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家恆（遠流 副總編輯）

　　《急診室春天》的女導演咪咪蕾德（Mimi Leder）在1997年導了一部《戰略殺手》（Peace Maker）。喬治克隆尼在片中演一個美國空軍軍官，嫉惡如仇、講義氣但目無法紀，讓跟他共事的白宮科技顧問的凱莉（妮可基嫚飾演）吃足苦頭。

　　克隆尼在片中為了追回失竊的核子彈頭，面對前蘇聯、南斯拉夫的恐怖份子毫不手軟，也免不了有掛彩的時候。相比之下，克隆尼在最近的新片《型男飛行日誌》（Up in the Air）中的工作實在文明太多了。一樣是在天空飛來飛去，但是不用臉塗迷彩、手握機槍、出生入死，只要西裝畢挺，往來於機場、商務旅館和會議室。整理行李的手法、面對機場安檢的動作非常熟練，一如他非常擅長於處理他的工作──受雇來資遣其他公司的員工。

　　不流血、不流汗，頂多看別人流流淚，但這就是喬治克隆尼的工作。人生嘛，遭受打擊也不是壞事，有時反而是轉變的契機。但是，美好的話術無法掩蓋一個殘酷的事實：美國的產業在這二十年間大量外移。根據美國國會成立的「美中經濟與安全審議委員會」的調查，在美國給中國最惠國待遇之後的半年內，宣布有計畫外移製造部門的美國大型企業超過80家，從1992年到2000年之間，因美中貿易而喪失的工作有76萬件，在中國加入WTO之後，工作外移的速度還會更快，每年外移7-10萬件。

　　除了直接外移的工作之外，每關閉一個大工廠──

　　都對該產業及該社區每一個工作者的薪資產生漣漪作用，方式為降低要求薪資、約束工會組成與斡旋力量、削減稅基，並還減少或翦除相關承包、運輸、批發交易、專業與服務業等公司企業數以百計的工作。

　　到了2004年，可就業的美國成年人只有65.9％有工作或是正在找工作。就算有工作，薪水也在持續下降。美國境外外包大約是在第一次石油危機之後的1973年開始，而美國工人的平均實薪也從1973年開始穩定下降。

　　就是因為工作消失的速度太快，才會出現克隆尼片中所從事的行業。要公司內部的人資來資遣同事，總是有情感的牽絆，手法也不夠嫺熟，有時砍殺得拖泥帶水，引得哀聲震天。有個念人力資源管理的朋友笑稱，他們過去幾年來的工作重點就是costdown（降低成本），人資如何降低公司成本呢？當然就是裁員了。等到人裁得差不多了，兔死狗烹，人資也成了被裁減的對象。有過砍人經驗的人資被裁掉，開公司專門替別人裁員，也是很自然的事。畢竟，雇用裁員公司的企業，等於把裁員這個燙手山芋，外包出去了。

　　克隆尼飾演的這個角色，風流倜儻，外表光鮮，言語動聽，但是價值卻很空虛，砍人的數量成了成就感的來源，砍得迅速、砍得俐落成了同行較勁的遊戲。或是換個比較文明的衡量標準：里程數破一千萬。

　　我們來隨便算一算：如果克隆尼出差一趟是4000哩，目標是裁掉20人的話。那麼1000萬哩就表示克隆尼裁掉了5萬人。被裁掉的工作，很可能就移到印度、中國、越南，而失掉工作的5萬人，可能至少代表了2、3萬個家庭，受牽連的人有5萬人到10幾萬人不等。加上間接受影響的計程車、餐廳、服飾店、旅行社，這個數字很難估計，但可以想見，是非常可觀的。

　　沒有一場戰爭可以殺掉這麼多人。在這場產業外移的戰爭中，沒有冒煙的槍口，不見血光，但是每天光是在美國，就有幾千家公司工廠關門。更可怕的是，一顆子彈只能取走一條人命（在正常的情形下），可以一個工作可以奪走許多家庭的生計。當一份工作從美國移到台灣，破壞了一個美國家庭；當這份工作從台灣移往上海時，又影響一個台灣家庭。然後，這份工作從上海再移到成都，那個上海家庭又受影響。在成都之後，還不知道哪個家庭會受惠……

　　台灣在1970年代的發展，可說一部份是受惠於美國產業的外移。現在，台灣來到產業外移的這一端。看看美國的例子，可以肯定的是，十幾年前台灣那種「工作淹腳目」的年代已經過去了。大學生既濫且爛，博士呈爆炸性成長，但因為所受的訓練窄而專，有時還因為較為尖端，所以時效短。拿到學位幾年之內沒找到適當的環境發揮，之後就更難進入就業市場。如此看來，台灣所面對的局勢，恐怕比想像的還要嚴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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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像台灣下一輪無業衰世──產業外移與未來的台灣職場
梁文傑（《新社會政策》雙月刊總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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