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爭與國家的形成

        大家都知道，15世紀之後西歐的經濟快速成長，有一項重要因素，那就是「國家的興起」。如果沒有國家的資助，哥倫布怎麼有能力、有機會去發現新大陸？如果沒有國家的力量，重商主義怎有可能蓬勃發展，締造出「日不落國」的大英帝國？中世紀的莊園領主，從經濟發展的可能性來說，再怎麼有辦法都還是地區性的。美國休士頓大學的Richard Bean教授，1973年發表一篇論文，說明戰爭型態的改變，是造成現代國家興起的主因。

        14世紀時戰爭型態的改變，使得盔甲型的騎士軍隊逐漸失去作用。15世紀中葉時，攻城用的大礮逐漸成熟，使得城堡也失去作用。15世紀下半葉，歐洲開始出現「常備軍」。15世紀末時，軍隊的規模急劇擴大，主要是因為中央政府的稅收大增，軍隊的經費也大幅增加。1450-1550年間，歐洲出現由中央政府掌控的民族國家（nation-state）。

        這些事件看起來獨立無關，其實有密切的因果。(1)步兵的戰鬥效率提升後，小國寡民已不符經濟效益；中央集權化的國家，在國防優勢上比地方分權型的政府有利。(2) 15世紀中葉火礮廣泛應用後，大幅提升「國家的最低效益規模」，減弱了封建領主對抗中央政府的能力。(3)西歐的封建領主在1500年時，幾乎已經屈從中央政府，國王因而取得完整的課稅權。(4)到了16世紀初期，軍隊的規模、政府的收入、政府對軍隊的投資，都大幅增長。16世紀末時，西歐不再是由領主割據的小國，而是被幾個大型國家（英國、法國、義大利、西班牙、荷蘭、波蘭、德國）分治。(5)這種局面能維持好幾百年，主要是因為在政治與軍事上形成了「新的均衡」。雖然各國之間大大小小的爭戰不斷，但直到1789年法國大革命之前，主要國家的疆界很少改變。

        為什麼經濟史學者會重視民族國家的興起？因為這種權力集中化的趨勢，對歐洲日後的經濟成長很重要：只有在進入國家的層次後，海權與帝國主義才有可能。國家大型化之後有哪些優缺點？優點是：(1)可貿易的地區變大，增進人員與物品的流通性。(2)地大物博之後，可運用的資源較充足。(3)從前的封建領主，需要負擔自己的防衛開支；軍隊國家化之後，有事時由國家調兵平息即可，全國的平均國防成本因而大減。(4)國家大型化之後，較不易被鄰國欺侮併吞。以上這四點，可用一個概念來掌握：國家規模經濟化之後，國防效益明顯提升。

        但為什麼沒有出現統一全歐洲的超級大國呢？主因就是「規模報酬遞減法則」。國家的規模愈大，複雜度就大增：不同的民族、語言、宗教，都會造成管理成本大增。以14-16世紀的運輸條件來說，國家太大就會出現「鞭長莫及」的困擾：對遠方或邊境的掌握困難，超級大國反而成為沈重的包袱。超大型的國家就像超大型的企業，終究要分割才好治理；但如果國家的規模太小，容易被併吞。所以今日英、法、義、西、德、波諸國的大小，是長期經營之後的「最適規模」。

        1400-1600間，哪些因素決定國家的最適規模呢？Richard Bean認為關鍵因素就是「戰爭型態的改變」與「課稅權力的集中化」。中世紀是地方性的分權（封建領主），以及非現代市場性的社會（小範圍內的商品交換）；主要的武力是騎兵，只要能發揮防衛功能即可，不需耗費大筆資金來裝備、大量養兵備用，這是小型政府喜愛的軍隊形式。

城堡型的厚石建築，已足夠防衛步兵與騎兵，如果打不進城堡，最簡單的辦法就是圍住它。有時圍城好幾年，城堡內的糧食不足只好投降；但圍城者也有補給上的困難，所以這就成了非軍事問題，而是備戰能力的問題。

        到了15世紀中期，火礮改變了這個局面。1449-50年間，法國的查理七世在369天內，攻下60座城堡。這種礮兵的裝備，需要許多資金與專業訓練，必須在國家的層級才可能擁有，封建領主的城堡守勢因而瓦解。而要養這些昂貴的新型軍隊，必須先有能力徵用社會的剩餘資源，也就是掌控課稅的權力。

