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權或分權管理是個大哉問的議題，必須視情境而定。
組織研究證明，組織的技術愈複雜，愈須分權。
在二十一世紀的知識經濟時代，分權管理的確日趨重要。

　　自有人類組織以來，組織宜採集權或分權，一直是組織設計最重要的議題之一。《海星與蜘蛛》這本書以海星比喻分權組織，蜘蛛比喻集權組織，認為在現在這個知識經濟時代，分權組織將遠比集權組織更具效能。

　　秦始皇統一六國後，廢封建立郡縣，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政治體制從地方分權到中央集權的改變，之後兩千多年的中國政治，「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其實也就是集權統一或各地分權的輪替。一直到今天的中國，政令出了中南海後，能否落實到地方，依然是理解中國政治的一個關鍵問題。台灣雖小，中央與地方之間的權責劃分，攸關台灣未來的競爭力，管理大師大前研一就認為台灣政治體制過於中央集權，他曾建議台灣分為北、中、南三州，落實地方分權，藉以提升台灣的競爭力。

　　然而，過去三十年來，中央集權的中國，經濟成長率與國家競爭力遠遠超過民主分權的印度，又怎麼說呢？表面上看起來，中國是因為中央集權、執政效率而進步神速，但大前研一卻認為，中國大陸的經濟之所以能快速發展，一個重要原因是地方分權，相互競爭的結果。因此，中國看似很中央集權，但在實際上，地方官員權力之大，遠遠超過台灣的地方官員。當然，我們也不能否認，中國在過去五百年落後西方的最主要原因，正是因為中央集權，制度與文化過度強調和諧一致，而喪失了創新能力，導致國家社會的衰敗。

　　其實，分權或集權是個複雜的問題，不易清楚界定，也各有利弊，要看這個組織所面對的挑戰是什麼而定。集權的帽子下可以很分權，中國大陸就是一例；分權的形式下卻又可以很集權，台灣的政治體制看似民主，實則中央集權集錢於一身。當然，集權或分權不能只在政治領域打轉，還有經濟、文化、社會等多元層面，就這個角度而言，中國大陸的權力過度集中在黨政系統，而台灣的體制則比較分權而多元。

　　組織理論的研究顯示，當組織面對的不確定性愈高，愈須採取分權制度。以軍事組織為例，軍隊平時非常的集權，以服從上級為天職，但在作戰的時候，軍人卻可能要「將在外，君令有所不受」而採取比較分權的管理模式，此間的差異就是因為環境不確定所致。組織研究也證明，組織的技術愈複雜，愈須分權。大學運作技術的複雜程度，遠遠超過高中，因此，大學的管理就必須比高中分權。

　　本書所舉的幾個知名企業，如Skype、Google、亞馬遜乃至於IBM、豐田等都處在技術日趨複雜，環境日益不確定的競爭環境，因此，他們必須採取分權制度。但是，台灣的成功企業如台塑、台積電、鴻海都算是比較集權管理的企業，那又是什麼道理呢？這又涉及企業組織的定位，大致來說，企業主要的附加價值要是落在「微笑曲線」兩端的研發或品牌而主，比較需要採取分權制。至於以OEM代工為主的台灣企業，其附加價值是在「微笑曲線」的中間，也就是製造過程，那就比較需要集權。製造過程涉及的不確定性通常低於研發或品牌經營，因此以代工製造為主的台灣企業偏向集權式管理。相對於台灣其他知名的企業領導人，施振榮就屬於比較願意用分權方式來管理的創業家。宏碁能夠成功打造出國際知名品牌，與施振榮的管理風格不無相關。

　　在大陸，位居醫療軟體產業牛耳地位的中聯信息，也是一個以民主分權管理而聞名的企業。該公司的部門經理職位、軟體開發項目等重要決策，都是透過企業內部市場機制運作而定，他們容許「在公司範圍內，任何人在任何時候，可以做任何事」，但是，該公司也強調任何行為要檢驗最後的效果。因此，中聯信息可以在分權民主的管理架構下，不致於陷入「無政府」狀態。目前中國大陸的民間企業大多還是創業家主導的，老闆集權管理是最常見的模式，中聯信息在中國別樹一幟的管理模式，最後成效如何，還有待時間證明。

　　簡言之，集權或分權管理是個大哉問的議題，必須視情境而定。這本書指出在二十一世紀的知識經濟時代，分權管理日趨重要，也點出很多分權管理的檢證與執行方法，讀起來輕鬆有趣，用起來實際可行，是一本值得各行各業人士認真以對的好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