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是否保證自己的證詞句句屬實，無所隱瞞，毫無虛假？」
我之前從來沒到過法庭，更別說證人席了。我出生於保守的宗教家庭，對法庭這樣的地方總覺得很不舒服，尤其是作證前要先起誓這件事。不過，一九八四年八月的某一天，法官勉強應允美國聯邦調查局的要求，不但接受我的怪堅持，還答應所有證人都不必起誓，只要保證在庭上據實以答就好。此案的被告曾經就讀神學院，罪名是持有價值超過五千美元的贓物越過州界。說得更精確一點，所謂「贓物」，就是哥白尼的《運行論》。
偷書的案子很少鬧上法院，大部分嫌犯不是審判前就認罪協商，不然就在檢察官告知開庭的嚴重性後俯首認罪。然而，這件案子的被告曾因工作關係接受身家調查，也通過安全審核，要是認罪協商，馬上就會喪失工作資格，因此只好選擇法庭一途。
那天在華府聯邦地方法院，我看著法庭遴選陪審團成員，不但覺得非常新鮮，而且越看越歎為觀止。遴選過程真是嚴苛到了極點，一位容貌尊貴的退休黑人警官雖然在大陪審團服務多年，還是馬上被排除資格。小學圖書館員的陪審資格也遭質疑，候選人只要對書籍有任何鑑賞知識就會遭到排除。被告的辯護律師葛拉罕（Andrew Graham）顯然認為，陪審團的教育程度越低，就越會對被告投以同情。
接下來發生的事差點沒讓我瘋掉，辯護律師竟然提議隔離證人。我以前只在報紙上讀過這個詞：陪審團如果被隔離，所有成員一離開法庭，就得鎖在旅館房間裡不能外出。開庭這段時間，我可不想被監禁在旅館裡啊。後來我才知道，隔離證人只不過代表法庭要個別質詢證人，證人不能旁聽其他人作證。我鬆了一口氣，卻也覺得很生氣。不過，辯護律師後來自食惡果，因為我們這幾名證人不約而同做出類似的證詞，陪審團知道我們不可能事先串通。
開頭的申辯（我不准旁聽，但後來自己跑去探聽情況）結束之後，我被叫進法庭，擔任第一位專家證人。政府指派的律師馬西（Eric Marcy）問我的第一個問題是：「哥白尼是誰？為什麼他這麼重要？」
我向陪審團解釋，哥白尼是偉大的天文學家，還有人認為他是現代科學之父。一四七三年生於波蘭，在克拉考（Cracow）求學，當時哥倫布正準備啟程尋找新大陸。哥白尼重要的天文學作品完成於一五○○年到一五一○年之間，他的傑作《運行論》提出論據，反駁當時流行的觀點，認為地球並非固定在宇宙中心不動。他指出，居中不動的是太陽，地球則是跟其他行星一樣繞著太陽運轉。換句話說，他心中的太陽系跟我們現在認知的差不多。這本書在他過世那一年（一五四三年）才出版，但卻開啟了一個全新的時代，因此收藏家才會爭相收藏。
我知道太多哥白尼的事了，如果讓我講下去，陪審團一整個早上就什麼事也甭做了。不過，我還來不及多講什麼，馬西就把一號證物（一本《運行論》）塞到我手裡，問我之前是不是看過這本書？
我告訴陪審團，過去十多年，我都在研究「哥白尼那本書」，翻閱過數百本《運行論》，找尋過去書本擁有者所做的旁註。我隨即補充說明，這本書最早是鬆散不成冊的，擁有者可以按個人喜好裝訂。現在的書就像豆莢裡的豆子，都是同一個模子印出來的，十六世紀的書卻是本本不同，藏書人可以自行裝訂。當時流行用軟面牛皮紙裝幀（尤其是法國和義大利），有點像後來用的「羊皮紙」。德國比較常用橡木板加覆豬皮，並且常在封面壓上個人的圖案標記。英國和歐陸部分地區流行用厚紙板包覆小牛皮裝幀，再加方形之類刻印做標記。我仔細檢查手上這本書、彷彿好幾年不見（其實，聯邦調查局幾小時前才把書拿給我看過，喚醒我的記憶），接著拿出我帶到證人席上一疊訂好的打字稿。
「這本書側面有紙紋圖樣，」我指著書說：「這點很不尋常，看來像是費城富蘭克林學會遺失的那一本。根據我的筆記，學會收藏的那本是從瑞士一家叫『亞松西恩』（Ars Ancienne）的善本書公司買來的，上頭有鉛筆做的記號『AA』，我手上這本也有。我筆記裡還註明，書名頁原本有戳印，後來被擦掉了，你可以在這本書看到痕跡。另外，封面內頁原本有兩個藏書章，似乎也被抹掉了。其中一個是水平的，相當少見。我手邊正好有富蘭克林學會的藏書章樣本。」
