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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gust 1, 2017
王陽明「必為聖人之志」說析論
王崇峻 在 YLib Blog 發表於 20:44:12

王陽明「必為聖人之志」說析論
王崇峻著

原載於《孔孟月刊》,第三十五卷第三期,民國八十五年十一月,頁35─39

一、前言

王陽明(一四七二~─五二九)的學說,是宋代以後的理學家,在面對佛學影響而歸向先秦儒學運動中的高峰。理學的最深切層面,正是源自於孟子的「人皆可以為堯舜」,也就是對「成聖」的肯定。但是人要如何才能夠成為聖人,理學的兩位代表學者──朱熹、王陽明──卻有著本質上完全不同的看法,當程、朱一系的學說成為元、明兩代的正統之學後,學子們為了科舉仕途,而陷於訓詁辭章的束縛,因此王陽明學說的出現,確實具有「撥雲霧見白日」使人「心目俱醒」(顧憲成語)的效果,並也重新喚起人們對「成聖」的信念,但陽明對成聖的精要分析與指示,卻仍然不一定使學者能更深入地掌握。換言之,人們在道德自主判斷與實踐的過程中,有著許多人生難以克服的障礙,面對此一困境,陽明最根本的指示是「立志」。本文即從陽明對學生的訓勉中,試著闡述「成聖」問題的重要關鍵。

二、成聖的方法及其阻礙

陽明對於「成聖」的肯定,最清楚地闡述是在《傳習錄》,卷中,對蔡希淵問「聖人可學而至」的答覆,一般稱之為「成色分兩說」(1)。在這篇文字裡,陽明堅定地認為「成聖」並非口號,而是絕對可行的,因為一個人是否成為聖人,與他的身家背景、社會地位、職業、教育程度都無關,人要成為聖人,不需要像堯、舜一樣創造帝王的績業,也不需要如孔子成為萬世師表。雖然人的才力不同,但只要「其心純乎天理」,不管他是什麼身分,都無愧地可謂之聖人,猶如一兩與萬鎰的黃金,雖然分兩不同,但同樣都是足色之精金。「其天純乎天理」,正是陽明針對孟子以來「如何成聖」的問題,提供了實踐的基礎,使學者有親切明白的入手之道。
「存天理,去人欲」是宋明理學的共同目標,但是在不同學派的具體實踐方法上則各有不同主張。陽明所指示的方法,也隨著他思想體系的形成而有不同的重點,早期他在貴州龍場體悟「心即理」,並倡論「知行合一」之論,而後在江西平亂時教導學生「省察克治」,又對《大學》裡的「格物」有所鋪陳,並由此而確立其理論基礎,晚期在面對佞臣等多方攻詰的環境中,他專以「致良知」指點學生,而「致良知」也正是他據以建立思想體系與如何成聖的宗旨。
對於這一套理論,陽明有著極高度的自信,他說致良知是聖學的「正眼法藏」(2),更是個「千古聖傳之秘」(3)。他認為:「良知只是個是非之心。是非只是個好惡,只好惡就盡了是非,只是非就盡了萬事萬變。」(4)所以人只要「實實落落依著它做去,善便存、惡便去,何等穩當快樂!」(5)但他的一些弟子們在親身實踐體驗後,卻不見得有上述反應,他們有些人對陽明說的「心即理」不易理解,並以朱熹「一草一木,亦皆有理,不可不察」的指示,來與陽明質辯,認為只求於一己之心,不見得能盡解天下事理(6)。有弟子認為依「良知」而行,仍然是「善難培,惡難去」(7)。也有些人認為陽明說心體的「中和」、「寂然不動」、「廓然大公」,實在難於體會掌握(8)。更有人認為人的良知本就包含聲色貨利,要克治私欲並非易事(9)。可見得弟子們並不認為陽明學說真的是簡易穩當,換言之,有些學生仍然懷疑,或是難以深入陽明所指示為學成聖的方法。
原因當然是非常複雜的,因為從道德實踐的過程來看,人生所面對的情境是極為複雜的,種種關節、種種困扼,引起人們許多的低迴與掙扎,有些人甚至是懸崖棄手,陷泥難拔。陽明當然深知成聖過程中的種種迷障,需要不斷地克服超越,所以他深入剖析私欲、情緒與天理的關係,希望給予後人更多的啟發與堅定的信念。
陽明坦率地指出,好色、好利、好名等項是人們明顯可感受到的欲望,這些欲望將蒙蔽「全體瑩徹,略無纖塵染著」的心體,所以非得要「掃除蕩滌,無復纖毫留滯」,然後此心全體廓然,純是天理(10),這也是成聖的最基本要求。而對於人人所皆有的情緒反應,陽明認為人的喜、怒、哀、懼、愛、惡、欲等七種情緒,如果能依良知發用,則純粹是生命現象的自然展現,並無善與惡的判斷分別。但是常人的情緒發用,常常出現反應過激的問題,這種情緒上的劇烈反應,其實就已反映出個人的私意。我們假設某人有著過喜、過怒的情緒反應,在不斷地追縱探討其情緒形成的原因下,可以發現,必有某些關係到個人的主觀成見、或是好惡的因素存在,陽明稱這些主觀的因素為「私意」,而私意的多寡與輕重,也正是各人成聖能力的差別,同時陽明也指出「私意」與「私欲」往往只是一念之轉,所以在道德實踐的努力過程中,人們更要注意把情緒調節適中,即是必須不斷地深入反省自己的成見與好惡,使之提昇到意識地層面,而不致產生非理性的反應(11)。
另一方面,儒家說的「聖學」,本就蘊涵著明顯的經世特性,所以成聖的功夫絕不是離群索居,喜靜厭動,如此反而容易流於槁木死灰之無用,所以陽明一再地告訴學生,要在「人情事變上做功夫」、要「事上磨鍊做功夫乃有益」,但是當人們面對複雜的人情交際應對時,毀譽、榮辱、進退等種種得失意念,又會成為牽跘道德判斷與實踐的迷障,陽明一樣把這些意念稱之為「私」,他告誡學生,這些「私」當然只有自己知道,所以須「精細省察克治,惟恐此心有一毫偏倚」(12),而所謂處事之未善者,「正是牽於毀譽得喪,自賊其良知者也」(13)。

