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九月中旬，在葡萄牙首都里斯本市將有一個由歐洲科學基金會（European Science Foundation）和國際科學理事會（International Council for Science, 簡稱ICSU）共同舉辦的一個大型會議，大會的主題是「研究的正直風範」（research integrity）。這是科學界有史以來第一次以世界性的研討方式（world conference），號召全球科學家約三百名，來討論這個別開生面的議題。在這個會議進行的同一時刻，也在同一地點，將有一個平行的會議，是由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所舉辦的全球科學論壇（Global Science Forum），也邀請了國際上的重量級科學家，來探討各國政府對研究者的不當行為做了什麼反應？到底採取什麼樣的態度？

我因為是ICSU最近成立的「科學研究的自由與責任」委員會（Committee on Freedom and Responsibility in the conduct of Science, 簡稱FRCS）的一員，所以參與了里斯本會議的規劃，也將負責在最後一天的會議做總結，我戰戰兢兢準備了很多材料，在寒風加急雨的三月天，來到了ICSU的巴黎總部。一進那棟古香古色的房子，我趕快脫掉溼答答的夾克，把頭髮擦乾，走進會議室。暖氣窩心，咖啡飄香，看看委員都到齊了，我接過大疊資料，準備傳閱，眼睛卻看到桌上有好幾本書，包裝封面都很熟悉，仔細一看，《侏儸紀公園》《地動天驚》《奈米獵殺》《恐懼之邦》等，都是克萊頓的科幻小說，主席循著我的視線望去，然後把手上的一本書推過桌面，說：「還有這本最新的《Next》，看過嗎？」我當然讀過了，因為遠流出版公司在年初取得中文授權，委由洪蘭教授翻譯，並希望我為它寫篇推薦文，所以利用寒假時間，我很認真的把英文版看完了。

我把《Next》從桌上拿起來，舉高。從大家的眼神就知道大概所有的委員都看過了，也知道它為什麼會出現在這個會議桌上，當作討論時的參考附件。其實我在找資料時，也想過把這本書介紹給大家，因此背包裡就有一本。我在眾目睽睽之下，一手拿著主席的《Next》，另一隻手像魔術師一樣伸入袋中，口中念念有詞，接著戲劇性的宣佈：「嗒！嗒！」我手上多了一本《Next》！大家都笑了！因為有其他四位委員也同時從包包裡掏出《Next》來。會議主席是瑞典烏普沙拉大學（Uppsala Universitet）的前任校長，趕快要這一群大孩子安靜下來，然後提出一個嚴肅的問題：為什麼大家會不約而同認為克萊頓的NEXT和我們要規劃的里斯本會議有關？

因為主席一直把眼光對著我，我將手中兩本一模一樣的書收攏，一本正經的說出我的感想：「克萊頓一系列的小說，都一再暗示科技進展的兩面刃（Dual-Use），它一方面一再提升生活的品質，改變了文明的風貌，例如科技使我們的世界變小了，使我們的壽命變長了，生活更方便也更多樣了，對自然災害的預測與防治也更加強了，這些都展示了科學研究所帶來的新知識與新技術是可以造福人類社會的。但另一方面，最前沿的知識其實是很脆弱的，本身的不穩定性是必然的，而新知的前面就是『未知』，往前走一步可能大好，也可能大壞，但沒有一位科學家會因此而不往前跨出那一步！更值得思索的是，新科學知識在應用面所帶來的福祉常常是片面的，而可怕的是在應用的過程上，對自然環境，對社會文化，對人體本身，以及對資源永續的負面影響，都經常因為商業利益考量而有意的被忽略了。

「科技發展的這一負向刀鋒，已經把地球砍得面目全非了，問題實在很嚴重，但一般大眾根本看不見，只是一味追求科技所帶來的物質享受！克萊頓透過小說一本又一本的提出警告，而且由各個不同的角度，利用小說裡的虛構人物與當前社會的實景，演繹出相當逼真的故事，尤其是NEXT這本書裡的情節，幾乎是生命科學實驗室裡耳熟能詳的故事，它所預言的法律、倫理、人性的崩盤，是指日可期的大事，然而我們科學界與教育界的人士卻一直沒能嚴肅去處理這當前的危機。所以，克萊頓這一系列小說提出的警訊，可以作為我們規劃里斯本會議的參考方向之一！尤其是如何教育下一代的科學家，使他們能在歷史、社會、文化的脈絡裡，去重新瞭解何謂研究的正直風範！」

