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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崇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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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gust 15, 2017
明遺民的另一類型:李世熊與明末清初的福建寧化
王崇峻 在 YLib Blog 發表於 21:27:43

明遺民的另一類型──李世熊與明末清初的福建寧化
王崇峻著

原載於《孔孟學報》,第九十期,民國101年9月,頁195─236

摘要
李世熊是清初福建寧化的明遺民,他的學問淵博,文章動人,著作豐富。然而在研究明遺民的著作中,李世熊卻明顯地未受到重視,原因除了他的著作大部份被燬禁外,也因為他的性格孤介,交遊不廣。然而,研究南明史的學者如咸豐時的徐鼒和二十世紀的謝國楨,都非常肯定他的紀錄與所留下的文獻。
李世熊是黃道周的弟子,但他在隆武政府成立後卻未參與入仕,從他留下來的文章中,我們得以理解南明文臣反清的困境。身處於清初亂世,李世熊周旋於各方勢力,盡力維持地方秩序和保全宗族。尤其是他以飽學大儒的身分編纂《寧化縣志》,藉以保存易代之交生民疾苦的紀錄,不僅以此明志,亦可使來者探尋這一段令人深思的歷史。李世熊致力於保鄉衛族的事業,亦足為明遺民的另一種類型。

一、前言

李世熊,(註1)字元仲,福建寧化縣泉上里人。生於明萬曆三十年,享年八十六歲(1602─1687)。《清史稿》記載他:「喜讀異書,博聞強記」,「六經、諸子百家靡不貫究」。西元一六四五年(順治2年,隆武元年),(2)南明隆武帝在福州即位,徵召他為翰林博士,他以照料雙親為由婉拒。隆武帝死,他自號寒支道人,隱身在鄉,數十年不入縣城,清初政府屢次徵召和恐嚇,他都堅定地拒絕。福建文人藍鼎元(1680─1733)說他:「文章如韓,心事如屈,志節之清高,管幼安伯仲矣。」(3)
李世熊的著作很多,(4)今日尚可見到的有:詩文集《寒支初集》、《寒支二集》;記述古代錢法的《錢神志》;記錄清初寧化地區戰禍不斷的《寇變記》;以及晚年以全力編纂的《寧化縣志》等書。然而在研究明遺民的著作中,李世熊卻明顯地未受到重視,原因除了他的著作大部份被燬禁外,也因為他的性格孤介,交遊不廣。然而,研究南明史的學者如咸豐時的徐鼒和二十世紀的謝國楨,都非常肯定他的紀錄與所留下的文獻,因此本文希望藉由梳理李世熊的著作,闡述以下課題:
1、隆武政府的無力恢復與黃道周的壯烈殉國。
2、處在明清朝代更替的動亂中,人民無力維護生命財產的悲哀。
3、清軍進入福建後,李世熊除了逃禪避清之外,還有哪些特殊的行為?
4、介紹李世熊全力編纂的《寧化縣志》,並彰顯他在遺民群體中所代表的意義。

二、支天所壞,不亦難乎

寧化是地處福建西部的偏遠小縣,直到二十世紀晚期人口仍只有三十餘萬人。(5)當地地形以山地和丘陵為主,西北方的武夷山脈,分隔了福建、江西二省,但武夷山脈南段有一個豁口稱為站嶺,距離寧化縣城約三十公里,正可通往江西的石城縣,而從廣東的惠州、潮州「有小徑穿插數十條」,(6)可通往寧化與武平、上杭等縣,然後到達江西的贛州、吉安等地,再可由此進入湖南,所以自古以來寧化就是贛、閩、粵三省往來的交通要衝之一。
寧化的歷史從唐代起有較多的紀錄,明清時屬於汀州府。明代的人口依官方統計約為三萬至四萬五千人,但實際狀況應較多,所以應有近十萬人。至於李世熊居住的泉上里,現稱為泉上鎮,位於寧化東部,是寧化縣最大的鄉鎮。一四七一年(成化7年)時分為泉上、泉下里,故李世熊有時稱為泉上下里。這裡的環境不利於農業發展,人民的生活比較艱苦,如黎士弘(1618─1697)說:「山多土瘠」,「歲稍不登,凶饑立現」。(7)又因位處三省交會與多山的地形,自宋代以來就是盜匪出入和藏匿的地區,如十六世紀初期接連地發生暴亂,王陽明在江西贛州平亂,此區也包含在內。到了明清之交,由於政權交替、反清復明、滋事謀利等複雜因素的加入,使得寧化陷入了幾乎是無政府狀態的局面。

福建各府州縣圖(8)(因部落格設定而無法上傳)

