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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崇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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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gust 14, 2017
「文章留大雅,著述寓微權」:記明遺民李世熊及其《寧化縣志》
王崇峻 在 YLib Blog 發表於 10:53:55

「文章留大雅,著述寓微權」──記明遺民李世熊及其《寧化縣志》
王崇峻著

原載於《白沙歷史地理學報》,第十二期,民國100年10月,頁37─78

中文摘要

李世熊是清初福建寧化的明遺民,他的學問淵博,文章動人,著作豐富。研究南明史的學者如咸豐時的徐鼒和二十世紀的謝國楨,都非常肯定他的紀錄與所留下的文獻。
《寧化縣志》是李世熊晚年付諸最後心力所完成的著作,亦為寧化現存最早的方志。從撰寫此書的緣由,可使人感受到遺民所承受的巨大壓力,而其別出心裁的體例與項目,亦足以引人探索其深意。
此書不僅揭示當地特殊民風,還值得注意的是李世熊以他豐富的學養評古論今,又以據事直書的史家態度,抗拒施壓,力求正確。尤要在他堅持遺民的節操,反省明末的制度變遷,保存易代之交的真實紀錄,更表達出以地方為主的特殊意識,展現了見微知著的史家傳承。

一、簡介李世熊與福建寧化

李世熊,(註1)字元仲,生於1602年(萬曆30年),卒於1686年(康熙25年)。《清史稿》記載他:「喜讀異書,博聞強記」,「六經、諸子百家靡不貫究」。(2)1645年(順治2年,隆武元年),南明隆武帝在福州即位,因他的老師黃道周力薦而徵召為翰林博士,但他卻以照料雙親為由婉拒。隆武帝死,他先是祝髮逃禪,後又自號寒支道人,隱身在鄉,數十年不入縣城,當地政府屢次恐嚇和徵召,他都堅定地拒絕。福建文人藍鼎元(1680─1733)說他:「文章如韓,心事如屈,志節之清高,管幼安伯仲矣」。(3)
李世熊並不是坐困書齋的學者,他關心國計民生,對於地理形勢、備兵、屯田、水利等項目不僅有心得,還頗為自負。他的朋友說他是「海內奇士」,(4)藍鼎元也說:「使先生早年得志,癸未(1643)、甲申(1644)間必有可觀者」。(5)當隆武政權失敗,清兵進入福建後,他的好友彭士望(1610─1683)希望他能「補漳浦(黃道周)所未逮」,(6)指的就是聯絡福建、江西的各方勢力,重振抗清的力量。由於清初文網嚴密,反清也是極隱密之事,所以我們已無法詳知李世熊的祝髮逃禪是否另有所圖。然而,即使李世熊沒有具體的反清行動,以其才學也足以讓清初地方政府提防。
他的著作很多,(7)今日尚可見到的有:詩文集《寒支初集》、《寒支二集》;記述古代錢法的《錢神志》;記錄清初寧化地區戰禍不斷的《寇變記》;以及晚年全力編撰的《寧化縣志》等書。研究南明史的學者如咸豐時的徐鼒(1810─1862)認為明末殉義者以浙江、福建二地的紀錄較多,正因為有黃宗羲、毛奇齡、李世熊等碩學之士的「紀述足傳」。(8)現代學者如謝國楨亦說他「述南都以後諸臣事跡特詳」,為治南明史的最好資料。(9)
李世熊是福建省寧化縣泉上里人,寧化是地處福建西部的偏遠小縣,直到20世紀晚期人口仍只有30餘萬人。(10)當地地形以山地和丘陵為主,西北方的武夷山脈,分隔了福建、江西二省,但山脈南段有一個豁口稱為站嶺,距離寧化縣城約30公里,正可通往江西的石城縣。而從廣東的惠州、潮州也「有小徑穿插數十條」,(11)可通往寧化與鄰近縣份,然後到達江西的贛州、吉安等地,所以自古以來寧化就是往來贛、閩、粵三省的交通要衝之一。再由於地理環境不利於農業發展,人民的生活比較艱苦,也使這裡成為盜匪藏匿和出入的地區,如16世紀初期就接連地發生暴亂,王陽明在江西贛州平亂,此區也包含在內。到了明清之交,由於政權交替、反清復明、滋事謀利等複雜因素的加入,使得寧化陷入了幾乎可說是無政府的狀態。(12)

福建各府州縣圖(因部落格防火牆限制,無法呈現)(13)

李世熊晚年全力撰寫的《寧化縣志》,為少數清初福建地區的地方志,由於李世熊的多種著作在清初被毀,所以此書在嘉、道時仍流傳不廣。(14)相對於後來的方志多為官府主持多人合編,《寧化縣志》可算是私人著作,而以李世熊的才學和使命,使此書頗具特色,不僅只是記載地方事務,尤可說是檢討明末制度,記錄易代變遷的歷史著作,如清初汀州的文人劉坊(1658─1713)稱讚:
文章留大雅,著述寓微權。(15)
乾隆時的福建學者李清馥說此書:
新裁獨抒,為通儒所稱。(16)
乾隆時進士,曾任嶽麓書院山長(約1779─1781),也曾與清初陽明心學派的重要學者李紱一同編纂《汀州府志》的熊為霖更讚揚:
國初李元仲高才逸品,不受羈靮,《寧化縣志》一書直欲組范縋班,不顧震駴流俗人耳目。雖欲追縱,實難其力。(17)
「不受羈靮」,除了指李世熊不受規範外,應還包含他對清初政府的批判,所以說是「震駴(同駭)流俗人耳目」。至於「組范縋班」,指的是范曄與班固,可謂給予李世熊極高的讚揚。

