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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gust 10, 2017
棄儒業醫:中國近世醫者的社會地位之變遷
王崇峻 在 YLib Blog 發表於 21:50:13

棄儒業醫──中國近世醫者的社會地位之變遷
王崇峻著

原載《孔孟學報》,第八十四期,民國九十五年九月,頁237─264

中文摘要

古代的學術傳統在漢代產生了重大的變化,數術與方技之學先被整合入於黃老諸子,後又與民間信仰雜揉,使得醫療無論在理論上和實踐上,都雜染許多神秘色彩。另一方面,醫者若由醫學系統任官,則被視為「雜流」,故其社會地位低落,甚至有「賤業」之名。
然而,醫療這一行業,卻一直有著很高的實用性與自我的使命感,從宋代起逐漸被尊重,到了明代,具有文化素養之「儒醫」的社會地位已經提高。又以書籍資源的豐富,使習醫的讀書人大增,並由於科舉入仕競爭激烈,讀書人或因科舉受挫、或是為父母盡孝、為濟民之志、為隱居避世、為家境貧困等種種因素而習醫,「棄儒業醫」的現象於是出現。
關鍵字:醫者、儒醫、方技、社會地位、棄儒業醫

一、前言
二、醫道隱遠,玄奧難原
三、醫為賤業,君子不齒
四、上焉者儒,次焉者醫
五、儒而習醫,棄儒業醫
六、結論

一、前言

醫學從古至今都是一門重要的學問,但是由於傳統醫學的艱深與繁雜,使這一行長期存在著封閉性和神秘性,而醫者的社會地位,在宋代以前也相對的偏低,唐代文人韓愈(768─824)所說:「巫、醫、樂師、百工之人,君子不齒」,(註1)正是最直接的例證。
十五世紀以後,傳統社會結構產生很大的變化,讀書人在出仕困難、負擔加重等因素下,選擇放棄科舉功名改而經商貿易,使傳統社會中的「士」與「商」兩大階層,出現升降分合的變化。此一主題,余英時先生已有精闢且完整地析論。(2)然而,除了「棄儒就商」之外,「棄儒業醫」也是讀書人的重要選擇,此一現象從宋代開始出現,又因為觀念的改變與各種資源的增加,使更多的讀書人投入醫療行列,明代醫者的社會地位已不同於以往,乃至有「上焉者儒,次焉者醫」的說法。
本文以「去儒業醫」為核心,試著從學術史和社會史的角度,探討以下三項較為具體的問題:
1、醫者為何在正史中被歸在「方術」或「方技」之類中?這種分類背後的價值立場為何?
2、醫者的社會地位何以能逐步提高?其關鍵因素有哪些?
3、哪些因素使明代讀書人決定「棄儒業醫」?如何評估此一現象?

二、醫道隱遠,玄奧難原

傳統醫學的起源很是複雜,而醫者與巫術的關係一直相當密切。遠者不論,在春秋戰國時代,儘管醫療行政制度和醫學理論體系已初步建立,如《周禮》一書就記載醫者掌理醫療政令、保健、藥毒物管、記錄考核等事項,(3)但是醫與巫仍常被合稱,如孔子(前551─479)說:「人而無恆,不可以作巫醫」(《論語》,「子路」),《管子》謂:「上恃龜筮,好用巫醫,則鬼神驟祟」(「權修」)。而且在醫學文獻如《黃帝內經》仍常見屬於巫術的治療行為。
關於古代醫學的內容,最具代表性的是劉向(前77─6)和劉歆(前53─後23)的論述,劉氏父子在整理先秦典籍之後,以「方技」一詞概括古代醫學,謂其「皆生生之具,王官之一守也」,其內容有四:
1、醫經:屬於醫學理論部分。
2、經方:古代醫書常附有方劑,如《素女經》即附有《素女方》,所以也叫「經方」。
3、房中:與性學有關,也包含求子、優生等內容,又涉及道家的修煉與長生。
4、神仙:是道家追求的境界,也指抗老延年達到長生的人,包括服食、導引、行氣等多種方法。(4)
房中、神仙與醫療經方並論,正顯示傳統醫學的繁雜,以及古代醫者被認為具有的神秘乃至於異於凡人的知能,所以司馬遷(前135─?)記載古代名醫扁鵲(約前3─4世紀),就特別敘述一些神奇、甚至怪誕的事蹟,例如扁鵲向長桑君學醫,方法是:
 乃悉取其禁方書盡與扁鵲。忽然不見,殆非人也。扁鵲以其言飲藥三十日,視見垣一方人,以此視病,盡見五藏癥結,特以診脈為名耳。(5)
顯然扁鵲所學具有巫術的色彩。
《史記》雖已有類傳,但對於巫術、天文、占卜、醫療等人物仍分別撰寫。從《後漢書》開始,這些性質各不相同的人物,就全部被歸納在「方術」一類,此後各代的正史都延續這個做法,稱之為「方術」或「方技」。而這一分類的背後,涉及秦漢以來的學術變化,特別是秦皇、漢武的政治干預,使儒家和法家互相滲透成為正統的意識型態,(6)往後則形成為「實用理性」的思想模式,其特點是重視現實與合理性,忽視各種神秘經驗。(7)以這種模式和態度,又加上政治的介入,古代學術傳統在漢代產生了重大的變化,特別是以天文、曆算、占卜為中心的數術之學,以及以醫藥、神仙為中心的方技之學,被整合置入黃老諸子中。東漢以後又與道教等民間信仰相混合,使這些學術雜染許多奇幻、法術的神秘色彩。(8)
雖然這些知識在內部仍保有自己的體系,而且在民間一直有很大的勢力,但是與主張「死生有命,富貴在天」(《論語》,「顏淵」)、「不語怪力亂神」(《論語》,「述而」)的儒家極為不入,也對這類隱遠玄奧的行為難以理解,如范曄(398─445)就婉轉地說:
 望雲省氣,推處祥妖,時亦有以效於事也。而斯道隱遠,玄奧難原,故聖人不語怪神,罕言性命。……是以通儒碩生,忿其姦妄不經,奏議慷慨,以為宜見藏擯。子長亦云:「觀陰陽之書,使人拘而多忌。」蓋為此也。(9)
雖然仍以批評為主,但「有以效於事」一言,多少還是肯定天文、氣象對人事的作用。到了歐陽修(1001─1072)就完全以負面態度視之:
 凡推步、卜、相、醫、巧,皆技也。……小人能之,則迂而入諸拘礙,泥而弗通大方,矜以夸眾,神以誣人,故前聖不以為教。(10)
另一方面是醫者的神秘色彩一直被人們所注意,例如《後漢書》記載二位異士:
徐登,閩中人也。本女子,化為丈夫,善為巫術。又趙炳,字公阿,東陽人,能為越方。時遭兵亂,疾疫大起,二人遇於烏傷溪水之上,遂結言約,共以其術療病。各相謂曰:「今既同志,且可各試所能。」登乃禁溪水,水為不流,炳復次禁枯樹,樹即生荑,二人相視而笑,共行其道焉。(11)
徐登二人或許年代久遠,自會涉及奇幻巫術,但宋代以後醫書大量刊印,許多讀書人也兼習醫學,卻仍有高明的醫家要緣飾以神秘之說,如《金史》記載金元時期易水學派的大家張元素(約1151─1234):(12)
二十七試經義進士,犯廟諱下第。乃去學醫,無所知名,夜夢有人用大斧長鑿鑿心開竅,納書數卷於其中,自是洞徹其術。(13)
又如《明史》記載凌雲:
北遊泰山,古廟前遇病人,氣垂絕,雲嗟嘆久之。一道人忽曰:「汝欲生之乎?」曰:「然。」道人鍼其左股,立蘇。……因授雲鍼術,治疾無不效。(14)
不只正史中的名醫如此,小說中敘述的醫者,也多兼習陰陽數術,例如《儒林外史》寫醫者陳和甫往見婁家公子,婁公子問道:「先生精於風鑑?」陳和甫道:
卜易談星,看相算命,內科外科,內丹外丹,以及請仙判事,扶乩筆錄,晚生都略知道一二。(15)
這種星相、卜筮與醫學相混雜的情況,文人或稱之為「頗務雜學」,也確是醫療圈內的文化,《金史》的作者就清楚地指出這一特點:
或曰《素問》、《內經》言天道消長,氣運贏縮。假醫術,託岐黃,以傳其秘奧耳。……第古之為術以吉凶導人而為善,後世術者或以休咎導人為不善;古之為醫以活人為功,後世醫者或因為利而誤殺人。(16)
不論方技之士的行為是否合乎道德規範,但他們的陰陽秘奧之術,常常令人難以憑經驗原則判斷真偽,正如同《後漢書》說他們的行為是「幽貺罕徵,明數難校。」(17)