李世熊幼年時家境尚佳,因高、曾祖的二代力田,使他的父親有機會讀書,也期許李世熊步上科舉之路。李世熊十歲開始學作八股文,私塾老師曾以手中的扇子要學生破題,李世熊回答:「舒之風動四方,卷之退藏於密」,使老師大為訝異。十五歲即獲生員第一名。十七歲(1618)首次參加鄉試,雖然未通過,卻認識了一位特別的人物,他是黃道周(1585─1646),當時黃道周三十四歲,還未中進士,但在理學素養上已有名氣,(9)二人初次見面,話題以科舉作文為主,黃道周稱許他:「妙年篤志,下問如此,令人愧畏也」。(10)
二十一歲(1622),因為父親的一場官司而家道中落,李世熊只能一邊準備科舉;一邊授徒維持家計,也曾經短暫地(1640─42)協助汀州府推官宋應星(1587─1661)和提學使郭之奇(1607─1662)評閱生員試卷。(11)從一六二一年(天啟元年)到明代滅亡,李世熊總共參加了六次鄉試、三次選貢,卻沒有一次成功。對他而言,這真是不小的打擊。
許多傳記資料都記載李世熊勤奮好學,如清末的李元度(1821─1887)說他「自經、史、子、集及秦、漢、唐、宋近代百家無所不覽」。令人好奇的是,這樣一位淵博的學者為什麼無法獲得進士?原因或在於他的文句艱澀又喜用典故,加上他的文人風格太濃,如李元度就說他的文章「如悲、如憤、如哭、如笑」,「非盛世和平之音」。(12)雖然他的思路清晰、蘊義深沉,但用在科舉考試就很不討喜。一六四五年(順治2年,弘光元年)一月,雖然北京已改朝換代,但福建依然舉行選貢考試,這是李世熊最後一次參加科舉,結果仍是失敗,他頗感不平地批評主試者「嗜庸瑣之文,抑予文不錄」。(13)
一六四四年(崇禎17年)陰曆三月十九日,李自成率軍進入北京,四月二十九日匆匆登基稱帝,第二天,李自成因山海關戰事失利,從北京向山西轉進,北京的民眾在流言紛陳中見到了滿洲人。
當北京陷入一片憂愁疑慮中,遙遠的福建情況還相對穩定。據李世熊自述,他直到當年的五月才知道崇禎帝自縊的消息。緊接著弘光帝(1607─1646)在南京即位,多數人還認為亂事可以很快平定,所以八月時李世熊還到建寧參加選貢考試。十月,弘光帝徵召黃道周任吏部侍郎,(14)黃道周還樂觀地對學生表示:到南京後不久就要致仕歸鄉,不出半年就可回福建與學生相會。(15)
李世熊在黃道周啟程往南京之前去拜謁,成為黃道周的及門弟子,當時李世熊已四十三歲,他曾自負地說:「不知世間有不可學之絕學,與不可攀躋之至人」,直到再遇見黃道周,才知道學問與人品的境界。(16)雖然二人正式的師徒關係只有一個月,但這份情誼卻深印在李世熊的生命中。
一六四五年(順治2年,隆武元年)六月,弘光帝和潞王(1608─1646)相繼失敗,黃道周在鄭鴻逵(1613─1657)的安排下見了唐王(1602─1646),唐王頗具豪氣,也以恢復失土為己任,於是不願降清的文武大臣們再次擁立唐王,一行人進入福建成立「隆武」政府,鄭芝龍(1604─1661)封為平虜侯、鄭鴻達封為靖虜侯,黃道周則為大學士主持機務。
黃道周知道李世熊的才學,聯合禮部侍郎曹學佺(1567─1624)徵召他為翰林博士。然而,李世熊以自己體弱和扶持二老而未遵從師命。這當然只是表面的說法,在後來上隆武帝的疏文中,表達了他的態度:
皇帝下詔求才,但天下以中等之人為多,有二、三位異才已為難得,而今卻要每縣舉薦三人,致有「走空神棍」之徒混雜其中,甚至「目不識六籍」者也應博學鴻碩之科。此輩一旦獲用,必將斷絕朝廷吸引人才之路,因為潔身自愛之士,不願與庸才為伍,正所謂「鯢鰍所餌,蛟龍不染其綸」。因此,「戀棧而來者,必非駿馬;鑽穴而從者,必無佳士」。
然而,究竟該如何鑑別人才?李世熊提出「真言敢諫之士,即仗節死義之臣」的原則,具體的判別方法是:
論持兩端,應機不斷,視蔭拱默者,必蓄縮憒夫。……若頭角誇誕,類於剛武;銳口縱橫,類於智略;撫膺灑泣,類於忠誠;而推測星緯、妄談吉兇、搖惑視聽者,又類於神明不測。……誤天下蒼生必是人,而易於聳動人主亦是人也。
這篇疏文提出時,黃道周已死,在洋洋灑灑三千餘字的長文中,李世熊表明了自己的心志,也對隆武帝有所批評,特別是隆武帝即位未滿一年,卻已經任命內閣三十人,這是本朝歷代所未有,所謂「宰輔尊而後天子益尊」,國家最重要的職位豈能等同於「錢穀刑獄之瑣」。而賞罰倒置、濫用名器的後果就是權責不符、敷衍了事,他直切地問:「為陛下心腹者有乎?為陛下股肱者有乎」?(17)
此文可讓我們感受到李世熊的狷介性格,所以他不願與「論持兩端,應機不斷」者為伍。當然,以當時的情況言,他當然會判斷隆武帝是否能逆轉困境,或是重蹈弘光的覆轍?從現存的紀錄看,李世熊不抱樂觀,例如一六四六年(順治3年,隆武2年)夏天,寧化地區發生民亂,他與好友雷羽上一起守城,雷羽上問世局如何?世熊先是沉默,然後無奈地說:「支天所壞,不亦難乎」!(18)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他的另一位好友彭士望曾說世熊之所以不願出仕,是因為:
熟視將相之所為,賞罰號令不中程度,退而嘆曰:「得為王審知足矣!」(19)
王審知(862─925),字信通,河南固始人。八九八年(唐乾寧5年)繼長兄王潮為威武節度使,統治福建長達二十八年(898─925)。處在唐末亂世,王審知卻能一直與朝廷保持穩定的關係,他連年進貢、述職無怠,被唐詔宗封為琅琊王。朱溫當上後梁皇帝時,王審知先不動聲色,直到局勢穩定後的第二年(909)才向他進貢,次年被封為閩王。他自奉節儉,以身作則,選任了一批有為的地方官,使社會秩序得以維持。他興修水利,鼓勵墾荒,減省徭役,使農業生產很快地恢復。王審知也了解福建有海外貿易的傳統,所以整理航道、改造港口、降低商稅,以吸引「海中蠻夷商賈」。歷史上稱他:「輕徭薄斂,與民休息。三十年間,一境晏然」。(20)由於他的治績,福建人尊他為「開閩聖王」,自宋代起建祠奉祀,歷明清不絕。
從表面上看,李世熊提及王審知是對隆武政府的不滿,但何嘗不也是對明末亂局的另一種思考,也就是效法王審知超然於政權的紛爭,並藉由進貢保持與中央政府的友善關係,如此可換取空間專注於福建內部的治理。更深入地觀察,我們發現李世熊在敘述寧化的歷史變遷時,呈現出以地方為主體的意識。
寧化古稱黃連峒,唐代以前福建的行政區劃並未確定,所以寧化與相鄰的邵武、將樂等地的轄區也是分合不定。隋末群雄並起,寧化由巫羅俊(582─664)所控制,李世熊說巫:
年少負殊勇,就峒築堡衛眾,寇不敢犯,遠近爭附之。……因以觀占時變,益鳩眾闢土。(21)
可知巫羅俊出身於地方豪強。貞觀時巫羅俊自請朝廷訂定稅則,朝廷特予嘉勉授職,但仍要到乾封時(666─668)才確定行政區域,並名為黃連鎮。而後,王審知統治時「雖奉梁唐正朔,而命官設吏,皆王氏為政」。即福建實非朝廷所能控制,一直要到九七五年(宋開寶8年),「始盡歸於宋」。元代末年,寇亂又起,在陳有定控制全局後才由朝廷授予汀州路總管一職。(22)
從李世熊的行文脈絡上,可察覺出他認為寧化從古代以來就是自成一格的狀態,很多時候朝廷並未直接統治,直到如巫羅俊之類的人物控制全局,朝廷才被動地承認他的勢力。這種以地方為主體的態度,或許是他處在亂世的權宜性思考,但也確實顯現出一種很特殊的歷史意識。