二、編撰《寧化縣志》的緣由

據李世熊的學生黎士弘(1618─1697)所記,《寧化縣志》的編撰始於知縣何鳳岐任內,何鳳岐的任期是1660年(順治17年、永曆14年)至1670年(康熙9年),而李世熊也曾說他編縣志時「年垂七十」。1670年李世熊正是六十九歲,所以編撰工作應該就是從這時候開始,大約花了將近十年的工夫才大體完成,之後又延宕了幾年,一直要到1684年(康熙23年)李世熊高齡八十三時才付梓刊印,而後不到三年李世熊就過世了。(18)
李世熊曾多次表示,他並不想承擔撰修縣志的工作,表面上的原因是舊版縣志錯誤頗多和地方文獻缺乏,更重要的因素是他無法認同滿清的統治,正如在給彭士望的信中他直言:
舊本既無一字可存,新事又無一節可採。假令班馬記卑田院事,寧能雅潔耶!(19)
查「卑田院」即「悲田養病坊」,是唐代收容貧窮與殘疾民眾之所,李世熊用「卑田院事」解釋「新事」,正指清初寧化無足可述之事的意思。然而,七十高齡的李世熊最後還是接下了這項工作,其背後另有一段曲折的過程,應先從李世熊的交遊談起。
據李世熊的三子李子權簡短記錄世熊的事跡:
壬寅(1662),六十一歲。初夏,彭躬庵(士望)先生始過訪先君,與「易堂」諸先生通聲氣交。
癸卯(1663),六十二歲。(江西)南康義士查生天球陷大刑,事屬廣信黎司理,「易堂」魏和公先生禮特過泉上索書解援,先君立發書附去。然事在他司理,竟無益。(20)
彭士望與魏禮(1628─1693)都是江西「易堂九子」的成員。「易堂」是一個非常特別的文人團體,除了聯合講學之外,主要人物又常到各處遊歷和聯絡各方豪傑,例如魏禮除了到福建外,又曾於1659年(順治16年、永曆13年)到蘇州打探鄭成功(1624─1662)的消息,後來又到廣東停留,與「北田五子」有所交遊。(21)
查天球即查世球,與宋之盛(1639年舉人)等七人一起在江西星子縣講學,世稱「髻山七隱」,與「易堂九子」同為江西特殊的文人團體。「陷大刑」指的是被捕入獄有性命之憂,而「黎司理」即李世熊的學生黎士弘,時任廣信府推官,所以魏禮要親自向李世熊求信救援。依李子權的記載,此事非屬黎士弘所管,所以李世熊的信沒能發生作用,但是清初文人施閏章(1619─1683)曲折的記載則完全相反,反而說黎士弘得到李世熊的信後,查天球事即獲解。(22)
李子權的二段簡短紀錄可讓我們感受到,這二年間李世熊與易堂諸子的往來相當密切,也應該對於當時包含鄭成功在內的東南方反清勢力是有所瞭解的。
1664年(康熙3年),李世熊受到直接的壓力,李子權記載:
甲辰(1664),六十三歲。邑令何公鳳岐勸借長男日饒不遂,以蜚語誣,申撫按羈勘郡獄,賴司理徐公開遠力雪其誣。乙巳(1665)二月,領文往省結案,至羅漢灘遭溺,歸柩返葬。(23)
何鳳岐要「勸借」李日饒(時年45歲)是何用意?今天已難瞭解詳情,但李日饒若犯了大罪,豈能不入獄服刑?而且就算何鳳岐不殺李日饒,他最終還是溺水而死,六十三歲的李世熊承受了白髮人送黑髮人之痛。
然而,李世熊並未因此而退卻,次年(1665)2月,他到江西青原山會見了明末另一位重要的文人方以智(1611─1671),二人「促談半月」,而後他到南昌,由黎士弘接待「泛鄱陽湖、遊廬山,遍歷諸勝」,(24)直到冬天才返回福建。
1667年(康熙6年),方以智卻有福建之行,除了行前繞道新城與「易堂」的魏禧(1624─1681)談了一夜,在福建又拜訪了抗清詩人錢澄之(1612─1693),並遍歷福州、莆田、武夷山等地,停留福建達半年之久。方以智到福建是否拜會李世熊?李子權沒有記錄,故無法確知,但方以智曾在莆田拜訪同為李世熊好友的余颺,(25)而據余英時的研究,認為方以智到福建與他之前到南京一樣,是「相機從事政治活動」。(26)所以合理的推論是就算李世熊未見到方以智,也應該知道方以智此行的內容。
我們會注意到,從1661年(順治18年)到1668年(康熙7年)是清初統治陷入危機的時期。1661年順治帝死,八歲的康熙帝(1654─1722)即位,大權集中在鰲拜(1610─1669)之手,政治角力隱然浮現。另一方面是鄭成功進攻南京後,清政府對士人的控制益趨嚴厲,同年的江蘇「哭廟案」,凌遲金聖嘆等18人;「奏銷案」牽涉江南士紳達1萬3千餘人;(27)而1663年的「明史案」,更為清初的首宗大型文字獄。在福建方面,鄭成功已取得臺灣作為根據地,清廷懼怕沿海民眾與鄭氏聯合,強迫遷移沿海五省數十萬人於內地。
這樣的形勢對反清人士而言必有機不可失的感受,如張煌言就認為當時沿海居民「蠢蠢思動」,「若稍為激發,此並起亡秦之候也」。(28)李世熊雖名為隱居,但寧化當局豈能不知他的背景,在他的長子死後,李世熊給友人的信中寫道:
及遭亡子之難,為怨家所舉,幾至覆宗。(29)
是什麼樣的罪狀能被「怨家」檢舉,還嚴重到要面臨「覆宗」的危機?當然是鼎革之際最容易出現的「謀反」、「大逆」等罪名。雖然今天我們已難明瞭李世熊在康熙帝繼位前後的活動詳情,但是與他交往的遺民們,無不以復明為志業,李世熊即使被檢舉,也毫不意外。(30)
在給友人的信中,李世熊還談到「仕與隱」的話題,他說:
今果改步,弟即仕何妨,但恐負〈但月〉一銘耳。且時已逾聾聵無儀,立一傴僂之叟於長鬣富都,虎頭燕頷之群,供人憎厭,何無恥也!(31)
「但月一銘」是指李世熊名其居室為「但月菴」並撰有〈但月菴銘〉一文,文章開頭便引《南史.謝譓傳》曰:
「入吾室者,但有清風;對吾飲者,惟當明月。」吾屏其風,但月而已。(32)
這段文字很容易讓我們聯想到雍正帝時「清風不識字」的文字獄,(33)李世熊當然是借古喻今,而後來的傳記作者則用拆字法解讀,所謂「但月」就是「明一人」的意思,也就是李世熊表示他作為遺民的堅定態度。(34)
很明顯的,李世熊並不願妥協,所以造成他與寧化當局的緊張,而在喪子之痛與覆宗之憂後,他的朋友、弟子們自然希望有所調和,所以李世熊給彭士望的信中就含蓄又無奈地道出實情:
修志一事,乃諸高門仰體德意,珍護頑老。借此佳題,欲弟與當事銷融痕跡耳。自此遺問常通,似無芥蒂,此皆道氣潛噓,換芽移節,人固不知,弟獨知之耳。(35)

