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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gust 8, 2017
明清時期民間的用藥情況與醫療觀念初探
王崇峻 在 YLib Blog 發表於 21:10:36

明清時期民間的用藥情況與醫療觀念初探
王崇峻著

原載於《花蓮教育大學學報(綜合類)》,第22期,民國95年5月,頁19─38

中文摘要

明清時期許多民眾依賴民間醫者的診斷和處方,這些醫者的社會地位不高,包括巡迴各地的走方醫、江湖術士、女醫和僧侶。儘管他們常使用較多的礦石與動物類藥物,易引發中毒等副作用,但他們卻能提供一般民眾便宜、親切和快速的醫療服務。
一些具有基本識字能力的民眾,還可以從日用類書中找到處方,這些處方有的是平常的食材,有的是自古流傳的方劑。日用類書挑選一般民眾最常罹患的病證,也是民眾認為可以自行服藥的疾病,隨著時間的累積形成了人們的疾病概念。
民間一些通俗的醫療觀念如進補、降火、以毒攻毒等,與宋代以來的醫學理論關係密切,影響醫者的診斷處方、民眾對自己健康情況的判斷與飲食作息。
關鍵字:走方醫,方劑,日用類書,醫療觀念

壹、前言

傳統社會中學養深厚的醫家很少,民眾身體不適,多依靠鄰里經驗,服用一些草藥和簡單的中藥組合,或是採用推拿按摩、刮痧、拔罐、放血等民間療法,(註1)當然也有吃香灰、飲符水者。病勢較輕的,或許可以得到效果,若是遷延時日不得好轉,或是罹患急症、重症,就需要比較完整的藥物處方。然而,除了專業的醫療處方和求神問卜之外,(2)民眾還可以從那些管道獲得處方?這些藥物的內容如何?民眾服藥行為受到哪些通俗觀念的影響?這些與廣大民眾健康息息相關的情節,在一般史書中較少有完整的記述,本文試著從明清時期的醫藥文獻、筆記小說及民間通行的日用類書中加以整理,期能獲得一些概括的印象。