三、道周殉國,世熊逃禪

孟森說:「隆武之為君,勝於弘光者,不可以道里計;而軍勢之不及弘光時,亦不可以道里計」。(23)比起弘光帝的貪杯淫亂,隆武帝確實生活儉樸勤於政務,但就北上收復而言,弘光時仍有江淮以南的半壁江山,隆武朝卻只限福建一隅,雖然浙東、江西、湖南、兩廣還有反抗勢力,但卻各自為政,不相統屬。
隆武君臣的想法是利用鄭芝龍的水師,聯絡浙東的抗清勢力,以水陸夾擊之勢先取得南京,(24)便可與北京分庭抗禮,也能帶起復明的聲勢。但鄭芝龍為求自保,屢次以缺餉為詞不願出動水師,而是從陸路出兵二路:一路以鄭鴻逵為帥出浙東;一路以鄭彩為帥出江西。二軍號稱有萬人之眾,但實際上還不滿千人,且二人一出關後就以候餉為名暫停不前。(25)
以隆武帝而言,眼前的要務就是要把鄰近福建地區的義軍聯合起來,讓反清的行動不再各自為政,甚至見死不救,(26)因此他積極準備移駐到江西贛州,一方面是當地仍有不小的反清勢力,二方面是當地具有易守難攻的優勢,三是可以建立自己的勢力擺脫鄭芝龍的控制。隆武帝的想法也正與黃道周相同,於是黃道周自行徵集了一支三千多人的部隊,要先往江西為隆武帝打下基礎,但這群人訓練不足、糧草不全,有的只是黃道周報國的熱血。
對黃道周來說,從弘光以來的一路失敗,身為首輔大臣若僅在朝中高論,卻全無鼓動人心之舉,何以挽回頹勢、開創新局,所以他說:「我為大臣,寧惜以身先之,庶人心有知,不至泄泄也」。(27)無論如何,以首輔之尊帶兵出征,應能獲得各地義軍的同情與支持,且江西還有不少門生故舊,只要聲勢起來,再聯合江西的楊廷麟(?─1646)和湖南的何騰蛟(1592─1649),應可有一番作為。
但是李世熊完全不同意黃道周的想法,為了不讓老師涉險,李世熊寫了一封長信表達他的關切、反對與建議,其重點如下:
第一、老師啟迪聖心,定謀帷幄,怎可輕撤坐論國政之席。從常理來說,一般人如果家中遭變,田宅半由豪勢侵佔,此時正應修補門牆,儲存糧食以備水旱,豈能大張旗鼓地與豪勢理論攻詰,此不亦「輕遽失序乎」!
第二、以諸葛亮的北伐而言,孔明豈是毫無準備而輕易出師,必待南方已定,甲兵已足,更必須將朝政託付得人。諸葛亮曾自比管、樂,而樂毅實為「謹慎好謀之人」,在攻打齊國之前,必先聯合趙、魏、韓、楚四國,合五國之力才能有功。今「宮中有郭(攸之)、費(依)、董(允)否?營中有向寵否?外有趙、魏、韓、楚之夾助否」?
第三、老師召募小民三千,國無糧餉,依靠門生故友的資助,又或是百十道空白的人事令,欲得各地豪傑之效命,「此一時義激慷慨耳」,成果如何,豈可預料?而此「三千未教之卒」,可抵抗「諸道分進數十萬方張之寇乎」?徒以孑然一軍,欲完成王翦、呂尚、周武都做不到之事,「此天下所共惑矣」!
第四、誓師出擊為有進無退之事,「苟進無破竹之勢,退安所得磐石之基」?還不如先攏絡廣東的「閻羅總」,待閩、粵穩定後,再聯繫浙東的魯王,然後招募江西建昌、撫州流散之民,「訓練以實行伍」、「耕屯以充行餉」,確實掌握各地的義軍後,才能「指臂並運,急緩相需」,「庶幾氣勢完整,合力以攻所必爭乎」。(28)
黃道周終未接納李世熊的意見,於一六四五年(順治2年,隆武元年)七月出兵,在征途中他簡短回函,婉轉地責備李世熊:「豈有閉戶顏回與禹稷爭道之理」!並堅定地說:不投身於危險之途,「於尋常茶飯無有分別」、「不宜令韻人譏其老革也」。(29)
黃道周以首輔大學士親征,多少仍能獲得反清義士的支持,故「所至遠近響應,得義旅九千餘人」。(30)然而,這支既無訓練又缺乏武器糧餉的部隊,(31)看在許多人眼中就完全是冒險了,例如施郎(1621─1696,後改名施琅)當時二十六歲,是黃道周軍中的一名小校,後來向福建同鄉李光地(1642─1718)談及此事,說他見曾向黃道周建議:這些兵本就無用,不如全部散去,以公的威望,暗中潛入江西或湖廣,聯絡當地豪傑,隨地團練,伺機而起。若能練出精強勁旅,四方必有響應,如此尚有可為,何必徒然取死?
黃道周回答:「某此出,不過送一死,以盡吾事」。既已出兵,又豈能中途棄之,況且天下雖大,哪裡有吾藏身之處!(32)
一六四五年十月,黃道周在江西廣信,當時徽州已被清軍攻下,距離廣信只有七天路程,但黃道周在此地仍具有號召力,募集了近萬人的義旅。於是分兵三路指向撫州、婺源、休寧,起初還獲得一些捷報,但是到了十月底,清軍集結,這些臨時召集的鄉兵就無力抵抗了,面對訓練有素的清軍,有些鄉兵連盾牌都沒有,他們以棉被代替盾牌竟然還有些效用,更有人還想擄獲清兵的戰馬而採取近身攻擊,但都被敵人「以短箭三十步射之,皆斃」。(33)十一月,三路人馬都陸續潰敗,黃道周也感到時不我予,在給隆武帝的奏疏中說:
臣少學道,於物無競,所以荏苒(口焦)嘵,瘁毛鍛弱,為朝廷守一日之藩籬,非曰能之,亦各(盡)其義耳。(34)
十二月六日,黃道周疏請出兵安徽以牽制清軍,鄭芝龍沒有回應,黃道周決定進攻鄰近浙江的婺源,是月二十四日,在距離縣城十餘里處遇上清軍,黃道周被執,本欲自盡,但門人勸說此地距離南京不遠,屆時再死,可使魂魄依傍著太祖皇帝,黃道周受勸。
一六四六年(順治3年,隆武2年)一月底,黃道周被送至南京,有江某人來勸降:「天命有歸,何自苦」?黃道周閉目、掩鼻、不答。江某人不解,道周說:「我有眼睛不忍看,有耳朵不忍聽」。江某說:「為何要掩鼻」?道周說:「臭不可聞」!(35)有門生要回福建,代他傳話給家人,黃道周撕下衣襟,嚙指以血書四句:
綱常萬古,節義千秋,天地知我,家人無憂。(36)
三月五日,押送行刑,過東華門,黃道周坐地不起,說:「此與高皇帝陵寢近,可死矣」。監刑者從之。(37)
不到一個月的時間,李世熊得知了黃道周的死訊,對於老師的壯烈殉國,李世熊自然感到悲傷,但更令他氣憤的是朝廷竟然沒有反應,「上無震悼之詔,下無頌忠之書」。(38)所以他急切地上了一道〈褒卹孤忠疏〉為黃道周抱屈,疏中說:黃道周勢單力孤,「徒恃忠信為餱糧,仁義為干櫓」,歷史上從沒有大臣出師「單薄如此」。若不表彰黃道周的孤忠,將「頹靡相沿,無復有言裹革請纓之事」,甚至「具臣喪節,而士夫不為辱也」。(39)
這封疏文被通政司擋了下來,並未呈到隆武帝的面前,理由是「何可逆料無卹典?宜靜俟論定」。(40)李世熊自然不能接受這個說法,因為在他上疏時黃道周殉國已滿一月,但邸報仍未公告,朝中也無人提議,他除了感慨「人心頑弊」、「人心之死」外,也只能盡一己之力,多方關照黃道周的遺孀和孤兒。
一六四六年(順治3年,隆武2年)六月,寧化發生了一場被稱為「長關之變」的暴亂,從此以後這個偏遠小縣陷入一連串的動亂,包括盜匪、抗清、潰散和鎮壓,都在這裡出現,朝代遞嬗和動盪對於一般民眾的影響,在寧化這個小地方中具體又細微地呈現出來,李世熊讀書、交遊、考科舉的命運也由此改變。
「長關之變」由黃通主導,黃氏本為寧化的土豪,黃通的父親與當地的李姓、寧姓等人組成豪強集團,專以剽劫村落謀利,這個集團在黃通擔任首領後又更為活躍,他以「較桶」的訴求吸引佃農支持,主因是當地田租習慣以「桶」為計算單位,佃農交租是二十升為一桶,但官府收稅則是十六升為一桶,黃通於是聯合佃農按官府的十六升為一桶交租,也就是減少百分之二十的田租給地主,還取消了所謂「冬牲」等對地主的額外供應。
黃通的訴求當然獲得許多鄉村地區佃農的支持,不只如此,為了發揮群體的力量,黃通還引用當地曾經實施過的總甲制度把民眾組織起來,一般民眾聽千總撥調,千總聽黃通指揮,於是黃氏集團成為寧化地區最強大的一股勢力。(41)
一六四六年六月二十六日上午,黃通率領千餘人攻入縣城,掠劫殷實大戶,直到下午才出城。七月,于姓兵巡道率兵到寧化鎮壓,但因過於輕敵竟然戲劇性地在與人下棋時被黃通的人擄走,黃向官府要求一千五百兩的贖金,這筆款子在李世熊出面協調下籌足,人質始得平安獲釋。
時間回到這一年的二月,清廷任命博洛(1613─1652)為征南大將軍,領軍萬人進攻浙江、福建。五月底清軍兵分兩路逼進紹興,魯王方面部署的錢塘江防線完全不能抵擋,六月一日清軍攻入紹興,七月底清軍已經控制浙江。八月中,博洛的部隊從浙江衢州出發,取道仙霞嶺進入福建,之所以由此路進攻福建,一方面是已經知道隆武帝移駐在延平;二方面是先取福建就可以對南贛地區形成包夾之勢。
