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三年六月，印度總理瓦巴義（Atal Bihari Vajpayee）搭機前往北京訪問。這是一趟劃時代之旅，距離上一次印度領導人訪問北京已近十年，當時的中國，放眼望去盡是腳踏車和呆板枯燥的建築，以沈重的腳步追趕二十世紀。但這次瓦巴義的飛機降落時，他以為自己看到的是海市蜃樓──北京市郊數千家工廠林立，這些工廠幾乎全在過去十年間蓋的，工廠給勞工穩定的薪水，也帶給眾人希望的未來。中國已從過去直接跨入未來。

他踏進極為現代的新機場，這只是是中國眾多新建機場之一。瓦巴義和代表團成員開上北京新建的高速公路，看到光鮮亮麗的汽車一輛輛飛駛過無盡的建築工地，陽光下，數百架起重機的剪影編織出一片都市風景。寬闊的北京街道，兩側耀眼的新摩天樓節次鱗比，這些建築都是近十年開始施工，中國經濟起飛的速度，比現代史上任何一個國家都要更快。瓦巴義從車窗看出去，看到了比統計數據更清楚的事實：印度已遠遠落落中國。

幾十年來，印度與中國的經濟一直孤立於世界之外，緩步前進。人民窮苦，生活改善無望。然而，中國在一九七八年對世界敞開大門，印度卻沒有，兩國的命運就此改觀。

瓦巴義率團訪問中國時，中國的改革開放已經進行了二十五年，數千萬中國人開始發現，隨著經濟起飛，他們的未來將為之劇變。自一九七八年起，海外企業投資總額超過六千億美元，遠超過美國在二戰後根據馬歇爾計畫，協助歐洲重建的金額[1]1。外資在中國興建數萬家工廠，雇用上千萬勞工。一般勞工的薪資是改革開放初期的五倍，數千萬人擁有行動電話、電腦，甚至汽車與公寓。（譯按：目前中國行動電話用戶數已超過四億。）

相較之下，印度似乎仍停留在從前。幾十年的老舊機場殘破不堪，沒有高速公路，路面坑坑洞洞，車輛壅塞，放眼望去，路旁盡是骯髒破屋。城市貧民窟人滿為患，他們就著汙穢的水道洗澡、洗餐盤、大小便，環境衛生堪慮。一九九一年，在中國經濟開放十三年之後，印度勉強開放外國投資，之後經濟改革忽而開放、忽而限制，縱使印度人民一般生活狀況已較改革之初進步，但比起中國平均改善的幅度，還是落差很大。

中國改革開放二十五年來，已有巨大變化，國民所得成長至印度的兩倍。雖然中、印兩國仍屬窮國，但是到了二○○一年，中國已有八三％的人脫離每日靠一美元生活的貧窮線，而印度只有六四％的人脫離[2]2；二○○五至○六年（三月底）會計年度，外國人對印度投資七十五億美元，而在中國，外資每六個星期的投資就已達到這個金額。當印度經濟牛步前進時，中國已是飛龍在天，躍入未來了。

怎麼會這樣呢？印度有民主、有廣大的英語人口、明確的司法體系，而且和西方關係深厚；中國政權專制、英語人口少，法治也不健全。不過瓦巴義從座車裡可以清楚看見，中國人民的生活大都比印度人好。

這本書講的是中、印兩國如何改變自己命運，也改變世界的故事。兩國從開發中國家蛻變為超級強國，印度採取緩慢而穩定的成長，與中國拔地而起形成明顯對比。這兩個國家在各個方面都截然不同，就像甘地與毛澤東殊異。印度民主，而中國專制；資本主義的印度經常反商，而共產中國卻親商。印度眾聲喧嘩，國內通行三十種語言，全國時區（因所跨經度範圍而）與世界其他各地相差半小時，這點也讓人混淆，因此例如台北是半夜十二時，在印度孟買是晚間九點半。中國則簡單許多，普通話通行全國，時區劃分與世界上其他地方相同，而且無疑由共產黨當家。

中國的實力一眼可見，而印度的則較不容易發現。印度的強項在於人力資源能與世界經濟接軌，中國還在迫害資本家的時候，印度的經理人已從征戰國內市場中獲得經驗，因此商業經營表現得比中國好。中國在文革時期曾關閉大學，印度則加強大學教育，培育出新一代的醫師、學者、科學家與工程師。