貳、民間醫者及其用藥分析

傳統社會中為人治病處方者,除了少數的醫家之外,大多依賴一些以經驗為主,未具有完整醫學素養的民間醫療人士,例如《儒林外史》就寫一位張姓醫者說:
熟讀王叔和,不如臨症多。……晚生在江湖上胡鬧,不曾讀過甚麼醫書,卻是看的症不少。(3)
這類人士的身分頗為複雜,有些人還能相命擇日、請仙扶乩,可以說就是民間的數術之士。也有一些人是出家的僧侶、道士,因為傳統醫學與佛、道二教關係頗深,漢代以來許多出家人成為著名的醫者,而一些新興宗教,也會利用為人治病的機會傳播。(4)更有流散各地,有時為人治病,有時以乞討維生的乞丐,例如清末文人俞樾(1821─1907)曾記述無錫有一行乞於市的啞丐,某日至一縉紳家門口,門房驅趕他說「吾主人幼子病危」,啞丐竟言「我能治之」,縉紳大異而請入診視,服藥三劑之後霍然而癒。縉紳問其生平,啞丐自述其父原是開設藥肆,父歿後流而為丐。後縉紳將他所開脈案給習醫的友人看,發現所述「不成文理,所書藥名,亦多別字」,大概是憑機運而偶中。(5)
比較特別的是,由於嚴男女之防的觀念,使婦女諱疾忌醫,因此民間醫者中也有一群經驗豐富的婦女為人治病,如《醒世恆言》寫周小姐頭疼、咳嗽,母親本想請醫者來看,但以丈夫出外,家中無男子而作罷,只好請隔鄰的王婆來看:
她喚作王百會,與人收生,作針線,作媒人,又會與人看脈,知人病輕重。(6)
再如清代小說《夜航船》,曾描述一位採菱少女,被菱角傷其下體,少女懼羞忍耐,漸至臃腫不堪,其父延女醫治之無效,欲尋名醫,少女卻說:「壽殀天數,出醜就醫,寧死不為。」(7)對於這類女醫,明代文人李東陽(1447─1516)曾批評她們不識字,不懂得藥性和處方,只是到藥店中購買現成的丸散或方劑,為人看病就憑經驗給予成藥,病人若因此痊癒,自然大方酬謝,若不幸不治,則歸諸命運。找她們看病的,還不少是士大夫之家。李東陽故而感嘆:「其愚不明,亦甚矣。」(8)
另外有一群巡迴各地以看病為業的人士,通稱之為走方醫,又因他們隨身帶著可以發出聲音的鈴或環,所以也被稱為鈴醫。這群人的背景也頗複雜,上者有飽讀經書、志趣不凡的學者;下者也有不學無術、招搖謀利的騙徒。前者如小說《老殘遊記》中的主角鐵英,特別在明清易代之際,許多儒者以行醫為業,除了不仕異族外,還可藉機密謀反清;後者如小說《金瓶梅》以打油詩諷刺:「我做太醫姓趙,門前常有人叫。只會賣杖搖鈴,那有真材實料。」(9)
總體而言,走方醫的社會地位低落,政府方面認為他們居無定所,遊食四方,類如乞丐;一般士大夫和醫家,對他們很沒有好感,認為他們自稱醫技神授,卻多是誇大不實,惡劣者更還要挾病家,不擇手段,唯利是圖。清末的劉鶚(1857─1909)在《老殘遊記》敘述一位高姓文人見到鐵英學識不凡,問道:
先生本是科第世家,為甚不在功名上講求,卻操此冷業?雖說富貴浮雲,未免太高尚了罷。(10)
很傳神地點出士大夫對走方醫者的鄙視。
由於這一特殊行業為師徒制,弟子拜師時需立誓不得洩密,所以他們的治療方法與用藥都不為外人所知。然而,清代中葉浙江名醫趙學敏(約1719─1805),因為族人中有從事此業者,得以探究走方醫者的用藥,經他的蒐集整理,刪去一些荒誕不經、近於巫覡的內容,編成了《串雅內編》、《串雅外編》二書。前書所錄大部分是內服藥,後書則包含了一些特殊的治法,如洗滌、吸煙、引火、符咒等傳統醫學中少用之術,非親歷其事者,實不容易判斷其效。根據趙學敏的記述,走方醫者對方藥的分類也與一般醫家大不相同,(11)《串雅內編》書中僅概分為「截藥」、「頂藥」、「串藥」、「單方」四類。「截藥」指阻截疾病,驅邪於外之意;「頂藥」是上行之義,也就是嘔吐劑;「串藥」就是瀉下劑;「單方」則是各種疑難雜症的偏方。
綜觀《串雅內編》書中數量頗多的方劑,很容易發現一些名為「神方」、「仙丹」、「天下第一」等具有誇大用語的方藥。也有一些附會神靈之名的藥,如「紫陽真君塞鼻丹」、「靈寶化積膏」等。另有一些有著吉祥華麗的藥名,如「黃鶴丹」、「蓬萊丸」、「仙桃丸」等。最普遍的是一些沒有命名的藥,直接以治療的病症稱之,如「拿瘧」、「截臌」、「倒頑痰」等。也有一些藥方很明顯地誇大不實,例如「牛郎串」(又名「遇仙丹」),用的是白牽牛頭末、白檳榔、茵陳、蓬朮、三棱、牙皂等藥,卻可以治療邪熱上攻、痰涎壅滯、翻胃吐食、諸般痞積、瘡熱腫痛、鬼胎癥瘕、誤吞銅鐵諸物,「有疾去疾,有蟲去蟲,不傷元氣臟腑。」(12)
再細看方劑的組成,大部分都是常見的、便宜的藥材,正如許增在《串雅內編》的〈緒論〉說:
走醫有三字訣:一曰賤,藥物不取貴也。二曰驗,以下咽即能去病也。三曰便,山林僻邑,倉卒即有。能守三字之要者,便是此中之傑出者矣。(13)