三、據事直書:《寧化縣志》的特點

勉強地接下編撰方志的工作後,他首先檢討舊版縣志的項目與內容,例如記載山川景緻,「非景而強名曰景,景無八而強湊為八」,真就是「溷涴山川」。再如批評收錄地方碑記詩文的「藝文志」,內容像「買菜牧豬」般的瑣碎,「丐羹謝炙」般的乏味。也因此,《寧化縣志》不設「藝文」,而是把相關文獻經過他的疏理潤飾後,列在記事與人物傳記之末。(36)第三是舊志在「名宦」、「良吏」、「風節」、「文苑」、「隱逸」等五個項目中記載了18人,李世熊批評為:「稱文而文無徵,稱隱而隱非實」。所以他刪除了「良吏」、「風節」、「文苑」等三項,又把「隱逸」改為「逸行」,以求名實相符。(37)此外,李世熊還增加了「條鞭款目」、「度支」、「寺租」、「寇變」等一般縣志中少見的項目,尤其是「寇變」一項,主要敘述明末清初寧化發生的各種戰亂,在長達五千餘字的內容中,李世熊希望後人能明瞭改朝換代對當地所造成的衝擊。
李世熊認為像「屠酤簿賬」一樣的方志,由一般胥史就可擔任,何需由他來主筆。因此,就算是寧化這樣的小縣,也應該效法班固寫《漢書》的「十志」,要「彙其事而以己意裁成之」,「敘議錯行,首尾竟幅」。也就是把地方志提昇到歷史著作的境界。(38)為了達到這個目標,他採用「三寶體」的架構,也就是把方志中的眾多項目統屬在「土地」、「人民」、「政事」三個大類之下。
我們需注意,清代地方志之盛,源於1672年(康熙11年)為編修《大清一統志》而命令各省編通志,再由布政司命令所屬府州縣編各級方志,(39)同時也規定地方志的體例要以1661年(順治18年)刊印的《河南通志》為標準。簡言之,此舉就是為了「襄我皇上興隆盛治」的政治任務。(40)
《河南通志》全書50卷,共計30項細目,(41)體例採取所謂的「平目體」,(42)也就從開始的「圖考」、「建置」到最後的「藝文」、「雜辨」依序撰寫,不另用大綱加以組織。這類方志常見於宋代,是一種比較簡樸的體例,在方志卷帙與記事不甚複雜時,還算適用。到了明代嘉靖以後,方志大量出現,就出現了各種不同的「綱目體」體例。然而,因為朝廷的命令,使得「平目體」方志在清初頗為風行,如徵辟杭世駿(1695─1772)等許多知名學者參與的《浙江通志》便是。(43)
隨著方志記載事類愈多,項目也愈多,但每一項目的文章長短不一,勢必無法單獨成卷,有些方志就把完全不相關的項目混雜在一卷之中,讓人讀來頗感突兀,所以章學誠很不滿意這類項目愈來愈多的方志,認為「多分題目,浩無統攝」,「不啻市井泉貨注簿,米鹽凌雜,又何觀焉」。(44)相形之下,綱目體方志就顯得層次井然。
「三寶體」是「綱目體」方志的一種,也是明代中期出現的新體例,(45)其優點是將方志的眾多項目歸併到「土地」、「人民」、「政事」三大類中,頗收提綱挈領之效,而缺點則是結構太簡無法應付益趨增加的地方事務,所以李世熊必須在每一大類之下再分卷,才能包含眾多項目。
次頁列表為康熙早期刊印的福建三種綱目體縣志(因部落格防火牆限制,無法呈現列表)。其中《建寧縣志》可說完全是從政府的角度設綱置目,政治色彩最為明顯。而就卷數和項目而言,《寧化縣志》並不少,但若就從目錄即可掌握全書架構而言,《寧化縣志》就不如《壽寧縣志》來的一目瞭然,而且就大綱而言,也以《壽寧縣志》比較清晰。但是《壽寧縣志》把「寺觀」和「惠政」放在「建置誌」中,則為不宜。(46)然而,博學的李世熊豈能不知「三寶體」的限制,他採用此體例是否另有深意?
所謂「三寶」,是出自《孟子》「盡心下」篇,孟子曰:「諸侯之寶三,土地、人民、政事」。李世熊認為此三事是從地方到中央的大事,「三事理,即天下無不理」。(47)我們也應該注意,在「盡心下」篇中其實還有孟子最重要的幾項主張,如:「不仁而得國者有之。不仁而得天下,未之有也」。「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相對於親歷明清鼎革之際的動盪與傷亡,身為遺民的李世熊,又在政權高壓之下而修志,豈能採用如《建寧縣志》一般以官方政事為綱的體例,「三寶體」把「土地」、「人民」置於主要位置,正是要呼應儒家「民為貴」的施政最高原則。
除了在體例與項目上李世熊有獨特的見解外,《寧化縣志》的內容也有一些特別之處,以下分四點析論之:
(一)、重視生計,揭示民風
縱覽全書可發現,此書在與人民生計相關的篇幅頗多,例如「土產」一項多達106頁,詳細地記錄穀、蔬、果、花、藥、木、竹、草、畜、羽、鱗、介、蟲、貨等十四類當地的物產。各項物品的內容雖因李世熊的文人風格而顯得龐雜冗長,(48)但是細心閱讀,仍可見到一些具有社會史意義的記載,例如當地主要對外銷售的貨物有苧麻織成的布,而泉上里每年出產許多細緻的麻紗布,對一般家庭的經濟很有幫助。(49)再如寧化多山,所以木材也是重要的輸出品,其中以杉木最為重要,可廣泛使用在建築、棺槨、舟船等器物上,所以李世熊說:「寧土之食,此利者多矣」。(50)此書也記載了明末進入中國的一些重要外來作物的狀況,如甘藷於萬曆中期進入福建,因生熟皆可食用,對糧食供應相當重要,寧化人還把甘藷蒸熟後曬乾保存起來,稱之為藷糧。(51)如淡芭菰(即菸草)俗名煙,種出東洋。煙葉上灑酒,陰乾後切成細絲,吸其煙可令人微醉,還有避瘴氣的功效,當地人稱之為「煙酒」。起初只有閩、粵人吸食,後來則流行於各地,連婦人都不免,不吸煙的人還被稱為「俗漢」。(52)
由於寧化自古以來就是民亂頻仍的地區,李世熊基於他親身的經驗,扼要地點出某些地區特殊的環境與民情,例如以下三處山砦:
九龍砦:
其高千仞,四壁嶄然,僅通一徑,頂展數里,可容萬人。上有天池,足供炊汲。丁亥(1647)間,旴江彭氏曾據此起兵,事敗而砦燬。
觀亨砦:
遠望陵遲,抵麓乃益阻峻。……縛茅避兵寇於此者千家,自明季至順治壬辰(1652),流寇十數經過而不敢犯,但盡燬村居以洩憤而已。(53)
何坑砦:
四壁危懸,初無徑道,一線逮麓,峭難連臂。巔有數窪,亦可縛茅,石泉混混,足供汲濯。昔人嘗避寇於此,今為寧氏所宅其村,曰何坑。伍福綏(明末清初諸生)記曰:「何坑周匝皆山,山皆石,石之銳者如戟、如劍,……其居民習射獵,出入佩刀,如苗如獞而不可制」。(54)
李世熊的描述雖簡略,但已可感到山勢險峻,易守難攻,無怪乎清初多股勢力在此地出入,加以當地民眾「習射獵,出入佩刀」,其民風之強悍,可為理解暴亂頻仍的背景。
(二)、縷析賦稅,保存資料
全書篇幅次多的是與賦稅制度相關之「賦貢」、「歲役」、「條鞭款目」、「度支」等項目,共計66頁。其中記錄了許多具體的數字,是研究明末財經史的好資料,例如1576年(萬曆4年)龐尚鵬(1524─1581)在福建擔任御史,積極推動一條鞭法,把「綱銀」、「均徭」、「民壯」、「驛傳」等四項稅收合併計算一年所需的數額,然後派入田賦和丁口中徵收銀兩,由於這些資料頗為瑣碎,此處僅挑選稅額較高的項目整理成表,以見一斑(因部落格防火牆限制,無法呈現列表)。(55)
另外,李世熊特別在方志中撰寫了〈條鞭總論〉一文,認為過去的里甲制由十甲輪流服役,雖然每十年輪役一次,但每次輪到的民眾負擔很重,一條鞭則把徭役分派到田賦與丁徭中,即「合銀力二差,併正雜諸辦,徵附秋糧」,而且「十甲通編,不分年」。稅則簡化,又按年徵收,對一般民眾而言,是「每年零辦,所出少,易輸」。因此,他肯定地說:「法至一條鞭而盡善矣」。(56)
對於清初的田賦狀況,由於戰亂使許多地籍資料散佚,加上豪強與不肖胥吏勾結而產生許多弊病,如田地出售後地籍未改而賦稅依舊,或是「漏甲而寄於乙」,或是「上抑為中,中抑為下」,甚至「官籍有虛名,而民田無實畝」。所以在1664年(康熙3年),當地實施田地清丈的工作。但由於清初政府未取得民眾的信任,最後竟然還是「循舊額報罷」,換言之,這次清丈並無積極的成果。對此,李世熊用慨嘆的文句說:「嗚呼!以莫良之法,僅附會乎故籍,法其可恃乎哉」?(57)依筆者翻閱方志的印象,不少地方志對當代措施多有溢美之詞,像《寧化縣志》這樣批評當代的編撰筆法,是相當特別的。(58)
(三)、展現學養,評古論今
本書的另一個特點是展現李世熊的學養,在許多項目上他不僅記載寧化的具體情況,更宏觀地申論從古至今的制度變遷,例如備荒與賑災向為古代地方政府的重要工作,李世熊在「惠政」項下除了記錄各個穀倉的位置外,還從漢代常平倉制論及明代的預備倉制,認為此制是鑑於「前代而損益,其法可謂善矣」。但卻因地方官沒有妥善的管理和賑給制度,當災荒發生時沒能發揮作用,使「食者不以饑,饑者不以食」,以致「一代良法盡為虛文」,甚至許多地方的預備倉都已廢棄,他感慨地認為這是「行法者之弊,非法弊也」。(59)
再如水利設施是農業生產的先決條件,以多山的寧化而言,「畏旱者十之八九,畏潦者十之一二」,所以水利灌溉尤其重要。然而,寧化的水利設施卻非常不足,以具有「瀦為泉,導為流,儲不足,洩有餘」的「陂」而言,卻只有七處可供記錄。他感慨地說:
以二百餘里之域,田之為畝者二十三萬有奇,而陂之可志者僅七,則知士大夫之講水利者稀,咸以《氾勝之書》為鄙談也!(60)
也因此他主張普查全縣各里「宜陂處幾何」?「溉田若干頃」?並在每年農閒時命令各里檢查維修,以發揮防洪抗旱的效用。
(四)、改正錯誤,據事直書
一般續修的地方志多只是增補記事和資料,較少更改舊志的內容,這樣做一方面是省事,另一方面也是為了避免爭議。但是李世熊卻毫不顧忌,例如在「山川」項中他批評舊志「多得諸傳聞」,「彼此淆訛」,因此他親自到山區履勘,更正了一些錯誤。(61)
在「名宦」項中李世熊也改正了一些錯誤,(62)其中一個特別的例子是寧化在明代的第一位進士張顯宗。張歷任國子監祭酒、工部侍郎。永樂帝即位後被謫去戍守河北興州衛,1407年(永樂5年)再起用為交趾布政使。由於張顯宗忠於惠帝,使他的事蹟被後人津津樂道,例如葉盛的《水東日記》就說他是狀元及第。李世熊則依據多部書籍和張氏家族的資料,考證出張顯宗的進士是1391年(洪武24年)許觀這一榜,而非舊志記載的1388年,又因狀元許觀被永樂帝削籍,所以後人就誤稱第二名的張顯宗為狀元。(63)
李世熊也批評舊志對人物事蹟記載不明,評論不確,例如明初擔任典史的榮清和景忠,舊志說二人「奉職勤敏,案牘亦清」,李世熊卻認為典史非繁雜的職位,「何務不勤,何牘不清」?又如正德時擔任教諭的王雍,寧化官學的遷校適在他的任內,舊志稱讚他「衣冠文物煥然一新,皆雍功也」。李世熊反駁說衣冠文物與教諭無關,「以是為功,不傳笑乎」!(64)像這種毫不顧忌、直書無隱的史家筆法,在一般縣志中還很少見到。
「名宦」一項還是記載在寧化任官的外省籍人士,而「選舉」、「科目」等項目則是直接記載寧化人的事蹟,李世熊承受的壓力就更大了。例如伍氏一族為寧化的大族,從宋代起登第者很多,族人要李世熊依照其族譜的記載,增列多人在縣志之中,但李世熊不完全同意,他認為族譜中「皆不詳其出身何途、服官何歲」,還認為元代的入仕途徑有很多種,甚至連工匠、輿隸都可入仕,而伍氏族譜全未考察元朝的典故,實在無法分辨他們是何種出身,所以李世熊只記載了他們的姓名,而不列舉他們的事蹟。(65)甚至對於舊志已有的記載,李世熊也用「按」語加以反駁。(66)
更有一位賴姓人士聲稱他於1642年(崇禎15年)中武舉,次年擔任河北的河間守備,時當清兵攻破河間,他協助料理殘局,又力抗土賊而獲功,其父母也誥贈為將軍和恭人。賴某要求李世熊記載他的功績,李世熊要他出示證據,賴某說誥贈的原軸已遺失,卻又透過關係由布政司行文府縣衙門對李世熊施壓,也有人對他說:賴某善於侍奉權貴,還是寫入縣志較好。(67)李世熊當然不同意,在給布政司的覆文中,以他對明末制度與歷史的熟稔,洋洋灑灑地提出六項可疑點,例如明代沒有武舉未經會試即派任守備的例子;1642年清軍還未行經內地,何有殘破河間之事等。李世熊義正辭嚴地強調:
邑之有志,猶國之有史。據事直書,用存勸戒,非可捏無為有,曲筆諛人者也。(68)
在他的堅持下,賴某終未載入縣志,但只此一事已可感知編撰方志所涉及的複雜權力運作。