三、醫為賤業,君子不齒

唐代名醫孫思邈(約581─682)曾感慨當時醫者的境況:
余緬尋聖人設教,欲使家家自學,人人自曉。君親有疾不能療之者,非忠孝也。末俗小人,多行詭詐,倚傍聖教而為欺詒,遂令朝野士庶咸恥醫術之名,多教子弟誦短文、構小策,以求出身之道。醫治之術,闕而弗論,吁可怪也!(18)
他說的「多行詭詐」,應指醫者利用人們為了治病不計代價的弱點,得以施展其奇異隱秘的手法,而多數人雖抱著寧可信其有的態度,心中總也感到難以捉摸,但絕對談不上是對他們的尊崇,以致「士庶咸恥醫術之名」。
也正因為他們的特殊才能和背景,使得政府當局頗為忌憚與提防,如南宋時規定醫、卜、屠販、奴隸和逃亡者不得舉進士。(19)明代則規定天文、地理、醫藥、卜筮、師巫、音樂、僧道人等,要以特別的戶籍嚴加管理,「有興造妖妄者,罪無赦」(20)。有一個生動的例子可說明人們對他們的提防:明景泰時介休人武瓛,母親久病沒有人能夠醫治,他感嘆人子不知醫是為不孝,發奮三年研讀醫書,不料,竟有人向縣衙檢舉他讀妖書而遭逮捕,直到知縣查明後才得釋放。後來他精於醫,卻仍告誡子孫勿輕易習醫,(21)可見早年的遭遇讓他一直掛在心中。
再從醫學的內容言,前述劉歆論醫學所包含的醫經、經方、房中、神仙四家。其中房中、神仙二家,從宋代以後就逐漸被正史排除,《宋史》和《明史》的「醫書」類中,只收錄一般的醫藥書籍,房中等書則被歸在「道家」類中,而且數量頗減少。但是就醫者而言,房中、服食、導引本來就是古代醫學的內容,而且從實際的角度看,只要有助於健康皆可取用,所以明清的一些醫家就正面地對待房中與神仙兩類方法,如孫一奎(1538─1600)著有〈方外還丹〉一文,以葛洪(281─342)「不得金丹,不得仙也」之說為宗旨,主張男子應行「秘精之法」,並取女子初經、初乳製成紅鉛、乳酥,配合秋石就可製做「三妙丹」、「紫虛延齡丹」等,服用這些特殊的藥物可以補真氣,而且「久服可為人仙」。(22)
至於尋常百姓以實用為原則,不必深究醫者的學術淵源,但權勢貴宦則愛恨交織,既對房中、神仙趨之若鶩,又對方士洞徹心腹的神技忌憚有加,但是,要說是對醫者的尊重,可就談不上了。例如漢高祖劉邦(前256─159)為流矢所中,呂后迎良醫入見,醫曰:病可治。高祖卻罵他:「吾以布衣提三尺劍取天下,此非天命乎?命乃在天,雖扁鵲何益?」遂不使醫者為他治病。(23)又如曹操(155─220)不許華佗(約2─3世紀)在鄉隱居,稱他為鼠輩,荀彧(163─212)以人命所繫請寬宥之,曹操不許,還罵他「小人養吾病,欲以自重」,直到他兒子不治病死,才「悔殺華佗」。(24)再如明世宗(1507─1567)對房中、長生極有興趣,方士陶仲文(?─1560)以房中秘方、段朝用以燒煉仙物得寵,其位尊權重為史上少有,可是一旦不得效驗、或涉及權貴鬥爭、或改朝換代,則棄之如敝屣。當他們能解帝王的隱疾,倍受寵信「見輒賜坐,稱之為師而不名」(25)的時候,大臣只知諂媚取容;一旦勢衰見斥,則天下之惡盡歸一身,連後世史論也把君主該負的責任推到他們身上,說是「嬖倖釀亂」、「孰知其害之至於此也。」(26)方技之士的地位低落,不受尊重,再再可見。
明代醫者屬於民戶中的醫戶,要成為仕宦階層,除了參加科舉外,還可以透過中央的太醫院與地方的醫學系統任官,只是官品甚低:太醫院中以正五品的院使為最高,最低的吏目為從九品;地方醫學府設正科只有從九品,州縣的醫官均未入流,(27)與進士出身者不可同日而語。而且,科舉出身被視為「正途」,其他方式則為「雜流」,二者的社會地位更是完全不同。例如永樂時的御醫趙友同(1364─1418),師事大儒宋濂(1310—1381),被成祖的功臣姚廣孝(1335─1418)推薦進入太醫院,後又以知水利跟從夏原吉(1366─1430)往江南治水。成祖修「永樂大典」,他被任命為副總裁,並參與《四書大全》、《五經大全》等書的編纂。像這樣一位學問淵博,才具兼備的醫家,楊士奇(1365─1444)在他的墓誌銘中特別強調:
意其將有詞林翰苑之遷也,而彥如(即趙友同)亦冀得一職於此,為其親榮。(28)
可見能晉身翰林才是家族的榮耀。一百多年後,沈德符(1578─1642)也記錄了趙友同的事蹟,卻可惜他出身「方技雜流」,更感慨他「不幸以醫見知,不及為文學近臣」(29)。方技雜流的社會地位低落,我們可再從明人的階層觀念中見到,例如嘉靖河南《通許縣志》記載當時的社會狀況:
民業士十之二,農十之七,工十之二,商十之三,醫巫僧道陰陽卜筮十之一。成化以前,邑皆農士之家,業工者一二耳,雜流異端不直目之不擊,而亦不有聞也。是後敦本者少,民日偽矣。(30)
這一段記錄除了把醫者與僧道、陰陽、卜筮諸人並列外,還稱之為「雜流異端」,顯示當時人把醫者排除在四民之列,也把他們視為社會低層人士。
當然,要說古代醫者的社會地位低落,最直接的證據就是醫者自己的看法,雖然這方面的資料不多,但有二個例子可以說明:一是明宣宗時曾任惠民藥局副使、太醫院吏目的劉溥,他的祖父和父親都是醫官,劉溥自幼學詩研究經史,兼通天文、曆數,他本以文學被朝廷徵辟,後來卻以善醫著名,但他卻「恥以醫自名,日吟詠為事。」(31)另一例是嘉靖時的袁仁,它的父親專重經濟實學,袁仁深受影響,但他並未積極仕進,反而投身於他口中的醫療「賤業」,因為他認為從醫可以「藏身濟人」(32)。
既以醫療為「賤業」,無怪乎明清小說如《醒世恆言》、《儒林外史》皆有不少嘲諷醫者的情節,最著名的莫如《金瓶梅》中的蔣竹山,先寫他勾搭李瓶兒的猥瑣,又寫他被西門慶欺壓的醜態,其中最傳神的是,西門慶把作弄蔣的情節告訴潘金蓮,潘金蓮反應:
 是常來咱家看病的那蔣太醫?我見他且是謙恭禮體兒的,見了人把頭兒低著,可憐見兒的,你這等作他。(33)
「見了人把頭兒低著」這句話,鮮活地反映醫者的社會地位。

