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站在中國偏遠內地一間旅館三樓的窗檯邊，說了聲：「我來了。」然後一躍而下。

　　幾秒鐘後，我的身體落在五十呎下方一條塵土飛揚的街道上。我重重摔在地面上，腳跟受到撞擊而碎裂。一群穿著灰色、藍色毛裝，頭戴毛帽的農民與路人向我聚攏過來。他們不知道我是誰。我，一個白皮膚的外國人，鬍子沒刮、登山靴上沾滿紅色的泥土，金絲邊眼鏡雖然沒有摔破，但是鏡架已經歪了。輪胎厚重、車上載著裝滿蔬果的鐵籮筐的單車，搖搖晃晃地轉向我這邊；街頭露天攤位的小販扔下他們光澤閃耀的蘋果和芒果，朝我這邊跑過來。附近青翠的山坡上，幾個穿紅褐色長袍的喇嘛暫時停止打坐，擡眼往這裡看，他們的身影遠望有如落下的玫瑰花瓣。他們不知道，我曾經和他們一樣；小時候，那僧袍與誦經祈請曾是我生活裡的要項。

　　這是一九九九年八月，一個乾燥炎熱的下午。陽光異常眩目，我已在那位於旅館角落的房間窗檯邊坐了一個多小時，眼睛瞪著底下的市場看。跳下去的那一刻，我是不想活了，我的心情糟透了，覺得尋死是唯一的出路。

　　我遭中國官方軟禁，不准離開房間，也不許打電話。一個衣著整齊的矮壯警衛守在走廊上。稍早我打開房門，他把雙手放在我胸口，輕輕地將我推回房裡。他不會說英語，我不會說中文，他的手指著床，要我坐下。這個房間比舒適的大飯店客房還要乾淨。水泥牆、地板和漿過的床單，都是白色的。一根日光燈管在天花板下搖晃。沒有電話。我打開電視，在四個電視臺之間換來轉去，每一臺播放的都是政府管控的節目，指稱一個廣受歡迎的宗教團體是邪教。

　　這年我二十九歲，住在美國的波士頓，還沒有找到真正的人生方向。我參與一項人道主義任務，前往中國的一個偏遠省分。三天前，這項任務走偏了方向，中國外交部的公安人員拘留了我和我的兩位同伴。起初我並不想參與這趟旅行，因為覺得有些危險。這些公安人員沒收了我的美樂達照相機、七卷底片，還有一些筆記。

　　此行的目的是去察看一項計畫的預定地，該計畫由世界銀行贊助，要將五萬八千名農民遷往西藏地區。我們的任務是要了解當地藏人的觀點。由於中國政府已允許我們自由出入，我以為只要對公安人員說明我們在做什麼，就能獲得釋放。

　　然而，我和同伴被分別帶上不同的吉普車，花了三十小時的車程，被送到西寧──也就是中國大陸與西藏東北部邊界的城市。一路上，我努力解釋我們沒有做錯什麼，我們只是對這項計畫有興趣，而警衛只是冷漠地聽著。凌晨兩點，在一間燈光幽暗、無人住宿的旅館前面，我們被拉下車，分別帶入不同的房間。

　　接著是一連串的審訊。訊問人員要我認罪，我不知道自己犯了什麼罪。

　　我被帶著走過一條鋪著空心磚的走道，進入三○一號房。房裡的窗簾緊閉。在另一面牆邊，一個瘦削、膚色白淨、穿著深綠軍服的男子，坐在書桌後面看著我。他雙手交疊放在桌上，多枚徽章在他的制服上閃閃發光。在他的四周，幾名男子分別站在桌子和椅子上，他們的臉孔隱藏在相機後面，相機的強光朝我射過來；其中一個男子從房間的一個角落移到另一個角落，從不同的角度為我拍照。兩名男子擠在一張沙發上抽菸。我面前的桌子上擺著一杯顏色暗濁的冷茶。窗戶開著。一陣熱風吹進來，窗簾被吹得鼓脹起來。

　　軍官對面的一張椅子正等著我。一個穿著奶油色長褲、雙眼深陷的醜陋女人在我身邊坐下，她是翻譯。她薄薄的嘴角向下垂，現出不悅的皺紋。一臺錄音機小聲地轉動著。

　　我看著穿軍服的男人，等待著。他刻意用低沉而嚴峻的聲調緩慢地說話。翻譯等他說完一個句子，才轉述他的意思。

　　「你叫什麼名字？」
　　「達加．梅斯頓。」
　　「拼出來。」
　　「D-A-J-A M-E-S-T-O-N。」
　　「你是何時來到中國的？」
　　「八月。」
　　「你為何到中國？」
　　「我來看看世界銀行那項計畫的場地。」
　　「你去過哪些地方？」
　　「我的班機在北京降落，我從那裡去西安、西寧和都蘭。」
　　「你在這些地方做了什麼事？」
　　「沒做什麼事。我去參觀一些佛寺和藏民生活的草原。」

