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個典故，牽涉到春秋和戰國時期的兩個名人。 陶朱事業指的是越王勾踐的謀臣范蠡棄官經商，成爲巨富的故事。 端木生涯，指的是孔子的學生子貢。 這兩個人是中國儒商最早的傑出代表，是儒商的老祖宗。 勾踐被吳王夫差打敗後，范蠡獻計，讓勾踐屈身事吳，以圖轉機。勾踐赦歸後，范蠡又和大夫文種共同制定十年生聚十年教訓的復國滅吳計劃。當越王滅了吳國成就了霸業，成爲復國功臣的范蠡，功成身退，隱入江湖。 他留信給好友文種說「飛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越王爲人長頸鳥喙，可與共患難，不可與共樂。子何不去？」 文種沒有聽勸，果被越王賜死。隱於齊國的范蠡化名爲鴟夷子皮，墾荒經商，成爲當地首富，齊王拜爲國相。 范蠡以爲家有千金之富，官至卿相之榮，都是做人的極致，「久受尊名，恐非祥兆。」於是，向齊王交還相印，將家產分贈給親友鄉鄰，遷陟到山東定陶，自號朱公，從事耕畜經商。「十九年中，三致千金，再分散與貧交疏昆弟。此所謂富好行其德也。後年衰老聽子孫修業息之，遂至巨萬。故言富者皆稱陶朱公」。 范蠡認爲：在社會經濟生活中，各種商品有各樣的用途，發生戰爭需要軍備，日常生活需要各種貨物。透徹了解這些情況，才能掌握商品流通的規律。作爲生意人，要懂得儲備各種貨物——乾旱時期要生產舟船，洪水時期要備好車騎。農業生產變化無常，豐收時要多留儲備糧，以備災荒時用。糧食價格要保持合理標準。糧價低，農民受害，失去種田積極性，田園荒蕪，雜草叢生;糧價高，商人沒有收購能力，糧食賣不出去。只有讓農民和商人都得利，糧食交易市場才能興旺。這既是商經，也是治好國家的重要道理。 商品的質量要完善無疵，手中的資金要不停地周轉。買賣貨物，要注意其特點，易腐敗的食品不要久留，儘快脫手。只有掌握了市場的供求情況，知道哪種商品過剩，哪種商品短缺，才能對其價格貴賤了如指掌。凡商品貴到極點必反賤，賤到極點必反貴。掌握住這一規律，對於貴的商品也可以像對待糞土似的儘快出手，對於賤的商品則可視如珠玉一樣收取過來。經商者手中的資金不要閒置不用，要使其像流水一樣運轉流通。 子貢是衛國人，複姓端木，名賜，端木賜，子貢是他的字。子貢比孔子小31歲，《禮記》裡說，男子「二十而冠，始學禮」，是說，那個時代男子20歲成年，才可以學習禮儀。依此說法，子貢跟隨孔子學習時，已經20多歲了，而孔子這時已50多歲了。子貢在投靠孔子之前，已是一個比較成功的商人了。司馬遷在《史記•貨殖列傳》裡講，孔子「七十子之徒，賜最爲饒益」，是說，子貢在曹國和魯國等地做的是國際貿易的大買賣。孔子弟子三千，賢者七十二，子貢是其中首屈一指的大富豪。 子貢有兩個突出特點：第一，是位能言善辯的外交家。他利用經商到處奔走的便利宣傳孔子，使許多向學之士聚集到孔子周圍，孔子誇獎說：「自吾得賜（子貢）也，遠方之士日至。」第二，是位經商高手；《論語》中，孔子常夸子貢：「賜不受命，而貨殖焉，臆則屢中」，意思是說子貢不服命運，從事經商，預測行情，百發百中。《史記•仲尼弟子列傳》亦載：「子貢好廢舉，與時轉貨資…家累千金」，「廢舉」就是賤買貴賣。「轉貨」就運輸周轉，用現在的話就是：子貢依據市場行情的變化，賤買貴賣從中獲利，成爲巨富。子貢用自己的外交才能和資財，幫助孔子周遊列國，擴大儒家學說的影響。 《史記•貨殖列傳》 「子貢結駟連騎，束帛之幣以聘享諸侯，所至，國君無不分庭與之抗禮。夫使孔子名布揚於天下者，子貢先後之也。此所謂得勢而益彰者乎？」孔子死後，他還擔任了魯國、衛國的宰相，爲改善民生，做了許多有益的事情。「端木生涯」，達到了孔子要求的「富而好禮」的境界。 孔子曾說：「放於利而行，多怨。」《論語》說孔子很少談「利」。後世儒者更是言必道德教化，一副貴義賤利的面孔。其實，將義利對立，是對孔子學說的歧解。 孔子也說過「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爲之。」子貢和范蠡以自己的文化智慧，通過經商理財，實現了孔子提倡的「富而可求」、「富而好禮」和「富好行其德」。他們的身上，體現了中國傳統文化所崇尚的誠信仁義、利惠衆生和自強不息的儒商風範。因此，「陶朱事業」與「端木生涯」，是所有儒商嚮往的成功境界。越來越多的商家，將之用作裝點門面的對聯。類似的對聯，還有不少，如：經營不讓陶朱富，貨殖何妨子貢賢。錢需巧用財方聚，效陶朱廣積；貨不停留利自生，求端木良謀。貨殖仿子貢，藏名效陶朱等等。 這些蘊義深涵的語中，可見子貢與范蠡對後世的影響，也可以窺一斑見全豹，從中領悟儒學儒商的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