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冬君

1、「葉隱」是什麽意思

「葉隱」一詞由來，緣於西行之詩，西行詩曰：「隱于葉下，花兒苟延不敗，終遇知音，欣然花落有期。」此說甚美，有一種日本文化特有的含蓄美。萬綠叢中一點紅，是中國說法，可那一點紅，並不隱于葉下，而是綠葉配紅花，氣象甚大。但日本文化，卻說武士如花，隱于葉下，當你爲他的羞澀而感動時，他的狂氣卻突然爆發。

另一說法是，取自佐賀特産——葉隱柿，將武士比作隱于葉下的軟柿子？這比喻有點土，有點俗，不過，倒很像隱於樹葉下默默奉公的武士，只是有點兒土氣有餘，而狂氣不足，軟柿子式的武士，恐怕很難說是好武士。

日本文化「小」，所以，山本常朝歸隱，自稱隱于葉下，不像中國文化「大」，即使歸隱，也是隱于林下。葉下與林下，氣象之大小，不可同日而語吧！但不能因此而分高下，大的不一定就好，大而無當就不好，小的往往美好。

或曰，葉即武士，武士歸隱，就是葉隱，剛好常朝歸隱，便以「葉隱」爲書名。但日本文化，多以花喻武士，少以葉喻者。以花喻主君，葉喻武士，爲常朝特例？武士「萬綠」，而主君就是「一點紅」了。此亦聊備一說而已。

2、爲什麽要叫「聞書」

 山本常朝52歲時，是1710年，已「葉隱」10年。

這一年，來了一位名叫田代陣基的人，只有33歲。

兩人初會，各自吟了一首俳句，表達他們心中願望。

常朝俳號「古丸」，在俳句裏，他以「洗塵的山櫻」自喻，也就是隱于葉下的「葉隱」者了，從俳號看，常朝「信而好古」，一如孔子。

陣基俳號「期醉」，很青春的俳號，可以看作是期貨。

他在俳句裏，將常朝比作是天上的白雲，和目下之花，他說自己到處尋找，終於找到了，可以同這片雲、這朵花相伴了，表達了一種忍戀。

常朝聽了這首俳句，想必很感動，十年葉隱，那份孤獨可想而知，忽有粉絲不期而至，他一感動，就打開了話匣子，話兒滔滔，如放水矣。

一個口若懸河，不停地說；一個不動如山，默默地聽。

常朝口述之後就去世了，陣基又花了7年時間成書。

這本書，可以說是，常朝于「葉隱」時口述，陣基據當時之口述筆錄，補充了一些口述以外由他本人提供的材料，所以叫做《葉隱聞書》。

有人說，《葉隱聞書》在形式上像《論語》，所以又叫做「武士論語」。其實，「聞書」與「論語」是有差別的，可它們的差異，無人問及。

「聞書」是記錄性的，「論語」是論纂性的；「聞書」是個人之間的交談，談話內容具有私密性，「論語」是老師教導學生，內容具有普世性；「聞書」是個人筆錄，忠實於口述者本人的思想，「論語」是集體編撰，志在代聖人立言；「聞書」的思想是個體性的，言論很自由，什麽話都敢說，「論語」是學派性的，語氣斬釘截鐵，有一種決定論的風格，要代表真理；如此等等……

而且《葉隱聞書》，在日本從未享有過像《論語》那樣的官方地位。天皇不提倡它，因爲書中所言的武士道，幾乎就與天皇無關；將軍也不提倡它，因爲它所說的武士道，要求武士忠於自己的主君，而不是忠於將軍，而且它對將軍治下的「上方風」（江戶、大阪一帶的武士風）極盡嘲諷之能事。