四、鼎革之際:檢討明末、記錄清初

從明末到1650年,歷經崇禎帝自殺、黃道周殉國和政權轉移的接連動亂,李世熊的命運也為之改觀,從努力考試入仕,到成為逃禪的遺民,甚至生命財產都受到威脅,他痛苦地說:
河山易位,人物失倫。欲哭則不敢,欲泣則近婦人,欲死則二耄在堂,相依為命。當爾之時,如失路之兒,喪巢之鳥,徬徨愴惴,視晝如昏。(69)
但是當清人政權日漸鞏固,反清益趨無望後,李世熊也與眾多遺民一樣退而講學著書,反省明季的種種變遷,在《寧化縣志》中他首先從民生層面思考明代為何滅亡?他認為「饑民」與「潰兵」是明末的重要問題,「饑民」是因賑災制度失序,如前節述及他對於預備倉制的檢討。而「潰兵」則因為糧餉缺乏,「賑餉不充,由賦役失平」。(70)
李世熊頗讚揚張居正推動的一條鞭法,但是到了萬曆晚期,此制因各項加賦而破壞,在縣志中他詳細地列出寧化於1618年(萬曆46年)以後的十三項加賦,其中最高的三項是:
遼餉,始於1618年(萬曆46年),計銀2,861兩7錢。
練餉,始於1639年(崇禎12年),計銀2,855兩6錢。
均糧,始於1637年(崇禎10年),計銀1,137兩9錢。
到了崇禎末年連加賦都不夠支應,就把特殊職役、生員、孤貧等各項優免和津貼都裁撤了,總計3,835兩。這種近乎竭澤而漁的做法,讓李世熊大為不滿,他說:
蓋一年而出數年之賦,一畝而輸數畝之糧,盜賊得藉口以倡亂,令憂勤節儉之主,頓蒙掊歛酷烈之聲。(71)
相對於明末,清人入關後取消加賦,讓民眾稍能喘息,李世熊自是予以肯定。但其後清政府一樣利用條鞭制度任意加稅,而且愈演愈烈,從1661年(順治18年、永曆15年)至1670年(康熙9年),每石米已收1兩6錢6分,還不包括「顏料」、「抱役」與其他無名雜科,若再加上「衙官募役追呼者」,則「石米十數金(兩)而未足」,已數倍於明末的每石米2兩,李世熊在這段紀錄中使用「民之坐困」、「為累甚痛」、「朝夕死亡可立俟也」。(72)等詞句強烈地批評。
更令李世熊難過的是,由於政權交替、武裝抗清、暴民滋事等狀況接連發生,使得寧化陷入了幾乎是無政府的狀態,性命如同草芥般的毫無保障,如1651年(順治8年)9月,清兵攻擊當地一位表面打著反清名號但實為豪強的寧姓人士,造成寧化的陽城地區:
上下無一椽可保,無一婦獲完者,週迴六、七十里,物產無論,即山木亦焚灼無完膚。(73)
因此,李世熊要利用修志的機會保存鼎革之際的歷史,他說:
當時親見狼虎猙獰,咀嚼弱肉,不覺痛心疾首、涕泣而道,匪但欲人知之,且欲天知之。(74)
《寧化縣志》中的「寇變」一項正是此用,例如1650年(順治7年)12月除夕,大家正準備團圓過年的時候:
四營頭賊突入烏村,……村民悉竄入倒虎岩、七層岩。賊分圍兩洞口,束草爇而投之,洞中倉屋皆火,山石爆烈,人畜燼者以千計,火三日不絕,諸村蕭然無人。……時總鎮駐邑中,坐視屬鄉之亂,按兵不發。(75)
所謂「四營頭」者,原本都是明朝的兵將,其中以綽號「張老虎」的最著名,擁有數萬人之眾,在江西和福建交界地區游擊,連反清名士揭重熙(?─1651)都曾倚附他。但張部的軍紀極壞,「所經地毛如洗,耑以搜索子女,刑拷贖命為事」。(76)而李世熊說的「總鎮駐邑中」就是清兵統領王之綱。更令人驚訝的是,賊兵退去五日之後,有一倪姓典史說是來勘災,卻仍然向倖存的民眾催徵賦稅,所以李世熊在其私人著述中悲憤地說「其痛癢不關」,「父母、盜賊又何別乎」!(77)
由於李世熊編撰縣志時原以為將藏諸名山,可是後來要刊印時就勢需加以修改,因此李世熊委由已在官場的學生黎士弘處理,故而我們今日所見已是經過刪節潤飾的版本。但是仔細閱讀,我們仍然可以發現李世熊藉由特殊人物的記述表達其深意,例如在「女貞」項中記述了一位名為伊好姑的女子,十九歲嫁入雷家,1646年(順治3年、隆武2年)9月,清軍萬餘人進入寧化,居民四處躲避,伊氏與婆婆藏匿在深山土窖中,因三日未食,伊氏勉強舉火烹煮,炊煙從山谷升起,士兵發現而被擄。在舟中伊氏乘隙對士兵說:「身既屬汝,復何繫為」?士兵欣然鬆綁。舟行至中流,伊氏忽然投水自盡,士兵怒而以槊刀亂刺,二日之後屍體才被發現。在記述這段事蹟的最後,李世熊引用友人賴道寄的詩以悼念,中有「綱常盡裂文章手,節義孤存粉黛中」的句子,感嘆當時士大夫之無氣節。(78)
「女貞」一項共31頁,近1萬2千多字,李世熊在記錄婦女的情操中抒發己見,他批評甲申之變時,國戚巨宦無人「捐私囊、犒死士,效命固圉者」。而一旦被賊寇所擄,卻「輦輸巨萬而期無死」。(79)他引述黃巢之亂平定後,唐僖宗質問被黃巢俘虜的姬妾:「爾世受國恩,何為從賊」?為首者反駁:「國家以百萬之眾,失守宗祧。今以不能拒賊責一女子,置公卿將相於何地」?對這段擲地有聲的言論,李世熊痛快地說:「其誚朝廷、詆將相,快矣」!(80)
又如在「名宦」中,李世熊記載了萬曆以後的知縣(含署理)共十二人,(81)多數是正面敘述他們的清廉事蹟。但是在清初的三十多年間,李世熊卻只記載了郭璜、申傳芳(縣丞)、王之佐三人,其中陝西人郭璜於1658年(順治15年、永曆12年)任知縣,自奉節儉如僧侶一般,常以一蔬一粥度日。次年4月,有一李姓御史到汀州任職,依例要求地方官員回饋,其數額以千計,郭璜因囊篋蕭然而感嘆:「此非解剝萬民,何能供此。天道神明,民不可殘」!就於5月4日自盡而死。當時正是鑼鼓喧囂的端午競渡,消息傳來,一時寂然。而郭氏棺柩所經之處,百姓咸設路祭。又記載1665年(康熙4年)擔任縣丞的申傳芳,每月初一到各坊區宣講「洪武六諭」,(82)有長官譴責他:「斯豈時王之訓邪」?申傳芳反駁:「五經、四書亦豈時王之訓」,「顧其理萬古不可易,自當遵行之耳」。(83)僅此二人的事蹟,足可讓人感受到清初的吏治不佳與嚴峻的政治氛圍。