在福建方面,仙霞嶺由鄭芝龍的部將駐守,但清人早與鄭芝龍有所接觸,八月十八日,清軍果然在仙霞嶺沒遇到抵抗而順利進入福建。八月二十八日,清軍迅速地在汀州追上了隆武帝,明軍毫無抵抗之力,皇帝、皇后等多人遇害。清軍轉而直趨福州,九月十九日,鄭芝龍投降,維持了一年多的隆武政權於是結束。
這一年是李世熊生命中極為重要的一年,隆武帝死於汀州,代表朱明王室連東南半壁都無力保有,更甚是清廷推行的薙髮易服措施,在留髮或留頭的威嚇下,讓士大夫對滿人已無幻想,這對李世熊這樣忠於明朝的士人,必定有著不小的打擊。該責備自己沒有戮力效忠?還是抱怨士氣頹廢,沒人肯定策負責?(42)而滿洲人如果徵召他,該如何自處?
據李世熊自述:隆武帝死後,他與好友雷羽上隱身在泉上里的陽遲山。雷羽上曾問世局如何?世熊不表樂觀,雷羽上則激憤地說:「親疾雖不可為,寧可置勿藥耶」?可猜想雷羽上應非只是消極地入山隱居。(43)然則入山便可不用薙髮嗎?當然不可,所以李世熊是入山祝髮為僧,寧願剃度出家,也不願薙髮留辮,也就是明末普遍出現的「逃禪」現象。如李世熊的兒子李子權說:
先子自丙戌(1646)入山,當事多方物色,因託跡緇流,矢死不出。(44)
李世熊自己也說:
昔年祝髮辭家,頗厲毀車殺馬之志,而老父見思,每為輟食,自是遐舉不遂,輒止五、六十里之內,歲時伏臘,父呼必返,如是三載。(45)
「毀車殺馬」用的是東漢馮良迎接督郵的典故,他不恥這項工作,所以中途毀車殺馬逃去求學,直到十年之後才學成返鄉。李世熊用此典故,正要表明他不願意迎接滿人而要藏身佛門。(46)這段文字也讓我們知道他「入山」的地點並不遙遠,「五、六十里」相當於現代的三十至三十五公里,大約是一天可抵達的距離,(47)所以他仍可與家人互通聲氣,也能隨時掌握清政府的動態。
然而,即使李世熊已入山逃禪,寧化當局仍不放棄。一六四七年(順治4年,永曆元年),汀州知府李友蘭要他參加貢舉,李世熊以病推辭,李友蘭又去函要召見他,說他「一時人望,託病養高」。又透過一位韋姓生員略帶威脅地傳話「不出山,且有不測之禍」,又說當局會「待以殊禮」,希望李世熊到汀州府謁見。李世熊回函給李友蘭毫不客氣地說:
人趨炎而某守賤,人走利而某守貧,人逐市而某臥窮壑,人附權貴而某侶緇衲。(48)
我們知道明季士人逃禪,不少人在披著袈裟的同時,致力於反清的工作,李世熊到底「入山」做什麼?僅只是躲避滿人還是別有所圖?李世熊沒有明白地說,他的兒子也含糊其詞。(49)由於李世熊的文集在清初被毀禁,不易找到確定的答案,但是其中仍有不少「隱語」,(50)很容易讓三百多年後的讀者產生一些聯想,例如民初學者鄧之誠就認為,李世熊文章中的語焉不詳,「足見清人防範之密,世熊關係之重,而其事之嚴切可知」。(51)
李世熊的兒子說:
先子入山三載,絕跡城市,浮薄邑子造謗相傷。(52)
既然已入山出家,又絕跡城市,還有什麼可以「造謗相傷」?對於這樣一位大半生都在科舉作文中度過的文人,清廷有何理由對他不放心?
寧化地區自古以來就是閩、粵、贛三省交會的地區,又因為崎嶇多山的環境而有許多盜匪出入。例如抗清民兵多次出入的延祥村有一個「九龍砦」,李世熊說此地「其高千仞,四壁嶄然,僅通一徑,頂展數里,可容萬人」。又如距李世熊家鄉泉上村六、七里處有一個「觀亨砦」,周圍有山屏障,位置既隱匿又險峻,從明末至一六五二年(順治9年,永曆6年),「縛茅避兵寇於此者千家」,「流寇十數經過而不敢犯」。(53)這種可攻可守的地理環境,當然會讓清政府擔憂。就連李世熊隱居的陽遲山,其環境也很複雜,所謂「萬嶂迴阻,晨曦不交人間,亭午光始射簷」(54),不論這個地方的建築工事如何,僅所處群山之中,且日照時間很短,這二項特點就足以成為防守上的優勢。
一六六二年(康熙元年)二月,李世熊給蔡方山的回函中透露了許多消息,這封信是二人分別十八年後的再次聯繫,李世熊說:
知吾兄險阻歷嘗,百折不回之狀,自非命世駿雄,何以堪此。……媿弟埋首荒山而撩頭履尾,時亦戒心,每邀天倖,墳墓無恙。今桑榆既迫,蒲柳易零,不知此生尚得望見天日申展,……終不如鄭所南作書投井……(原文塗黑五字)也。來示所云:惟日俟之,氣壹動志,人定勝天。當事從前之失或即是今日之師。(55)
蔡方山的生平不詳,但從李世熊說他的事蹟看,此人應是長期從事反清工作。值得注意的是,李世熊說自己「埋首荒山而撩頭履尾」,查「履尾」一詞出自《易經.履》:「履虎尾,不咥人,亨」。王弼注:「履虎尾者,言其危也」。所以「撩頭履尾」就是「撩虎頭履虎尾」。(56)正是在山中從事危險的工作,才讓他時時保持戒心,並且「每邀天倖,墳墓無恙」。
還可注意的是蔡方山說「氣壹動志」、「人定勝天」,這二句話通常是勉勵人們努力不懈,但明末遺民用「人定勝天」四字又似另有所指,例如與李世熊交誼匪淺的「易堂九子」中的魏禮就曾回函說:
讀先生文,處丙丁之際,想見其行事,誠有得於勝天之學力彌,深嘆服也。人定勝天云者,非必靳如蠡之勝越而滅吳,文文山之屢起屢躓、陸秀夫之負帝入海,皆勝天也。爾時更省江寧胡星卿先生書云:自世俗視之,遂謂尊家多難;自愚論之,一時何得有此奇特事,家運正好,萬勿自疑也。(57)
「丙丁之際」指一六四六至四七年間,也就是李世熊入山逃禪的時期,如果李世熊只是一般的避世出家,魏禮何需深表嘆服,又何需引用文天祥、陸秀夫的例子詮釋「人定勝天」的涵義,甚至還把家族多難看成「家運正好」!
從李世熊自己撰寫的簡要年譜看,明亡之前他只是一位讀書、考科舉的文人,但是李世熊的朋友們卻對他有很高的期望,例如好友彭士望(1610─1683)希望他能「補漳浦(黃道周)所未逮」,(58)指的就是領兵北上一事。此外,同為易堂九子之一的李騰蛟則說李世熊是「海內奇士」,又「舉西平、忠定」二人勉勵他。(59)查歷史上封西平、謚忠定者雖有多人,(60)但李騰蛟所指的應就是唐代的李晟(727─793)61與宋代的李綱(1083─1140)62,二人不僅同為姓李,而且李綱還同為福建人。
李晟、李綱二人同為安邦定國的名臣,李世熊的才能是否可匹配?我們已無從判斷,然而,《清史稿》說他「於江南利害、備兵屯田、水利諸大要,慷慨自負」。藍鼎元也說:「使先生早年得志,癸未、甲申間必有可觀者」。(63)彭士望更說他:
使先生在靖康時為七十日左丞,其措置汴京必有可觀。(64)
可見李世熊確實胸中自有丘壑,尤其對於江南的地理形勢、軍事戰略頗有心得,這樣背景的人在明清之際逃禪入山,就算沒有什麼具體作為,也足以讓滿清的地方政府大力提防。
不只如此,李世熊好交友,又敢任難事,《清史稿》說他:「負奇氣、植大節。更危險,死生弗渝」。(65)到了晚年,他氣力已衰,百念俱灰,但一聽聞義士殺身成仁之事,「未嘗不心目開明,淚血俱湧也」。(66)彭士望記述他隱居家鄉時不與官府打交道,但各方的來客卻仍不少,「至則相與引滿酣醉,笑哭不倫」。(67)此說雖可解釋為遺民感時傷懷的特殊心態,但也可理解為他的交遊中有豪傑不羈之士,故而「笑哭不倫」。
李世熊的朋友中確實有些特異之士,如李子權記載:一六五六年(順治13年,永曆10年)林豹文(景蔚)來訪,在李家留居半年,此人除了文章學問極佳外,「更兼拳勇多技,能行千里不齎糧,異人也」。(68)最明顯的莫如李世熊視為知己的彭士望,甲申之變後曾參與史可法(1601─1645)、楊廷麟等人的抗清,而後與魏禧(1624─1681)一同講學,是「易堂九子」之一員,明亡後四十年間時時出遊,除了結識英雄豪傑外,更是藉出遊觀察山川形勢和攻守之宜,他的一生可說是以講學與復明為事業。(69)
基於以上的分析,要說李世熊的入山逃禪,僅僅是為了保全他的遺民氣節而未涉及其他,實難彰顯李世熊的生命精神。或許他的反清工作未起大作用,也或許他不比方以智所具有的影響力與象徵性,所以當他得知方以智死亡的詳情時,他哀傷地說:
初聞藥地(方以智)難作,徬徨累月,莫悉根因。久之,「易堂」傳致訃音,頗具顛末。摧心飲痛,無從訴展,時走踏荒山,嘯呼窮谷,數揮老淚,仰問蒼蒼而已。(70)
這種深沉的痛苦不只是哀悼好友,更是對文化淪亡、反清復明無望而自己仍活在世上的哀痛,誠如精熟明末史事的全祖望(1705─1755)對李世熊的評論:
國難以還,枯槁蕉萃,從事於故國之音塵,乃卒得保其首領以終,固其志略,然亦有天幸焉。(71)
所謂「從事於故國之音塵」,其弦外之音是可以聽得出來的。

