彌爾與古典學派的頂峰 

        對清末的讀者來說，穆勒（John Stuart Mill，1806-73，現譯為彌爾）是耳熟能詳的名字，因為著名翻譯家嚴復（1854-1921），1903年出版他兩本名著的中譯：(1)《群已權界論》（On Liberty，1859），詳見黃克武（1998）：《自由的所以然：嚴復對約翰彌爾自由思想的認識與批判》。(2)《穆勒名學》（A System of Logic，1843）。《彌爾自傳》（Autobiography，1873）已成為經典名著，也有中譯本（台灣譯本2007年），有相當的知識性內容。

         他父親James（1773-1836）也是知名經濟學者，師承Jeremy Bentham（1748-1832，著名的效用派哲學家）。彌爾從小在家裡受（科學怪人式的）教育，3歲學希臘文，8歲學拉丁文，12歲學邏輯，13歲讀理嘉圖的經濟學，14歲完成大人教育。他在《自傳》裡說，他比同時代的人前進25年，但成長過程中與社會生活有相當隔閡。20歲之前他就編輯好5冊的Bentham全集，同時也得了憂鬱症（精神崩潰），終身愁苦不樂，童年的偏頗教育並不健康。

問：為什麼說他是古典經濟學派的頂峰？主要貢獻何在？

        答：因為古典學派到彌爾時，浪潮開始轉向社會主義、馬克思主義和新古典學派（neoclassical school）。古典學派其實沒有被「終結」，因為今日的芝加哥大學與許多人，自稱為「新的古典學派」（new classical school），特色是用現代的新概念與工具，闡述古典學派的理念。從知識演變的角度來看，為什麼說彌爾的《政治經濟學原理》（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1848，在2年內寫成，修正過7版），是古典派的成熟期？主因是彌爾承襲當時最具主導性的理嘉圖經濟學，對國際貿易理論與供需分析，有新的分析與詮釋，稍後詳述。

        另一個原因，是彌爾修補理嘉圖的許多缺失。例如：(1)他把科技的創新引入，說明《人口論》的「陷阱」問題其實不嚴重。(2)提出新觀點，批評古典派的諸多舊說不確，提醒社會分配不公的問題嚴重。(3)批評資本主義的缺失，認為史密斯的「看不見的手」，其實不會造成社會和諧，主張社會成員要相互合作。(3)反駁農業報酬遞減法則，因為英國已進入產業革命。簡言之，他的環境已和理嘉圖、史密斯大不相同，古典學派的觀點需要大幅修訂。

        但另一方面，彌爾和1870年代興起的新古典學派（neoclassical school），在好幾方面又大不相同。(1)新古典學派大量運用「邊際」的概念；(2)開始用微積分來分析；(3)開始用幾何圖形來表達；(4)分析的題材從古典派的貨幣、貿易、物價、人口，這類的總體宏觀議題，轉向微觀的個體議題，例如消費、效用、廠商、競爭、福利。簡言之，彌爾在思想史的位置，正好處於古典與新古典的交會處。與彌爾同時代的另一股重要思潮，是社會主義與馬克思主義，那是下一章的主題。

        問：我想知道彌爾的學術傾向與分析手法。

        答：他生長在衣食無缺的知識家庭，來往的都是上層社會。歷史上常可看到，這樣出身的人容易同情社會弱者，所以不必驚訝彌爾有社會主義、反對物質主義、反對工業主義的傾向。在經濟分析方面，雖然要彌補理嘉圖的某些缺失，但他也承襲相同的路線，認為演譯法（注重內在邏輯的嚴密推演，以求得具體的政策建議），是分析問題的重要方法。

原因很簡單：我們不能只憑肉眼和直覺，就看穿社會與經濟問題的複雜性。透過演譯邏輯（或幾何圖型與數學推演），才能得到non-trivial（並非無意義）的結論。而這些純邏輯推理所得到的結論，反過來還要接受實證資料（活生生血淋淋的事實）檢驗。這種方法論影響至今：經濟學的期刊論文，會同時有數學模型與實證數據（稍待再補充說明彌爾的方法論）。