五、特殊的歷史意識

對李世熊而言,修撰縣志使他必須面對南明的歷史,雖然他未投身隆武政府,也對福建各地反清勢力不抱太大希望,甚至對許多名為義舉實為破壞的暴亂深表不滿,但是要他在文字上否認南明,肯定清初的統治,也非他所願,於是他以委婉無奈的文句記載清初的歷史,在「災異」項中他記錄:
十七年甲申,五月二十二日崇禎哀詔到閩省,六月十五日哀詔到邑。
乙酉,三月十二日,有虎入北門。
丙戌,六月二十八日未時地震。八月晦,大清兵下汀州,始稱順治三年。九月初五日,邑奉諭薙髮歸順。(84)
以上紀錄正是據事直書,清政府確是在丙戌年(1646)8月之後才統治福建,所以李世熊在順治3年之前不稱清帝年號,只用干支紀年。但是這樣的寫法其實是違背官方的宣示,清初統治者一再強調明代亡於流寇,明代在崇禎帝死後就已結束,清代繼承正統是天命所歸,如順治帝強調:「朕誕膺天命,撫定中華」。(85)所以清初於1645年(順治2年)就下令開館纂修《明史》,強調其統治的合法性不容質疑,而康熙時曾任《明史》總裁官的徐乾學(1631─1694)在對修史表示意見時,也曾說南明諸臣和民眾的抗清舉動,「可謂不識天命」。(86)
讓我們與另外二種清初編纂之福建地方志的紀錄相比較,便可清楚地感知李世熊記述方式的不同:
《漳浦縣志》:
本朝順治三年,征南大將軍貝勒孛羅(即博洛)平閩,漳浦隸漳州,並入版圖,一統之盛,不數前代矣。(87)
《壽寧縣志》:
自明季群盜竊發,逮耿變兵燹連年,壽(寧)為伏戎藪萑符之處,……幸沐皇恩浩蕩,列憲深仁,題蠲荒蕪逃絕,壽民幾回生氣於喘息之餘。(88)
相對於「一統之盛」、「皇恩浩蕩」,李世熊使用的是「哀詔」、「地震」、「薙髮歸順」等詞彙,他不只是「不識天命」,還隱含著批判清人的意思在其中。
還值得注意的是,李世熊以他深厚的歷史涵養,卻在縣志中透露出很特殊的歷史意識。
1645年隆武政權在福建成立,老師黃道周擔任首輔,徵召他為翰林博士,但是李世熊卻以體弱和扶持二老而未遵命。這當然只是表面的說法,因為好友彭士望說他之所以不願出仕,是因為:
視將相之所為,賞罰號令不中程度,退而嘆曰:「得為王審知足矣」!(89)
王審知(862─925),字信通,河南固始人。898年(唐乾寧5年)繼長兄王潮為威武節度使,統治福建長達28年(898─925)。處在唐末亂世,王審知卻能一直與朝廷保持穩定的關係,他連年進貢、述職無怠,被唐昭宗封為琅琊王。朱溫成為後梁皇帝時,王審知先不動聲色,直到局勢穩定後才向他進貢,909年(開平3年)被封為閩王。他自奉節儉,以身作則,選任了一批有為的地方官,使社會秩序得以維持。他興修水利,鼓勵墾荒,減省徭役,使農業生產很快地恢復。王審知也了解福建有海外貿易的傳統,所以整理航道、改造港口、降低商稅,以吸引海中商賈。歷史上稱他:「輕徭薄斂,與民休息。三十年間,一境晏然」。(90)由於他的治績,福建人尊他為「開閩聖王」,自宋代起建祠奉祀,歷明清不絕。
對於王審知,《寧化縣志》的記述如下:
(唐)昭宗天祐初,進封福建觀察使留後王審知為琅琊王。梁開平三年(909),封為閩王,汀(州)地盡屬王氏,雖奉梁唐正朔,而命官設吏,皆王氏為政矣。同光二年(924),王雲來令茲土,始議改治,卜鎮西竹篠窩吉,乃遷縣於今治。審知子延政,旋為南唐所滅。(91)
所謂「命官設吏,皆王氏為政」,可知李世熊正是要突顯王審知雖受封,但仍保有統治福建的主導性。我們可再與另外二段記載相比對即知李世熊的用意,一是明萬曆時編纂的福州地區方志《閩都記》:
乾寧四年(897),(王)潮卒。唐改福州為威武軍,授(王)審知為節度使,封琅琊王。五代梁加審知中書令,進封閩王,升福州為大都督府,領縣十。審知雖起列校,儉約禮士,建四門學校,拔閩士秀者。後唐同光三年卒。(92)
其次是康熙時編纂的《甌寧縣志》:
(唐)景福三年(892),徐歸範叛,附於王潮。晉天福六年(941),以建安鎮安軍王延政為節度使,封富沙,王後改鎮武。(93)
《閩都記》的記述補充了王審知禮士建學的政績,但字裡行間也顯露出中央政府對福建的統轄權,故而予以封王授職。至於《甌寧縣志》極簡略又直接跳過王審知不談的記述,若對這段歷史背景沒有概念,則根本無法理解。
從表面上看,李世熊提及王審知是對隆武政府的不滿,但何嘗不也是對明末亂局的另一種思考,也就是效法王審知超然於大位爭奪的紛擾,並藉由進貢保持與中央政府的友善關係,如此可換取命官設吏的人事主導權,並可專注於福建內部的治理。更深入地觀察,我們發現李世熊在敘述寧化的歷史變遷時,呈現出以地方為主體的意識。
寧化古稱黃連峒,唐代以前福建的行政區劃並未確定,所以寧化與相鄰的邵武、將樂等地的轄區也是分合不定。隋末群雄並起,寧化由巫羅俊(582─664)所控制,李世熊說巫羅俊:
年少負殊勇,就峒築堡衛眾,寇不敢犯,遠近爭附之。……因以觀占時變,益鳩眾闢土。(94)
可知巫羅俊出身於地方豪強。貞觀時巫羅俊自請朝廷訂定稅則,朝廷特予嘉勉授職,但仍要到唐高宗乾封時(666─668)才確定當地的行政區域,並名為黃連鎮。
王審知之後由其子王延政繼承,被南唐所滅,但仍然是各自獨立的局面,一直要到975年(宋開寶8年)「始盡歸於宋」。元末群雄並起,1356年(至正16年)寧化發生賊亂,由陳有定起兵討平,陳有諒攻掠汀州時,陳有定與他相抗,元政府乃授予陳有定汀州路總管一職,並將福建行省參政官府遷設於汀州,統領八閩之地,直到1368年(洪武元年)才失敗被擒。(95)
從李世熊的行文脈絡上,可感覺出他認為寧化從古以來就是自成一格的局面,很多時候朝廷並未直接統治,直到如巫羅俊之類的人物控制全局,朝廷才被動地承認他的勢力。這種以地方為主體的態度,或許是他處在亂世時的權宜性思考,但也確實顯現出一種很特殊的歷史意識。(96)

六、結語

地方志雖為歷史悠久的著作體裁,在兼攝史地,載記民情的傳統下,使它具有連續性、廣泛性和真實性的特點,也成為保存地方資料的百科全書。
然而,因為從唐代以後方志被納入國家體制,成為官修典籍的一部分,地方上為了應付朝廷的命令,或是敷衍了事,倉促成書,或是主事者學養不佳,只為謀取名利,如章學誠就曾嚴厲批評,並感慨修志之事,「雖不為亦可也」,他說:
今之所謂修志,令長徒務空名,作者又鮮學識,上不過圖注勤事考成,下不過苟資館穀祿利。……主賓各挾成見,同局或起牴牾。(97)
又因參與方志編纂者多為地方士紳或胥吏,他們多是人際關係複雜的階層,或基於利益考量,或迫於人情壓力,也或是為了美化鄉里、炫耀文風,使他們的態度不易公正無私,所編纂的方志就有所偏頗,如清初文人施閏章就批評方志「不如國史足信者」,他明白指出:
頌長吏則諛,傳先達則誇;記名勝則傅會,摭文詞則浮蕪;分星野、考沿革則淆混。書取速成,事多踳駁。甚且,論符眾口,一人矯喙;板藏邑庫,改竄潛加。(98)
依此而論,李世熊以他深厚的學養,堅定的節操,嚴正的態度,加上他富有情感的文字,以及對於保存鼎革之際歷史的熱情,使讀者閱讀時有著親切的歷史感受,所成就者自不同於一般速成的泛泛之作。雖然他的偏好明顯,議論過多,影響地方文獻的保存,(99)但他的不阿不比,據事直書,使《寧化縣志》足堪評為「震駴流俗人耳目」的著作。

註釋:

1 承審查人指示應參考和補充與李世熊相關的研究。對此最要者為日本學者森正夫,他於1970年代即對於發生在寧化的黃通叛變有深入分析,並揭示閩、贛交界地區抗租叛亂的相互關聯。其大著〈《寇變記》的世界──李世熊與明末清初福建省寧化縣的地域社會〉,《中國文化研究》,2005冬之卷。一文則著重分析李世熊行文中反覆出現的「吾鄉」、「吾族」等詞彙,認為李世熊在清初的種種作為,目的在維持地域社會(「吾鄉」)和同族社會(「吾族」)的統合,儘管政權交替造成各種動蕩,但李世熊最關心的並不是政局的變動,而是「吾鄉」、「吾族」的安危。本文的主旨在發揮作者提倡的「地域社會論」之研究取向,較少關照明清鼎革之際的背景,以及遺民處在此一時代的特殊思考,但森氏的觀點仍啟發筆者閱讀縣志時留意其「以地方為主體的態度」。
此外中國大陸有二篇碩士論文,分別為:孫琪,〈明末遺民李世熊及西學之關聯研究〉(北京:首都師範大學碩士論文,2007年);張鳳英,〈李世熊:一個遺民的世界〉(廈門:廈門大學碩士論文,2008年)。孫琪主要研究寓言故事這一文學體裁進入中國的情形,旁及李世熊的交遊。其論文附錄收有《物感》的部分內容,是為李世熊仿《伊索寓言》而創作的故事集。張鳳英主要研究李世熊的交遊圈,作為遺民對時代、身份、生死等觀念的看法,以及李世熊對家族、鄉土和地域社會的態度與發揮的作用,對《寧化縣志》一書並未專章分析亦著墨不多。另外有關清初閩、贛、粵地區的抗租與賊亂,日本學者三木聰與甘利弘樹亦發表多篇論文,國內學者亦有唐立宗從事相關研究。
由於明崇禎帝死後續有南明政權存在,而明遺民則仍然效忠明室,故此處紀年採西元紀年,並於括號中同時標注清代與南明紀年。
2 趙爾巽,《清史稿》(北京:中華書局,1977年),卷501,頁13861。
3 〔清〕藍鼎元,《鹿洲初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卷7,〈寒支先生傳〉,頁1。
4 〔清〕李世熊,《寒支初集》(《四庫禁燬書叢刊》,北京:北京出版社,集部第89冊,2000年),卷6,〈答李咸齋書〉,頁226。。
5 〔清〕藍鼎元,《鹿洲初集》,卷7,〈寒支先生傳〉,頁3。他的好友彭士望也說他:「使先生在靖康時為七十日左丞,其措置汴京必有可觀」。〔清〕彭士望,《恥躬堂文鈔》(《四庫禁燬書叢刊》,北京:北京出版社,集部第52冊,2000年),卷7,〈李元仲七十序〉,頁126。
6 〔清〕李世熊,《寒支初集》,卷6,〈答彭躬庵〉,頁224。
7 據《清史列傳》載,李世熊的著作有《寒支集》8卷、《錢神志》20卷、《史感》1卷、《物感》1卷、《本行錄》3卷、《經正錄》3卷、《寧化縣志》7卷。謝國楨又增列《狗馬史記》27卷,與《春秋涉錄》於「未見諸書」。《增訂晚明史籍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
8 〔清〕徐鼒,《小腆紀年》(《臺灣文獻史料叢刊》,臺北:大通書局,1997年),卷17,頁806。
9 謝國楨,《增訂晚明史籍考》,頁904。
10 1987年寧化的人口數為305,903人。據劉善群主編,《寧化縣志》(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2年)。此書的全文亦收在「寧化人」網站中,網址:
http://www.nhr0598.cn/showtopic─2675.aspx,民國98年11月20日查閱。
11 〔清〕李世熊,《寇變記》(《臺灣文獻匯刊》,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第2輯第14冊,2004年),頁11─12。
12 關於李世熊與黃道周的關係,以及清初寧化的種種暴亂,另有拙著〈明遺民的另一種類型〉一文,正於別刊審查中。
13 依據楊正泰,《明代驛站考(增訂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頁118「福建驛路分布圖」並參考譚其驤主編,《中國歷史地圖集(元明時期)》(北京:中國地圖出版社,1996年),頁71整理而成。然而,驛路並非全部交通路線,如江西石城往寧化;浙江衢州經仙霞嶺至浦城,二條路線在此圖中並未呈現。
14 嘉、道年間的福建文人李家瑞(1765─1845),於《停雲閣詩話》說此書於清初被禁毀,得之甚難。錢仲聯主編,《清詩紀事.明遺民卷》(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87年),頁116。
15 劉坊(1658─1713),字季英,福建上杭人。祖父劉廷標,明末雲南永昌代理知府,以不降孫可望而自盡。父劉之謙,於1659年清軍下雲南時,以不薙髮而處死,殉死者80餘人。劉氏家族與李世熊為世交,李世熊並為劉廷標立傳。劉坊以忠節之後自勵,誓不仕清。這二句詩,其意涵如下:
  「文章留大雅」:即讚譽李世熊之文如《詩經.大雅》。〈詩大序〉曰:「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廢興也」。另《詩經》中有怨刺詩,即所謂「變風變雅」,為作詩者對現實政治與社會的強烈關注與批判,如〈詩大序〉曰:「至於王道衰,禮義廢,政教失,國異政,家殊俗,而變風變雅作矣」。《十三經注疏.毛詩正義》(《標點本》,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卷1,頁14~17。
  「著述寓微權」:「微權」通常做「人微權輕」解,可配合李世熊遺民的身分,但此義似不足彰顯其價值,透過網路搜尋,「微權」之意頗多,可以是經天緯地之權,也可指士大夫依其道統對現實的批判,如宋代的蘇洵說:「聖人以其微權,而使天下尊其君父兄」(〈禮論〉)。最特別的是清初同情明遺民的孔尚任(1648─1718),以詼諧的語調說:「這些含冤的孝子忠臣,少不得還他個揚眉吐氣;那班得意的奸雄邪黨,免不了加他些人禍天誅;此乃補救之微權,亦是褒譏之妙用」。《桃花扇》(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2),第10齣,頁67。「補救」與「褒譏」應可為《寧化縣志》的另一種闡釋。
劉坊此詩的全文是:「天下號咷久,先生尚闇然。文章留大雅,著述寓微權。暮雨西山蕨,薰風五柳絃。千秋如可作,應共續麟編」。此詩綜合性地讚揚李世熊的人格與著述,現存比較完整的歷史著作則為《寧化縣志》一書,探明詩句的內涵後,亦可扼要地點出李世熊撰作此書的精神。
16 〔清〕李清馥,《閩中理學淵源考》(《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卷89,頁678。李清馥為康熙名臣李光地(1642─1718)的孫子,以光地蔭授兵部員外郎,歷大名、廣平知府。相對於李世熊堅持遺民認同,李氏家族則是支持清政府的。
17 〔清〕熊為霖,〈汀州府志序〉,收乾隆《汀州府志》(《中國方志叢書》,臺北:成文出版社,1967年),頁10。又,民初的劉聲木也說李世熊「所修邑志,允為超軼古今,後人莫能繼武」。《萇楚齋隨筆》(《清代史料筆記叢刊》,北京:中華書局,1998年),卷3,頁947─948。何典說:「學術界有『中國方志兩部半』的說法,即一部是《武功志》、一部是《寧化志》,半部是《朝邑志》」。〈李世熊:硬頸的客家學人〉,《福建鄉土》,2006年第4期。此文未標明此說出處,筆者多次查索,仍無法查得此說出自何人。
18 黎士弘記《寧化縣志》在王之佐擔任知縣時完成,王之佐的任期是康熙16年至20年,當時王之佐曾欲付梓而不果。直至康熙20年(1681)知縣祝文郁任內才正式刊印,其確定的時間,據〔清〕李世熊、李子權,〈李寒支先生歲紀〉(《四庫禁燬書叢刊》,北京:北京出版社,集部第89冊,2000年),頁405載:「甲子(1684),當事請修《寧化縣志》,是秋梓成」。