這本書，是爲他自己的國家鍋島藩作的，屬於「國學」。

但它在鍋島藩的官方地位究竟如何？目前我們已不得而知。

不過，從《葉隱聞書》版本情況來看，幾個系的版本，幾乎都是從這一帶流傳出來的，大正年間，出過一個本子，書名就是《鍋島論語》。

也許《葉隱聞書》在鍋島藩享受過《武士論語》的待遇？

3、用武士道剔牙齒

創作了武士道經典的人，是怎樣的人？

在我們的概念裏，他應該活得很精彩。

但生在文治時代的武士，徒具身份而已。

沒有打過一次仗，算什麽武士？常朝就如此。

他像公務員一樣度過了自己的大半生，一個在精神上要特立獨行的人，卻日復一日的平庸下去以至於死，只好用精神勝利法來救自己。

而武士道，就是他的精神勝利法。他一生中，只做過一次惟有武士才能做的事，那就是，他居然曾爲介錯，每念此事，便激動不已。

有人來信，在信裏，誇了他的介錯手藝，他無比珍惜，因爲只有這一件事，證明他還算個武士。除此以外，武士只活在他的想象裏。

也許在這樣的想象裏，他會想起自己的父親神右衛門。

神右衛門是一位真刀真槍的武士，70歲時生他。

當時70歲，可是絕對高齡，即使在今天，70歲還能生子，這樣的男人恐怕也不多吧。因此，他差一點就被父親看作是鹽販子的兒子。

常朝長大以後，自己也曾懷疑過自己的來歷。

他說，70歲生子，「水氣不足」，是「陰乾的」。

神右衛門有一習慣，對孩子，哪怕剛出生，也必定要來個耳畔祝語：「長成大剛者，才必有高用」。把他要說的話，吹進耳朵裏。

就這樣，他在常朝的耳畔喋喋不休了十一年。

一直聽著這樣的話長大，那話，也就入骨了。

父親的訓斥常在耳邊：「武士無食，也要剔牙。」

他這一生，雖不曾爲了撐門面，餓著肚子，無食而剔牙齒，但他卻因爲成不了像他父親那樣的武士，而咬文嚼字，在武士道裏剔牙齒。

他說，武士道，就是要看透死。他想象著，每日裏，將自己置之死地，真是挖空心思。各種各樣的死因和死法，他一一琢磨，如剔牙齒。

可真正每時每刻都面對著死的武士，哪有功夫看透死？！

4、國學是個好東西

山本常朝青春期，曾向當時著名的儒者學習。

他成長中，剛好碰上德川幕府提倡儒教文治主義。

他本來是棵文治主義的好苗子，可他卻反文治主義。

你問他，爲什麽要反文治主義？他說，孔子也好，佛也罷，都與鍋島藩沒有關係，擡舉他們，會貶低了自己的武士，忘了祖先和歷史。

不要忘了，鍋島藩有自己的國學，他一開篇就說：

作爲我鍋島藩主的家臣，首先要掌握我藩之國學。

我藩之國學大旨，無非是我藩武家一門的來歷，先祖苦勞奮鬥累積起來的豐厚的智慧和慈悲之心以及由它們帶來的長久繁榮的運兆。

無論釋迦、孔子，還是楠公、信玄公，他們誰都不是龍造寺?鍋島家的家臣，都不曾以家臣身份侍奉過我藩，怎能適合我藩武家風呢？

所謂國學，就是先祖之學，先祖以武士道開國，向先祖學習，就要瞭解歷代藩主事迹，他們的事迹就是歷史，歷史是武士道的載體。

他認爲，各國都有自己的國學，只有自己的國學，才能適合本國的國情，不光鍋島藩應該如此，各國都應該如此——以國學治國。

鍋島藩國學雖好，但也只是適合鍋島藩，他不想放之四海。以各藩獨立的國學，來對抗統一的儒教文治主義，還是戰國時代的遺産。

我們知道，在日本以倡導國學而著名者爲本居宣長，可本居宣長卻是山本常朝的後輩，他是否受了山本常朝的影響呢？有可能。但他的著眼點已不同，畢竟時代變了。常朝立足于藩國傳統，而他已著眼於整個日本。

常朝以鍋島藩的歷史爲根本，建立了武士道國學，而宣長卻以《古事記》和《日本書紀》爲根底，確立了神道國學宗旨。這兩種國學，一個基於藩國，一個趨於天皇，爲明治時代的到來作了國學的準備。