四、上焉者儒,次焉者醫

以上從學術史與社會史的角度分析醫者的社會地位低落。但是從現實面看,醫療這一行業卻一直有著很高的實用性與自我的使命感。
在實用性方面,醫療雖被視為方技小道,但醫術高明的醫家很容易獲得盛名並結交權貴,成化時的學士劉球就曾記述某位江西名醫,不僅老幼皆知,其交游也遍及當地的貴人大姓,也因此劉球要肯定地說:
居雜技可儕入士大夫家者,莫醫若。(34)
再如明代晚期名醫龔廷賢(1522─1619),因治好魯王妃臌脹的疾病,而被授予「醫林狀元」的榮銜,南京戶部尚書張孟男(1534─1606)也為他作序祝賀,文中述及他的交遊:
中州之當道者,見泉魏中丞、益齋成中丞、霖環李中丞。商鄉張春岩、侍御崔振峰者,迺燕趙之名流也。數君子者,其與君交也,異姓而骨肉。(35)
所以醫者要獲取豐厚的收入實非難事,從地方志中可發現不少資料,如繁榮的蘇州地區有李熙春善治天花,有某貴戚出鎮浙江,途中其公子痘發,蘇州知府親自到李熙春家中延醫,調治月餘方才痊癒,「貴介出兼金以贈,命將領出郭送行」(36)。還有廣東的醫者劉邦永,某權貴因疾癒而「謝以百金」,他卻力辭不受,原來是對權貴的侍女有興趣,而權貴也頗為知趣,笑曰:「君何不早言?」即與二婢。(37)又有江西的名醫葉以然,其母久病,他遍請名醫而習得醫術,本來他家境清素,後來業醫而豐裕,不僅能為地方修路架橋,還能幫助貧乏民眾的婚喪事宜。(38)當然這些例子不可能是普遍情況,但是具有醫療技能的讀書人,確實能獲得比較好的收入,從明代到今日都一樣,如張仲禮研究十九世紀士紳的收入狀況,發現行醫士紳的收入要比坐館的塾師多,也比為地方或宗族提供服務的士紳收入要好。(39)
在自我的使命感方面,首先是范仲淹(989─1502)「不為良相,則為良醫」之說所產生的作用。其實這一句流傳千古的名言,並未見於范氏的著作中,而是後人簡化的結果。南宋高宗時的文人吳曾有比較完整的記述:范仲淹年輕時到寺院求禱,先問「他時得位相乎?」不許。再問:「不然,願為良醫?」也不許。他雖然感慨,但仍堅定大丈夫應「利澤生民」的志向。後來有人問他:「良醫之技,君何願焉?無乃失於卑耶?」仲淹不表同意,他說:
夫能行救人利物之心者,莫如良醫。果能為良醫也,上療君親之疾,下以救平民之厄,中以保身長年,在下而能及小大生民者,舍夫良醫則未之有也。(40)
我們知道范仲淹年輕時胸有大志,可是生活非常拮据,而當前途未卜的時候,醫者的地位雖不高,但是能夠利己救人,至少可以抒解他生活的困境,而不必寄居寺院,不失是個切合現實的選擇。所以他的這番說法有其特殊背景,換成一個世家子弟,或是家境小康的士子,大概就不會選擇「失於卑」的職業。無論如何,范仲淹的文章與事功開闊了讀書人的志向,也提振了醫者的價值信念。
從宋代起醫者的社會地位開始改變,此與宋徽宗崇寧二年(1103)讓醫學隸屬國子監的政策有關。宋代醫學原隸太常寺,屬於宮廷侍從性質,所培養的醫療人才往往與胥吏無異,故稱之為「醫工」。改隸國子監,目的是把醫學納入儒學教育體系,提高醫者的學識與地位,以吸引士人,當時的奏議是:
所有醫工未有獎進之法,蓋其流品不高,士人所恥,故無高識清流習尚其事。今欲別置醫學,教養上醫,……難以更隸太常寺,欲比三學,隸於國子監。(41)
因為醫者被「士人所恥」,所以要讓他們共同學習,也要讓士人有機會轉而業醫,倣效太學三舍法,使醫者成為「上醫」,並授予文官待遇。十四年後(政和七年1117)這項改革似乎獲得不錯的成效,因為主管官員說:
伏觀朝廷興建醫學,教養士類,使習儒術者通《黃》、《素》,明診療,而施於疾病,謂之儒醫,甚大惠也。(42)
這也是「儒醫」一詞登上歷史舞台的開始。
當然,長期形成的社會價值觀不容易很快改變,習醫的讀書人雖然多了,但是放棄科舉仕進而改業為醫的人數仍然有限,(43)固然對於歷史的研究不能完全依靠量化,但在文獻不足徵的情況下,仍難評估宋代醫者的地位提高到何種程度。
我們可以確定的是,從明代開始,具有文化素養之「儒醫」的社會地位提高了,例如明初文人趙撝謙曾自許有治世之才,鄙視方技為小道,更對「不為良相,則為良醫」的說法不表同意。但是,當他在仕途上困頓幾十年,他對醫者的觀感有了改變,後來他見識到一位方姓良醫的神技,「始知方技小道之大有功于世」(44)。另一位博學並研讀醫書的明初文人王行(1331─1395)也說:方技家多駁雜怪誕,但是醫者則不同,醫者的使命在「令人安且壽」,豈是其他方技可比。(45)學者陶安(1315─1371)更堅定地說:
儒者以求仁為先,務使可行志則澤被天下,但窮達不齊,反不若醫家者流,得以施其仁也。(46)
以儒家的「仁」來形容醫者,是肯定醫者已屬君子階層,而非被視為「不齒」的小人。當然,傳統士大夫以「澤被天下」為最高境界,醫者或仍有所不及,但是二者只是規模的不同,在「仁心」的本質上並無差別,博覽經史的文人貝瓊(?─1378)就以此重新詮釋范仲淹的名言,並賦予更高的價值:
古人云不為良相,必為良醫。夫良相位尊,勢之所及者廣,茍施仁政,足以活天下之人;良醫位卑,勢之所及者近,茍施仁術,足以活一方之人。故相之與醫雖非等倫,其心則一耳。(47)
儒者能以仁心行仁政,醫者則是以仁心行仁術,因此,對醫學頗有涉獵、又與醫家多所交往的名臣楊士奇(1365─1444)肯定地說:
仁人君子之心欲推古聖人之教,以為及人之功,上焉者儒,次焉者醫。(48)
這些議論並不是特殊的例子,而是宋元以來的進一步發展,尤其是元代名醫朱震亨(1281─1358)以理學的背景研究醫學,使他更能深入典籍掌握理論,並從研究與反省宋代醫方的侷限性中,提出了「滋陰」與「相火」的理論,他的身分與成就,對提高醫者的地位有著明確的示範作用。