        若以國防軍費占GNP的百分比來說，羅馬帝國時約為6%，中世紀的歐洲約1%；16世紀時約2%，18世紀時是6%至12%，美國在第二次大戰後約為10%。這些高額的軍事開支，當然要靠國家的課稅能力。大體而言，15世紀末期，英法兩國平均每人的稅負額大約加倍，西班牙約增10至20倍。

這些稅從哪裏徵課呢？中世紀國王有自己的稅源：皇家土地的租金、封建領主稅和各項關稅。打仗時，有錢人可以付錢請人代役，這也是國家的收入來源。此外英國有羊毛稅、西班牙有牧羊人稅、法國有食鹽專賣稅。這些項目在戰時都無法增加，所以國家有時被迫鑄「劣幣」來賺「鑄幣稅」。此外還有財富稅（所得稅）、消費稅、人頭稅。如果還不夠，那只好向猶太商人借；日後若還不起，就抄猶太商人的家，沒收財產，驅逐出境。

        這些稅源太紛雜，用指數來表達較簡潔。以英國政府從每個國民所課的稅為例，若1505-9年間的稅收指數為100，那我們會看到1422-38年間的指數是59，1454-61年間是43，1482-5年間是52。一個世紀後的大變化是：1598-1603年間的指數大幅增至123，1628年是143，1640年是148。

        戰爭對國家財政造成多大的負擔呢？英國愛德華三世時，在1369-70年間的戰事裏，花在陸軍、海軍、外交、借債、賄賂、贖金的總額，大約佔全國支出的70%。亨利四世在1413-22年間的戰爭裏，花掉國家總預算的2/3，以及他個人在法國的財產收入。亨利七世時，在1485-1509年間的戰爭裏，只花掉和平時期預算的一半，這是最節省的。

伊麗莎白一世執政的最後5年（1598-1603），戰爭花掉政府總支出的3/4。西班牙Hapsburg王朝在1572-6年間，也花了預算的3/4去打仗，真是「大礮一響，黃金萬兩。」如果軍隊沒有國家化，政府的稅權沒有集中化，上述的事情根本不可能發生。這就是戰爭開銷、國家形成、稅權集中三者之間，在西歐的交互關係。

        我對明代北方的邊防經費（也就是九邊13鎮的糧餉開銷），做過一項研究，主要的數字與結論如下。邊鎮糧餉是明代國家財政的一大負擔，邊防與財政危機可以説是一體的兩面。有人說「明代亡於邊防」，以《萬曆會計錄》（1582）卷17-29為例，13邊鎮官軍與糧餉的編制，在萬曆初期（1570年代）有官軍人數近70萬，軍費高達8百多萬兩。這8百多萬兩，是萬曆六年太倉（國庫）撥給各邊鎮年例銀總額的2.57倍左右，是同年太倉銀庫收入的2.25倍左右。邊鎮糧餉對國家財政的耗竭，並不亞於錢穆所指出的三大項：內府、宗藩、冗官。

嘉靖27年（1548）到萬曆45年（1617）之間，從太倉（國庫）所支付的軍費銀兩數，佔太倉歲出銀兩數的百分比，以萬曆14年（1586）的53.37%最低。只有兩個年份低於60%；有3個年份在60% - 70%之間；從萬曆18年（1590）之後，都超過85%，甚至有高到97.25%者（萬曆40年）。分析嘉靖、隆慶、萬曆年間，邊防軍費占國庫支出的比例之後，我得到三項結論：(1) 13邊鎮糧餉是國家財政危機的主因；(2)若無邊鎮的負擔，政府的財務結構應該會有明顯的改善；(3)若無北虜的侵擾，明代中後葉的經濟會有更好的榮景，朝代的壽命也能顯著地延長。

參考文獻

Bean, Richard (1973): “War and the birth of the nation state”,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33(1):203-21.

North, Douglass and Robert Thomas (1973): The Rise of the Western World: a New Economic Histor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劉瑞華譯《西方世界的興起》，台北：聯經，2007）。

賴建誠（2007）《邊鎮糧餉：明代中後期的邊防經費與國家財政危機，1531-1602》（http://www.econ.nthu.edu.tw/teachers/lai/index.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