強調國學，就是反儒教，反孔子，以爲孔子無用于國家，常朝可謂第一人，而宣長繼之。反孔子，無須講什麽大道理，全憑著一股子狂氣。

常朝對後世的影響，不是思想，而是狂，每當歷史轉折時期，狂就沖出來，扭轉乾坤。例如吉田松陰，他的思想受山鹿素行影響，可他還有狂。

山鹿素行也反儒教，可他只反朱子學，要回到孔孟。

而吉田松蔭在獄中，作《講孟餘話》，連孔孟一併反了。

他講解《孟子》開門見山，矛頭直指孔子和孟子，說：

孔、孟二人，離開自己的生國，去仕奉他國的國君，這樣怎麽行呢？如果承認君和父爲一義，那麽我們能以君非愚即昏，就離開生國往他鄉求明君嗎？這與那種以己父爲愚頑，而離家出走，認鄰家翁爲父有什麽不同嗎？

然後，他斬釘截鐵的說：孔、孟，失此義無須再辯！

這話幾乎就是接著常朝往下說的，是被《葉隱》的狂氣熏陶出來的。明治思想家也反孔子，但他們已不單是出於狂氣，還出於學理。

但學理卻是西方的，福澤渝吉指出，儒教缺乏獨立心和數理學。

5、爲了死而死

除了受父親的影響，常朝還受了兩個人的影響。

一個是禪僧湛然，教他世事無常，撚出一「幻」字。

還有儒者石田一鼎，教他儒者之勇，高舉一「剛」字。

兩個「剛」字，都進入了他內心裏，一個「剛」字，是被父親吹入生命中的，那是武士之「剛」，而另一個「剛」字，就是儒者一鼎教的。

一個武士之「剛」，一個儒者之「剛」，這兩個「剛」字，主宰了他，它們看似一致，而實質不同，在他的內心裏對峙，看誰壓倒誰。

畢竟是父親，除了精神上的影響，還有遺傳起作用，使武士之剛，逐漸克服了儒者之剛，占了上風。他創立武士道，很注意二者的分別。

武士之剛趨於美，乃行動美學；儒者之剛趨於理，行動服從倫理。

趨於美爲「葉隱流」武士道，趨於理爲山鹿素行之儒教武士道。

從《葉隱聞書》，我們幾乎看不到山鹿素行對常朝的影響，即使有影響，也是通過一鼎的教誨。一鼎用儒學剛強精神陶冶常朝，其中就含有儒教武士道。

山本常朝武士道是狂人化的，山鹿素行武士道是儒生化的。

儒生化的武士道，強調死的目的性，即天下大義，就象我們常說的，死，有輕於鴻毛，有重如泰山。因此，死之輕重，是需要掂量的。而常朝對此極爲反感，他說，死就是死，沒有必要這樣算計，算來算去，還是怕死。

怕死的武士道，是「上方風」武士道，把商人的算盤，放在了武士道裏，嘴巴上說起來頭頭是道，骨子裏還是怕死。常朝認爲，死不需要有別的目的，死本身就是死的目的。真正的武士，應當爲死而死，純粹的死，絕對的死。

死，是徹底的生，應當以天下國家爲出發點，而非最終目的。

與《葉隱》同時，還有另一本書，是大道寺友山的《武道初心集》。

大道寺友山，向山鹿素行學習軍學，且寄心於儒教，他說：

「一個優秀的武士，應該牢記，從正月元旦一早起，拿起筷子吃煮年糕餅時開始，到那一年尾的大年三十夜，每日每夜把死不間斷地挂在心裏，是一切事情中最重要的事。如果日日思死，也就從所有的惡事和災難中逃離。」

這樣的思死，其實是逃避死，要從死裏解脫出來，而非視死如歸，真的去死。一個每天把死放在心上的人，而始終沒有去面對真正的死，真的像做戲。

「等待了一整天的死又回來了，總是盯著不動。」這樣的死，如白日夢。

所以，那每天如一日地思考死，就如常朝所言：每天早晨，你睜開眼睛的第一件事，就考慮死還是不死，假想著彼時死，或此時死，死的盛姿等，而武士道本來就要切斷這種對於生的執著心，所謂武士道，其實就是豁出命來本身。

