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如書裡面的「安齊」。她說安齊「個子很小，聲音很亮，菸不離手，留一頭過腰的長頭髮，不過那長髮她能輕易用一個大夾子盤起來。她走路很快，抬頭挺胸，好像從來不會被路旁的東西轉移注意力。」

「安齊在一個下午打電話到我宿舍。是那種從話筒裡冒出來，妳就知道她接下來會主導整個談話的聲音……」 「安齊給人的感覺就像她在地球上沒有陌生之地。我的宿舍雖然亂了點，到底也算是在地球上啦。安齊在沙發上坐下來的樣子，就像她對宿舍比我還熟。我可能把水燒開了，倒了兩杯茶。然後她就開始毫不保留地和我聊她自己，好像從口袋裡掏出硬幣來一樣自然。三十分鐘內我得知她崇拜村上春樹、王菲，和當時正紅的The Cranberries。她在學校時也組團，當主唱。……」

 我不知道你身邊有幾個安齊？或者你自己就是安齊？ 我知道自己不是安齊。但我認得一些「安齊」。有時我們會羨慕她們的豪邁、自信，有時會討厭她們的侵犯。有些安齊太熱情，他們常常來向妳傳教，每一天都來告訴妳他的理想和新計畫。這時我也會認真的應付兩句，可是當她向別人提到我，說我是她的好朋友時，我又會不知道心虛還是故意的提醒別人，自己其實和「安齊」不熟。

 我時常拒絕安齊，又對她們好奇，因為我不喜歡安齊。當然也有一些人不喜歡我，對我也不好奇，有可能他們每天都和我一起工作，每週都一起吃飯，可是卻不「認識」我，轉過身，就成了陌生人。 但張惠菁不是這樣。她寫了兩篇安齊。一前一後，一個光芒一個黯淡。隔著半本書的時間，我們又找到了安齊。

這個安齊從愛丁堡回到了台灣。她住在墾丁，在她姐姐經營的民宿打工，已經不再組團不再寫小說。她們在茶藝館見面，她要點「冰」的碧螺春。她「說話很快，聲音很響。」 「四年前我在愛丁堡看到的安齊，她的特立獨行穿破周遭場景浮了出來。如今在台北，她仍是特立獨行的，卻是被周遭均質的透明空氣、茶店服務生的不耐、鄰桌客人的回頭瞪視給掩蓋，抹消，而致陷落下去。」 或者你會惋惜，要放棄安齊了。

然而張惠菁是充滿自省的，她接著又寫：「是我（作為觀看者）觀點變異所產生的改變嗎？從前我羨慕那無所恐懼、直來直往、在地球上沒有陌生之地的安齊。而在茶店裡，我卻是尷尬地看著安齊粗暴地把椅子往後靠，發出巨大的噪音，使店裡的客人再度投來一致敵意的眼光。那時我明白，這一店裡的人已經將安齊排擠在外了。」

 這是張惠菁的深情。熱心腸的你，可能就要衝過去要給安齊一個擁抱。可是張惠菁還在觀察，還在找答案──故事還沒結束，原因才將浮現，她正一步步逼近。這是她看似疏離的深情。

 張惠菁也寫一點點愛情。沒有山崩地裂、海枯石爛，沒有哀怨自戀，也不忸怩做態，沒有滿口親愛的，不愛的。但你知道那是愛情，很重又很輕。

 《告別》主要都在寫人，寫她的媽媽、她的女的朋友、男的朋友、男朋友（當作家的親友真是倒楣啊），寫她的髮型設計師，寫偶遇的愛文芒果阿嬤，也寫時事中的名人。她用一種男性較為冷靜、尖銳的筆調，但又抒發了某些女人的觀點，使得文字剛柔並濟。 我很少看《壹周刊》，卻不禁想像著，當我一邊隨著記者的顯微鏡、照妖鏡，近距離、冷漠地檢查這些名人的私生活。卻同時又跟著張惠菁遠遠的、深情的看著同一個人。我想這也是有種平衡報導的趣味。

 我們活在這個城市裡，認識了太多人，也隨時跟許多人轉身告別。我們時常對某些人視而不見，也習以為常地讓某些人從我們的生命中漸漸消失。

「有些人，我以為我放棄了。刪掉他們的email，刪掉存在手機裡的電話號碼，在他們說些不中聽的話時轉開頭去，連爭辯都不想。其實你永遠都不可能『放棄』一個人。…這些不是我能『放棄』的事。…我只是放棄去了解他們了，放棄讓自己成為一個能看懂他們的人──所以，被放棄的不是他們，是自己。」張惠菁的告別，其實是深情的凝視與擁抱－－對那些曾經在她生命中出現的人。

 擁抱之後呢？

「人生是要時常練習說再見的。」 我想她說的對。

(註：本文首貼於2004年初  也是我第一次將文章貼於遠流求文堂.  張蕙菁小姐親自來留言讓我很驚喜. 也增添我寫讀後感的興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