險的。
你有一個目標，想讓中國人民脫貧，那中國人民從一九七九年到二○○八年，這三十年大概有兩到三億的人脫離聯合國所定義的每天生活一塊美金的貧窮線，如今還有八千五百萬的人活在貧窮線底下。但是在這次金融危機裡，很多的人失業，現在大概又恢復到一億兩千萬。
我特別提醒大家注意書中第三一五頁，畫了中共的一個圖，一共四個領導階層，第一個世代是毛澤東，其政治遺澤已經定了，就是建政；第二代領導是鄧小平和趙紫陽，其政治遺澤是改革開放；第三代是江澤民、李鵬和朱鎔基，他們的政治遺澤是收回港澳。這三個世代的領導在歷史上都有所成就，也會留名，那第四個世代怎麼辦呢？最好就是把台灣收回來，但是辦不到，這個胡溫都知道做不到，做不到就不要去想，要想就要想一個可以做到的，就是剛剛二五六頁畫龍點睛的那句話：使中國人民脫貧。
中國大陸在過去的歷史，沒有一天是全國沒人沒飯吃的，這是一千年來的問題，若有政治人物可以解決的話，必定可以留名。因此謝淑麗教授給我們一個解答，為何中國可動武卻不動，這是我的看法。
謝淑麗（由徐斯勤教授翻譯）：關於和平崛起，當中共黨校校長鄭必堅及其背後的領導人想提出這個說法時，其實是希望讓國際認為他們真心是以和平的方式崛起。國內的發展還是最重要的，為了不使國外緊張並引起新的冷戰，他們有必要先發展國內。除此之外，他們也不希望中國的崛起在國際上造成所謂的「中國威脅論」，以免引起不必要的緊張，而這些緊張可能會造成其他國家的宣戰，並消耗中國國力，這些都是中國和平崛起背後所考量的因素。
回顧多年來中國大陸的外交政策，表現出三個特徵：彈性、細緻、有效。在這些正面因素下，仍有一些令人擔憂的因素，讓人懷疑由中國大陸領導者所主控的外交政策，長期來說到底能不能夠持續。
民族主義是兩岸關係最大的變數
其中影響最明顯的就是社會上日益高漲的民族主義，而這些民族主義特別表現在媒體，特別是網路媒體上。尤其是中國大陸對日本或對台灣的政策上，常常可以發現這些民眾或網民都有許多強烈的意見。因此，要看中國大陸的崛起是否和平，不能只看領導者他意圖要怎樣，更要看內部結構，尤其是領導者在面對強大的社會和群眾壓力時，能否持續這些彈性、細緻且有效的政策。
從這些角度看起來，我們也可以回推到中國大陸內部的脆弱性上。從中國的歷史看起來，比如說清朝，在面臨強大的外交壓力下，國內的民眾民族意識高漲，不滿軟弱的政府，加速了朝代、政府的潰敗。現在中國大陸內部，在特定的議題上有特別的不滿，不同的群體有不同的議題，這是我們值得注意的。
最後談到兩岸關係，在胡錦濤就任之前，對台或對日政策往往是僵化並把人逼入牆腳，但在胡溫上台之後，這些彈性細緻的政策似乎已走出牆角，這基本上是值得肯定的。這包括在國際空間展示了某種程度的彈性，比如說停止和台灣割喉式的外交承認競爭，給台灣面子和裡子上更多空間，至少台灣在面子上有了些進展。
另外，經濟整合的推論也是值得重視的。從這些看起來，值得注意的是，對照強烈的民族主義的不滿，最近這陣子這些中共對台的彈性政策似乎沒有引起社會上廣大的批評和不滿，只是偶爾可以在網路、部落格上看到一些不太滿意的聲音，這顯示了台灣問題對中國大陸人民來說並不是一個最顯著的問題，除非台灣重新走回對中國大陸挑釁，否則這問題的顯著程度和緊張性不會提升。也就是說，中共對台的彈性政策，比較有可能持續下去。
錢復：我非常同意謝淑麗教授的說法，尤其是民族主義。老實說，中國大陸從六四天安門事件以後，相當長的一段時間面臨嚴重的內部問題。中共當時就積極用民族主義作為當時克服困難的有效工具。我想中國和平崛起是一定的，現在經濟已經是一個大國，政治也要是一個大國。但是民族主義是兩頭尖的，有時候推得太過分反而會傷到自己，我特別同意謝教授提到的網路，像互聯網，他們的功能和影響力是很大的，他們顯然對政府形成壓力。
可是民族主義來看台灣，就是什麼都可以做，就是不要搞獨立，你一搞獨立，則是直接讓他非有反應不可，所以比如說二○○五年的反國家分裂法，謝教授在書裡對第八條做了詳細的分析，在這些（書中所列）的情況之下，可以使用武力，否則的話是不可以的。
這是否意味著打台灣之前要先訂法條？這其實是為了安撫內部，因為內部有許多打台灣的呼聲，訂了法律就意思就是說沒有法理上的違反現象就不能打，反國家分裂法是為了這個啊。而我也必須說，大陸在國際上並沒有處理好，因此反國家分裂法好像讓他變成一個好戰的國家。這個是很有趣的事情。
記者提問：現在中共領導人最關心的似乎是國內的議題，比如說消除貧窮，而對台灣來說，謝教授提供了一個比較全球性的角度讓我們去看待崛起的superpower，但就台灣民眾來說比較關心的是，在其中會受到怎麼樣的影響。先前也提到說，中國對台的政策比較彈性，比如說給台灣更多的空間和外交上的面子。那若這樣持續下去，台灣的下一步會是什麼？維持現況嗎？而就長遠來說，是會在國際上增威或是依附在中國之下？
記者２：謝教授有提到最近兩岸關係在經貿上比較密切，對於即將在未來可能打開的對談，他有何具體的看法？
謝淑麗（由徐斯勤教授翻譯）：先從第一個問題談起。我比較強調的是外交的實質部份，中華民國的外交官是很有能力的，只要在適當的場合、適當的空間，就能把台灣的聲音傳遞出來。要強調的是，目前兩岸的外交休兵，台灣有更多的國際空間，那麼也在大陸某些程度的前提下，形式不重要，重要的是實質，如何讓台灣的聲音在國際被聽到，這是我所要強調的。
而在兩岸的經濟整合，對兩岸整理來說是有利的。大家所擔憂的，台灣是否會因此而被大陸吸納，事實上，這樣的風險並不高。因為台灣是有效的民主政府，如果在經濟整合過程中，沒辦法為台灣帶來經濟福祉，就可以用選票來防止這樣的狀況；另外，大陸和台灣經濟整合也是為了要防止台獨，尋求兩岸和平穩定。大陸想讓台灣感覺到經濟整合是有利的。最後，這也有利於台灣的企業和產業，在中國大陸或其他市場更有競爭力。
活動預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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脆弱的強權或全球新霸權？六四事件後中國的裂變 ／溫洽溢（世新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助理教授）
「攸關黨國未來生死交關的轉捩點」的六四事件後，中國從遭受國際抵制到躍升為強權，甚至以「北京共識」取代「華盛頓共識」成為全球發展典範，我們如何解讀此刻中國在政治、社會、經濟的面貌，他們面對什麼糾結複雜的內外問題，我們又如何了解中國未來的可能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