這「三字訣」非常真實地表達了鄉間民眾的需求。然而,我們也發現走方醫者更大膽地使用較多的礦石和動物類的藥物,如硫黃、雄黃、白礬、朱砂、輕粉等。在幼兒用藥上也有這種情形,如小兒百病可治的「八仙丹」,在全部四錢的藥材中用了朱砂五分、雄黃六分,(14)這二種藥物雖然具有殺菌解毒作用,但也都是含毒性的藥物,製法不當與服用過多都會產生嚴重的副作用。(15)而在動物類藥物中,蜥蜴、蜈蚣、斑蝥、穿山甲、全蝎、蟬蛻、鼠膽、蟾蜍、水蛭等都是走方醫常用的藥物。(16)這些藥物在殺蟲、治療疔腫瘡毒、化瘀排膿、鎮定心神、治小兒驚風等或有不錯的效果,也正是走方醫者所擅長的項目,但因這些藥物中很多都具有毒性,所以必須謹慎使用。
走方醫是不是全無本事,只憑著巧言利齒矇混臆測?也不盡然,趙學敏就發現他們在某些項目上「操技最神,而奏效甚捷。」(17)許增又進一步解釋說:
藥有最驗者,曰丹頭,即劫劑是也,病除後,必不可再用。走醫多挾此以博效,人每詫為神奇。(18)
為求速效,用藥大膽,不計其副作用,確實是走方醫者的特色,如清代小說《醒世姻緣》就寫一位鈴醫治好了侍女青梅的乾血癆,書中描述過程:
(醫者)拿出一包丸藥來,如菉豆大,數了七丸,用紅花桃仁煎湯,當即服下。……待了一鍾熱茶的時候,青梅那肚裏漸漸疼將起來,下了二、三升焌黑的臭水,末後下了些鮮紅活血。(19)
清代醫家程杏軒曾記述一個病例:
農人某,久患痞積,腹如抱甕,偶遇方士,教以外用炙法,內服末藥,即可刈根。某信之,數日後,忽覺心嘈如飢,吐下紫瘀,成碗成盆,頭暈不能起坐,無力延醫,舁至鎮中戚家,招予往視,病者踡臥榻上,閉目呻吟,方欲診脈,又血湧出,狀如豚肝,遍地皆污,昏暈手戰咬牙。(20)
程杏軒診治發現脈雖虛細,尚未散亂,先灌食少量米湯,再以黨參湯益氣,後服八珍湯止吐,囑農人回家繼續服用歸脾湯加黑糖,多服自能有效。這二個例子,病人都是下層民眾,生病時除了聽天由命之外,(21)不容易獲得充分的醫療照顧,而走方醫常使用的攻下「串藥」,身體承受得住,或許可以得到療效,當然也有誤診和劇烈副作用的風險。
除了檢視藥材之外,筆者也試著把《串雅內編》中零散而眾多的方劑加以整理,其中「單方」類中有很多是古怪的偏方,例如婦人乳脹,「用本婦梳上垢,刮下為丸,滾水送下。」有效與否,實難評斷,而且傳統醫學較少大量使用單一藥材,所以重點放在「截」、「頂」、「串」三類方劑中。在總數247首方劑中,最多的是內科方面的方劑,其中以治療流行性、傳染性的感冒、咳嗽等最多,當然重大的傳染病,如同瘟疫一般,對民眾生命的威脅極大,走方醫也有不少這類方劑,如「普濟丹」、「蓬來丸」,可治療一切「瘟疫時氣、昏迷、頭痛」等病症。
其次是治療瀉痢等胃腸疾病的藥方也不少,如「截瀉丸」、「返魂丹」等。另外,治療臌脹的藥方也有很多種,只是這類疾病涉及到肝、腎、脾臟病變等多種因素,而且是可能致命的重大疾病,治療方式自須慎重,醫家多認為不能一昧地逐水,必須採用「攻補兼施」的方法,例如張介賓(1563─1640)就曾批評走方醫全用逐水方藥,所以能在很短的時間內去水消腫,但是後果則頗為嚴重,他說:
彼不顧人之虛實,不慮人之死生,惟以見效索謝而去,不知隨消隨脹,不數日而復,脹必愈甚,苟以年衰積損之證,而復遭此劫,則百無一生矣。(22)
與皮膚相關的藥方也多,其中又以治療癰疽、疔瘡、腫毒的藥物最多,至少有四十種以上。還有一些很特別的藥,如紅玉膏是敷面的,可使婦女面色紅潤光滑。也有可以使頭髮烏黑的、可以去除腋下異味的、點痣的、去刺青的,可說是林林總總,五花八門。皮膚用藥多,反映了農耕工作需要接觸泥土與糞便,加上陽光的曝曬及環境衛生不佳,容易使皮膚的小傷口發生細菌感染,繼而潰瘍化膿不易癒合,若不幸進入血液循環中發生敗血症,出現組織壞死,甚至嘔吐、神昏譫語等侵入神經系統的嚴重情況,在沒有抗生素的時代,死亡率很高。(23)然而,從小傷到擴大及惡化,病程較長,大部份民眾不以為意,不願尋醫求治,走方醫往來各地,正方便臨門診治。
在外科方面,以治療刀傷、跌打損傷、骨折、動物咬傷等方藥最多,一般常說的「金瘡藥」、「透骨丹」等都包含在內,從古至今這些都是民間醫療的主要項目。比較特別的是書中收有「開刀麻藥」、「換皮麻藥」、「整骨麻藥」等三種,(24)前者是外敷,後二者都是內服,例如「換皮麻藥」用羊躑躅三錢、茉莉花根一錢、當歸一兩、菖蒲三分,水煎服一碗,「即如睡熟,任人刀割不疼不癢」。還有一種藥叫做「小金蓮」,可使女性足部骨骼柔軟如綿,以方便裹足,並具有止痛效果,鄉人若上衙門恐遭受夾棍刑求,可在前一日先敷上,屆時可保無虞。(25)
總之,在缺乏醫療資源的鄉村地區,民間的各種醫療行為自有其生存之道,他們特殊的治療方式與用藥,雖然受到醫家的批評,卻符合民眾親切、便利、價廉、速效的需求。