我一口氣講了這麼多話，把其他委員都嚇了一跳，因為他們很少看到我那麼激動的討論某一個科學政策，我自己也嚇一跳，但是對這研究風範的議題，我特別急，我還有很多話要講，很多擔憂要說明，也要做很多建議，尤其要呼籲學界一齊來抗議學術排名的商業行為，因為在亞洲一些國家的科學界中，排名的壓力已漸成為科研歪風的根源。韓國的黃禹錫事件被認為是學術界的邪惡之首，而為了拚命把文章擠進最有影響力的科學期刊，以為學校爭取更高的排名及更多的特別預算，年輕的研究生竟然會「用自己想當然耳」的數據，去陷自己的師長、學校於不義；也為了要使文章讀起來更順暢、更流利，就把別人已發表過的文章，「借用」到自己團隊聯名發表的論文裡，等到別人檢舉而必須把論文從有名的期刊撤回，撤出的豈止是一兩篇論文而已，整個研究團隊、師長、學校都一齊受傷了，為了爭排名，就真的把自己的名譽都排除了，所以有人對中國上海交通大學以SCI（Science Citation Index）作為大學排名指標的作法，戲稱為Stupid Chinese Idea。

其實論文數據的造假及把他人文章剪接為己用的事件，反映的只是科學研究倫理淪陷的冰山一角。當知識「經濟」的本質，逐漸被知識「利益」的現實所壟斷，小說家克萊頓有如知識的靈媒，手中握的不是時清時濁的水晶球，而是那知識已被同化為利益的潘朵拉盒被打開後的景象──跟不上時代變化的法律，不可能用來保護正義，所以，高明律師的高明之道，就是有能耐、有口才、有文筆，運用這些過時的條文去保護知識利益擁有者的最大利益；新的立法也常在專利擁有者的操弄（lobby）下，以知識就是利益為最高的指標。我們個人的基因不屬於我們自己，而是由某大藥廠的專利部門所控管，我們終其一生可能都不知道有這麼一回事，直到有一天……。而克萊頓預言說：那一天就快到眼前（next）！

我們在巴黎的會議是為了規劃九月里斯本會議的議題，但很好玩的是，我們這些各有專精的科學家三天兩夜都在談克萊頓小說所點出的「潘朵拉」效應，根據這些討論，我們列出了「研究的正直風範」的教育大綱，作為里斯本會議的五大主軸：(1)如何處理研究的不當行為；(2)界定研究機構的挑戰與責任；(3)界定何謂負責任的研究，並訂出訓練與預防犯錯的準則；(4)訂定論文作者及出版的規範；及(5)界定國際間所共同認可的最佳操作規範。這些都是作為一個負責任的研究者，在自己做研究及培育下一代科研人才所必須意識到的學術倫理準則；當然，研究機構在面對「排名」的壓力時，更要能對科學研究的兩面刃有所認識與警覺。

從《奈米獵殺》《恐懼之邦》到這本《NEXT危基當前》，我都為它們寫了專文推薦，很多人問我：到底克萊頓小說好不好看？它當然很好萊塢，很戲劇性，也幾乎是個成熟的電影分鏡和腳本，但對克萊頓的小說，我常常不是以小說的觀點去欣賞它，更多是從科學研究者的角度去迎接克萊頓提出的挑戰，對於每一個因為科學發展所延伸的故事，所牽涉到的社會面，所碰觸到的人類核心問題，都會讓我感到有所警惕，也都會使我在做研究的時候，去思考研究的正直風範等問題，以及如何讓下一代科學研究者也能具有深思的能力。

我到巴黎開會之前，感到克萊頓的警言，並仔細思考了它的含義；在開會的時候，則感到克萊頓所揭發的奈米、大氣、海洋及基因研究的負面刀鋒正在步步進逼，而且危機就在當前！寄望里斯本會議之後，全球性的努力會使正面刀鋒更為銳利！（本文作者為中央研究院院士，台灣聯合大學系統校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