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都與價格有關」系列專文

◎吳家恆（遠流 副總編輯）

　　最近因為選舉的關係，許多話題一個接一個，非常熱鬧，峰迴路轉，往往有意想不到的發展。從之前的老農津貼，到前一陣延燒許久的「夢想家」，以及這兩天沸沸揚揚的甜柿問題。有的跟農業政策有關，有的涉及藝文政策，看起來是不同的領域，但都跟價格相關。

        在一個進口農場品擁有價格優勢的全球化時代，透過補貼來維持農業的「永續發展」或是避免走上不可逆的萎縮，這是許多國家都採取的政策。問題是補貼多少、如何補貼、誰被補貼，說來說去，問題都是：為了要維持農業在經濟生活中的比重，以兼顧長遠的國土開發的「價格」是多少？

        「夢想家」的問題則是：雖然藝術無價，但是花兩億所「買到」的表演水準，是否符合一般對於價格的期待？而這個例子最讓藝文界人士不平的是：平平都是努力於創作，為什麼能拿到的補助差那麼多？這其中的公平正義在哪裡？

        答案或許讓人氣餒，就像ABBA的那首歌道出了無情的事實：贏家通吃，The winner takes it all。艾都亞多‧波特在《掌握價格，就能操控世界》中，陳述了這個現象：

美國的勞動力市場之無情，算是富裕的工業化國家之最。西歐人的社會民主政體都有許多法條規定最低休假期與最高工時。比較高的最低薪資，加上高所得的較高稅率，是有利於比較同質的薪資的。反觀美國的職場，講求自由競爭──沒有政府干預瑕疵的自由競爭。就業市場的結構以一個目標為中心，即是要酬庸成功者。

一九八九年度，美國職棒大聯盟之中最貴的球隊舊金山巨人隊（San Francisco Giants）支付的中位數薪水是五十三萬五千美元，是最便宜的巴爾的摩金鶯隊（Baltimore Oricles）的五倍之多。看來是非常大的差距，按現在的標準看卻很小。二○○九年度，紐約洋基隊（New York Yankees）支付的中位數薪水是五百二十萬元，是將近排名最後的奧克蘭運動家隊（Oakland Athletics）的十二倍以上。

頂端資水膨脹最嚴重者，莫過於在套房辦公室裡上班的大企業主管。一九七七年間，美國排名前一百的大公司總經理薪水，是公司一般員工的大約五十倍。三十年後，美國最高薪的主管賺的錢大約是生產線上一般工人的一千一百倍。這種情形使得真正的鉅富和只是很有錢的人成為不同的階級。按一九七○年代的薪資研究，最高階的一○％的主管薪水是中階主管薪水的兩倍上下。到了二○○○年代初，套房辦公室的主管的薪水已經比中階主管的四倍還要多了。

芝加哥大學經濟學家若森（Sherwin Rosen）於一九八一年發表了標題為《超級巨星的經濟學》（The Economics of Superstars）的文章，試圖用簡明的經濟論題解釋這種現象。若森的大意是說，科技進步會讓某一領域中表現最優的人服務更大的市場，因此會得到獲利之中更大的一份。不過這也會減少這一行裡才能較差的人可能取得的戰利品。

這個推理恰恰符合流行音樂明星的收入動力學。音樂工業自從一九八○年代起就數度遭受科技的擾亂。起初是音樂電視台（MTV）把音樂搬上電視。然後是Napster把音樂放進網際網路。蘋果電腦讓樂迷購買單曲把它們帶走。這些突破每一次都把頂尖的表演送到更多樂迷手中，從而拿到消費者的音樂預算之中的更大一塊。以一九八二年計，流行音樂明星的頂尖百分之一，拿走了所有音樂演唱會門票收入的二六％。到了二○○三年，這百分之一的人端走了演唱會大餅的五六％。

這種超級巨星效應很可以用來解釋湯姆．克魯斯（Tom Cruise）的收入變動。他初露頭角的《保送大學》（Risky Business）片酬是七萬五千美元，後來的《不可能的任務Ⅱ》（Mission Imposible Ⅱ）的片酬已經漲到七千五百萬美元到九千二百萬美元之間了。超級巨星效應也適用於歐洲的足球運動。二○○九年排名最前面的二十個球隊賺到三十九億歐元，比歐洲所有足球聯盟收入總和的二五％還多。史上最偉大的足球員比利（Pele），一九五八年才十七歲的時候在瑞典的世界盃比賽首度上場，立即成為明星。之後全世界的足球隊都在爭取他。到一九六○年，他投效的球隊山多士（Santos）據傳付給的年薪是十五萬美元──相當於現在的一一○萬元。按現今的標準看算是二流了。二○○九年至二○一○年的球季中最高薪的球員是葡萄牙籍的前鋒羅納多（Cristiano Ronaldo），他在西班牙的皇家馬德里隊（Real Madrid）的年薪是一千三百萬歐元。如果包括廣告代言在內，現今賺錢最多的足球明星是貝克漢（David Beckham）。這位英國籍的中場隊員的二○○九年的收入除了為洛杉磯銀河隊（Galaxy）和ＡＣ米蘭隊（AC Milan）效力的薪水七百萬美元之外，還有三千三百萬美元的廣告代言酬勞。

球王比利遜他們一籌不是因為場上表現不如人，而是他的收入來源基礎小。他雖然是史上最偉大的球員之一，能花錢來體驗他的絕技的人卻很少。一九五八年的巴西人口大約是七千萬，電視機只有三十五萬台。第一座電視衛星電星一號（Telstar Ⅰ）升空是在一九六二年七月，來不及轉播比利第一次踢世界杯。相形之下，羅納多代表葡萄牙出賽的二○一○年南非世界杯大賽，超過兩百個國家進行轉播。如果把全世界觀看每一場比賽的人加起來，有幾百億雙眼睛在看──看過羅納多的人數比全世界的人口總數都多了。羅納多並不比比利強。他賺的錢比較多是因為他的球技播送給更多的人看到。

若森的邏輯曾被引用於解釋高階主管的酬勞。美國的公司企業、銀行、共同基金的規模已經成長，這時候能不能把「最佳」的主管或銀行經理或基金經理人放上操盤的位置，就成為成敗的關鍵了。這種情勢引發了經理人才市場上的激烈競爭，把頂級主管的價碼推到遠遠高於所有其他人。紐約大學的賈巴伊（Xavier Gabaix）與藍迪耶（Augustin Landier）於二○○六年發表了一項研究結果，估計美國的總經理級主管的薪水在一九八○年到二○○三年之間的漲幅是六倍，而原因完全在於美國的大公司市場有六倍的增幅。

這個模式與達爾文學說的象海豹性邏輯是同樣的道理。雌性象海豹向來偏好能把競爭對手撞得敗陣的肥壯雄性。其實雄性象海豹體重越重，越容易被鯊魚和虎鯨獵捕吃掉，雌性象海豹卻不管這些。公司企業利用高薪爭取人才，就像象海豹藉脂肪吸引配偶，即便這麼大數目的薪酬方案不大可能為股東帶來好處。事實已經證明，肥厚的薪俸鼓勵了詐欺行為，誘使坐擁股票選擇的主管為了提高公司股價什麼事都做得出來。過高的薪俸也助長了過度的冒險投機行為。

這種行事策略會對社會整體有益嗎？很令人懷疑。十五年來，美國最有錢的百分之一的家庭抱走了國民收入整個增加額的一半。一九八○年間他們拿走了美國國民收入的大約十分之一，如今有將近四分之一是被他們拿去的。這等於少數幾頭象海豹把海裡所有的魚都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