參、日用類書中的疾病概念與用藥

方劑的蒐集整理與方書的出版,一直是傳統醫學中的重要特色,早在漢代劉向(前77─6)、劉歆(前53─後23)父子整理先秦典籍,在有關醫學的書籍中特別分出「經方」一類,所謂「經方」即經驗方,也就是臨證有效的方劑。劉氏記載有十一家,共二百七十四卷,(26)顯示當時已累積豐富資料。此後歷代醫家與文人皆關注於此,唐宋以降印刷術的發展,更有利於醫藥知識的傳播,特別是宋代以政府的力量編輯《太平聖惠方》、《太平惠民和劑局方》等書,對普及醫藥知識有很大的貢獻,並使具有識字能力的人,可以從各種醫藥書籍中尋找現成的藥方,自行調劑服用,元代醫家朱震亨(1281─1358)就說:
和劑局方之為書也,可以據證檢方,即方用藥。不必求醫,不必修製,尋贖見成丸散,病痛便可安痊,仁民之意可謂至矣。自宋迄今,官府守之以為法,醫門傳之以為業,病者恃之以立命,世人習之以成俗。(27)
宋代以後政府較少出版方書,但民間出版的風氣依然不減,醫家的編輯重在完整與專業,而一般民眾就以有效方便的驗方和秘方為主,(28)明初大臣楊士奇(1365─1444)曾記載,有寺廟如朝天宮就刻印外科急救、婦女胎產和兒童瘡疹等民間常用的醫書和方劑,「遠鄉僻地,猝然有急患,不得醫藥,得此亦可少濟也。」(29)
由於現在比較常見的方書,多數是醫家編寫的專業書籍,不易從中了解一般民眾的用藥情況。筆者蒐尋四種民間流通的日用類書,就有關醫藥的內容與醫書相比對,並試著分析其特點。這四種類書是:
《多能鄙事》由劉基(1311—1375)所編,據明嘉靖時范惟一的序文所記,此書為劉基在元末時完成,到嘉靖時代雖已部分佚失,但仍在浙江地區流通,(30)李時珍《本草綱目》也有參考收錄。全書共十二卷,卷六為「百藥類」,雜錯地列舉96種方藥及其主治項目。
《居家必用事類全集》的作者不詳,《四庫全書總目》以其文中稱元朝為「聖朝」,而認為是元代的作品。全書依天干順序分為十集,第「壬集」後半為「治諸病經驗方」,計收有70種方劑,包含婦科6種。
《便民圖纂》的作者也不詳,嘉靖時期在江蘇地區流通,後來在貴州、雲南皆有刻印,可見其流傳廣泛。全書共十六卷,第十二、十三卷為「調攝類」,列出內科、外科、皮膚、急救等各種方劑,僅就內科計算,共計有142種,其中並包含婦科21種、小兒12種。
《萬寶全書》由徐企龍編,明萬曆四十二年刻印的版本卷首說:「坊間《萬寶全書》,不啻充棟,然不一精撰,混雜編章十者有之。」(31)可見這類書籍在當時相當普及。此書在日常用藥部分包含三項主題:1、「諸品藥性」。介紹消痰、補氣、補血、治咳嗽、退火熱、消食、止渴、消浮腫、瘧疾、頭腹心疼痛等共計二十一類的各種藥材。2、「濟生奇方」。指示民眾在治瘧疾、痢疾、傷食、虛弱時,針對各種症狀加減藥物的八種方劑。3、「杏林摘要」。包含春、夏、秋、冬四季「用藥活套」等項目,提示民眾四季保健與治療時症的藥材和方劑。不計單方和藥材,此書只列出20種最常用的方劑。(32)
四種日用類書都使用許多流傳已久的現成方劑,如《萬寶全書》列舉至今仍常使用的五苓散為張仲景所創;十全大補湯、參蘇飲、對金子飲、不換金正氣散等都出自宋代的《和劑局方》。《便民圖纂》又增加了一些宋、元四大家的成方,如李杲(1180─1251)的清暑益氣湯;劉完素(約1132─1200)的地黃飲子;張從正(約1156─1228)的防風通聖散;朱震亨的截瘧丹、獨活湯等。而就其性質與功用看,依張介賓的分類,比較多的方劑是屬於適用廣泛的、調和元氣的方劑,(33)例如清暑益氣湯除了治療暑熱外,還有益脾胃,對腳氣、肢節疼痛等也有效用。特別的是《萬寶全書》收錄的方劑雖少,卻不只敘述每個方劑的組成藥物,還如同醫者辨證一般,提示不同症狀可增加的藥物,如參蘇飲,主治四時感冒、發熱、頭痛。有嗽咳可加五味子、杏仁;鼻衄可加麥門冬、茅根、烏梅;心火盛去木香加黃芩、柴胡;嘔逆吐加砂仁、霍香;脾泄加蓮肉、黃耆、白扁豆。(34)
各書也都收錄了一些民間秘方,其中以《多能鄙事》所收錄的最多,這些秘方多數為單方和使用幾味藥材的簡單方劑,以方便民眾依法調製,據書中所述其功效頗為神奇,例如有一方可「治牙關緊急,心疼欲死者」,用隔年老蔥白三到五根,去根鬚,擂為膏,將蔥膏用小匙送入病人喉中,再以香油四兩灌送,可立即甦醒,一段時間後腹中的蟲病等物會化為黃水排出,「微利(痢)為佳,除根,永不再發。」(35)另有一方「以菉豆炒為細末,入小粉亦炒過,和勻香油」即可,治燙傷有效,甚至連「軍中被砲傷者,用之皆好。」(36)但也不免令人懷疑是否有所誇大。
民間秘方多使用日常唾手可得的材料,例如把田螺搥碎後「用酒煮,食其螺,以酒嚥之」,可以治「黃疸,汗弱皆黃者。」(37)另一方是治「氣虛水腫浮脹」,主要用大蒜加蛤粉製成藥丸,每服十丸若氣不升降,「即以大蒜一頭,每瓣切開,逐瓣入茴香七粒,用濕紙包,煨香熟,嚼爛,白湯送下。」(38)田螺、大蒜是日常中再普遍不過的食材,據李時珍(1518─1593)蒐集明代以前各家流傳的記述,田螺與大蒜能使用在很多疾病上,(39)對鄉里民眾而言,是非常方便好用的藥材。然而,黃疸與水腫在現代和傳統醫學中都不是平常的小病,例如黃疸與肝、膽、脾都有關連,急性黃疸症的死亡率甚高,就算是一般的黃症,治療過程中也要謹慎用藥,若遷延時日轉為他症,則預後不佳,早在漢代醫家張仲景(約150─219)就指出:「黃疸之病,當以十八日為期。治之十日以上瘥,後劇為難治。」(40)民眾若只使用田螺治黃疸,不免有些風險存在。
由於上述諸書對於所列舉的病證並無分類,也幾乎沒有對病因、辨證和治療的分析,不易從中見其輕重取捨。又因為諸書並非醫療專書,所以書中列舉的病證應是一般民眾最常罹患的,因此,除了含義甚廣的風、寒、暑、濕之外,我們可以從中歸納出民眾認為可以自行服藥的疾病,如以下所列:
虛弱、瘧疾、瀉痢、淋證、痔漏、水腫、鼓脹、痰飲、咳嗽、積聚、翻胃、黃疸、出血、頭疼、心腹疼痛、腳氣、癇證。
大體而言,多數人在身體不適時,其實很難確認致病的因素,也不容易細微地感知是那些器官的不適,人們大多只能根據症狀和經驗,套用上述的疾病概念。不論是依靠人體的免疫功能,或採取任何的醫療行為,大體上只要不適的感覺得到控制,醫療活動即可告一段落。
民間日用類書和各種方書,讓具有識字能力的人可以尋找成方自行服藥。雖然許多醫家都不鼓勵民眾自行服藥,因為傳統醫學強調由辨證而決定治法,依治法而組合方劑和藥物,如明初名臣楊士奇(1365─1444),中年後患背疽數年,因此對醫學頗有涉獵,也與醫家多所交往,他曾撰文推崇胡熒編輯《衛生易簡方》一書,稱此書極多良方,但他也提醒一般民眾:「如不識病源,不明藥性,未可輕用。」(41)清代名醫徐大椿(1695─1771)說得更清楚:
 治病者,必先分經絡臟腑之所在,而又知其七情六淫所受何因,然後擇何經何臟對病之藥,本於古聖何方之法,分毫不爽,而後治之,自然一劑而即見效矣。(42)
自行服用成藥也可能沒有療效而延誤病情,例如明末清初的醫家李中梓(1588─1655)曾記載,某一陸姓文人感到兩足麻木,「自服活血之劑,不效。改服攻痰之劑,又不效」,半年之後兩手也麻,才找李中梓診治,李處方五十餘劑後才得到效果。(43)然而,明末文臣朱國禎(1557─1632?)也敘述一個非常有趣的例子,有一俞姓諸生久病,但以家貧而無法就醫,找了簡便的醫書一冊,隨意檢藥服用,卻都未得療效,某日俞生見一蒼蠅飛入,停在書上,俞生泣而禱曰:
蠅者,應也。如有其靈,我展書帙,擇方而投足焉,庶應病且有瘳乎!徐展十數頁,其蠅瞥然投下,乃犀角地黃湯也。服數劑得愈。(44)
此事可信與否並非首要,而在於它鮮活地反映了貧窮民眾生病時的無奈,以及方書確實能提供給民眾一些參考和便利。