五、儒而習醫,棄儒業醫

宋代以前,醫療這一行業並不是充分的開放,古人要獲得比較完整的醫療知能,只有父業子承和拜師習醫二種途徑。宋代以後情況有了改變,主要是醫學書籍的出版大為增加,從政府到私人,從理論經典到臨床方劑,皆有刊刻,特別是宋代政府編輯了至少二十四種大部頭的醫學典籍,打開了自習醫學之門。(49)
到了明代,除了大量的醫者撰寫書籍外,還出現許多方便自習的啟蒙書與入門書,著名的如劉純(1358─1416)的《醫經小學》、李梴(約16世紀)的《醫學入門》、李中梓(1588─1655)的《醫宗必讀》、汪昂(約1614─1701)的《湯頭歌訣》等,不僅流傳甚廣,也反映了醫書市場的熱絡。此時的讀書人若要自習醫學,確實是比以往擁有更豐富的資源。例如正德時期南京的周文銓,以學儒不成去而學醫,發現當時家傳世醫的學養不佳,「獨取《內經》、《本草》、《難經》等書,徹晝夜讀,務窮精奧」,因為是自學,所以診病立方多與時醫不同,病人初也起疑,病愈後乃大服。(50)再如河南名醫周溥,認為當時醫者用藥,多遵循宋代的《太醫局方》、《和劑局方》,效果不佳,因而參考金元名醫李杲、朱震亨的經驗撰寫《方法考源》一書。又認為古代醫書多「詞義微奧,初學之士,莫能盡解」,所以撰作《用藥歌括》若干首,方便初學者學習記誦。(51)環境的改變使明代習醫的讀書人增多,如嘉靖時的浙江名醫後任太醫院判的俞橋,少時業儒,對理學也頗究心,《海寧縣志》記載他:
於方書無所不晰,更博詢諸名家,得河間、潔古、東垣未刻諸稿,及古今祕方,斟酌損益之以治病,無不奇驗。(52)
然而,因為傳統醫學的淵博和艱深,不刻苦用功實難奏功,所以學者與名醫們對於不求精進的醫者極為不滿,如楊士奇就批評庸醫:
於脈證、陰陽、表裡、經絡、運氣之說一切懵然,惟執前人一定之方以待病者,用覬幸於萬一。(53)
楊士奇中年後患背疽數年,找了五、六個醫家都沒有功效,後來由御醫蔣用文(1351─1424)「一劑頓愈」,因為他的親身經驗,使他悲憤地說:
民不幸而死於昧醫者什七八,死於貪醫者什二三,其有遇夫精斯術,又能心聖人濟民之心以施之者,蓋亦幸矣。(54)
也因此,文人對「儒醫」,特別是能深研醫書,不計名利的醫者,頗多讚美,如徐有貞(1433年進士)說:
醫有儒之稱者,謂其儒而醫也。儒而醫則其於理必明,於術必精,而存心必正。理明術精而存心正,則必能愈人之疾、全人之生,而不為庸工茍利之行。故醫必儒之為貴也。(55)
相較於韓愈說的「君子不齒」,明代的儒醫已被高度的讚揚。
我們知道,明代的社會經濟從十六世紀起有了比較大的發展,人們的謀生途徑增加,讀書受教育的機會也提高,如文人何良俊(1506─1573)就說:正德以前十分之九的人口務農,以後則十分之六、七的農民轉業。(56)表示社會流動的情況有別於以往。大量的傳記資料記載,無法任官的讀書人除了擔任幕僚與教書外,經商與行醫就成為他們重要的選擇,(57)「去儒業醫」的現象在社會史與醫療史中實具有相當重要的意義。
筆者整理《古今圖書集成》中的明代醫者資料,這些資料主要從各地方志蒐集而來,這些醫者至少都具有地方性的知名度,有些人甚至可稱為全國性的名醫。在總數828人中,計有157人具有儒士的背景,百分比為18.96。他們之中並非全都是自學成名,有的是繼承家學、有些是拜師習醫、更有的是遇到異人傳授,但讀書人的背景是他們所共有。簡言之,他們大多是以醫療為專業,也就是從「儒而習醫」進而「去儒業醫」而成名者。許多人不只是儒學生員,甚至還獲得了更高的功名,或是在地方上享文名和聲望。當然,18.96的比例並不算高,但是從社會史的角度言,這個數字應足以顯示醫者的社會地位已不再是低落的情況。雖然,業醫已成為讀書人生涯規畫中的選項,但我們也不可忽略其他促使讀書人做決定的因素,以下即根據醫者的傳記資料進行分析:
1、科舉之路受挫
受教育的讀書人增多,但是科舉的名額卻沒有相應增加,以進士的錄取人數言,兩宋300餘年,共開140科,錄取進士109950人。是明清兩代共201科錄取進士51624人的近兩倍之多。(58)讀書人的出路比宋代要更為困難和複雜,「去儒業醫」就成為他們的重要選項,我們在傳記資料中看到許多「事舉子業不就」、「業儒不售」、「屢試不售」、「歷年不遇」、「厄於遇」等記載,據筆者保守估計,因為科舉之路受挫,轉而習醫的讀書人至少有五分之一。(59)如明代晚期名醫孫一奎(1538─1600)曾自述,他父親本為儒生,屢次無法通過科考,他幼年常侍奉父親讀書,見到父親情志鬱怏、身體益弱而不忍。後來孫一奎遇到明師,告訴他研讀醫學「可以衛生,可以澤物」,更不必「劬劬奔走,齷齪籌計」,孫一奎在試驗醫方後果然多有療效,於是他稟告父親:
欲舍業而事方術。先父沾沾喜曰:「醫何不可為也!良醫濟施與良相同博比眾,又何論良賈」。(60)
這一段話很有意思:首先,孫一奎大概不敢期待父親會同意他捨儒業而事方術,沒想到他父親竟然還很高興,可見棄儒業醫已能被社會所接受,而且習醫可不再「齷齪籌計」的說法,更有說服力。其次,孫一奎是安徽人,明清著名的「徽商」正是指安徽商人,出身徽商的文人汪道昆(1525─1593),就曾說當地風俗是「右賈而左儒」,更特別的是汪道昆以徽州文物昭著、人才輩出,而堅定地宣稱:「良賈何負閎儒」。(61)孫一奎比汪道昆年輕,汪道昆還為他的著作寫序,(62)所以他一定清楚汪道昆維護徽商的言論,處在安徽的從商風氣中,他反而選擇了醫,也難怪他要強調「又何論良賈」一語,言下之意更是「良醫何負閎儒」。
2、因父母或自己疾病而習醫
儒家重孝,孔子曰:「父母惟其疾之憂」(《論語》,「為政」),所以子女為了父母的疾病,可以試藥、嚐糞、吮癰、乃至於割股療親,皆是史籍所多有,而在醫療資源不足的時代,為人子女者能多讀醫書、判斷處方,對父母的健康極有助益,金元時期名醫張從正(約1156─1228)的醫學著作即名為《儒門事親》,撰寫的目的正是「惟儒者能明其理,而事親者當知醫也」(63)。
從傳記資料看,確實有讀書人因父母為庸醫所誤而發憤習醫,如宋濂(1310—1381)記載元末名醫戴士堯(1307─1349)就是一個例子。戴母久病,士堯盡力延醫,而醫者多用附子、靈砂等重藥,後來遇上名醫朱震亨(1281─1358)才知錯誤,但母親的病已無法挽回,他痛心至極,於是取《內經》等醫書讀之,並屢向朱震亨請問,後來成為江南名醫。(64)這或許是一個極端的例子,但因父母生病而習醫的記載,是很常見的,如明初的另一名醫呂復,也是因母病到處求醫,後得遇名醫,遂謹事之。(65)
除此之外,也有很多醫者是自己身體不好而涉獵醫書,進而產生興趣。66也有父母疼惜孩子,擔心他的身體不能承受科舉苦讀的壓力,令他改儒業醫。(67)
3、澤物濟民之志
范仲淹「不為良相,則為良醫」的格言,使醫者的社會貢獻與精神憑藉大為提昇。許多讀書人擇醫為業,正是以澤物濟民為信念,例如明代名醫龔廷賢(1522─約1619),少習儒學,科舉不利後從父習醫,即以范仲淹的格言自勉:「弗克為良相,贊廟謨以壽國脈;則為良醫,診民瘼以壽蒼生。」(68)這個志願一直存在他的心中,撰寫的醫書也以《壽世保元》為名,晚年高齡九十四猶編撰《濟世全書》,他自信此書已全備醫經奧詣,讀者細心披閱,與病症相對照,「一一而投劑,未有不煥然欲釋者」,他更希望書能流傳長久,使世人都能「咸躋于仁壽之域」,即使「未必盡濟,亦盡予之心也。」(69)
另外,有二種相類似的觀點可注意:一是蘇州張靖,為宋儒張載的後代,少習舉業,後棄儒業醫,理由是士以濟民為志,但窮達有命,必要等到顯達之後才言濟民,「徒虛語耳!」(70)另一是江陵人李恆,生仕宦之家,樂善好施,遂棄儒業醫,他父親阻止,李恆卻說家族中有十餘人仕進,「為官亦無補,且財力俱不足濟人,不如學醫。」(71)可以說他們不認為書中確有「黃金屋」,他們既憂道也憂貧,「守死善道」更比不上「博施濟眾」。這種實用的觀點,除了肯定醫者的社會職能外,也反映其社會地位的改變。
4、甲申之變與隱居
明末的動亂與清朝的建立,對士大夫而言是一巨大的衝擊,他們一次又一次的面臨生與死的選擇。從容就義雖難,但是活著也不容易,他們有些人自我放逐、有些人出家避世,當然有些人以行醫為業,除了可以隱居外,還可藉行醫密謀反清,最著名者莫如傅山(1607─1684)、方以智(1611─1671)、汪昂(1615─約1695)、張璐(1617─1698)、呂留良(1629─1683)等人。(72)
值得注意的是明末學者因身處變局,即使未死,但也義不食周粟,故謀生的方式很有限,使學者們對「治生」問題多所討論,(73)其中對行醫一途則意見頗為分岐,例如王夫之(1619─1692)順著明代以來觀念的改變,認為「能士者士,其次醫」,而農工商賈則再其次。(74)陳確(1604─1677)雖然認為「學者以治生為本」,但是他把醫、卜、星相放在一類,視之為「必不得已」、「不失為下策」的行業。(75)張履祥(1611─1674)也強調學者要能治生,才可無求於人,但是他卻堅決地反對棄儒業醫,因為「行醫即近利,漸熟世法,人品心術遂壞。」(76)
5、其他
除了上述主要的因素外,當然還有因為家境貧困,無法繼續攻讀舉業而改學醫的。(77)也有父母為孩子的生計打算,而要求習醫的,在十六世紀以後經濟蓬勃發展的情況下,這類醫者應該不少,只是在傳統文人迴避利益的態度下,這些想法不會明白地說出來。但是,小說的情節就能反映這種狀況,例如《儒林外史》中的南京國子監虞博士就說:
我本赤貧之士,在南京來做了六、七年博士,只掙了三十擔米的一塊田。……現今小兒讀書之餘,我教他學個醫,可以糊口。(78)
更有些讀書人能體察社會狀況,發現醫療能維生,又少有同業競爭而棄儒業醫。(79)
最特別的是,有讀書人在夢中得神授以祕術,(80)或是遇到異人而改業醫,如明初文人梁潛(1366─1418),曾記述醫家郭彥和習醫的經過。郭彥和的先人原入贅(王肖)氏,(王肖)氏性慷慨好施,有一僧人與他相交,(王肖)氏待他頗厚,有一天僧人畫一幅牡丹相贈,他起初不覺有異,某日竟發現花瓣中有字,細讀之下才知是古代醫方,他命女婿按方試驗,皆有奇效,急尋僧人,已不知去向。後來(王肖)氏又遇一道人,道人要他聚藥煉丹,不一會見丹爐上又結成牡丹花狀,而後丹成如黍,用來救人,有起死回生的神效,由此(王肖)氏和郭氏皆成神醫。(81)