我瀟灑地伸手一掏，拿出兩個藏書章，一個垂直一個水平，顯示這兩個藏書章跟書上殘留的膠水印完全吻合，就像鑰匙和鎖一樣。陪審團開始傳閱這本書。
我正打算繼續說下去，馬西已經拿出二號證物，是一張黃色的目錄，店名是「華盛頓古印刷字書店」。他問我之前看過這份目錄嗎？
「很多人知道我在找哥白尼那本書的所有版本。因此，三年前，也就是一九八一年夏天，有朋友寄了這家書店的目錄給我，我馬上就發現上面有《天體運行論》。我會一眼就看到這本書，是因為目錄裡的舊書定價多半只有五十到一百美元，哥白尼那本書卻要價八千七百五十元。」
「那時候你怎麼做？」馬西問。
我回答說，一九七一年我曾到富蘭克林學會，借閱學會收藏的初版和二版《運行論》，做過一些筆記。但四年後再到費城，二版已經不翼而飛了。黃色目錄裡的描述，跟我印象中學會掉的那一本吻合，於是我打電話給學會的圖書館員，建議他跟聯邦調查局聯繫。
接下來發生的事，我沒有全部跟陪審團說。富蘭克林學會的圖書館員希爾克（Emerson Hilker）打電話給聯邦調查局費城支部，告訴他們這件事，但幹員聽到這本書已經遺失七年多，馬上失去興趣，因為已經過了追溯時限，就算逮到偷書賊也沒辦法起訴。希爾克回電通知我這個壞消息，不曉得接下來該怎麼做。「你能百分之百確定，那本書是我們掉的嗎？」他問我。
我跟他說，我可以打電話去書店，問他們願不願意寄書來讓我檢查，等我知道多一點細節，應該更能確定。於是，我馬上連絡古印刷字書店，問他們能不能把書寄來。
「很抱歉，」書店老闆戴羅許（Dean Des Roches）在電話裡跟我說。他說這本書不在店裡，只是代為託賣，沒辦法寄來讓我驗書。
不過我後來得知，那本書其實就在店裡，於是請他仔細形容書名頁的樣子給我聽。他把書找來，跟我說書名頁被蟲蛀了一個小洞，又說上頭好像有一個橢圓形的圖書館戳印被擦掉了。
他的描述跟我冊子裡記錄的蟲蛀小洞和橢圓戳印完全吻合，所以我回電給希爾克，跟他說我現在非常肯定，這本書就是富蘭克林學會遺失的那一本。
事後，我從華府聯邦調查局得知後來發生的事。希爾克先生直接連絡古印刷字書店，跟老闆說那本書是學會的財產，要求書店歸還。戴羅許聽了馬上知道事態嚴重，因為他早就懷疑賣家有問題，不曉得對方當初是從哪裡拿到書的。然而，要是賣家沒有犯法，他把《運行論》寄回費城，不就白白損失好幾千元？因此，戴羅許打了通電話給聯邦調查局，說明事情經過，並表示賣家布雷爾（John Blair）家住馬里蘭州，顯然他家中還有大量類似的古董書。
雖然竊盜罪早就過了追溯期限，但是攜帶贓物越過州界是聯邦重罪，而且這顯然是最近才發生的。如果這樣，要將嫌犯繩之以法就還有時間。
聯邦調查局幹員認定重罪罪名可以成立，便喬裝成買家，上門拜訪布雷爾先生。他們沒收了幾百份小型商品目錄，這些東西過去跟廢紙差不多，現在卻是價值連城，可說是美國早期工業化的浮光掠影。這些目錄不少還蓋著富蘭克林協會的戳印。其中最讓人感興趣的是拉許（Benjamin Rush, 1745-1813）的親筆醫學手稿；拉許是英國殖民時期費城知名的醫生，也是美國獨立宣言的起草人之一。
幹員還發現，布雷爾曾在學會工作過。圖書館界都知道，富蘭克林學會因為時局不佳，營運一落千丈，據說內部一團混亂，收藏品的保護措施也很差，好比商品目錄根本是成捆成捆堆在書庫走道上，有人借書時還得踩過去才能拿書。很多捆的外包裝都破了，幾百份目錄就這麼散落一地。布雷爾辯解說，目錄是學會自己丟掉不要的，要是這樣，學會的面子可就掛不住了。不過話說回來，目錄還在學會圖書館的藏書目錄上，沒有證據顯示被職員當廢棄物處理掉，何況學會再怎麼樣也不會把拉許的手稿扔掉吧。
聯邦調查局認為這很明顯是竊盜案件，只不過還有一個小細節不確定：他們不曉得這本書究竟是什麼時候越過州界，從馬里蘭帶到華府去。然而，被告的辯護律師在開庭申辯時，自己說那是最近的事，幹員在庭外聽了全都高聲歡呼。這下子被告如果要脫罪，非得想出全新的說詞才行了。（摘錄自《
追蹤哥白尼》內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