　　他停下來，身體前傾，「你違反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法律。」他說。

　　我的違法行為，他說，就是對著一座廢棄的罪犯勞改營拍照，這座勞改營位在外國人不准進入的地區。

　　我想起來了。幾天前，我們想看看跟世銀計畫相鄰的土地，便雇一個當地人開車帶我們過去。途中，他把車停在這座勞改營外面的路邊，伸伸懶腰想找水喝；我們也下車歇歇腳，我順便拍了些照片。我在每一個停下來的地方都會拍幾張照片。我完全不知道這麼做是違法的，那裡沒有任何警告標誌。那天稍晚，我們從原路回來，在這座監獄的外面，我看到樹上釘了一個牌子，之前這裡並沒有牌子。「禁止進入。外國人未獲許可，不許超越此處。」稍後我才明白，這個新釘上的牌子是個圈套，好證明我們犯法。

　　「我並沒有要求去那裡。」我解釋道。歸咎於司機是非常合理的解釋，而且也是事實。我很有自信，認為這場訊問只是形式，最後我會被斥責，然後遣送回美國。

但是他沒有這麼做，他的身體更向前傾，聲調變得更憤怒、更沒耐性。「你到這裡來的真正目的是什麼？誰派你來的？」

　　我說了謊。「沒有人派我，我是個作研究的學生，我自己來的。」我的心砰砰跳，祈禱他們看不出我在撒謊。支付我這次旅費的組織，是世銀這項計畫的主要反對者。該組織以保護藏人權利與批判中國當局而聞名國際。跟它有任何關係，都會陷我和兩名同伴入罪。這兩人當中，有一人並不知情，這名聲音輕柔的藏人是我們的翻譯。我最不放心的就是他。我還記得公安人員拘留我們時，他臉上流露出驚駭的表情，眼睛睜得很大，臉色慘白。我知道他有家小。我至少有一本美國護照，有一張機票可回家，他卻可能一輩子被關在牢裡，甚至遭到處決。我說的任何一句話都可能被用作指控他的證據。我不能冒險把他牽連進來。

　　審訊持續了六個小時。一名公安不停地在我的茶杯裡倒茶，好讓我保持清醒。為了表示合作，我在六份中文聲明上簽名。我的肌肉緊繃，努力讓雙手停止顫抖。我把大拇指沾上紅墨水，依照他們的要求，在每一頁按上指紋。每次他們給我添茶，我就用中文連續說：「謝謝。」一名錄影的男子穿著鞋站在床上，指揮其他人，叫他們把攝影燈照向我。我想往別處看，但是不管我的眼光移到什麼地方，都有許多眼睛瞪著我。

　　過去的四十八小時裡，我只睡了幾小時，只吃了放在防水外套口袋裡的幾片走味的餅乾。我的眼睛因為疲憊而感到灼熱，我無法集中心思回答問話。我在心裡回想過去三天裡說了什麼，好讓以後說的話與之前說的不致互相矛盾。我說我是大學生還是研究生？我是否說過我主修的是國際發展？如果其他同伴說我們是被某個組織派來的，會導致什麼後果？我會因為撒謊而被抓起來。

　　一個又一個小時過去了，我發現先前認為自己擁有的種種特權，也就是身為美國人、持有美國護照、跟受到尊崇的世界銀行有關係，以及我沒有錯，也沒有犯罪，這些全都沒有用。我的脖子開始緊張地抽搐，左邊頸子劇烈痙攣，彷彿在反抗我的決定。我的家人不知道我遭到逮捕，被帶到這裡來。我說過和做過的一切，讓我感到害怕。我想到幾天前，在天安門的毛主席肖像前面，我愚蠢地傻笑，擺出藐視的和平手勢，讓一個路過的觀光客拍照。我感到後悔。我責怪自己簽下認罪書，因為我完全不知道這些文件裡寫了什麼。我只知道他們誘導我，讓我承認自己是間諜。

　　我腦中浮現電影《紅色角落》的片段。我成了影星李察．基爾扮演的那個男主角，一個在中國被捕的律師。跟這個角色一樣，我也受到折磨，被關進一間黑暗的牢房。中國當局追捕我，我被抓起來，他們讓我經歷腐敗的司法體制，不讓我得到律師的協助。我以間諜與洩密罪名被判有罪。我想像自己走進監獄厚重的大門，一名獄卒在高處俯瞰我，監視我踏出的每一步。一扇金屬門猛然關閉，把我留在一間黑暗污穢的牢房裡。在那裡，我遭到刑求，獄卒在我臉上吐口水，我被毆打，被遺忘。這些都是可以料到的景象，也是非常可能發生的。三年前，有個學音樂的朋友到西藏錄製藏人的民歌。在出發前的幾個月他來看我們，從此我們再也沒有聽到他的消息。他因間諜罪遭到逮捕，儘管他的家人努力營救，至今他仍被關在牢裡。

　　「你們為什麼把我當成罪犯？」我問道：「我不是罪犯。」

　　沒有人回答我。我提出最後的要求：「我是美國人，我有權利要求美國領事館提供法律代表，我要打電話到我國大使館去。」先前我已把廣州和北京的美國大使館電話潦草地寫在一張紙片上，塞進我的皮夾裡。

　　主要的審訊人員答道：「現在這個不重要了。你沒有告訴我們所有的事。你必須仔細回想，把所有的事告訴我們。」

　　我瞪著他的軍服，汗水汩汩流下。小時候，只要看到警察走過，我就會躲到板凳下面，或是藏在樹叢後面，直到他們走遠了才敢出來。我怕他們會逮捕我。直到此刻，我才察覺我有多麼害怕掌權的人。

　　審訊結束，我被帶回我的房間。我關了燈，爬上一張被單漿得硬挺的床。我睜大眼睛，凝視上方的黑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