三、克服成聖阻礙的關鍵──「立志」

雖然陽明對人性有著以上真切深入的分析,但面對弟子持續堅持奮鬥的毅力有時而窮,陽明仍然有著些許無奈,甚至是不滿,這也是道德實踐過程中最為關鍵性的問題,讓我們先看一段陽明與眾弟子精彩地對話:
何廷仁、黃宏綱、李珙、王畿、錢德洪等人侍坐。
陽明顧而言曰:「汝輩學問不得長進,只是未立志。」
李珙聽說後,立即起身對答:「珙亦願立志。」
陽明說:「難說不立,未是必為聖人之志耳!」
李珙說:「願立必為聖人之志。」
陽明坦率地說:「你真有聖人之志,良知上更無不盡。良知上留得些子別念掛帶,便非必為聖人之志矣。」(14)
據錢德洪事後表示,初聽到陽明說他們未立志時,心中稍感不服,但聽到陽明解釋「聖人之志」後,則不知不覺中心裡警悚,甚而慚愧至泠汗滲出,可見「立志」正是成聖過程中最重要的關鍵。《傳習錄》中還記載一段薛侃與陽明討論「理」與「欲」的問題:
薛侃曾詢問陽明謂:「心之本體,即是天理。體認天理,只要自心地無私見。」
陽明贊許說:「如此則只須克去私意便是,又愁甚理欲不明?」
薛侃答:「正恐這些私意認不得真?」
陽明認真直截地說:「總是志未切。志切,目視耳聽皆在此,安有認不真的道理?」(15)
陽明清楚地知道,他從百死千難中建立的致良知學說,非經過一番徹骨鍛鍊才能有得,但以講學與救世之責急切,「不得已與人一口說盡,但恐學者得之容易,把作一種光景玩弄,不實落用功」(16),所以他深刻地告誡:
諸公在此,務要立個必為聖人之心。時時刻刻是一棒一條痕,一摑一掌血,方能聽吾說話,句句得力。若茫茫蕩蕩度日,譬如一塊死肉,打也不知得痛癢,恐終不濟事,回家只尋得舊時技倆而已,豈不惜哉!(17)
陽明平日與學生相處極為平易和善,但上文卻可感受其發論之警醒與態度之嚴肅,因為陽明知道,惟有「立志」方能產生道德實踐的內在驅策力,若僅倚恃外在力量,終非長久之道,所以陽明強調:
人若真實切己用功不已,則於此心天理之精微,日見一日;私欲之細微,亦日見一日。若不用克己工夫,終日只是說話而已,天理終不自見,私欲亦終不自見(18)。
在給胞弟守文的信中,陽明強調「立志」要如同「貓捕鼠,雞覆卵」一般,一切精神心思,都凝聚融結,這種精神意志,才真正是道德實踐是否真切的最重要之關鍵。從另一角度說,陽明主張的「知行合一」,正著眼於良知所能夠湧現出一種不容自己的巨大實踐力量,這一內在動力能勀除人基於氣質之性的種種先天限制,達到道德實踐的最高境界(19)。
我們知道,陽明非常重視「狂者」精神,而他自己的行事作為也相當地不凡,如他在十二歲時反對私塾老師說「讀書登第是第一等事」,認為「讀書學聖賢」才是天下第一等事。十五歲時他學習騎射,便奮然有經略四方之志,乃至遭到父親斥責為「狂」。十七歲時成婚,在合巹當日,他竟然與一位道士相對坐忘,直到被岳父尋歸。晚年,陽明建立致良知說,他更以此反駁宋儒的主張,他明白自信地宣示致良知才是聖學的「一點骨血」。以上種種,充分地展現出陽明的「狂者」精神。晚年他與學生討論「狂者」與「鄉愿」的分辨,他說:
鄉愿以忠信廉潔,見取於君子;以同流合汙,無忤於小人,故非之。……其心已破壞矣,故不可與入堯舜之道。狂者志存古人,一切紛囂俗染舉不足以累其心,真有鳳凰翔于千仞之意,一克念即聖人矣。(20)
可見「志向」正是他分別二者的主要依據,狂者是志存古人,而鄉愿則依違二者,心術壞極。當然,陽明也清楚狂者必須克己修身,否則仍會走向對社會和人生之否定的另一極端,所以他強調「一克念即聖人」,正是在功夫上由狂入聖的關鍵。
陽明的一生,多彩多姿,也歷盡險阻,幾不得身免,但他依舊能「險夷原不滯胸中,何異浮雲過太空」(21),這種不凡的修為,據陽明自己體會,乃是源自於良知的無滯無偏,因為天地萬物本都包屬於良知的發用流行,良知如太虛一般,因無而生萬有,所以能達致心體的「廓然大公」、「物來順應」與「無入而不自得」(22)。陽明以他豐富的人生歷鍊,殷切地曉喻學生,「立志」正是要:
常常懷個「遁世無悶,不見是而無思」之心,依此良知,忍耐做去,不管人非笑、不管人毀謗、不管人榮辱。任他功夫有進有退,我只是這致良知的主宰不息。久久自然有得力處,一切外事,亦自能不動。(23)
人惟有在現實生命中不為名利、不計毀譽,人的心靈自能擺脫束縛,使人清靜自在,獲得真正的自由,這一切的基礎確是建立在心之本體的無偏無滯。並由此湧現出的力量,能發揮個人的最大潛能,使人能更真切地實踐社會、道德義務,也惟有如此,「致良知」才不會成為光景空論,成聖也才真真有個落實處(24)。