四、河山易位,保鄉衛族

政權的交替,使寧化地區更為動亂,李世熊記錄了這一段過程:八月二十七日,首輔何吾騶(崇禎4年進士)離開隆武帝,要從寧化到廣東,緊跟在後面的是海忠伯田仰(1590─1651)率領的戰敗士兵數百人,這群人毫無軍紀,殺人、放火無所不為,還聽說他們是追著何吾騶而來,因為何吾騶橐囊頗豐,但他們並未追上何吾騶,卻殺死了幾位率領鄉兵的寧化士紳,然後他們轉往南贛地區。
九月六日,清軍派四名官員到寧化縣衙接管,十月四日要求汀州府增派二百名士兵到寧化,又以圍勦黃通之名,要求地方士紳派餉備料,但清政府並非真要勦滅黃通。十一月初知府李友蘭親自到寧化,黃通盡力巴結,李友蘭反而任命他為守備。有了清人的加持,黃通公然出售「千總」名號給效力他的人,每張「千總」發下時還有鑼鼓和旗牌前導,儼然如接受朝命一般。李世熊說這些人多是「鄉之殷實或黠猾者」,在混亂的時代中,他們見風轉舵很快地易幟改服。
於是黃通的勢力愈大,鄰近的清流、歸化、永安、沙縣等地的鄉村地區「千總令旗往來如織」。然而,不用等到地方政府處置,自有其他豪強勢力眼紅,汀州地區另一土豪寧文龍,因不願被黃通控制,於一六四七年(順治4年,永曆元年)四月派人殺了黃通。六月,于姓武官來接收成果,趁機又殺了五個首領,引發了更多的爭奪與混戰,李世熊感嘆地說:「吾鄉苦兵,自是始」。(72)
先是福建建寧縣的魯姓守將暴虐無狀,民眾恨之入骨,而寧文龍住的地方就緊鄰著建寧,不時受到魯某的勒索,一六五○年(順治7年,永曆4年)十月魯某率兵前往,說是要與寧文龍結盟,但真正目的是要逮捕他,再把他的資產據為己有,寧文龍發覺後就先把魯某給殺了。消息傳出,百姓額首稱慶,但汀州守將王之綱極為憤怒,以寧文龍擅殺朝廷命官,要徵調各縣兵馬勦滅他。寧文龍帶領所屬先撤到泉上里,後又趁亂逃脫。於是清軍沿著各鄉搜索,以「寧黨」之名濫行拘捕,有人妻兒子女被擄,需交付贖金七百至一千兩才得獲釋,又有許多避亂於山砦的民眾被指為「賊黨」,李世熊記下了民眾損失生命財產的狀況:
所攻破、誘破山砦以十數計;所殺戮良民、擄繫婦女、牲畜各以千計;所誅求投誠餉銀,贖買婦女身價各以千萬計。(73)
隔年九月,寧文龍又召集餘黨,聯合其他盜匪組織,打著反清的大旗再起,王之綱又遣兵追擊,也再次藉機勒索,最慘的是蕪峽陽城地區,李世熊記曰:
上下無一椽可保、一婦獲完者,週迴六、七十里,物產無論,即山木亦焚灼無完膚。(74)
不只是土豪之間互相爭奪,鄰近地區的反清混戰也讓寧化受害慘重。一六四七年(順治4年,永曆元年)六月鄖西王朱常潮率眾進入建寧,使閩西地區的反清活動紛起,其中包含在延祥起事的彭妃。
彭妃是永寧王的長子妃,清軍攻入江西後在福建號召反清,潰散的明軍有許多投向她而聲勢大振,也使隱匿在山區的反清團體都躍躍一試。八月初,彭妃帶領延祥民兵經由寧化進攻歸化,清軍也徵調鄉兵迎戰,彭妃見當地有備而轉向。九月間,彭妃部眾詹、羅二人多次出入寧化,李世熊說他們「拷掠富民甚於盜賊」。十月,彭妃進攻歸化,清兵突襲成功,彭妃轉入江西石城,所掠奪的財貨都由清軍接手。一六四八年(順治5年,永曆2年)年初,彭妃勢力又壯大到數千人,仍要從石城經寧化到延祥去,二月初,彭妃部眾經過李世熊家鄉,三日之中大肆劫掠,連人跡罕至的地方也不放過。然而,彭妃終究敵不過清軍的追擊,俘虜後被送到汀州府,於靈龜廟被殺。(75)
同時間江西的王得仁、金聲桓等人也起兵反清,李世熊記載當時閩、贛交界地區「舉義者如沸」,「旦夕漫見大明衣冠」。寧化鄰近地區的亂事也接二連三的出現,三月有鄉民邱民滋之亂,八月有廣東人張、黃之亂,還有一個遊方僧人自稱是隆武帝,並有數百名群眾支持他。但進入寧化的反清勢力多數被駐守當地的副將高守貴所擊退,死亡和俘擄的不下千人。(76)
一六四九年(順治6年,永曆3年)二月,有一大群潰散的士兵進攻寧化,這些士兵傳聞原屬江西王得仁部,在閩北、閩西地區劫掠。抵達寧化時以二名士兵被殺為由,縱火焚燒城外的房舍,死傷者近千人。不同於一般的盜匪,這群人的武器裝備較好,還擁有類似雲梯的攻城設備,(77)使寧化縣城幾乎被攻破,所幸有位姓龍的民兵領袖教導民眾編竹成籠,中間塞入油布和乾草,點燃成火球後反擊,又有一位雷姓貢生召募力士搬來大石和滾木,敵方的攻勢稍能受阻。這樣的攻守方式已不似盜賊的劫掠,簡直就像部隊作戰一樣。(78)
一六五○年十二月,又有「四營頭」之亂。所謂「四營頭」者,原本都是明朝的兵將,其中以善戰的張老虎最著名,擁有數萬人之眾,在建寧、泰寧、邵武、建昌等地游擊,反清名士揭重熙(?─1651)、傅鼎銓(1610─1651)都曾倚附他。但張部的軍紀極壞,「所經地毛如洗,耑以搜索子女,刑拷贖命為事」。(79)這年除夕,正當家家戶戶團圓的時候,張部中的林、黃二人率眾進入寧化泉上,村民立即進入山砦巖洞中躲避,林、黃以所獲太少而放火洩憤,山林著火三日不絕,村民死亡近千人。或許是畏懼張老虎的盛名,林、黃等人停留在泉上近兩個月,清朝官兵卻按兵不發,坐視村民生命財產為之不保。更令人驚訝的是,賊兵退去五日之後,有一倪姓典史說是來勘災,卻仍然向倖存的民眾催徵,所以李世熊悲憤地說「其痛癢不關」,「父母、盜賊又何別乎」!(80)
從明末到一六五○年,歷經崇禎帝自殺、黃道周殉國和政權轉移的接連動亂,李世熊的命運也為之改觀,從努力考試入仕,到成為逃禪的遺民,甚至生命財產都受到威脅,他有著非常複雜的情緒,他痛苦地說:
河山易位,人物失倫。欲哭則不敢,欲泣則近婦人,欲死則二耄在堂,相依為命。當爾之時,如失路之兒,喪巢之鳥,徬徨愴惴,視晝如昏。(81)
人莫惜於膚髮,今薙令威於離首;人莫痛於妻孥,今屠門輕於刲豕;人莫戀於田園金玉,今夷灶速於拂塵。(82)
然而,李世熊基於親身的痛苦經歷,他並不像一些遺民有著「嗜亂」、「待變」等不切實際的特殊心態,例如魏禧就曾記載一位費姓士人,每當讀到魏晉與五代十國等分裂時期的歷史,就「揚眉抵掌」精神百倍,但是一到天下底定時,則心情煩悶,「嗒然不能終篇」。(83)李世熊不是這類感時哀嘆的文人,他近距離觀察福建的各種反清活動,不論是「縉紳反清」、「宗室稱王」、「擁戴故令」、或是「推立鄉豪」,(84)都讓他深感痛心。因為他們多數都是「以義名而行盜實」;他們的所做所為只是「犒剝富民,蠶吞弱姓」;他們一遇到清軍就潰散逃去;他們對地方只有破壞,對人民只有荼毒。這樣的反清,完全無助於地方秩序的重建。
在這個戰亂和盜匪出沒的時代,李世熊堅持做個遺民隱居在鄉,但身為客家人的他,不容坐視族人生命財產的損傷,於是憑著他的個人聲望與交遊,他致力於協助鄉里和保護家族,其重點有三:
(一)、維持秩序
一六四四年(崇禎17年),當廣東盜匪攻打古城縣時,李世熊正好從廣東潮州返鄉,立即向知縣報告有關盜匪的情資,基於對當地情勢的判斷,他建議招撫親人多住在福建上杭的張姓盜匪,如此分化了盜匪的力量,也就會知難而退,知縣採納了他的意見,使當地避開了一場亂事。(85)
甲申之後,一波接著一波的暴亂,使寧化好似進入了無政府狀態。一六四五年(順治2年,隆武元年)十月,當廣東盜匪又威脅寧化時,李世熊出面協助建立自衛組織,從各村募集鄉兵數千人,並視防守地點的不同,每日有糧餉一至一.五升,泉上里並由李世熊親自指揮,所需費用幾乎全由李氏家族支應。甚至這支自衛武力,還被徵召到歸化援助官軍。(86)
(二)、保護鄉里
協助地方政府之外,李世熊也發揮他的影響力,使盜匪「相望而不犯,或經過此地而不擾」,(87)讓李氏家族在亂世中得以減低傷害。例如一六四七年(順治4年,永曆元年)九月,寧文龍部三千多人突然進入泉上里,居民全來不及撤離,幸由李世熊出面慰勞,安排他們在空屋、寺觀居住,才未為害地方。(88)其後王之綱追勦寧文龍,並趁機謀利,造成當地很大的傷害,但因為王之綱曾要李世熊指導他的兒子作八股文,所以李認為王之綱「不傷吾必矣」。(89)再如一六五二年七月,盜匪聯合泉下里邱、雷、吳等三姓共三百餘人,在當地燒殺擄人,李世熊家的堡城也受波及,書房遭到縱火。但因為他的聲望使盜匪有所顧忌,劉姓首領特地去函說明縱火非他所命,而是一些「新充兵子各報私怨」,他一聽書房起火就「急遣兵丁救熄」。(90)
(三)、興建「堡城」
贛南和閩西的居民以客家人為主,(91)從東漢末年起,每逢戰亂,客家人多會採取宗族團居和修建圍堡式的大屋以自保。(92)李世熊的家族原本修有「蓮峰寨」作為避難之所,甲申之後戰亂頻仍,蓮峰寨遂逐年增修,到一六四六年(順治3年,隆武2年)間已頗具規模,「編茅築圜,櫛此鱗比,儼然如村落」。(93)但由於山寨距離較遠,出入不便,所以從一六五一年起許多李氏族人主張在村內築「堡城」,李世熊贊成這項提議,就率先捐銀為倡,並親自主持建堡的工作,大約費時半年漸次完成。
「堡城」現在多稱為「土堡」,是福建民居中另一種具特色的類型,特點是四週築起厚實的外牆如城堡一般,城牆下部用大石塊堆砌,上部再築以夯土。(94)李氏堡城現在名為「泉上土堡」,歷經三百多年還存有一些遺址。(95)據李世熊所記,這個土堡周長一六○餘丈,城厚一丈、高一丈七尺,城上有與人同高的女牆,建有城樓和議事廳。土堡有寬二丈的護城濠,城門處有「銃城」,三面開有銃眼。城內分成五進,供李氏族人居住,還另設一進為「店屋」,供商客居住。城的四向有屋一三八植,可由一般農戶居住,每植有三層,皆是背城面街,後門打開就是城牆,可方便民眾登城禦敵。
這座土堡的規劃與興建都由李世熊負責,在四個月的施工期間,他幾乎住在工地,「寸木塊石皆目歷指畫」。(96)而二千多兩的興建費用,也引起了一些族人的批評,但李世熊不以為然,他認為這筆款項只不過是富有人家二、三個歌姬的花費,但卻能保護族人的安全,所以即使遭到批評,李世熊仍「樂此不疲」,並說:
生此土、際此時,湊有此事,不負天生吾於此土之意。(97)
這正是李世熊對鄉土、對族人的使命。
對於這些保鄉衛族的工作,李世熊以深厚的歷史意識,提出了四位令他「敬之、慕之、愧不能效之」的歷史人物,分別是「田疇約法於徐無」、(98)「庾袞保眾於禹山」、(99)「賊暴不入周黨之城」(100)與「黃巾不犯孫期之舍」(101)。這四人的共同特點,是處在亂世之中並非只為保全個人的名節,更是以鄉里、族人為重,積極者如田疇、庾袞,帶領族人避開戰亂尋找新天地;消極的也要像孫黨、周期一樣,以個人的聲望維護族人、教化鄉里。為達此目的,他們或是拒絕出仕、或是與當權者保持適當的距離,而田疇更是明顯地忠於漢室。李世熊正是以此自我詮釋,在朱明王朝尚存時,他參與地方政府合作平亂,到了清代初年,他則退而團結族人,興建土堡以保護族人。對於田疇等四人,李世熊說「敬之、慕之,愧不能效之」。其實不能效法的是古今異勢,即使不論無所不在的清軍、反清勢力與盜匪,就以君主專制達於高峰的明清時代而言,要抗拒政治勢力已著實不易,世上豈還存有「徐無」、「禹山」這樣的桃花源!