六、結論

古代的學術傳統在漢代產生了重大變化,數術與方技之學被整合置入黃老諸子之中,東漢以後這些學術又與道教等民間信仰雜揉,使得醫療這一專業,無論在理論上和實踐上,都雜染許多奇幻、法術等神秘色彩。正統的儒家學者認為他們「誇眾誣人」,而以負面的角度看待;政府當局則對他們頗為忌憚與提防;至於權貴更是愛恨交織,既對房中、神仙趨之若鶩,又對數術神技忌憚有加,但是,都談不上是對醫者的尊重。另一方面,醫者若不經科舉考試,而是由醫學系統任官,則被視為「雜流」,與僧道、陰陽、卜筮諸人並列,其社會地位低落,甚至有「賤業」之名。
然而,醫療這一行業,卻一直有著很高的實用性與自我的使命感,特別是范仲淹「不為良相,則為良醫」之說,對後代讀書人產生了極大的啟示,從宋代起,醫療專業逐漸被尊重,可以確定的是,從明代開始,具有文化素養的「儒醫」其社會地位已經提高,許多文人都對醫者的社會責任表示尊崇。再以書籍資源的豐富,使明代習醫的讀書人大增,並由於科舉入仕競爭激烈,讀書人或因科舉受挫、或是為父母盡孝、為濟民之志、為隱居避世、為家境貧困等種種因素而做出「棄儒業醫」的選擇,這類人士在明代醫者群體中佔有近五分之一的比例,可視為一種特殊的變遷與發展。
讀書人參與醫療工作,強化了醫者的素質、擴展了醫學的理論、提昇了臨床的療效,明清時代醫學在多方面的進展,與此有密不可分的關係。又基於儒家的道德理想,讀書人的參與,益發充實這一行業的倫理與價值,正如文人王直(1379─1462)說:「通於儒道,然後能深於醫。所施者博,所濟者眾矣。」(82)

註釋:

1 韓愈,〈師說〉,引自王文濡,《精校評注古文觀止》(台北:中華書局,1981),卷8,頁2。
2 余英時,〈中國近世宗教倫理與商人精神〉,收氏著《中國思想傳統的現代詮釋》(台北:聯經出版公司,1987),頁259─404。
3 林尹,《周禮今註今釋》(台北:商務印書館,1987),卷2,〈天官冢宰下〉,頁45─49。《周禮》一書的撰著年代,古今雖有不少討論,大致上以戰國時代是比較能被接受的。而《周禮》所建立的醫政內容與制度,也為秦漢所沿續。
4 班固,《漢書》(台北:鼎文書局,1978),卷30,〈藝文志〉。並可參考李零,《中國方術考》(北京:東方出版社,2001),頁22─23。
5 司馬遷,瀧川龜太郎注:《史記會注考證》(台北:洪氏出版社,1983),卷105,〈扁鵲倉公列傳〉,頁1142─1143。
6 余英時,〈反智論與中國政治傳統〉,收氏著:《歷史與思想》(台北:聯經出版公司,1981),頁32。
7 「實踐(用)理性」一詞取自李澤厚的論述,他認為這種態度成為漢民族的「文化──心理結構」。「由於過分偏重與實用結合,便相對地忽視、輕視甚至反對科學的抽象思辯,使中國古代科學長久留並滿足在經驗論的水平,缺乏理論的深入發展和純思辯的興趣愛好」。見李澤厚,〈孔子再評價〉,收胡曉明編,《釋中國》(第二卷)(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98),頁773─783。
8 李零,《中國方術考》,頁10─19。又,醫史學者馬伯英認為,秦漢時代醫學掌握在方士手中,收入在《列仙傳》中的著名方士,與醫藥有關的很多,他們在求不死藥、作黃白術的同時兼行治病,特別是防疫等,亦用內經等理論。見馬伯英,《中國醫學文化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頁248─292。
9 范曄,《後漢書》(台北:鼎文書局,1978),卷82上,頁2703─2705。
10 歐陽修,《新唐書》(台北:鼎文書局,1978),卷204,頁5797。
11 同註9,卷82下,頁2741。又,再如「懸壺濟世」典故中的費長房:「曾為市掾。市中有老翁賣藥,懸一壺於肆頭,及市罷,輒跳入壺中。市人莫之見,唯長房於樓上睹之,異焉,因往再拜奉酒脯。……長房旦日復詣翁,翁乃與俱入壺中。唯見玉堂嚴麗,旨酒甘肴盈衍其中,共飲畢而出。」卷82下,頁2743。
12 金元時代名醫輩出,元末醫家葛應雷以劉完素(約1110─1200)、張從正(約1156─1228)、張元素(約1151─1234)、李杲(1180─1251)並列,始有「四子」之說,但明清以來「四子」的說法不一,至清醫張璐以劉完素、張從正、李杲、朱震亨(1281─1358)稱為「金元四子」,漸成定論,如民國醫家鄭曼青編著,《中華醫藥學史》(台北:商務印書館,1982),亦從其說。然李杲為張元素弟子,張元素在元明時代的影響實不容忽視。
13 脫脫,《金史》(台北:鼎文書局,1978),卷131,頁2812。
14 張廷玉,《明史》(台北:鼎文書局,1978),卷299,頁7651。
15 吳敬梓,《儒林外史》(台北:三民書局,1991),第10回。
16 同註13,卷131,頁2810。
17 同註9,卷82下,〈方術列傳〉,頁2751。
18 孫思邈,《孫真人備急千金藥方》(台北:商務印書館,四部叢刊廣編),頁7。
19 南宋興宗重熙19年規定,見嵇璜,《續文獻通考》(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0),卷34,頁3145。
20 同註14,卷72,頁1749。
21 陳夢雷,《古今圖書集成醫部全錄》(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1988),卷511,頁272。
22 孫一奎,《赤水玄珠》,卷10,〈方外還丹〉。收在孫一奎,韓學杰主編:《孫一奎醫學全書》(北京:中國中醫藥出版社,1999),頁248─254。
23 同註5,卷8,〈高祖本紀〉,頁180─181。
24 陳壽,《三國志》(台北:鼎文書局,1978),卷29,頁802。
25 世宗對陶仲文的態度,仲文「一人兼領三孤,終明世,惟仲文而已。」同註14,卷195,頁7897。
26 同註14,卷195,〈佞倖傳〉,頁7876。亦可參見沈德符,《萬曆野獲編》(北京:中華書局,元明史料筆記),卷21,〈祕方見倖〉,頁546─547。又,《宋史》(台北:鼎文書局,1978)也說:「歷代之君臣,一惑於其(方技)言,害於其國,凶於而家,靡不有之。宋景德、宣和之世,可鑒乎哉!」卷461,頁13496。
27 同註14,卷74,頁1812。
28 楊士奇,《東里集》(台北:商務印書館,文淵閣四庫全書),卷18,〈御醫趙彥如墓誌銘〉,頁11。
29 沈德符,《萬曆野獲編》,卷10,頁256。
30 嘉靖《通許縣志》(河南)(上海:上海書店,天一閣藏明代方志選輯續編),卷上,頁56。
31 同註14,卷286,頁7341。
32 同註21,卷512,頁286。
33 笑笑生,《金瓶梅》(台北:三民書局,1991),第19回,頁151。
34 劉球,《兩谿文集》(台北:商務印書館,文淵閣四庫全書)卷24,〈醫者王以斌傳〉,頁7─8。
35 張孟男,〈賀云林龔君榮授魯府恩賜醫林狀元序〉,收在龔廷賢著,李世華編,《龔廷賢醫學全書》(北京:中國中醫藥出版社,1999),頁1086。
36 同註21,卷517,醫術名流列傳,頁457。
37 同註21,卷517,頁448。有趣的是後來當地的知縣得痰證,劉邦永診脈視色,認為病情已危,但知縣欲就醫於廣,邦永勸勿行,知縣怒,反把他囚禁起來。可見醫者對待權貴需極謹慎。
38 同註21,卷513,頁323。
39 坐館的塾師每年的收入約為100兩,為地方或宗族提供服務的士紳收入約為120兩,而推測行醫的士紳平均的年收入約為200兩。見張仲禮著,費成康譯,《中國紳士的收入》(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1),頁113。