19 〔清〕李世熊,《寒支初集》,卷7,〈答彭躬庵〉,頁255。
20 〔清〕李世熊、李子權,〈李寒支先生歲紀〉,頁403。
21 「北田五子」是廣東順德地區以陳恭尹(1631─1700)居首的五位學者。陳恭尹,字元孝,1651年鄭成功在海上起事,陳恭尹就想要加入,但未能如願,於是往返於江浙沿海,欲收餘眾自成一股力量。1659年鄭成功與張煌言(1620─1664)攻入長江口,取瓜州、鎮江等二十九城,進而合圍南京。陳恭尹當時就在張煌言幕中策畫。關於「易堂」與「北田」諸子,可參考鄧之誠,《清詩紀事初稿》(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頁199─210;301─302。
22 施閏章曰:「南康義士陷大獄,訊者某推官,故寧化李元仲門人也,和公(魏禮)嘗邂逅而未相熟識。輒走數百里,索得元仲書,詭云有貿布客傳此事,今附書布客來,幸活義士。書至莫為通,事急,乃自名布客,入叩頭見之,推官得書,問元仲起居,能應對,目異其非庸,估數引之起,謝不敢。明日再見,叩頭受報書,難遂以解,某義士不知也」。〔清〕施潤章,《學餘堂文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卷9,〈魏和公五十序〉,頁13。此說的「某推官」應就是黎士弘,但此記載有可疑之處,魏禮為「易堂九子」之一,其名聲早已顯露,若說不識黎士弘,故要喬裝為賣布客,但既已取得李世熊的信,應知黎士弘的背景,為何仍要喬裝見黎?比較可能的解釋,就是魏禮要隱匿自己的身份,以免受此事波及。
23 〔清〕李世熊、李子權,〈李寒支先生歲紀〉,頁404。
24 〔清〕李世熊、李子權,〈李寒支先生歲紀〉,頁404。
25 余颺,字賡之,莆田人,1637年(崇禎10年)進士,歷任吏部考功郎中、廣東按察副使,隆武時的都御史。明亡不仕,自號老鐵。余颺是方以智的鄉試座師,也是李世熊的好友,李世熊早在32歲時(1633年)就認識他,1635年李世熊到福州參加貢生考試,然後到莆田遊歷,也是住在余颺家中,並與余氏兄弟二人「甚傾倒」。〈李寒支先生歲紀〉,頁399─400。
26 余英時,〈方以智自沉惶恐灘考〉,收《方以智晚節考》(北京:三聯書店,2004年增訂版),頁197─199。
27 參見蕭一山,《清代通史》(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民國56年),頁423─428。
28 張煌言致函鄭成功說:「是虜酋短折,孤雛新立(指康熙帝繼位),所云主少國疑者,此其時矣。滿黨分權,離釁疊告,所云將驕兵懦者,又其時矣。……兼之虜勢已居強弩之末,畏海如虎,不得已而遷徙沿海,為堅壁清野之計,致萬姓棄田園、焚廬舍,宵啼露處,蠢蠢思動,望王師何異饑渴。我若稍為激發,此並起亡秦之候也」。〔清〕張煌言,《張蒼水集》,頁30,〈上延平王書〉。
29 〔清〕李世熊,《寒支二集》(《四庫禁燬書叢刊》,北京:北京出版社,集部第89冊,2000年),卷4,〈答張道羽〉(乙卯),頁485。
30 從1666年(康熙5年)到1670年(康熙9年)的五年間,李子權完全沒有記錄李世熊的事跡,這在《歲紀》中是絕無僅有的,也足以令人啟疑。李世熊於1646年南明隆武帝死後「入山逃禪」,並堅定地拒絕汀州府威脅性質的徵召,顯示他忠於明室的政治抉擇。而李世熊雖然隱居在鄉,但來拜訪他的遺民朋友仍然不少,對於江西和福建地區的反清活動應有一定的瞭解。此一部份另有拙著〈明遺民的另一類型〉一文,正於別刊審查中。
31 〔清〕李世熊,《寒支二集》,卷4,〈答張道羽〉(乙卯),頁485。
32 〔清〕李世熊,《寒支初集》,卷10,頁374。
33 徐珂,〈吟詩殺身〉一文記:「世宗嘗微服游於市,就一書肆翻閱書籍,時微風拂拂,吹書頁上下不已。一書生見狀,即高吟曰:『清風不識字,何必來翻書。』世宗以為譏諷也,旋下詔殺之」。《清稗類鈔》(北京:中華書局,2010年),「獄訟類」,頁1044。
34 《福建通志列傳選》(《臺灣文獻叢刊》,臺北:大通書局,1997年),卷6,「李世熊」,頁377已採此說。
35 〔清〕李世熊,《寒支初集》,卷7,〈答彭躬庵〉,頁255。
36 〔清〕李世熊,康熙《寧化縣志》(《中國方志叢書》,臺北:成文出版社,1967年),卷1,「凡例」,頁14。
37 〔清〕李世熊,康熙《寧化縣志》,卷4,頁175。
38 以上所引李世熊的文句與觀點,皆出康熙《寧化縣志》,卷1,〈凡例〉,頁14。
39 關於《大清一統志》的編纂過程可參考牛潤珍、張慧,〈《大清一統志》纂修考述〉,《清史研究》,2008年2月第1期。
40 此事因大學士衛周祚奏:「各省通志宜修,……請敕下直省各督撫聘集夙儒名賢,接古續今纂輯成書」。禮部奉旨即下各省,「要照河南、陝西通志款式纂軼成書」。是項命令《實錄》未收,卻於萬邦維,康熙《萊陽縣志》,卷首序,〈奉上修志敕〉可見。全文並刊於網路,網址:
http://www.hylishi.cn/html/history/200801/3.html,民100.03.16查閱。
另,關於地方志體例所涉及權力意義,及編修過程所蘊涵的政治性,可參考林開世,〈方志的呈現與再現──以《噶瑪蘭廳志》為例〉,《新史學》,第18卷第2期,民96年6月。
41 《河南通志》由當時的河南巡撫賈漢復主修,全書30項細目為:圖考、建置沿革、星野、疆域、山川、風俗、城池、河防、封建、戶口、田賦、物產、職官、公署、學校、選舉、祠祀、陵墓、古蹟、帝王、名宦、人物、孝義、列女、流寓、隱逸、仙釋、方伎、藝文、雜辨。賈漢復後調任陝西巡撫,亦以主修通志為職志,二書完成後進呈朝廷,頗獲得好評。參見倉修良,《方志學通論》(濟南:齊魯書社,1990年),頁368、376。
42 方志體例之名各不相同,王德恆稱「平列諸目體」與「綱目體」,倉修良則稱「細目並列」與「分綱列目」,此處依王德恆之名加以簡化,以方便與「綱目體」對照。參見王德恆,《中國方志學》(北京:大象出版社,1997年),頁47。倉修良,《方志學通論》,頁358。
43 張安東整理安徽35部方志,計有7部採平目體,其中4部為康熙時代所修,〈論清代安徽方志的編纂體例〉,《淮北煤炭師範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29卷第1期,2008年2月。
44 〔清〕章學誠,《文史通義》(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外篇四,〈答甄秀才論修志第二書〉,頁715─716。
45 明代先採用三寶體的方志是唐樞的《湖州府志》和王一龍的《廣平縣志》。參見林天蔚,《方志學與地方史研究》(台北:南天書局,民國84年),頁68。
46 《建寧縣志》,陳恂纂,康熙11年刊本。《壽寧縣志》(《中國方志叢書》,臺北:成文出版社,1967年),趙廷機修,柳上芝纂,康熙25年刊本。
47 〔清〕李世熊,康熙《寧化縣志》,卷1,〈凡例〉,頁15。
48 例如「萊菔」一項有500多字,卻多是敘述萊菔具有消食、下氣、治痰、制麵毒等療效。
49 〔清〕李世熊,康熙《寧化縣志》,卷2,頁122。
50 〔清〕李世熊,康熙《寧化縣志》,卷2,頁95。
51 〔清〕李世熊,康熙《寧化縣志》,卷2,頁76。
52 〔清〕李世熊,康熙《寧化縣志》,卷2,頁100。
53 〔清〕李世熊,康熙《寧化縣志》,卷1,頁26。
54 〔清〕李世熊,康熙《寧化縣志》,卷1,頁25。
55 本表資料來源:〔清〕李世熊,康熙《寧化縣志》,卷5,頁245─251。原書最小單位為「毫」,此處為方便閱讀而以四捨五入取至「錢」。
56 〔清〕李世熊,康熙《寧化縣志》,卷5,頁251─252。