肆、三項通俗的醫療觀念

傳統醫學起源甚早,其理論包含人的精神和生命與環境的互動,長久下來人們習以為常地使用醫學的概念,不只是理解自身的健康狀況,還用在個人與群體之間的思考和溝通,例如「風」做為致病的因素之一,因其「善行而數變」的特性,(45)使人們把許多突然發生、容易轉移的病症都稱之為風,如中風、驚風、痛風、風濕等,(46)又以「風土」一詞作為人與環境的互動思考,「風俗」做為人群所表現的集體態度。
筆者在明清文人的作品中,發現以下三項觀念不僅關係到民眾的醫療判斷,也影響到人們的飲食作息,而這些觀念又與近世以來醫學理論的演變關係密切,以下分別簡要敘述:
1、進補
《老子》有「損有餘而補不足」(「德經」七十七章)的說法,《內經》也說:「盛者瀉之,虛者補之」(〈至真要大論〉)。傳衍下來傳統醫學中出現很多以「虛」為名的病證,如氣虛、血虛、陰虛、陽虛、脾虛、腎虛等,「虛者補之」成為非常鮮明的醫療觀念,而且直到現在補品、補藥仍然是中國飲食和醫療文化的特色。
從醫學史看,魏晉以來個別醫家就有慣用寒藥、熱藥、表藥、下藥的情況。唐代名醫孫思邈(約581─682)把道家養生與雜病防治結合,並開始使用較多的補劑,試舉以下三種方劑為例:
琥珀散:「主虛勞百病、除陰痿精清、力不足」、「腰脊痛,四肢重」。服用後「能食、耐寒暑,百病除愈。可御十女不勞損。」
蓯蓉散:「主輕身、益氣、強骨,補髓不足。能使陰氣強盛。」
杜仲散:「益氣補虛。治男子羸瘦短氣、五臟痿損,腰痛不能房室。」(47)
這些主治的病症與效用,與現在仍流傳「補虛」、「補腎」的觀念幾乎是一致的。
宋代以來補藥的使用愈趨普遍,醫家張從正就說「補者人所喜,攻者人所惡。」(48)宋代政府編輯的《和濟局方》也反映了這種情況,大量使用人參、肉桂、附子、肉蓯蓉、鹿茸、鐘乳石等「辛香燥熱之劑」,著名的補劑十全大補湯、人參養榮湯也都出自於此。朱震亨就批評不辨虛實的使用補藥,又未配合以寒藥作為嚮導佐使,「非惟不能中病,抑且正氣先傷。」(49)
重用補藥的情況在明清時代依舊,明中葉文人史鑑(1434─1496)敘述了濫用補劑的情況:
近日補家之禍人也為尤甚,蓋其言近理,其術易行,信之者眾也。又其徒皆高自標榜,詫其術為王道,其藥為仁政。……雖外感風寒,亦必曲引旁據以求合夫內傷之說,率以補中益氣為名,其或泥於公議,不得已則陽為表下之說,而陰以補劑主之。(50 )
例如明代養生家高濂就特別重視補藥,不僅冬季要服用補藥酒,夏季在一般民眾的觀念理應退火,但高濂仍主張「每日宜進溫補平順丸散」(51)。高濂還以他親身的經驗和研究,主張服食龍虎石、秋石、紅鉛等藥物,認為龍虎石大有功效,不論老少男女,五勞七傷、諸虛百損、遺精白濁、喘嗽風癱;婦人崩漏、子宮久冷、不成胎孕;小兒諸疾,「並皆服之,無有不治。」(52)
清代名醫程杏軒,曾在醫案中敘述親身的經驗,有一陳姓子弟,夏天患外感,發熱神昏,口鼻牙根出血,程杏軒以症狀皆屬熱象而斷為陽證,應使用較多的涼性藥物,然而安徽歙縣當地的觀念認為「吃壞熱藥有救,涼藥無救」,家屬見到處方中有涼藥而不敢服用,致使患者病情加劇。(53)
飲食中也特別重視補益,按四季變化有所謂「四季五補」之說:春季宜升補、初夏宜清補、長夏宜淡補、秋季為平補、冬季需溫補。(54)而中國菜中極廣泛的食材,除了一般富含蛋白質的肉類食物是補品外,海參、燕窩、鮑魚、熊膽、鹿茸等珍奇異物是補品;猛獸的鞭可以壯陽補腎;吃肝補肝、吃腦補腦;人參愈像人形者滋補的功效愈好等等。(55)「補」不只是醫療行為,更已形成一種文化,影響到人們的心理與態度。(56)
2、降火
與「補虛」相對,民間另一個醫療觀念是「降火」,通俗的看法是出現口乾口臭、煩躁易怒、四肢酸痛、失眠、面紅、便秘、嘴破等症狀,就說是「火熱」、「火氣大」、「肝火旺」所造成,需要服用一些清熱降火的藥物。像這樣把多種身體不適歸因於「火」的觀念,其實是伴隨著宋、元以來河間學派的發展而進行的。
金代醫家劉完素(河間人,約1132─1200)認為「火熱」是最重要的病因,認為傷寒臨證多與火熱有關,而六氣中是以暑火居其二,同時風、濕、燥、寒在病程中都能化火生熱,所以強調六氣皆從火化。治療原則以「降心火、益腎水」為原則,《金史》就記載他「好用涼藥」(57)。私淑他的醫家張從正也稱讚他不遵從張仲景桂枝、麻黃等用藥原則,自創涼膈散、雙解散、防風通聖散等寒涼藥劑。受他影響的除了他的弟子之外,尤以同時的張從正和元代的名醫朱震亨為最重要,朱氏從他的學說中推展出「陽常有餘,陰常不足」的理論,以「滋陰降火」為治療的準則。再加上他理學儒生的背景,使他的學說大受歡迎。劉、朱二人之學,不只歷金、元至明、清而不衰,猶對其他醫家理論具有啟發的作用。(58)
明末醫家李中梓曾感慨「世人之病,十有九虛;醫師之藥,百無一補。」(59)他記載安徽一位吳姓病患,傷寒、煩躁面赤、神志昏亂、手揚足蹈,需五人壓制才可切脈,李中梓診斷為陰證,處方用理中湯加附子、人參。家屬懷疑不敢用,因為之前的幾位醫師診斷為火熱證,處方多是瀉下、和解之類的藥劑,如大承氣湯、小柴胡湯或竹葉、石膏之類。李中梓堅定地表示:「溫劑猶生,涼劑立斃。」家屬徬徨無奈,只好占卜決定,結果為吉,服用以後果然見效。(60)清代晚期地方大員梁章鉅(1775─1849)也曾記載時人動輒表示自己有火證,不宜服用熱藥,梁氏對此大表不滿,但確實影響到醫者的診治,他說:
所延之醫半皆趨承附和,不言上焦有火,即云中下積熱。有略啟扶陽之論者,不覺彼此搖頭,左右顧盼,不待書方,而已有不服之意矣。(61)
我們還可以再從小說中見到降火觀念的普及,如《金瓶梅》中的任醫官為李瓶兒產後不思飲食、全身多處疼痛診視,說她:「血少肝經旺,心境不清,火在三焦,須要降火滋榮」,「火降了,這胸膈自然寬泰;血足了,腰脅自然不作疼了。」不只是李瓶兒,西門慶因多服陽藥,縱欲脫精、暈眩、無法小便,任醫官的診斷也是「虛火上炎,腎水下竭,不能既濟。」(62)更有趣的是馮夢龍敘述:有一吳姓官宦子弟與賀姓小姐私訂終身,賀小姐把吳生藏在全家乘坐的船上,因吳生食量甚大,賀女為了充分供應,只好騙父母說是自已餓得荒,其父母見她愈吃愈多,以為她得了怪病,接連著請醫者診視,其中一位說賀女是「寒熱交攻,虛火上延」,其母在屏風後面聽到,教人傳話說小姐身子並不發熱。醫者道:「這乃內熱外寒,骨蒸之症,故不覺得。」處方是「以滋陰降火、養血補元的丸藥」慢慢調理。(63)
3、以毒攻毒
「以毒攻毒」的意義,就廣義而言就是以藥治病,因為古代把治病的藥物統稱為「毒藥」,如《周禮》謂醫師「聚毒藥以供醫事」(〈天官冢宰下〉),《素問》也說:「其病生於內,其治宜毒藥。」(〈異法方宜論〉),明代醫家張介賓解釋說:
毒藥者,總括藥餌而言。凡能除病者,皆可稱為毒藥。(64)
至於狹義來說則是以毒藥治毒症,其義涵在漢代已出現,如鄭玄(127─200)注《周禮》「凡療瘍,以五毒攻之。」(〈瘍醫〉)謂:
今醫方有五毒之藥,作之,合黃堥,置石膽、丹砂、雄黃、礜石、慈石其中。燒之三日三夜,其煙上著,以雞羽掃取之。以注瘡,惡肉破,骨則盡出。(65)
而《神農本草經》的分類也顯示這一概念,謂下品藥「多毒,不可久服」,南北朝的醫家陶弘景(456─536)解釋說:
下品藥性,專主攻擊,毒烈之氣,傾損中和,不可常服,疾愈即止。(66)
雖然義涵出現很早,但是經查閱後發現,「以毒攻毒」一詞在十三經、二十四史及早期醫家張機、孫思邈的著作和宋代的各種方書中皆未見使用,(67)明代以後則開始較多地使用,元末明初的文人陶宗儀曾記述:
骨咄犀,蛇角也。其性至毒,而能解毒。蓋以毒攻毒也。(68)
這段記錄在李時珍的《本草綱目》中則稍加修正,(69)但把以毒攻毒的說法擴大使用在斑蝥、露蜂房、草烏頭等有毒藥材上,如說草烏頭為至毒之藥,「止能搜風勝濕,開頑痰,治頑瘡,以毒攻毒而已。」又舉湖北蘄州郝姓知府為例,說郝自負知醫,因病風癬,而自行服用過多的草烏頭、木鱉子,「甫入腹而麻痹,遂至不救,可不慎乎!」(70)
從文獻上看,民間使用以毒攻毒為治療原則,大致以二類疾病居多,一類是化膿的癰疽類感染性疾病,這類疾病中最嚴重的是痲瘋病之類的「癩」和「癘瘍」,如馮夢龍(1574─1646)在小說中敘述陳多壽得了「癩」病,欲喝砒礵毒酒自盡,卻正合了以毒攻毒的說法,「皮膚內迸出了許多惡血,毒氣洩盡,連癩瘡漸漸好了。」(71)另一類疾病是為天花的「痘疹」,明清多位醫家都記載當時醫者流行使用此法,清代徐大椿尤明白指出:
謬說流傳,起於明季,至今尤甚。惟以寒藥數品,按日定方,不效,則繼以毒藥,如此而已。(72)
與李時珍一樣,有些醫家對以毒攻毒的治法極為保留,孫一奎說治痘疹應以表裡疏通為原則,若是以毒攻毒,「不啻火熾添油,則脾胃沖和若燎毛矣。」(73)張介賓認為治療癘瘍和痘疹都應以脾胃為主,使中氣堅固才能收效,他直言:
若不察根本強弱,而但知攻毒清火,則無不傷脾。多致飲食日減,營氣日削,膿血不化,毒日以陷,而痘變百出矣。(74)
徐大椿也嚴厲批評這種治法「為禍尤烈」,但是他也點出病人家屬對此卻沒有非議,反而以醫者「能知死期,故死而不怨。」(75)大概是天花的死亡率極高,人們只能無奈地接受醫者的治法。