40 吳曾,《能改齋漫錄》(台北:木鐸出版社,1982),卷13,「文正公願為良醫」,頁381。
41 苗書梅等點校,《宋會要輯稿.崇儒》(開封:河南大學出版社,2001),頁164。
42 同註41,頁174。詳細的討論還可參閱陳元朋,《兩宋的「尚醫士人」與「儒醫」》(台北:台灣大學文學院,1997),頁182─188。
43 據陳元朋的研究,兩宋自習醫學的士人只舉出宋道方等四人,而北宋「棄仕為醫」的士人只能找出虞庶與董汲二人,南宋在數量上雖較北宋為多,但陳元朋只舉出劉信甫、李駧、施發、黎民壽等五人為例,並不足以從數量上討論兩宋「棄仕為醫」現象的變化。參閱陳元朋,《兩宋的「尚醫士人」與「儒醫」》,頁59─165。
44 趙撝謙,《趙考古文集》(台北:商務印書館,文淵閣四庫全書),卷1,〈贈醫者方彥明序〉,頁2。
45 王行,《半軒集》(台北:商務印書館,文淵閣四庫全書),卷5,〈贈楊君序〉,頁11。
46 陶安,《陶學士集》(台北:商務印書館,文淵閣四庫全書),卷18,〈黃氏三子名字說〉,頁3。
47 貝瓊,《清江文集》(台北:商務印書館,文淵閣四庫全書),卷30,〈同壽堂記〉,頁31。
48 同註28,卷7,頁6。
49 同註43,頁62─71。
50 同註21,卷513,頁332。
51 同註21,卷511,頁276。
52 同註21,卷513,頁310。
53 楊士奇,《東里集.續集》(台北:商務印書館,文淵閣四庫全書),卷14,〈醫經小學序〉,頁12。
54 同註28,卷19,〈故太醫士何彥澄墓志銘〉,頁21。
55 徐有貞,《武功集》(台北:商務印書館,文淵閣四庫全書),卷2,〈贈醫士陸仲文序〉,頁27。
56 何良俊,《四友齋叢說》(北京:中華書局,1982),卷13,頁112。
57 張仲禮研究19世紀紳士的收入,除了做官以外,還有:1、服務地方,包括地方公共工程、社會福利、防衛、教育文化,乃至於調解糾紛和訴訟案件等。2、充當主管官員的幕僚。3、擔任私塾教師。4、行醫。5、經商。6、其他,如撰文、做畫、題字等獲得潤筆費。但筆者認為專職而獲得固定收入的仍是幕僚、教師、行醫、經商等四項,服務地方與潤筆則可視為兼職。
58 王炳照,徐勇編,《中國科舉制度研究》(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2002),頁421。
59 筆者曾統計《古今圖書集成醫部全錄》中所列明代醫者的傳記資料,在具有士大夫背景的157人中,有31人是科舉不利者,比例約百分之20,此處限於篇幅無法把傳記資料全部列舉。
60 孫一奎,〈赤水玄珠自序〉。同註22,頁13。
61 參見余英時,同註2,頁351─357。
62 汪道昆,〈孫生赤水玄珠序〉。同註22,頁6。
63 張從正,《儒門事親》(台北:商務印書館,文淵閣四庫全書),「四庫全書提要」。
64 宋濂,《文憲集》(台北:商務印書館,文淵閣四庫全書),卷21,〈戴仲積墓誌銘〉,頁51。
65 同註14,卷299,頁7635。又,筆者檢閱《古今圖書集成醫部全錄》明代醫者傳記,陸昂、虞搏、王綸、汪機、李可大、張柏、邵明彝、賴湯銘、顧儒、曹秉鉉、王宏翰等人,皆因父母之疾而習醫。
66 《灊山縣志》載:「王兆年,字理和,少得火證,遂棄儒而以岐黃名世。」引自同註21,卷515,頁384。
67 《儀真縣志》載:「程元煜,字丹衷,性聰敏。祖念初以地理名世,煜幼時,祖深奇之曰:吾孫有經世才,但恐氣弱不能勝劇任,遂命改儒習醫。」引自同註21,卷517,頁449。
68 龔廷賢,〈萬病回春自序〉,同註35,頁215。
69 龔廷賢,〈濟世全書自序〉,同註35,頁848。
70 同註21,卷517,頁457。
71 同註21,卷514,頁348。
72 上述諸子中傅山與方以智二人,皆於明亡前學醫,傅山於明亡後易服為道,自號朱衣道人,方以智亦於明亡後出家為僧,但仍兼以行醫為生。汪昂於明亡後棄舉子業潛心醫學。張璐則避亂於洞庭山中專心醫學。參見甄志亞編,《中國醫學史》(台北:知音出版社,2000),頁379─382。又,《古今圖書集成醫部全錄》載:「程邦賢,字君敬。少業儒,克稟庭訓,不苟訾笑,與人言,必慷慨語曰:為臣必忠,為子必孝。甲申乙酉間,遭父公禮喪,哀毀踰禮幾於滅性。會聞京息,投繯赴溺者再,妻蔣氏救免。日夜哭泣不絕聲,七日勺飲不入口,項下頓發大癭,自是甘廢棄,變服為道士,專心內典,課三子業,父(程公禮為醫家)所遺方書,皆於幼科獨神」。雖非名醫,亦可見去儒業醫之一斑。卷516,頁424。
73 士人的謀生之計大概不出力田、處館、入幕、賣文、業醫、出家、經商等行業。參見趙園,《明清之際士大夫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頁330─345。另有關明清時代學者們對於「治生」問題的關心,又與新儒家學者們把儒家的倫理向下傳播有關,特別是王陽明及其弟子們的做為與討論,尤具有社會意義,參見余英時,同註2,頁338─343。
74 王夫之,《船山全書》(長沙:嶽麓書社,1996),第15冊,頁923頁。
75 陳確,《陳確集》(北京:中華書局,1979),頁483。
76 張履祥:《楊園先生全集》(台北,環球書局,民國57年),卷32,頁566。
77 《汝寧府志》載:「袁忱,字誠甫,上蔡人,幼習儒業,家貧廢學,治岐黃術,尤精於痘疹。」引自同註21,卷515,頁386。
78 同註15,第46回。
79 《觀城縣志》載:「王光隆,鄉黨以仁厚稱,少業儒,見時證邑無良醫,遂棄儒習醫。」引自同註21,卷516,頁421。
80 《上虞縣志》載:「周一龍,字五雲,邑庠生,幼精舉子業,一夕,夢神授以祕術,遂習岐黃,望聞問切,多所救濟,善知人生死。」引自同註21,卷515,頁368。
81 梁潛,《泊菴集》(台北,商務印書館:文淵閣四庫全書),卷6,〈送醫士郭彥和序〉,頁16─17。士子得遇異人而醫術大進的說法,已成傳統醫學的文化,如《金史》載名醫「劉完素,字守真,河間人。嘗遇異人陳先生,以酒飲守真,大醉,及寤洞達醫術,若有授之者。」卷131,頁2811。其主要原因為古代醫學的封閉性,一般人要習醫並不容易。
82 王直:《抑菴文集》(台北,商務印書館,文淵閣四庫全書),卷3,蕭氏重脩讀書堂記,頁28。