57 李世熊用萬曆時張居正的清丈情形來映襯當下,他說:「江陵張相先下令曰:『所為均賦者,用蘇民瘼,非盡地利,求增稅也。』天下既曉然於朝廷之德意,於是府州縣無敢不舉行者,撫按官嚴課殿最,其清強敏練撫字忠愛之吏,因得自效。而諸方田法令纖悉具明,人習步算,而賦以大均」。〔清〕李世熊,康熙《寧化縣志》,卷1,頁47。張居正時的清丈當然未達此佳境,但李世熊以古喻今之意,是非常清楚的。
58 承本文審查人提示:「志書批評當代的編纂筆法,在明代屢屢出現。志書對當代措施有溢美之詞,恐為清代文網愈嚴與統治者好大喜功有關」。
59 〔清〕李世熊,康熙《寧化縣志》,卷7,頁314─315。
60 〔清〕李世熊,康熙《寧化縣志》,卷2,頁51。
61 如李世熊說舊志:「移靈隱東岩之勝以狀西岩,移七層倒蟠之奇以狀東岩,……山川之湮沒者多矣」。〔清〕李世熊,康熙《寧化縣志》,卷1,頁25。
62 如「知縣王雲,舊志作林雲,誤。林雲蓋宋淳祐間令耳,考通志作王雲是也。知縣鄒括,登紹聖甲戌第,舊志作元祐九年進士,誤。元祐無九年也」。〔清〕李世熊,康熙《寧化縣志》,卷3,頁138。
63 〔清〕李世熊,康熙《寧化縣志》,卷3,頁162。
64 〔清〕李世熊,康熙《寧化縣志》,卷3,頁147。
65 李世熊共記載了伍龍等11人的姓名,見〔清〕李世熊,康熙《寧化縣志》,卷3,頁156。
66 如記載伍文仲:「伍文仲,字仲成。紹聖元年甲戌畢漸榜,有傳。按伍氏譜云:文仲官青州軍馬使。按宋官只有從八品節度副使行軍司馬,安得有軍馬使之官,此妄書也」。〔清〕李世熊,康熙《寧化縣志》,卷3,頁161。
67 〔清〕李世熊,《寒支初集》,卷6,〈答葉慧生書〉,頁234─235。
68 〔清〕李世熊,《寒支初集》,卷7,〈回詳丁方伯揭〉,頁266。
69 〔清〕李世熊,《寒支二集》,卷3,〈答官公璧書〉,頁466。
70 〔清〕李世熊,康熙《寧化縣志》,卷1,頁14。關於對明末歷史的反省,晚明士人多憑一己的好惡,如謝國楨說:「有明一代史部,著述雖繁,然率為縉紳大夫所撰論,多嚮壁一曲之見,其仇口誣衊,顛倒是非,……當時著書立說諸君,莫非身列黨籍,各有成見」。《增訂晚明史籍考》,自序,頁6。相對而言,李世熊居處偏遠,又非屬黨人,反而能超出人事黨派之見,從地方具體事務發論。
71 〔清〕李世熊,康熙《寧化縣志》,卷5,頁257。
72 〔清〕李世熊,康熙《寧化縣志》,卷5,頁252─253。
73 〔清〕李世熊,《寇變記》,頁44─48。
74 〔清〕李世熊,《寒支二集》,卷4,〈答黎媿曾〉(甲子),頁480。
75 〔清〕李世熊,康熙《寧化縣志》,卷7,頁326。
76 〔清〕李世熊,《寇變記》,頁42。
77 〔清〕李世熊,《寇變後記》(《臺灣文獻匯刊》,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第2輯第14冊,2004年),頁55。
78 〔清〕李世熊,康熙《寧化縣志》,卷4,頁213。
79 〔清〕李世熊,康熙《寧化縣志》,卷4,頁211。
80 〔清〕李世熊,康熙《寧化縣志》,卷4,頁214。
81 有金俸、褚國祥、吳士奇、陳善行、鄭繼緒、唐世濟、盛以進、牛自然、聶尚新、熊茂松、凌世韶、徐日隆等人。〔清〕李世熊,康熙《寧化縣志》,卷3,頁141─143。
82 「洪武六諭」出自明太祖於1388年(洪武21年)頒布的〈教民榜文〉,其中要求每一鄉里置木鐸一個,選年老或瞽目者持鐸巡行,巡行時要高聲呼喊「孝順父母、尊敬長上、和睦鄉里、教訓子孫、各安生理、毋作非為」六句。到了嘉靖以後,各地舉行鄉約集會時常需講讀〈教民榜文〉,或直接把「孝順父母」等六句作為鄉約的內容,明人因此稱之為「六諭」或「聖訓」。參見拙著《維風導俗》(臺北:文史哲出版社,2000),頁147─148。
83 二人的記載皆見〔清〕李世熊,康熙《寧化縣志》,卷3,頁145。
84 〔清〕李世熊,康熙《寧化縣志》,卷7,「災異」,頁319。《寧化縣志》中僅使用「大清」一詞,並未使用「皇清」、「國朝」、「本朝」等詞彙。
85 《清世祖實錄》(臺北:華文書局,1964年),卷15,「順治2年4月」,頁135。康熙帝也說:「自古得天下之正,莫如我朝」。《清聖祖實錄》(臺北:華文書局,1964年),卷275,「康熙56年11月」,頁695。
86 〔清〕徐乾學,《憺園文集》(《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集部第1412冊,2002年),卷10,〈條陳明史事宜疏〉,頁439。有關清初撰修《明史》的過程,可參見陳永明,〈從「為故國存信史」到「為萬世植綱常」──清初的南明史書寫〉,《新史學》,第21卷第1期,民99年3月。
87 《漳浦縣志》(康熙39年修),卷1,「沿革」,頁65。
88 《壽寧縣志》(康熙25年刊本),卷3,「食貨誌」,頁87─88。
89 〔清〕彭士望,《恥躬堂文鈔》,卷7,頁125。
90 〔宋〕薛居正,《舊五代史》(《新校本》,臺北:鼎文書局,1982年),卷134,頁1791─1792。
91 〔清〕李世熊,康熙《寧化縣志》,卷1,「建置」,頁17。
92 〔明〕王應山,萬曆《閩都記》(《中國方志叢書》,臺北:成文出版社,1967年),卷1,「福郡建置總敘」,頁7─8。
93 〔清〕鄧其文,康熙《甌寧縣志》(《中國方志叢書》,臺北:成文出版社,1967年),卷1,「沿革」,頁25。又,乾隆《福州府志》則完全抄錄《舊五代史》的內容,是為最無爭議的書寫方式。
94 〔清〕李世熊,康熙《寧化縣志》,卷1,頁16。
95 〔清〕李世熊,康熙《寧化縣志》,卷1,頁17。
96 李世熊這種以地方為主,地方超然於政權爭奪,地方進貢以取和平,中央尊重地方統治的意識,在清初明遺民的思考中或屬少有。就筆者有限地閱讀所及,以黃宗羲言,他僅主張在邊境軍區設置政教「不從中制」,屬下「自行辟召」的「方鎮」。《明夷待訪錄》,《黃宗羲全集》(第一冊)(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年),頁21─22。顧炎武雖主張「寓封建之意於郡縣之中」,但主要在增加郡縣的財政、人事權,並以熟知地方事務者出任「縣令」,至於地方與中央該維持什麼樣的關係,則未深入討論。《顧亭林詩文集》(臺北:漢京文化公司,1984年),卷1,〈郡縣論〉,頁12─14。勉強可互相啟發的是王夫之說:「非王潮不能全閩海之一隅,……其各守一方而不妄覬中原,以糜爛其民,與暴人爭衰王。以視朱溫、李克用之竭民肝腦,以自為君而建社稷,仁不仁之相去,豈不遠哉?嗚呼!至是而民為重矣」。《讀通鑑論》(臺北:漢京文化公司,1984年),卷27,頁980─981。此處雖名王潮,但實質上為王審知。然而,王夫之雖說郡縣為「勢之所趨,豈非理而能然哉」?但似仍未對地方與中央的關係加以釐清。
97 〔清〕章學誠,《文史通義》,外篇四,〈答甄秀才論修志第一書〉,頁714。
98 〔清〕施閏章,《學餘堂文集》卷2,〈安福縣志序〉,頁7─8。
99 例如李世熊曾對友人說,有人提示〈武德王廟記〉一文,文章頗佳,但他認為:「非其鬼而祭之,諂也,非其鬼則淫祀矣。無論武德王之封號無據,計武侯定蜀之日,吾寧篳路藍縷狐狸與居耳,去之四百餘年,而黃連始見於史,武侯於寧何功何義,而祀之豈非淫祠乎」!《寒支初集》,卷7,頁259。又如在「廟學」一項,大部分方志都會收錄歷代的〈儒學記〉或〈書院記〉,但李世熊卻認為寧化的〈學記〉不是名儒大著,「無足以示學者」,「天下〈學記〉充棟,無如項、呂二說之精」。〔清〕李世熊,康熙《寧化縣志》,卷6,頁268─269。此「項、呂」二人為南宋的項安世與呂祖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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