鍾理和曾在日記裡表示：「杜斯妥也夫斯基，是我不喜歡的作家。他作品的誇張、矯情、不健全、不真實，令人不生好感，他寫的東西和我們的生活很少關係。他不關心地上的生活。我們是否過得好，是否受迫害，是否真理被歪曲，他似乎全不管。他所全心關注的是天上的存在者──神。」接著鐘氏以讀到毛姆所著杜氏的傳記，使他放心於自己對杜氏的看法。

南台灣有位文評家，曾在台北某文學營講堂上，陳述他在大學讀到卡夫卡等現代主義系列作家作品時並不能充分理解，直到接觸吳濁流、鍾肇政、鍾理和等台灣作家，才猛然領悟這些作品是最好最感人的文學。

杜氏第一部小說《窮人》（一八四五），受果戈里倡導自然派影響，深化俄國文學中「小人物」的主題，揭示社會的貧富對立，富於人道寫實精神，對窮困者顯示出同情。被舊俄現實主義文學批評奠基者別林斯基稱為：社會小說的第一次嘗試。一八六一年農奴制度改革後，杜氏雖然傾向保皇的斯拉夫派，但在《罪與罰》（一八六六）中仍揭露資本主義制度下犯罪的社會根源。《附魔者》（一八七二）發表對革命運動的攻擊，使杜氏被打入反動陣營。晚年杜氏發表《卡拉馬助夫兄弟們》（一八八Ｏ），可說是一生哲學思考的總結。小說中卡拉馬助夫．費道爾被象徵為帝俄的舊社會，三個兒子長子德米特里、次子伊凡、幼子阿萊沙及私生子斯麥爾加可夫，分別指涉革命前舊俄社會所瀰漫的不同思潮及價值觀，無神論、神愛至上論、虛無主義、無產階級革命等。小說最後斯麥爾加可夫弒父費道爾，在象徵層面上可說預言了一九一七年俄國大革命。

杜氏的《罪與罰》批判資本主義、《附魔著》批判共產革命、《卡拉馬助夫兄弟們》，則是挖掘俄國心理深度的鄉土小說。高爾基說過：「杜思妥也夫斯基無可爭辯，毫無疑問地是天才，但這是我們一個凶惡的天才。」尼采稱杜氏：「杜思妥也夫斯基是唯一有以教我的心理學家，他屬於我生命之中最幸運的意外收穫，甚至比發見斯湯達爾尤有過之。」如此看來顯然鍾理和不喜歡杜氏可說是充滿偏見誤解。

卡夫卡的《蛻變》（一九一二），透過推銷員變蟲的荒誕情節，表現西方現代資本主義社會人際的異化現象。人變蟲前，一人收入維持四口之家親熱相處，一旦變形即遭到家人嫌惡，熱度頓時冷卻成冰，工業世界人失去掙錢職能，就失去生命條件。充分顯現命運的災難、孤獨、冷漠感。《城堡》（一九二六）從主人公Ｋ前往城堡的歷程，探索國家集體機制無時無刻掌控個人的關係，個人步履困難重重，面對城堡的暗影，一切身不由己顯得無能為力。卡夫卡雖運用象徵，但毫不抽象地批斥資本主義、國家集體主義對個人生命的壓制與扭曲。

可見批判現實世界，「寫實」並非唯一的手法。從閱讀品味而言，這位文評家對卡夫卡「不可理解」，正如同他所推崇「最好的文學創作者鍾理和」之對杜氏充滿「偏見誤解」。

杜氏著作至今，印證蘇聯解體，《附魔著》的群魔如今何在？極力推崇杜氏為其寫評的安德列‧紀德參觀蘇聯歸來大失所望，不也印證杜氏的文學不愧是天才的先覺預言！卡夫卡的小說對照後現代人的數位化、虛擬化、網路孤絕化，又是一個遠見的先知！

這位文評家奉獻耕耘，企圖發現建構台灣文學的主體性，精神可嘉。文評難免各有觀點，但不要忽略一位才具宏觀的作者，絕對有能力一邊批判現實，一邊內省形上生命，一面寫實，不礙另一面超現實，史坦貝克可以寫《大地的象徵》（一九三二），也可寫出《憤怒的葡萄》（一九三九），不是最佳明證嗎？

強調台灣本土，未必要推崇寫實，誤解輕視現代主義。台灣文學對廿一世紀新展望，如還停留在十九世紀寫實的舊模式裡，還要如何追求多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