徵引書目

一、傳統文獻
1、史籍
漢.司馬遷,瀧川龜太郎注,《史記會注考證》,台北:洪氏出版社,1983。
漢.班固,《漢書》,《新校本》,台北:鼎文書局,1978。
南朝宋.范曄,《後漢書》,《新校本》,台北:鼎文書局,1978。
晉.陳壽,《三國志》,《新校本》,台北:鼎文書局,1978。
宋.歐陽修,《新唐書》,《新校本》,台北:鼎文書局,1978。
元.脫脫,《宋史》,《新校本》,台北:鼎文書局,1978。
元.脫脫,《金史》,《新校本》,台北:鼎文書局,1978。
清.張廷玉,《明史》,《新校本》,台北:鼎文書局,1978。
清.趙爾巽,《清史稿》,北京:中華書局,1977。
林尹,《周禮今註今釋》,台北:商務印書館,1987。
苗書梅等點校,《宋會要輯稿.崇儒》,開封:河南大學出版社,2001。
清.嵇璜,《續文獻通考》,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0。
2、文集、筆記、小說
宋.吳曾,《能改齋漫錄》,台北:木鐸出版社,1982。
明.王行,《半軒集》,《文淵閣四庫全書》,台北:商務印書館,1983。
明.王直,《抑菴文集》,《文淵閣四庫全書》,台北:商務印書館,1983。
明.何良俊,《四友齋叢說》,北京:中華書局,1982。
明.宋濂,《文憲集》,《文淵閣四庫全書》,台北:商務印書館,1983。
明.沈德符,《萬曆野獲編》,北京:中華書局,1982。
明.貝瓊,《清江文集》,《文淵閣四庫全書》,台北:商務印書館,1983。
明.徐有貞,《武功集》,《文淵閣四庫全書》,台北:商務印書館,1983。
明.梁潛,《泊菴集》,《文淵閣四庫全書》,台北:商務印書館,1983。
明.陶安,《陶學士集》,《文淵閣四庫全書》,台北:商務印書館,1983。
明.楊士奇,《東里集》,《文淵閣四庫全書》,台北:商務印書館,1983。
明.楊士奇,《東里集續集》,《文淵閣四庫全書》,台北:商務印書館,1983。
明.趙撝謙,《趙考古文集》,《文淵閣四庫全書》,台北:商務印書館,1983。
明.劉球,《兩谿文集》,《文淵閣四庫全書》,台北:商務印書館,1983。
清.王夫之,《船山全書》,長沙:嶽麓書社,1996。
清.陳確,《陳確集》,北京:中華書局,1979。
清.張履祥,《楊園先生全集》,台北:環球書局,1968。
明.笑笑生,《金瓶梅》,台北:三民書局,1991。
清.吳敬梓,《儒林外史》,台北:三民書局,1991。
3、醫籍
清.李中梓,《醫宗必讀》,《中華醫書集成》,北京:中醫古籍出版社,1998。
明.孫一奎撰,韓學杰編,《孫一奎醫學全書》,《明清名醫全書大成》,北京:中國中醫藥出版社,1999。
唐.孫思邈,《孫真人備急千金藥方》,《四部叢刊廣編》,台北:商務印書館,1981。
明.徐春甫,《古今醫統大全》,《景印明葛宋禮刊本》,台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78。
金.張從正,《儒門事親》,《文淵閣四庫全書》,台北:商務印書館,1983。
清.陳夢雷,《古今圖書集成醫部全錄》,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1988年。
明.龔廷賢,李世華編,《龔廷賢醫學全書》,《明清名醫全書大成》,,北京:中國中醫藥出版社1999。
二、近人論著
王炳照,徐勇編,《中國科舉制度研究》,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2002。
余英時,《中國知識階層史論》,台北:聯經出版公司,1980。
余英時,《中國思想傳統的現代詮釋》,台北:聯經出版公司,1987。
余英時,《歷史與思想》,台北:聯經出版公司,1981。
李經緯、林昭庚編,《中國醫學通史》(古代卷),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2000。
李零,《中國方術考》,北京:東方出版社,2001。
胡曉明編,《釋中國》,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98。
馬伯英,《中國醫學文化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
張仲禮,費成康譯,《中國紳士的收入》,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1。
陳元朋,《兩宋的「尚醫士人」與「儒醫」》,台北:台灣大學文學院,1997。
葛劍雄主編,曹樹基著,《中國人口史》(第四卷明時期),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0。
甄志亞編,《中國醫學史》,台北:知音出版社,2000。
趙園,《明清之際士大夫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
鄭曼青編著,《中華醫藥學史》,台北:商務印書館,1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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