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菲凌一早就預料到回去必然要面對這些：一個不知在政府什麼部門的人來到她信任的經紀狹小的辦公室，坐在大排檔一樣粗陋的餐桌餐椅邊說：「你現在這個買賣我們估計因為中間夾了8天假期可能要比原來長好多天才完成，這樣可能你要改機票先回新加坡再回來……」 她一臉愕然：新加坡？我是美國回來喔。不過她沒說出來，反而那種家長式的你要改機票的建議令她不舒服：「我回來不止這件事還有其他事情，我改不改機票是我私人計劃內的事，好像跟這單買賣沒有什麼關係喔。」這個女人一直陪她走上走落路上不斷重複解釋了幾十遍的相同內容，天氣又濕又熱，她想不聽也不行，那個人不斷在她耳邊喃喃自語令她煩躁不安，同幾十年前美國大醫院醫生請她入書房各自坐在單人沙發上，談論治療方法形成鮮明對比。她不明白同樣的內容為什麼要解釋那麼多次，她一直都是同意的而且也沒有提出任何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