決死而立，便把死恭送給對手了，這就是狂氣，而非道理。

有了純一的死，生才不會無望，總要爲什麽而死，死就不得其所了。

6、帶著美去死

武士道真諦，就是看透死，於生死之際，首先求死。

這沒有多少道理好講，只是覺悟而已，追求死的意義，討論死值與不值，是跟死做交易，用死來演出，這樣的死，有如胸糞，令人作嘔不已！

死也許遠離了目標或者不值，但不可恥，這才是最重要的。

對於求死者來說，求死而生是無敗，求死而死亦無敗。

求死而死，就是死得其所了！所以，看透了死，一生無敗。

真正的武士道無言，「死」沒有什麽道理可講。跟「死」講道理，那是在演戲，在做交易。「死」是一種精神，沒有什麽理性，求「死」就是非理性。

死，什麽時候、以怎樣的姿態，來探望我們，誰也不知道。

常朝在《葉隱》卷六裏，給我們講了一個故事，快意無比：

高木鑒房背叛龍造寺家，請求杵島郡佐留志城主前田伊予守，藏在他的城內。據說，鑒房是舉世無雙的武士，聞聲而動，拔太刀的神速技藝、格鬥時的麻利手法，沒人能學到。伊予守的家臣中，一個叫因果左衛門，一個叫不動左衛門，他們也是不遜于鑒房的豪傑，是難以對付的人。此二人晝夜不離鑒房左右，警衛他。隆信公要追討鑒房，並拜託伊予守。

有一次，鑒房坐在邊沿，讓因果左衛門洗足。這時候的光景是：伊予守從後面跑過來，突然，鑒房的頭就離開了脖子，滾落下來，雖然是瞬間發生的事兒，但不愧是鑒房，在自己的頭未落地之前的一瞬間抽出脅差，殺向正前方，同時也砍落了他對面的因果左衛門的頭，兩個頭同時落入面前的洗腳盆裏。

突如其來，如電火行空，流星一閃，死如神，亦似禪。

戰國武士世界，時有殘酷命運在等待，平靜地接受，不動如山。

堀江三右衛門，是一個從藩倉庫裏盜取金銀走脫的罪犯，抓到以後，被課以極刑。先是將他身體中所有的毛，用火燒光，他不動。

隨後，剝下指甲，切斷全部筋脈，他還是不動；又插錐子，他依然不動。最後，縱向割裂開後脊背，將煮熱的醬油灌進去時，才把身體弄彎死了。

抛開罪行不談，這從容受死的「不動」之美，令常朝讚歎不已。

人皆有死，可有幾人，能死得如此從容，如此有尊嚴呢？在神的眼裏，人之事，如落花一瞬，所有是非、善惡，都忽略不計，惟有美，被神關注。

日本人認爲，櫻花最美，不在盛開時，而在花落時，有物哀美。櫻花花期不長，落花之際，一夜之間滿山的櫻花全部凋謝，沒有一朵花留戀枝頭。

而剖腹者，尤如落花，隨風飄起，將死之美盡情展示：

源左衛門在小城藩，是個優秀男子，舉凡藝能一事，不管做什麽，從未不如別人，特別是賭博，在西目一帶可稱第一，因他違了藩規，被命切腹。

當日，檢使一出現，源左衛門向介錯人瞪著眼睛說：「我要盡興地切腹，盡情地去完成每一個動作，當我大叫一聲‘砍頭’時，你就砍。若是在我的叫聲消失後砍了我的頭，我就咒殺你七代。」介錯人回答：「放心吧，就按你的想法來切你的頭。」於是，源左衛門用木棉牢牢地纏住腹部，在上面劃十字。

腸子溜出來的時候，臉色漸漸蒼白，眼暈，拿出小鏡子，看著自己的臉色，說：給我紙和硯。這時，介錯大聲說：「已經不好了吧。」赫然打開眼睛說：「不，不，還沒有結束。」在接過的紙上寫著：說我是膽小鬼的伯父被眼屎糊住眼睛了吧，看到我死的遺迹，應該認識我了。然後遞給家臣，讓他把遺筆給伯父看。

