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照

（根據2009年4月4日楊照在誠品敦南店「浮華與蒼涼」系列講座演講內容，由林姿君、李靜慧整理）

二十幾年前，我在臺大念歷史系，當時三年級有一門必修課程，其他的學校向來稱作「史學方法」，獨獨只有臺大命名為「史學方法論」。

為什麼臺大開設的不是「史學方法」而是「史學方法論」？「方法」與「方法論」是不是同一回事呢？至少，當時的臺大學生都很清楚老師們花極大的工夫闡述的差異性何在，也不是完全沒有道理。我的老師黃進興編了《中國史學論文選集》，開頭第一篇文章正是黃老師自己寫的〈論「方法」與「方法論」：以近代史國史學意識為系絡〉，談論中國的方法意識，探討方法和方法論的差異。「史學方法」意味著對一個未來歷史學家的方法訓練：教導你如何作史學研究、如何寫歷史書，歷史的定位對你來講是什麼……換句話說，當我們講「史學方法」時，我們把史學當作一種技術，老師可以傳授這門技術，訓練完成之後，徒弟便可以自立了。

可是多加了一個「論」字之後，態度就不一樣了。這時候史學方法不是一門技術。「史學方法」是把最好的方法告訴你，你一定要學會史料是什麼，要怎麼去接觸史料、如何整理史料。但「史學方法論」教的不是這個，而是拋出一連串問題：在研究歷史、陳述歷史、書寫歷史的各種方法之中，哪個比較好？為什麼比較好？在各種不同的狀況下，面對歷史材料，應該採取哪一種方法？這才是我當年在臺大所受的訓練。換句話說，並不存在一套現成的方法，可以讓我們登堂入室，成為一個歷史學家。反而是我們自己要去思考、要去追問：歷史是什麼？

當我們提及「方法」的時候，會牽涉到兩個重要的前提。第一個是歷史的範圍：所有曾經發生過的事情都是歷史。我們現在在這裡做的事，到了明天、到了十年後，到了誠品五十年，一旦變成過去，就成了歷史。但是歷史不等於「歷史學」，不等於「歷史著作」，歷史實在太大、太多了。所有人類經歷過、擁有過的事物都是歷史。但是沒有任何一個歷史學家或歷史著作可以囊括統整所有的歷史，因此「方法」至為關鍵。我們面臨的第一個問題正是：在這麼多的歷史材料和事件裡頭，在巨大的歷史本體當中，我們用什麼樣的方法去選擇，讓那被擇取的一部份變成歷史學，變成歷史著作。

第二個前提是：史學家是敘述歷史的人，他是一個出發點，而他所敘述的歷史將有一個終點，那個終點是讀者。不同的讀者懷抱著不同的關心，專注於不同的面向，擁有各自不同的背景，不同的歷史會引起不同的感應。

小大之辨
從我在臺大歷史系念書到現在的這三十年間，史學界發生巨大的變化，人類看待歷史的方式，尤其歷史學家看待歷史的方式有了重大的改變。我們可以挑出兩個和今天這兩本書有關的面向，第一個我稱之為「小大之辨」。

讓我們先回到最基礎的問題：歷史是一件過於龐大的事物。因此，歷史書寫的起點是「選擇」。傳統史學面對同一個問題，有一個被廣為接受的答案──歷史要寫「重要的事情」。不重要的事不要寫，我想沒有人會反對這個標準。換句話說，歷史要寫「大事」。正如小時候老師教我們寫日記，老師都會說：刷牙洗臉不要寫，走路到學校不要寫，因為這是「小事」，是每天都會重複的事情。

長期以來，歷史學家有個根深柢固的傳統──「看大不看小」。一個歷史學家專注於細節，在過去是不可思議的，並且是不對的。憑著有限的經歷，面對歷史事件和歷史經驗的茫茫大海，我們只能去舀取最重要、最大的事件。歷史學家如果不能辨別什麼是大的、重要的，在過去的概念裡，他不可以做歷史學家。頂多只能做些掌故、筆記。

掌故、筆記有它自己的一套傳統，它們由一些瑣碎事物組成，它有一些獨特的趣味，因此也發展出自己的一套傳統。掌故、筆記雖有趣，但很抱歉，它不是歷史。以過去傳統史學的眼光檢視，正因為有所謂大小之辨，所以會認為：人生當然也有無聊的時候，偶爾去搞一些掌故沒關係，但是一旦面對人生的重要事件，如果你有興趣要做一個史學家，如果你要當黃宗羲、要當王夫之、要當顧炎武，你就不能把自己的眼光侷限在掌故上面。那些是文人用零碎時間去做的事。

中國傳統裡面的這種想法，在西洋傳統史學裡面也有，而且一樣難以打破。我念書時，在「史學方法論」這堂課裡見識到各種不同的歷史，眼界大開，發現到原來我們從小到大所學習的歷史只是其中一種，就是政治史，原來在政治史之外，還有很多不同的歷史，例如經濟史，人怎麼吃、怎麼活著，都可以用經濟力量的變化和階級互動來做最根本的解釋，這就可以談到馬克思跟唯物史學的影響。還有社會史，人不是只有帝王將相，人類的社會可以分類成各種不同的群體，這些群體決定世界的樣態。然而，二、三十年前，就算是我在史學方法論裡見識了這麼多樣的歷史方法，這些都還是「大歷史」。為什麼要講社會史？因為社會上面有大事。社會上的巨大變革是政治史沒有辦法涵蓋的，所以要講社會史。但是在最近的二、三十年中，興起一股潮流，小大之辨不斷被質疑、攻擊。曾經我們認為，歷史學家必然要關注「大事」，有這麼理所當然嗎？有沒有別的方法能夠有效地呈現歷史？再來，用過去的方法呈現出來的歷史，會產生什麼樣的問題？

史景遷（Jonathan Spence）的《前朝夢憶》寫張岱，跟卜正民（Timothy Brook）寫維梅爾，這兩本書都是近三十年來新的史學意識下的產物。在這一件事情上，兩人屬於同一股潮流，置身於同一個思想觀念。到底這新潮流是什麼樣的想法，什麼樣的歷史態度呢？它當然沒有否定「大」的重要性，影響很多人的事情當然重要，可是要去呈現那些影響力巨大的事，不見得只能靠描述大事。

在這三十年當中，這場小大之辨相當複雜，如果你去看《歷史與理論》（History and the Theory）的話就會發現，講到歷史理論時──更早以前可能說歷史哲學──到了我們這個時代會被談到的歷史理論只剩下一種，就是歷史方法論。我們到底該怎樣看待歷史、怎樣整理歷史、怎樣呈現歷史？這三十年來的新潮流，正是對過去小大之辨的反動。落實到史學研究與書寫上面，倒不是說大家來寫小的題材，而是我們應該「重視細節」。（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