四、結語

我們知道,明代在正德時期以後是一個衰亂的時代,武宗寵信宦官、倖佞,世宗即位之初,因嗣統之爭而引起朝野喧騰,士習僵錮、吏治敗壞,宗室不臣而民變屢生,陽明的一生正經歷目睹了這一段由治轉亂的過程,他深刻地感嘆:「王道熄而霸術昌」,「聖人之學日遠日晦,而功利之習愈趨愈下」(25),在此背景下,陽明主張立志成聖,就不僅只是學術領域中的論同爭異,他更是把成聖做為人之所以為人、人之所以異於禽獸的終極價值信念,人惟有朝此目標不斷努力,才能體現人的價值與尊嚴,否則:
若違了天理,便與禽獸無異,便偷生在世上百千年,也不過做了千百年的禽獸。(26)
基於這樣的信念,陽明不顧毀譽,無論在軍旅生涯,或是歸隱在鄉,乃至生命的最後階段,他都努力講學不輟,希望使閭井田野、農工商賈,莫不皆以成就其德行為務,期以因此破除社會上的功利之風,重建儒家學者心目中的理想世界。

註釋:

1參閱陳榮捷,《王陽明傳習錄詳注集評》(以下簡稱《詳注集評》),pp.119~120,台北,學生書局,民72。
2錢德洪編,《王陽明年譜》,卷二,p.40,台北,宏業書局,民72。
3《詳注集評》,p.294。
4《詳注集評》,p.341。
5《詳注集評》,p.291。
6徐愛問:「至善只求諸心。恐於天下事理,有不能盡。」《詳注集評》,p.30。
7薛侃:「天地間何善難培、惡難去?」《詳注集評》,p.123。
8陸澄:「今驗之於心,知無不良,而中寂大公,實未有也,豈良知復超於體用之外乎?」《詳注集評》,p.217。
9蕭惠問:「己私難克,奈何?」《詳注集評》,p.146。
10《詳注集評》,p.104。
11王陽明:「七情順其自然之流行,皆是良知之用,不可分別善惡,但不可有所著,七情有著,俱謂之欲,俱為良知之蔽。」《詳注集評》,p.342。
12《詳注集評》,p.297。
13《詳注集評》,p.206。
14《詳注集評》,p.323。
15《詳注集評》,p.116。
16《王陽明年譜》,p.40。
17《詳注集評》,p.378。
18《詳注集評》,p.95。
19參見牟宗三,《從陸象山到劉蕺山》,p.230,台北,學生書局,民79。
20《王陽明年譜》,p.46。
21《王陽明詩集》卷一,p.18,「泛海」,台北,宏業書局,民72。
22《詳注集評》,pp.217~223。
23《詳注集評》,p.314。
24參見陳來,《有無之境》,pp.223~225,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25《詳注集評》,p.195。
26《詳注集評》,p.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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