伍、結論

明清時代的許多民眾,大都依賴背景複雜的民間醫者為他們診療處方,這些醫者有江湖術士、乞丐、女醫和巡迴各地的走方醫,他們的地位不高,還遭到醫家與文人的批評,除了誇大不實、藉機斂財之外,又因為走方醫者為求速效,採取嘔吐、瀉下等比較強烈的治法,常使用較多的礦石與動物類藥物,這些藥物若使用不當,則易引發中毒的副作用,甚至造成反效果。雖然如此,在缺乏醫療資源的情況下,民間醫者提供便利又親切的服務,而且用藥既便宜又能快速發生作用,實能符合民眾的經濟條件與需求。
除了醫者的處方外,由於中國素有出版方書的傳統,使具有基本識字能力的民眾,還可以從民間日用類書中獲得處方,這些處方有的極為簡單,幾乎是生活中唾手可得的食材;大部分則是由古代傳衍下來的成方,其功用則是以適用廣泛的、調和元氣的方劑為多數。與專業醫書相比,日用類書主要挑選一般民眾最常罹患的病證,也是一般民眾認為可以自行服藥的疾病,隨著時間的累積,這些病證形成了人們的疾病概念,並流傳至今。
疾病與醫療行為,本來就與社會文化與集體心態互動密切,明清時代一些通俗的醫療觀念如進補、降火、以毒攻毒等,與宋代以來的醫學理論與派別關係密切,不僅影響到醫者的醫療診斷和病患的藥物選擇,甚至還影響到民眾對自我健康情況的判斷與飲食作息,值得再進一步的探索。

註釋:

1例如清人汪森曾記載:「南中吏卒小民,不問病源,但頭痛體不佳,便謂之草子。不服藥,使人以小錐刺唇及舌尖出血,謂之挑草子。」《粵西從載》,轉引自陶御風等,《歷代筆記醫事別錄》(天津:天津科學技術出版社,1988)頁215。
2一般大眾的醫療行為頗為多元,它們常是世代相傳,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大體可分為「超自然的」與「經驗的」兩類。前者在明清地方志書記載很多,例如扶乩、求藥籤、符水、收驚,或是像福建地區扛著神明到鄰人家中「討藥」等等,因為涉及的因素很多,且筆者的資料亦不完整,故無法在本文中討論,可參見張珣,《疾病與文化》(台北:稻鄉出版社,民83);吉元昭治,《臺灣寺廟藥籤研究》(台北,武陵出版社,1990)。
3吳敬梓,《儒林外史》(台北:喜美出版社,1981),第31回,頁216。
4參閱薛公忱,《儒佛道與中醫藥學》(北京:中國書店,2002)。
5俞樾,《耳郵》(台北:新興書局,《筆記小說大觀》),卷4,頁13上─13下。
6馮夢龍,《醒世恒言》(台北:三民書局,1991),卷14,頁242。又,《金瓶梅》中的劉婆子也是這類人物,如李瓶兒的嬰兒發燒、夜間哭鬧、不吃奶,找劉婆子來看,說是「驚氣入肚」、「撞見五道將軍」,要跳神收驚,並拿朱砂丸藥給嬰兒服用。笑笑生,《金瓶梅》(台北:三民書局,1991),第48回,頁418。
7破額山人,《夜航船》(台北:新興書局,《筆記小說大觀》),卷8,頁5下。
8李東陽,《懷麓堂集》(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文淵閣四庫全書》),卷38,〈記女醫〉,頁3上─3下。
9《金瓶梅》,61回,頁569。
10劉鶚,《老殘遊記初編》(台北:三民書局,1986),第3回,頁30。
11有關方劑的分類,李時珍(1518─1593)引北齊醫家徐之才(492─572)分為十類:宣劑、通劑、補劑、洩劑、輕劑、重劑、澀劑、滑劑、燥劑、濕劑。李時珍撰、甘偉松增訂,《新校增訂本草綱目》(台北:宏業書局,1975),卷1,頁43。張介賓(1563─1640)分為八類:補、和、攻、散、寒、熱、固、因。《景岳全書》(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文淵閣四庫全書》),卷50,〈新方八略引〉。
12趙學敏,《串雅內編》,收伊廣謙編,《中醫方劑名著集成》(北京:華夏出版社,1998),頁810。
13許增,〈串雅內編緒論〉,收《中醫方劑名著集成》,頁783。
14趙學敏,《串雅內編》,收《中醫方劑名著集成》,頁789。
15朱砂含硫化汞,遇高溫會分解出汞。李時珍對朱砂已有清楚的認識,他引何孟春語:「入火則熱而有毒,能殺人。」又舉多個服食朱砂生疽而死的病例,謂「皆可為服丹之戒」。《新校增訂本草綱目》《本草綱目》,卷9,頁53─54。張介賓也說:「其體重性急,善走善降,變化莫測,用治有餘,乃其所長,用補不足,及長生久視之說,則皆謬妄不可信也。」《景岳全書》,卷49,頁42上。
16如治驚風抽搐的「中分散」,要使用螳螂、蜥蜴、赤足蜈蚣各一隻,中分以後再研末。趙學敏,《串雅內編》,收《中醫方劑名著集成》,頁796。
17趙學敏,〈串雅內編序〉,收《中醫方劑名著集成》頁781。
18許增,〈串雅內編緒論〉,收《中醫方劑名著集成》,頁783。
19西周生,《醒世姻緣》(台北:聯經出版公司,1986),第8回,頁108。
20程杏軒:《程杏軒醫案初集》(台北,牛頓出版公司,《中國醫學大成》),頁17。
21民國時期編印的河北《陽原縣志》就記述:「本縣向無西醫,中醫亦不能遍村皆有。……富者得病,率皆延醫診治,貧者往往聽其自痊自死。……近年赤貧者,往往衣食皆無,更難求醫療疾矣。」河北《陽原縣志》(民24年鉛印本)。轉引自丁世良編,《中國地方志民俗資料匯編(華北卷)》(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89),頁189。
22《景岳全書》,卷22,頁18上。
23醫史學者范行准認為「癰」為急性膿瘍,「疽」為慢性膿瘍,「瘭疽」為嚴重的急性化膿性腫瘍,古人已認識此類疾病致死率極高。見《中國病史新義》(北京:中醫古籍出版社,1989),頁378─382。
24《串雅內編》,收《中醫方劑名著集成》,頁800。
25《串雅內編》,收《中醫方劑名著集成》,頁805。
26班固,《漢書》(台北:鼎文書局,1978),卷30,〈藝文志〉。並可參考李零,《中國方術考》(北京:東方出版社,2001),頁22─23。
27朱震亨,《局方發揮》(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文淵閣四庫全書》),頁1。又,宋代錢開禮也稱讚許叔微編撰《普濟本事方》:「業醫者得其方而玩索之,識見於是而益開,舉業於是而益粹。即不知醫者,身處乎僻壞窮鄉,求良醫不足者,於是書而珍惜之,開卷亦可檢方,斟酌即能自藥。」錢開禮,〈類證普濟本事方序〉,收伊廣謙主編,《中醫方劑名著集成》,頁80。
28流傳驗方和秘方的作法至今猶存,除了一般常見的口傳外,筆者還見到有方書的作者謂其秘方係以通靈方式獲得,如楊明純,《華陀果菜秘方》,台中:聖德雜誌社,1986。也有作者謂其曾往「地府一行,所幸被放返陽間再生」,自此收集各種驗方,如吳庚堯,《家庭自醫秘方鈔本》,台南:作者自行出版,1998。
29楊士奇,《東里集.續集》(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文淵閣四庫全書》),卷20,頁4下。
30范惟一,〈多能鄙事序〉,收在劉基,《多能鄙事》(濟南:齊魯書社,《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頁首。
31筆者所據《萬寶全書》的全稱是《新刻搜羅五車合併萬寶全書》(中研院近史所藏萬曆四十二年存仁堂刻本),卷首又曰:「本堂特請名士校讎,事物度數,一仿古典,啟牘書札,別換新藻。端寫繡梓,點畫不差。」類似今日的廣告詞,頗為有趣。
32此書另有「春閨要妙」部分,內容為41首春藥方劑,介紹所用藥材與製作方法,並不在本文討論的範疇內。
33即屬於張介賓區分的「和略」,張曰:「和方之制,和其不和者也。」「其於補瀉溫涼之用,無所不及,務在調平元氣,不失中和之為貴也。」《景岳全書》,卷50,頁3下。
34《萬寶全書》,卷13,頁2─3。
35《便民圖纂》(濟南:齊魯書社,《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卷12,頁11。
36劉基,《多能鄙事》,卷6,頁507。
37劉基,《多能鄙事》,卷6,頁507。
38劉基,《多能鄙事》,卷6,頁512。
39田螺能「利濕熱,治黃疸。搗爛貼臍,引熱下行,止噤口痢,下水氣淋閉。取水,搽痔瘡狐臭。燒研,治瘰癃癬瘡。」又引《壽域神方》謂田螺能治「酒疸諸疸」,方法與《多能鄙事》的敘述相近。見《新校增訂本草綱目》,卷46,頁43。大蒜主治甚多,如散癰腫、除風邪、下氣、消穀、宣通溫補、健脾胃、治腎氣、解瘟疫、療勞瘧等。但李時珍也強調:「其辛能散氣,熱能助火,傷肺損目,昏神伐性之害,荏苒受之而不悟也。」卷26,頁55─56。
40徐彬,《金匱要略論註》(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文淵閣四庫全書》),卷15,頁8下。
41楊士奇,《東里集.續集》,卷20,頁6下。
42徐大椿,《徐靈胎先生醫書全集》(台北:五洲出版社,1998),卷1,〈醫學源流論〉,頁58。
43李中梓:《醫宗必讀》(北京,中醫古籍出版社,《中華醫書集成》),卷10,頁202。
44朱國禎,《湧幢小品》(台北:新興書局,《筆記小說大觀》),卷25,頁3。
45《內經》「素問.風論」。又說:「諸風掉眩,皆屬於肝。」「諸暴強直,皆屬於風。」「至真要大論」
46范行准謂《內經》說的風病,大部分屬於神經系統疾病。漢代以後風病的範圍益趨擴大,如唐代元希聲集張文仲《風病方》,則多混入他病,把風擴大到一百二十種。《中國病史新義》,頁161。
47孫思邈,《備急千金要方》(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文淵閣四庫全書》),卷62,〈膀胱腑方.雜補第七〉。《千金翼方》中猶獨闢「補益」一卷,論虛損及大補養等。並可參考馬伯英,《中國醫學文化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頁342。
48張從正,《儒門事親》(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文淵閣四庫全書》),卷2,頁10上。
49朱震亨,《局方發揮》,頁24上。
50史鑑,《西村集》(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文淵閣四庫全書》),卷5,頁57下。
51高濂,《雅尚齋遵生八牋》(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卷4,頁117。
52高濂,《雅尚齋遵生八牋》,卷17,頁501。
53程杏軒:《程杏軒醫案初集》,頁35。
54孟仲法等,《中華現代藥膳食療手冊》(上海:科學普及出版社,2003),頁135。