五、白首修志,據事直書

《寧化縣志》是李世熊晚年傾其全力完成的著作,據李世熊的學生黎士弘(1618─1697)所記,縣志的編撰始於知縣何鳳岐任內,何鳳岐的任期是一六六0年(順治17年、永曆14年)至一六七0年(康熙9年),而李世熊也曾說他編縣志時「年垂七十」。一六七0年李世熊正是六十九歲,所以編撰工作應該就是從這時候開始,大約花了將近十年的工夫才大體完成,之後又延宕了幾年,一直要到一六四八年(康熙23年)李世熊高齡八十三時才付梓刊印,而後不到三年李世熊就過世了。(102)
李世熊曾多次表示,他並不想承擔修志的工作,因為舊版的縣志錯誤頗多,「規模章句與次第款目,無一可仍者」。(103)加上地方的文獻缺乏,實難寫出佳作,更重要的是修志必會涉及鼎革之際的種種禁忌。然而,年屆七十高齡的李世熊還是接下了這項工作,其背後實涉及他與江西地區具有反清色彩的文人與團體間的交遊,如方以智和「易堂九子」、「髻山七隱」等人。(104)
我們知道一六六一年順治帝死,八歲的康熙帝(1654─1722)即位,清政府的統治陷入種種危機中。一方面是政治鬥爭隱然浮現。另一方面是鄭成功與張煌言進攻南京後,清政府對漢人的控制益趨嚴厲,同年的江蘇哭廟案,凌遲生員金聖嘆等十八人;奏銷案牽涉江南士紳達一萬三千餘人(105),而一六六三年(康熙2年)的明史案,則為清初首宗大型文字獄。在福建方面,鄭成功已取得臺灣作為根據地,清廷懼怕沿海民眾與鄭氏聯合,強迫遷移沿海五省數十萬人於內陸。這樣的形勢對反清人士而言必有機不可失的感受,如張煌言就認為當時沿海居民「蠢蠢思動,望王師何異饑渴」,「若稍為激發,此並起亡秦之候也」。(106)此「亡秦之候」在清政府而言,定有芒刺在背的威脅。
依現存的資料顯示,康熙帝即位前後,李世熊並非單純地隱居在家鄉,透過朋友間的傳遞消息,他對各地的反清活動是有相當掌握的。一六六四年(康熙3年)他受到直接的壓力,李子權記載:
六十三歲(1664)。邑令何公鳳岐勸借長男日饒不遂,以蜚語誣,申撫按羈勘郡獄,賴司理徐公開遠力雪其誣。乙巳(1665)二月,領文往省結案,至羅漢灘遭溺,歸柩返葬。(107)
何鳳岐要「勸借」李日饒(時年45歲)是何用意?今天已難知詳情,但李日饒若犯了大罪,豈能不入獄?而且就算何鳳岐不殺李日饒,李日饒最終還是溺水而死,六十三歲的李世熊承受了白髮人送黑髮人之痛。
次年二月,李世熊到江西青原山會見方以智,二人「促談半月」,而後他到南昌,由黎士弘接待「泛鄱陽湖、遊廬山,遍歷諸勝」,(108)直到冬天才返回福建。李世熊在給友人的信中寫道:
及遭亡子之難,為怨家所舉,幾至覆宗。(109)
什麼樣的罪狀嚴重到要「覆宗」的危機?當然是朝代交替時最容易出現的「謀反」、「大逆」等罪名。雖然今天我們已難明瞭李世熊在康熙帝繼位前後的活動詳情,但是與他交往的遺民們,無不以復明為志業,李世熊即使被檢舉,也毫不意外。
同一封信中,李世熊還寫道:
今果改步,弟即仕何妨,但恐負但月一銘耳。且時已逾聾聵無儀,立一傴僂之叟於長鬣富都,虎頭燕頷之群,供人憎厭,何無恥也。(110)
「但月一銘」是李世熊名其居室為「但月菴」,並撰有〈但月菴銘〉一文,文章開頭便引《南史.謝譓傳》曰:
「入吾室者,但有清風;對吾飲者,惟當明月。」吾屏其風,但月而已。(111)
這段文字很容易讓我們聯想到雍正帝時的文字獄,所謂「清風不識字,何必來翻書」。(112)李世熊當然是借古喻今,而後來的傳記作者則用拆字法解讀,所謂「但月」就是「明一人」的意思,也就是李世熊藉以表示對明朝的堅決效忠。(113)
很明顯的,李世熊仍不妥協,即使已遭喪子仍要抗拒,這樣的態度怎能不造成他與寧化當道的緊張。在李世熊個人而言可能無所謂,但他的弟子們自然希望有所調和,李世熊在給彭士望的信中就含蓄又無奈地道出實情:
修志一事,乃諸高門仰體德意,珍護頑老,借此佳題,欲弟與當事銷融痕跡耳。自此遺問常通,似無芥蒂,此皆道氣潛噓,換芽移節,人固不知,弟獨知之耳。(114)
既然承擔了修志的工作,李世熊就要完成一部受人肯定的歷史著作,他說像「屠酤簿賬」一樣的方志,由胥吏就可擔任,何需由他來主筆。因此,就算是寧化小縣的方志,也應該如《漢書》的「十志」,要「彙其事而以己意裁成」,「敘議錯行,首尾竟幅」。(115)為此,他採用了所謂「三寶體」的體例,也就是把方志中的眾多項目統屬在「土地」、「人民」、「政事」三大類別之下。(116)「三寶體」方志是明代中期出現的新體例,(117)雖然在細目和內容上仍未跳脫傳統,但已能使方志具有提綱挈領的組織。而所謂「三寶」,是出自《孟子》「盡心下」篇,孟子曰:「諸侯之寶三,土地、人民、政事」。李世熊認為此三事是從地方到中央的大事,「三事理,即天下無不理」。(118)我們會注意,在「盡心下」篇中其實還有孟子最重要的主張:「不仁而得國者有之。不仁而得天下,未之有也」;「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相對於親歷明清鼎革之際的動盪與傷亡,身為遺民的李世熊採用「三寶體」,把「土地」、「人民」放在主要的位置,正是要呼應孟子「民為貴」的主張。
《寧化縣志》全書共七卷,不計目錄正文有六二○餘頁,近四十萬字。(119)其中與民生相關的篇幅最多,例如「土產」一項多達一○六頁,詳細地記錄穀、蔬、果、花、藥、木、竹、草、畜、羽、鱗、介、蟲、貨等十四類當地的物產。其次則是與賦稅相關的「賦貢」、「歲役」、「條鞭款目」、「度支」等四項細目,共計六十六頁。做為朝代遞嬗的見證者,李世熊認為明末的各種加賦是破壞稅制的關鍵,本書中他列出了一六一八年(萬曆46年)以來的十三項加賦。到了崇禎末年連加賦都不夠支應,於是特殊職役、生員、孤貧等優免和津貼也都被取消,這種竭澤而漁的做法讓李世熊大為不滿,他說:
蓋一年而出數年之賦,一畝而輸數畝之糧,盜賊得藉口以倡亂,令憂勤節儉之主,頓蒙掊歛酷烈之聲。(120)
對於清朝,李世熊認為清初政府取消遼餉等附加稅,讓民眾稍能喘息,但是後來也同樣利用條鞭制度任意加稅,而且愈演愈烈,從一六六一年(順治18年、永曆15年)至一六七○年(康熙9年),每石米從一兩六錢六分起,陸續再加上「顏料」、「抱役」與「衙官募役追呼」等無名雜科,則「石米十數金(兩)而未足」,已數倍於明末的每石米二兩,所以李世熊強烈地批評:「民之坐困」、「為累甚痛」、「朝夕死亡可立俟也」。(121)
《寧化縣志》是李世熊晚年生命精神之所寄,特別是政治的壓迫與文化的淪喪,更是他人生中的最大痛苦,堅持遺民使命的李世熊,當然要利用修志的機會揭示鼎革之際的實況,李世熊說:
當時親見狼虎猙獰,咀嚼弱肉,不覺痛心疾首,涕泣而道,匪但欲人知之,且欲天知之。(122)
在全書草就之後先交彭士望評閱,士望回函表示:
先生久隱鬱陶,隨事發洩,離騷孤憤,時見筆端,哭世、罵世交有之。(123)
可見,李世熊確實在縣志中述其孤憤。或許他認為此書將藏諸名山,但是後來此書必須出版,就交由當時身在官場的學生黎士弘修改。所以我們今日見到的《寧化縣志》已非本來的面目。(124)
但是仔細閱讀,我們仍然可以發現李世熊藉由特殊人物的記述表達其深意,例如在「女貞」項中記述了一位名為伊好姑的女子,十九歲嫁入雷家,一六四六年(順治3年、隆武2年)九月,清軍萬餘人進入寧化,居民四處躲避,伊氏與婆婆藏匿在深山土窖中,因三日未食,伊氏勉強舉火烹煮,炊煙從山谷昇起,士兵發現而被擄。在舟中伊氏乘隙對士兵說:「我既屬於你,何需把我綁著?」士兵欣然鬆綁,舟行至中流,伊氏忽然投水自盡,士兵怒以槊刀亂刺,二日之後屍體才被發現。在記述這段事蹟的最後,李世熊引用友人賴道寄的詩以悼念,中有「綱常盡裂文章手,節義孤存粉黛中」的句子,感嘆當時士大夫之無氣節。(125)
「女貞」一項共三十一頁,近一萬二千多字,李世熊在記錄婦女的情操中抒發己見,他批評甲申之變時,國戚巨宦無人「捐私囊、犒死士,效命固圉者。」而一旦被賊寇所擄,卻「輦輸巨萬而期無死」。(126)他引述黃巢之亂平定後,唐僖宗質問被黃巢俘虜的姬妾:「爾世受國恩,何為從賊?」為首者反駁:「國家以百萬之眾,失守宗祧。今以不能拒賊責一女子,置公卿將相於何地?」對這段擲地有聲的言論,李世熊痛快地說:「其誚朝廷、詆將相,快矣!」(127)
又如在「名宦」中,李世熊記載了萬曆以後的知縣(含署理)共十二人,(128)多數是正面敘述他們的清廉事蹟。但是在清初的三十多年間,李世熊卻只記載了郭璜、申傳芳(縣丞)、王之佐三人,其中陝西人郭璜於一六五八年(順治15年、永曆12年)任知縣,自奉節儉如僧侶一般,常以一蔬一粥度日。次年四月,有一李姓御史到汀州任職,依例要求地方官員回饋,其數額以千計,郭璜因囊篋簫然而感嘆:「此非解剝萬民,何能供此。天道神明,民不可殘!」就於五月四日自盡而死。當時正是鑼鼓喧囂的端午競渡,消息傳來,一時寂然。而郭氏棺柩所經之處,百姓咸設路祭。又記載一六六五年(康熙4年)擔任縣丞的申傳芳,每月初一到各坊區講「洪武六諭」,(129)有長官譴責他:「這豈是當今皇上之訓?」申傳芳反駁:「四書五經又豈是皇上之訓?只要是萬古不易之理,就當遵行。」(130)僅此二人的事蹟,足可讓人感受到清初的吏治不佳與嚴峻的政治氛圍。
相較於一般縣志的簡略和乏味,李世熊的《寧化縣志》確實稱得上是一部具有特殊風格的歷史著作,如同知縣祝文郁說:
其於沿革、建置、利弊、損益、美惡、盛衰,靡不羅縷洞貫。(131)
乾隆時進士,曾任嶽麓書院山長(約1779─1781)的熊為霖更說:
國初李元仲高才逸品,不受羈靮,《寧化縣志》一書直欲組范縋班,不顧震駴流俗人耳目。雖欲追縱,實難其力。(132)
「不受羈靮」除了指李世熊不受規範外,還包含他對清初政府的批判,所以說「震駴(同駭)流俗人耳目」。至於「組范縋班」指的是范曄與班固,可謂給予李世熊極高的讚揚。