又大聲叫道：「那麽，可以了。」就讓介錯砍了他的頭。

這樣的死者，或許經不起道德評價，卻經受了美的考驗。

中日文化在對待死上，有很大的不同，中國文化斤斤計較于對死者進行蓋棺論定，而沒有對死本身的審美，只有道德評價，沒有美的評價。

7、有思想還要有狂氣

武士道走向近代化，有一個關鍵人物——吉田松陰。

他的許多思想，是從山鹿素行那裏來的，山鹿氏有兩本書，對他影響至深，一本是《武教全書》，他自稱，研究《武教全書》數十年，說：

「余承襲家學，從幼時就讀山鹿先師的書，直到今日。」

「自幼就以山鹿氏之兵學爲業，以武士道爲心要，以死爲常心。」

松陰著《武教全書講錄》，一開始就說：如果希望懂道，就請接受山鹿先生的教導，自古至今，該讀的書有那麽多，而我特別信任素行先生。

我先師的教導，你看了這本《武教全書》，就都知道了。

松陰爲什麽要稱素行爲「先師」呢？原來他有一位祖先，曾經是素行的弟子，他接著自命爲素行弟子，當然要稱素行爲「先師」了。

還有一本書，是《中朝事實》，要日本以「中國心」來立國。

所謂「中朝」，並非指清朝中國，而是要日本以「中國」自居。

本書論皇統，由天先?中國?皇統?神器?神教?神治?神知?聖政?禮儀?賞罰?武德?祭祀?化功之十二章和作爲附錄的或疑十三條構成。

其依據爲《日本書紀》，書中言道：本朝正當天之正道，得地之中國。中國，北據高山，南窺大海，山海之間，平原開闊，河海可用。

因此，中國漕運便利，往來如一家，沒有互相敵對，制度文物發達，沒有必要像支那那樣設長城而防夷狄，也不可能爲夷狄所征服。

而外朝，就是在支那，王朝更叠頻繁，有幾次還是夷狄入侵爲王。春秋時代二百四十餘年，期間，臣下起而弑君者，竟有二十五次。

唯有我中國，自開國以來以至於今日，天之神以來的皇統未曾變過，弑天皇之叛逆沒有幾次，被夷狄入侵之事，無論如何也不可能有。

這顯然是自詡，有意美化歷史，自從有了幕府，許多天皇的命運，就如同曹操治下的漢獻帝，實在是可憐兮兮，素行所言，乃大而化之。

重要的不是歷史事實，而是精神，是日本立國的精神，爲了表達某種精神，日本人往往會忘記歷史，把歷史當一團泥，用思想捏來捏去。

素行那一吼，使日本人猛醒，清朝是夷狄，中國在此！如老和尚當頭棒喝，喝掉了江戶朱子學的魂——朱子學是夷狄之學，回到孔孟去！

道理很簡單，不用多說，因爲清朝信奉朱子學，而滿人是夷狄。視滿人爲夷狄，這樣的「中國心」，不光日本，當時的朝鮮和越南，亦如此。

素行叛逆了朱子學，是日本思想走出「唐化」的開始。

日本文化裏有「兩個日本」，一個是「唐化」的日本，另一個是「歐化」的日本。日本有過兩次文明開化，一次是唐化——大化改新；一次是歐化——明治維新。唐化，爲中國唐朝文化所化；歐化，爲西方文化所化。

而素行所處的時代，正處於歷史轉折期，日本向何處去？

素行的「中國心」，還以孔孟爲根本，素行尊王攘夷，還是個天下觀裏的格局，只是換了一個位置，把日本放在中心了，思想還在中世紀。

至吉田松陰，時代變了，歐化來臨，天下觀不適應了，孔子也出了問題，他必須沖出素行思想範疇的樊籬，其動力，不靠思想，靠狂氣。

用狂氣打倒孔子，這就要直奔常朝而去，不管他自覺，還是無意。如果說，素行的「中國心」還是根據《日本書紀》，那麽，他就要更深入一步，到《古事記》去。《古事記》沒有思想，都是神話，充滿了原始的狂氣。

《葉隱聞書》中頗有超是非，超善惡，超生死的言論，其根柢亦在《古事記》，打倒孔子，他可以從《葉隱聞書》汲取狂氣，可面對歐化，他必須回到《古事記》，從神話裏，汲取神的狂氣，爲天皇萬世一系，建立信念和依據。