中印兩國的共同點在其轉變，以及改變世界的方式，這是自美國崛起於國際經濟舞臺以來，最教人震撼的。中印的影響力可從以下見出端倪：沃爾瑪超市的商品降價再降價；美國國內油價大幅攀升；美國人的薪資縮水，甚至連呼吸的空氣也不再相同。消費者打技術支援電話，接聽的人操著外國口音；大批從南中國海運往西半球的貨櫃船滿載貨物，吃水特別深，這些貨物全來自如雨後春筍般成立的中國工廠。從原始數據來看，事實最為清楚。印度與中國已成為全球成長最快的經濟大國，兩國在未來幾十年將持續成長，並在下一個世代前主導世界經濟。

突然之間，中印兩國提供勞力與合作，既是西方的客戶，也是競爭者。從紐約到東京、從倫敦到法蘭克福，各大企業的董事會主管都染上印度熱，就像十年前的中國熱一樣。那些企業大老闆連咖哩與熱炒都分不清，就爭相住進亞洲新建的五星級飯店。他們住的地方雖然光鮮亮麗，卻只敢用瓶裝礦泉水刷牙漱口，以免生病。他們穿梭大半個地球，因為這兩大崛起經濟體的飛速成長，相形之下，美國、歐洲和日本有如原地踏步。一時之間，和印度、中國做生意，成了西方企業快速擴充的唯一希望，也唯有靠這方法，西方企業老闆才能讓股東滿意。

或許，最驚人的改變是發生在新興的全球就業市場。即使近如九○年代，激進派仍擔心全球化可能危害窮人利益，其實，這個論點在中印兩國完全行不通[3]。美國企業與各地的資本主義者到亞洲，雖不是為了幫助受壓迫的窮人，但最後還是幫了他們。姑且稱他們為意外的行動主義者吧¾¾過去十年來，由於全球化帶來工作機會，即使工資在西方標準看來實在微不足道，印度和中國合計卻仍有兩億人口脫離貧窮。這讓那些關切世界貧窮問題的人大感驚訝，如果甘地、尼赫魯、毛澤東等關心窮人的二十世紀政治人物仍在世，他們也會嚇一跳。工作機會轉移海外，這個趨勢遠超過多年來保護窮人遠離大企業的力量。美日英等開發國家遭遇工作外移的挑戰，而窮國則贏得工作機會。全球化改善了窮人的處境，同時也讓歐美中產階級倍感威脅。

本書將探討透過網路連結亞洲勞工的能力對世界商業有何影響。數百萬工作機會在西方消失，為數龐大的中印勞工取代了西方人，他們做相同的工作，甚至以極低的薪資搶走西方白領的專業工作。許多產業的西方人忽然發現，如果工作內容相同，他們再也無法期望薪水能超過開發中國家人員的十倍。印度大學畢業生樂於擔任企業免付費專線的客服人員，聽取美國消費者的抱怨。此外，數千萬中國年輕人從鄉村搬進城市的工廠宿舍，為外國代工製造成衣、數位相機與電腦；歐美高薪人才也面臨遠距競爭，因為中印兩國每年投入職場的大學畢業人數，已遠超過所有歐洲國家與美國的總和。[4]

對歐美的中產階級來說，全球化的黑暗面令人恐懼。世界勞動市場一下子增加了超過十億勞工，許多西方人將被迫丟掉工作，如果不採取行動，增加自己的勞動競爭力，就得眼睜睜看著生活水準降低。十九世紀工業革命時，農人遭工人取代；二十世紀工廠生產線讓許多血汗工廠勞工失去生計；不過就在十幾年前，藍領工作移往墨西哥，許多美國工廠因而關閉。歷史一再重演，每次都為世界勞動市場帶來陣痛。

中印崛起的意義不僅是工作外移，它也關係到後冷戰時代地緣政治的轉變，關乎如何平息對石油的渴求，也關乎環境巨變。這就是結構經濟學──中印崛起牽動了全球政經形態丕變，一切就在我們眼前發生。

全球經濟的關聯已密不可分，彼此交織影響猶甚以往。中印的改變正以快速且驚人的方式，引導世界未來的走向。過去全球市場從未有過如此高度連動，想像一下，如果十三世紀的絲路與十六世紀的香料之路（Spice Route）合併為一個大市場，湧入大量貿易，這一全球貿易的結合又因現代科技而超載。現在中印兩國銷售至西方的貨運量不再以駱駝或帆船來計算，而是以貨機、貨櫃輪船或網路交通來算。

本書要告訴你，中印兩國崛起如何改變我們的世界。未來這兩大國的潛在影響力，讓人感到害怕，又容易低估情勢。《巨龍與大象》試圖證明，世界不僅能適應中印的崛起，還能更加繁榮。但我們必須先瞭解這兩個已對西方敞開大門、走入二十一世紀的大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