55廣泛認識中國飲食與文化的美國人類學者安德森(E. N. Anderson),就認為中國的「補」是一種體系,一種「產生於經驗主義事實與心理構造之相互作用」的體系。E. N. Anderson著.劉東譯,《中國食物》(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3),頁188。
56例如「腎虛」是醫療概念,但民間卻把它與性相關的行為和態度連繫在一起,包括手淫、行房的頻率、滿意程度與年齡等都有相關,構成複雜的「腎虧」心理與焦慮,如同五花八門的壯陽食物、藥物一樣,是中國的特殊文化。參見A. Kleinman著.張珣譯,〈文化建構病痛經驗與行為:中國文化內的情感與症狀〉,刊《思與言》(第37卷第1期,1999年3月),頁241─254。廖育群,《醫者意也──認識中國傳統醫學》(台北:東大圖書公司,2003),頁10─15。
57脫脫,《金史》(台北:鼎文書局,《新校本》),卷131,頁2811。
58醫史學者多以河間學派對明末出現的溫病學派具有啟發之功。參見范行准,《中國醫學史略》(北京:中醫古籍出版社,1986),頁198─201;裘沛然主編,《中醫各家學說》(台北:知音出版社,2000),頁396─399。
59李中梓:《醫宗必讀》,卷1,頁3。
60李中梓:《醫宗必讀》,卷5,頁99。
61梁章鉅,《退庵隨筆》,卷12。轉引自《歷代筆記醫事別錄》,頁206。
62笑笑生,《金瓶梅》,第54回,頁489;第79回,頁815。
63馮夢龍,《醒世恒言》,第28卷,頁567。
64張介賓,《類經》(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文淵閣四庫全書》),卷12,頁21上。
65李學勤編,《周禮注疏》(北京,北京大學,《十三經注疏標點本》),頁115。
66引自李時珍撰、甘偉松增訂,《新校增訂本草綱目》,卷1,頁29。
67筆者使用中央研究院「漢籍電子文獻資料庫」檢索「以毒攻毒」一詞。
68陶宗儀,《南村輟耕錄》(北京,中華書局,元明筆記史料),卷19,頁360。
69陶宗儀記蛇角應為《唐書》中的古都國所產,但李時珍則據《大明會典》等資料辨別出自哈密衛,並簡介其特徵。見《新校增訂本草綱目》,卷43,頁82。
70李時珍撰、甘偉松增訂,《新校增訂本草綱目》,卷17,頁47─48。
71馮夢龍,《醒世恒言》,卷9,頁178。
72徐大椿,《徐靈胎先生醫書全集》,卷1,〈醫學源流論〉,頁119。
73孫一奎,《赤水玄珠》(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文淵閣四庫全書》),卷27上,頁6上。
74張介賓,《景岳全書》,卷45,頁42上。
75徐大椿,《徐靈胎先生醫書全集》,卷1,〈醫學源流論〉,頁119。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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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王肯堂,《證治准繩》,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2003。
明.李時珍撰、甘偉松增訂,《新校增訂本草綱目》,台北:宏業書局,1975。
明.張介賓,《景岳全書》,《文淵閣四庫全書》,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3。
明.張介賓,《類經》,《文淵閣四庫全書》,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3。
明.孫一奎著.韓學杰編,《孫一奎醫學全書》,《明清名醫全書大成》,北京:中國中醫藥出版社,1999。
明.徐春甫,《古今醫統大全》,「景印明葛宋禮刊本」,台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78。
清.李中梓,《醫宗必讀》,《中華醫書集成》,北京:中醫古籍出版社,1998。
清.徐大椿,《徐靈胎先生醫書全集》,台北:五洲出版社,1998。
清.程杏軒:《程杏軒醫案初集》,《中國醫學大成》,台北:牛頓出版公司,1990。
清.趙學敏,《串雅內編》,收伊廣謙編,《中醫方劑名著集成》,北京:華夏出版社,1998。
三、時人論著
1、專書
E. N. Anderson著.劉東譯,《中國食物》,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3。
王爾敏,《明清社會文化生態》,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97。
吉元昭治,《臺灣寺廟藥籤研究》,台北:武陵出版社,1990。
李良松等,《中國傳統文化與醫學》,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1990。
李建民,《方術醫學歷史》,台北:南天出版社,2000。
李建民,《生命史學──從醫療看中國歷史》,台北:三民書局,2005。
李經緯、林昭庚主編,《中國醫學通史》(古代卷),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2000年。
李零,《中國方術考》,北京:東方出版社,2001。
杜正勝,《從眉壽到長生》,台北:三民書局,2005。
沈宗桂,《中醫藥物與治療》,台北:五洲出版社,1983。
孟仲法等,《中華現代藥膳食療手冊》,上海:科學普及出版社,2003。
范行准,《中國醫學史略》,北京:中醫古籍出版社,1986。
范行准,《中國病史新義》,北京:中醫古籍出版社,1989。
范家偉,《六朝隋唐醫學之傳承與整合》,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4。
馬伯英,《中國醫學文化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
張珣,《疾病與文化》,台北:稻鄉出版社,1994。
陳勝崑,《醫學、心理與民俗》,台北:健康世界出版社,1982。
焦萬田,《中藥不良反應與治療》,北京:人民軍醫出版社,1996。
裘沛然編,《中醫各家學說》,台北:知音出版社,2000。
廖育群,《醫者意也──認識中國傳統醫學》,台北:東大圖書公司,2003。
熊秉真,《安恙:近世中國兒童的疾病與健康》,台北:聯經出版公司,1999。
甄志亞編,《中國醫學史》,台北:知音出版社,2000。
鄭曼青編著,《中華醫藥學史》,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2。
薛公忱,《儒佛道與中醫藥學》,北京:中國書店,2002。
2、論文
A. Kleinman著.張珣譯,〈文化建構病痛經驗與行為:中國文化內的情感與症狀〉,《思與言》,第37卷第1期(1999)。
孟繁洁、于虹,〈蟲類藥應用源流談〉,《中華醫史雜誌》,第28卷第4期(1998)。
邱仲麟,〈人藥與血氣──「割股」療親現象中的醫療觀念〉,《新史學》,第10卷第4期(1999)。
邱仲麟,〈明代北京的瘟疫與帝國醫療體系的應變〉,《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75卷第2期(2004)。
金仕起,〈古代醫者的角色──兼論其身份與地位〉,《新史學》,第6卷第1期(1995)。
張嘉鳳,〈生化之源與立命之門──金元明醫學中的「命門」試探〉,《新史學》,第9卷第3期(1998)。
梁其姿,〈宋元明的地方醫療資源初探〉,《中國社會歷史評論》,第3卷,北京:商務印書館,2001年。
梁其姿著.蔣竹山譯,〈明代社會中的醫藥〉,《法國漢學》,第7輯,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02。
蔣竹山,〈明清華南地區有關麻風病的民間療法〉,《大陸雜誌》,第90卷第4期(1995)。
3、英文論著
Unschuld, Paul. Medicine in China- A History of Pharmaceutic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6
Leung, Angela Ki Che. “Organizd medicine in Ming-Qing China,” Late Imperial China 8.1(1987): 134-166
Leung, Angela Ki Che, “Medical learning from the Song to the Ming,” Paul Jakov Smith and Richard von Glahn ed. The Song-Yuan-Ming transition in Chinese history ,Cambridge and Lond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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