針對他所說的「此大八洲，乃天日所開之所」，日本朱子學者山縣太華即刻予以反詰：所謂天日，又稱太陽，普照世界萬國，豈能作我一國之祖宗？

反詰如此有力，可他對皇國之道基於神話，依然寸步不移。

這就是松陰，敢於堅持非理性，但他並不缺乏理性的精神。

他手不釋卷，大聲朗讀：「興起拿破侖，倡導自由……」。

向歷史的縱深處，奮不顧身的一躍，一頭紮進神話，如芭蕉俳句名言：古池，死一樣的寂，蛙兒飛矣！向著死亡飛去，新時代因死狂而開啓。

開闢時代的拓荒者，其本能中便含有偉大的狂氣。

而《葉隱》之道，即修煉狂氣，造就偉大的狂者

8、日本文明的狂氣

讀了《古事記》就知道，武士之狂源於神狂。

《葉隱聞書》裏的死狂，已經讓我們觸目驚心了。

可是同《古事記》的神狂比起來，都變成了小菜。神狂起來，無道德可言，沒道理可講，道德和道理，都是人事，與神無關，神只管狂。

神沒有是非、對錯、善惡、好壞之分，唯有意志，很單純。神不需要有思想，但要有自由，自由起來就會發狂，狂得驚天動地，宇宙亂了套。

速須佐之男命去高天原找他的姐姐天照大神，一任性就鬧起來，鬧得天照大神躲進天之石屋裏，高天原黑了，萬物都要死去，他好玩而已。

害得八百萬衆神都來了，連哄帶騙，使天照大神出了石屋，於是，高天原恢復了光明，萬物又開始生長。衆神決議，懲罰了惡作劇者。

速須佐之男命後來乞食於食物之神，那神從口鼻和肛門裏取出食物，做成食品給他吃，被他看見，嫌髒，將那神給殺了，並用那神的身體，造出了人類的食品。接著，他爲了拯救人類，又斬殺了八岐大蛇，從此開國。

從大鬧高天原，到斬八岐蛇開國，他是那麽率性，不像中國文化裏的孫悟空，需要帶上緊箍，並以咒語提示，歷經磨難，才能修成正果。

對於他來說，自由意志是因，開國是果，自然而然，也許，他如此順利，是因爲他出身於神系，而孫悟空，只是從石頭裏蹦出來野猴子。

而吉田松陰，就如同速須佐之男命大鬧高天原一樣，鬧得幕府膽戰心驚，他當然要受懲罰，神可以有自由意志，他不能有；神可以不死，他必須死。我們都認爲他死了，可他卻認爲，自己忠魂不滅，可以七生報國。

這種七生報國的思想，山本常朝也有，在《葉隱閒談》裏，他說，與其成佛，還不如做鍋島藩武士，哪怕輪回七次，也要生爲鍋島藩武士。

開創明治時代的人物，身上都有一股子這樣的狂氣，可這樣的狂氣，同時代的中國人，曾、左、李，包括後來的光緒帝，誰有？這不是哪個人的問題，是文化問題，文化疲軟了，狂氣不得出，怎能開創歷史？

除了豪邁的狂氣，武士道裏還有股子陰冷，那陰冷或許來自《古事記》裏的王子倭建命，他從小就會不擇手段的謀殺，長大以後，諸侯們都在他陰冷的殺氣裏一個個倒下，殺人的血腥，激發了他的詩情，他還多愁善感。

這種陰冷，也傳給了《葉隱》，對於殘酷的死，而有詩興。

明治時代的思想者們，多是狂者，狂能開創歷史，當福澤渝吉高舉「脫亞入歐」旗幟，推動文明轉型，實現國策轉變時，他是狂者。

可當日本同西方列強一道侵略中國，我們就感受到了「脫亞入歐」的狂氣裏，帶有帝國主義的陰冷殺氣。爲什麽要侵略中國？不再是天下觀裏的道理，而是因爲「入歐」了，歐洲人侵略中國，它理所當然要加入。

當植木枝盛以「我就是神」來推動自由民權運動時，我們禁不住要爲他的狂氣喝彩，可仔細一看，就發現，原來運動的神聖目的，同樣走向了陰冷的國家主義時，我們又不禁要爲這種來自武士道的狂氣感到悲哀。

明治時期，武士道，通過《軍人敕諭》成爲軍人之道，通過《教育敕諭》成爲國民之道，武士的狂氣，當然就變成了日本文明的狂氣。

武士之狂，還是個體，多少還具有審美的價值。

而文明發狂，毫無疑問，那就是帝國主義，我們要注意。

於北京三聯書店的周末講座

本文出自「負蝂齋」博客　http://www.unicornblog.cn/user1/19/index.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