六、結語

明代遺民以堅毅不拔的精神反抗侵略;以刻苦篤實的態度反省文化,其學風與主張不僅影響清代的學術,甚至到了二十世紀初還又啟發了革命的思潮,實為「學術史上一段極有光輝之時期」。(133)
以遺民的典型而言,黃宗羲、顧炎武二人當然具有代表性。黃宗羲糾集子弟,追隨魯王,積極抗清。復明無望後則舉證人書院,以講學和著述為志業。所成就者,不僅是「天官、地志、九流百家之教,無不精研」,尤要在開啟「縝密平實」的學風。顧炎武身為江東望族,卻以江南多事和欲「從塞上立業」,而往來北方各省二十餘年,不僅體察天下利病和形勢,並欲以「行己有恥」矯挽風俗人心;以「博學於文」企求明道救世。(134)
以著述而言,李世熊頗具文人性格,除了仿照西方傳入寓言體裁撰寫的《史感》、《物感》(各一卷)外,又以「狗馬」為名著史,評論古今人物,間以淒涼深刻的筆觸探討明代的滅亡,使後人讀之,感至「泫然出涕」,謂其立言之旨可與《離騷》爭光。(135)與黃、顧二人相比,李世熊的文風苦澀,著作又少流傳,故難參與開一代風氣的行列,另外他的抗清大節也隱晦不彰,加以他的性格孤介,自難呼群保義,另開宗派。
再以與李世熊有所交遊的方以智和魏禧二人言。方以智興趣廣泛,學問淵博,三十歲以前縱情自肆,備極繁華。棄家逃禪後則粗衣糲食,為貧士所不能堪。他的《通雅》一書尤被學者稱道,謂為開顧炎武等考證之先河。(136)魏禧於明末移家翠微峰,此山「四面削起百餘丈」,「鑿磴道梯而登,置閘為守望」,(137)使家人友朋得一避亂之所。又屢屢出遊,與各方遺民互通聲氣。
李世熊的生平未如方以智的巨大反差,雖然也曾逃禪避清,但終究歸返鄉里。他修築堡城保護鄉人稍與魏禧相類,但又未積極聯繫各方遺民。但李世熊終無愧於遺民的身分,除了志節卓異外,尤要在他致力保存抗清義士的史蹟,他留下來的許多紀錄,成為後人研究這段歷史的重要材料,如咸豐時的徐鼒(1810─1862)認為明末殉義者僅浙江、福建二地的紀錄較多,正因為有黃宗羲、毛奇齡、李世熊等碩學之士的「紀述足傳」。(138)南明史重要學者謝國禎,亦說李世熊文集中「述南都以後諸臣事跡特詳」,為治南明史的最好資料。(139)
然則,李世熊何以能為遺民的另一種類型,即在他致力於鄉黨族人的事業。他周旋於各方勢力,盡力維持地方秩序和保全宗族的行為,就筆者的涉獵,即使在家族勢力頗為強大的福建地區,也是極為少見的。尤其是李世熊以飽學大儒的身分為地方編纂《縣志》,雖說有他不得已的苦衷,但他把握契機,藉以保存易代之交的紀錄,不僅以此明志,亦可使來者探尋這一段令人深思的歷史。又基於他親歷的痛苦,傳達出以地方為主,以人民為重,與中央政權保持距離,以維持和平的獨特的歷史思考,雖有其特殊的時空背景,卻在明清君主專制向高峰發展的過程中,提供了一種富有啟發性的主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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