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萬曆年間，西方來華的傳教士為了謀求教務發展，幾經摸索、權衡，採取了展現西方科學為主旨的傳教策略。他們以自鳴鐘作為“鋪路石”，在廣東有了最初的立
足之地。公元一六零一年利瑪竇以兩架自鳴鐘作“敲門磚”，進而叩開了紫禁城的大門。明清之際以傳教士為媒介的中西文化交流上有著特殊意義的一頁，就這樣揭
開了。
這兩架自鳴鐘是皇宮中擁有的最早的近代機械鐘錶。此後，利瑪竇又向明朝皇帝進獻過自鳴鐘。從那時起，把玩品味造型各異的自鳴鐘錶成為中國帝王的一種
新時尚。明亡清興，江山鼎革，但傳教士仍把進獻鐘錶作為親近皇帝的重要手段，而大清皇帝與大明君主對鐘錶有著相同的嗜好。到了乾隆年間，西洋鐘錶的應用相
當普遍，不僅宮廷大量收藏，且為達官顯貴、富商巨賈、文人學士加倍珍愛並大力搜購。鐘錶成了中國人認識西洋文化的重要途徑之一。
與中國傳統的計時器相比，西洋自鳴鐘具有複雜、緊湊、耐用的金屬結構，走時準確度高，使用方便、可靠，報時直觀，造型新穎多樣，尺寸可大可小等等。因此，
致使國人競相仿製，清廷也概莫能外。在經歷了明末清初單純仿製的風潮後，中國鐘錶開始了自主發展的道路，十八世紀出現了幾個生產中心，製造著具有各自特色
的鐘錶類型，如清宮做鐘處、廣州等地。
清宮遺存中、外鐘錶一千多件，製作年代從十八世紀至二十世紀初。外國鐘錶包括了英國、法國、瑞士等國所產；國產鐘錶則有清宮做鐘處所造的各式鐘錶、廣州鐘
錶等。儘管各自的文化背景決定了它們以不同造型出現，但裝飾華貴、製作精美、功能複雜，機械水平旗鼓相當，它們代表了當時鐘錶製造的最高水準。
鐘錶是故宮博物院豐富藏品中一個十分特殊與珍貴的種類，在世界博物館的同類收藏中也名列前茅。此次所精選的一百二十件（套），按其產地和反映的內容分為六
部分展示，每一部分展品既有其地域特色又相互聯繫。第一部分的英國鐘錶大多通體鍍金，造型多樣，巧布各種活動玩意裝置。第二部分法國鐘錶則主要展示了工業
題材鐘錶及四明鐘。第三部分展示以透明琺瑯、琺瑯微畫為裝飾手法的瑞士鐘錶。第四部分為做鐘處鐘錶，其中的御製鐘為了突出皇家的富有和豪華，多用紫檀木、
紅木為外殼，以樓臺亭閣的傳統建築形式為造型，上嵌琺瑯或描以金漆等，烘托出古樸與威嚴。第五部分廣州鐘錶最突出的特點，是其表面多飾以色彩鮮豔的藍、
綠、黃等色廣琺瑯。展覽的第六部分是與鐘錶相關的文物，彙集了有鐘錶形象的器物、繪畫等，宮中鐘錶的使用由此可見一斑。
鐘錶不僅僅是計時器，更是中西文化交流的載體。當年來華傳教士一般先在澳門落腳，使得澳門成為中西文化交彙之地。今天在此舉辦鐘錶專題展，其意義不言而
喻。
漏刻
漏刻是古代的一種計時工具，不僅古代中國用，而且古埃及、古巴比倫等文明古國都使用過。漏是指計時用的漏壺，刻是指劃分一天的時間單位，它通過漏壺的浮箭
來計量一晝夜的時刻。最初，人們發現陶器中的水會從裂縫中一滴一滴地漏出來，於是專門制造出一種留有小孔的漏壺，把水注入漏壺內，水便從壺孔中流出來，另
外再用一個容器收集漏下來的水，在這個容器內有一根刻有標記的箭桿，相當於現代鍾表上顯示時刻的鍾面，用一個竹片或木塊托著箭桿浮在水面上，容器蓋的中心
開一個小孔，箭桿從蓋孔中穿出，這個容器叫做“箭壺”。隨著箭壺內收集的水逐漸增多，木塊托著箭桿也慢慢地往上浮，古人從蓋孔處看箭桿上的標記，就能知道
具體的時刻。漏刻的計時方法可分為兩類：洩水型和受水型。漏刻是一種獨立的計時系統，只借助水的運動。後來古人發現漏壺內的水多時，流水較快，水少時流水
就慢，顯然會影響計量時間的精度。於是在漏壺上再加一只漏壺，水從下面漏壺流出去的同時，上面漏壺的水即源源不斷地補充給下面的漏壺，使下面漏壺內的水均
勻地流人箭壺，從而取得比較精確的時刻。
現存於北京故宮博物院的銅壺漏刻是公元1745年制造的，最上面漏壺的水從雕刻精致的龍口流出，依次流向下壺，箭壺蓋上有個銅人仿佛報著箭桿，箭桿上刻有
96格，每格為15分鍾，人們根據銅人手握箭桿處的標志來報告時間。
水運儀象台
水運儀象台是宋代蘇頌、韓公廉等人設計制造的一座大型天文儀器，它把觀測天象的渾儀、演示天象的渾象和報時裝置巧妙地結合在一起，是我國古代一項卓越的創
造。水運儀象台高約12米，寬約7米，呈下寬上窄的正方台形，全部為木建築結構。全台分為三部分，最上層是一個可以開閉屋頂的木屋，裡面放置一架銅制渾
儀，用來觀測天象；中間部分是一間密室，放置渾象，可以隨時演示天象；最為有趣的是下面的報時裝置，在台的南面可以看到五層木閣，每一層木閣裡都有報時的
小木人，他們各司其職，根據不同的時刻，輪流出來報時。它的一套動力裝置“可能是歐洲中世紀天文鍾的直接祖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