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8年流行感冒的深遠影響

        2003年初台灣爆發SARS時，台北市和平醫院封院的事件，以及其他醫院有醫師犧牲的情況，許多人都還印象深刻。當時升高中的基本學力測驗還因而延期，各型的口罩嚴重缺貨，火車與汽車的乘客銳減。各國對SARS全力撲救，加上天氣轉熱（SARS病毒怕高溫），狀況才控制下來。

        接下來的另一個大威脅，就是讓全世界高度警惕的禽流感（avian influenza或簡稱為bird flu）。這是候鳥在各國之間遷移，透過雞鴨、鳥類、豬隻，傳染病毒給人類的流行感冒，有許多國家都有災情報告。台灣嚴密監控各種可能管道，撲殺不少從大陸走私的鳥類。

        目前威脅人類的是H5N1型病毒。H5N1是什麼意思？H是Hemagglutintin（血球凝集素），主要的功能是「與宿主細胞上的受體結合，以利病毒進入細胞中。病毒進入細胞後，會接管細胞，合成大量的病毒蛋白質與RNA，之後再將這些蛋白質和RNA組裝起來，就成了新病毒。病毒要離開細胞時，神經胺酸酶（Neuraminidase，簡稱N）會切斷病毒與宿主的連結。」

簡言之，H是用來進入細胞的，N是用來離開細胞的。（《科學人》2005年12月號頁59）H有16種，N有9種，H與N的組合共有144種（= 16 x 9）。H5N1表示：這種病毒是由H5和N1組合成的。H1到H16的編排順序，是依照病毒鑑定的先後順序編號，N1到N9也是依鑑定的時間順序排列。

        1918年的流感（不一定是由飛禽傳染，所以不能稱為禽流感），是H1N1型病毒株，引發全球大流行，4千多萬人喪命。1957年的流感是H2N2型，全世界約100至400萬人死亡。1997年在香港流行的，是H5N1的禽流感，18人罹病、6人喪生。1999年香港有H9N2型流感病毒，感染2位孩童。2003年在8個亞洲國家傳播H5N1型，同年荷蘭有1千人感染H7N7型病毒。

2004年1月，越南和泰國證實有H5N1型病例。2005年6月，中國中部湖泊有6千隻野生禽鳥，死於H5N1病毒。同年在俄國、印尼、哈薩克、蒙古、越南都有H5N1型病毒的感染報告。（《科學人》2005年12月號頁50-1）2006年在土耳其、匈牙利、西歐，都發現有候鳥死於H5N1病毒。

        以上是從生命科學的角度，來看流感病毒的基本特性，以及過去一百年間對人類的威脅。哥倫比亞大學經濟系的Douglas Almond教授，從經濟學的角度來看這件事，把焦點聚在：1918年流感時受孕的胎兒，比流感之前和之後受孕的胎兒，成年之後的各項健康指標，是否都明顯惡化？

醫學界對流感的衝擊，大都著重在流行時的威脅。現在經濟學界提出明確的證據，指出流感的危害是長遠的，提醒大家不要低估這個重要的面向：懷孕受胎時期的外在環境，會影響出生時的體重與成年後的各項健康。

        1918年的流感，是從1918年的10月到1919年1月，只有4個月期間。約有1/3的懷孕婦女得到禽流感，所以在1919年6月左右出生的嬰兒，有1/3可能在胎兒時期，透過母體間接感染了。Almond運用1960-80年間的十年普查資料（Decennial Census data），發現1919年上半年出生者，教育程度較差，身體殘缺的比例較高，平均所得較差，社經地位也較低。

但這項資料沒有健康方面的數據，所以他進一步運用1984-96年間的Survey of Income and Program Participation（SIPP）調查資料。這項資料共有25,169個樣本，都是1915-23年間在美國出生，在此項研究進行時，年齡為60到82歲之間的人士。

        我們都知道，戰爭期間出生成長的人，因為營養不足，日後的身高體重與健康較差。1918年的流感影響更明顯：流感期間受孕出生者，在SIPP資料內的死亡率，是非流感期間受孕者的7至10倍。若用統計迴歸來表示，受流感影響的胎兒，日後在整體健康、聽力問題、說話能力、舉取物件、行走困難、糖尿病、中風這7項上，都系統性地表現較差，而且在統計上非常顯著（99%）。

        若把這25,169個人的出生日期，分成1919年第1季（1-3月）、第2季（4-6月）、第3第4季，再做統計迴歸分析，結果更明顯：在第1-2季出生的人，也就是在禽流感發生時受孕的人，上述7項健康指標都明顯地差（99%顯著水準）；而同年第3-4季出生者，這7項指標就明顯地改善（也是99%顯著）。

        這項研究的政策建議是：政府應該增加對胎兒健康的投資。長期而言，(1)這對全國人力資本的健全性會有助益，(2)會減少許多慢性病的醫療費用，(3)減少許多社會福利開支。

參考文獻

「禽流感專輯」，《科學人》2005年12月，第46期，頁37-60。

徐明達（2003）《病毒的故事》，台北：天下雜誌。

Almond, Douglas and Bhashkar Mazumder (2005): “The 1918 influenza pandemic and subsequent health outcomes: an analysis of SIPP data”,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Papers and Proceedings), 95(2):258-62.

Almond, Douglas (2006): “Is the 1918 Influenza Pandemic Over? Long-Term Effects of In Utero Influenza Exposure in the Post-1940 U.S. Population”,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14(4):672-712.

Barry John M (2006): The Great Influenza: The Epic Story of the Deadliest Plague in History。王新雨譯：《大流感：致命的瘟疫史》，台北：台灣商務（2006）。

Kolata, Gina (2001): Flu: The Story of the Great Influenza Pandemic of 1918 and the Search for the Virus That Caused It,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吉娜‧科拉塔（2002）《流行性感冒：1918流感全球大流行及致命病毒之發現》，台北：商周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