古典學派的三本經濟分析代表作是：史密斯的《國富論》（1776）、理嘉圖的《政治經濟與賦稅原理》（1817）、彌爾的《政治經濟學原理》（1848）。彌爾的《原理》主宰半世紀後，才被馬歇爾（Alfred Marshall，1842-1924）的《經濟學原理》（Principles of Economics，1890）取代。為什麼彌爾會廣受歡迎，原因正如前所述：關懷社會的實際議題、理論上有重要推展、把這兩個面向緊密結合。

        問：可否舉例說明他在理論上的推展？

        答：那就以最簡單的供需法則為例。各位在大一經濟學原理看到的供需曲線，是現在熟知的版本：縱軸是價格，橫軸是數量，討論的區域都在第一象限，因為有經濟意義的東西，通常不會有負值。在這個象限內，有一條負斜率的需求曲線（因為價格變高，需求量就變小），還有一條正斜率的供曲線（因為價格變高，供給量就增加）。供需曲線交叉的樣子，看起來很像十字架，因為馬歇爾在《經濟學原理》內常用供需圖，很多讀者深受影響，所以戲稱為「馬歇爾的十字架」。其實最早畫出十字架的，是愛丁堡大學的工程學教授Fleeming Jenkin（1833-85），發表在1870的論文“The graphic representation of the law of supply and demand, and their application to labour”。

        彌爾借用十字架的觀念，進一步解說「聯合供給」的觀念，例如養牛羊就會同時供應皮和肉。也就是說，第一象限內會出現2條供給曲線和2條需求曲線，請問如何求出均衡解？這個好問題的困難點，在於皮和肉的價格不同，但生產成本卻無法分開計算。也就是說，無法以成本來推算皮和肉的合理價格。更麻煩的是，羊毛與羊肉屬於完全不相同的市場。彌爾提出一個理論性的均衡解：羊毛和羊肉的價格相加後，等於羊毛加羊肉的聯合成本。

        彌爾無法畫出這個解的幾何圖形，這要等到馬歇爾在《經濟學原理》第5篇第6章的注腳，才畫出一個圖形解。你可以從網路上看到馬歇爾的圖形，也可以找到現代對joint supply的解法。我在此只要說明，聯合供給有3項特點：(1)對羊肉的需求增加時，羊毛的供給會自動增加；(2)養羊的成本增加時，毛和肉的價格會同時上漲；(3)毛與肉的供應量，有固定的比例關係（羊愈重毛就愈多）。

這樣的問題，對日後的經濟分析有什麼用？只有要聯合供給性質的事情都用得上，例如鐵路要載多少比例的人與貨？飛機如何對超重行李收費？工廠對社會有貢獻，但污染應如何收費？這些問題可以弄得很複雜，例如石油可以生產出石化原料、汽油、柴油、瓦斯等一系列產品；甘蔗可以生產出黑糖、白糖、甘蔗板、健素糖等一系列產品，簡單的幾何圖型就無法表達了。

        問：彌爾對國際貿易理論有哪些重要貢獻？

        答：前一章說過，理嘉圖對國貿理論的貢獻，是比較利益說（其實是絕對利益說），另一項貢獻，是析述自由貿易為何對各國的福利會有顯著影響。彌爾問了一個馬爾薩斯式的問題：就算你生產豬肉的成本每斤只要1毛錢，但回教國家不吃豬肉，所以再便宜也沒用，重要的是「有效需求」。如果需求有效強烈，例如LV皮包和iPhone或iPod，就算生產成本再高，銷售價格再貴，都有人半夜排隊。換言之，成本並不是貿易的唯一考量，理嘉圖把問題想窄了。

彌爾說，其實根本不需要考量成本，真正要考慮的是「相互需求彈性」：如果甲國生產的東西我非買不可（彈性小於1），那自然就會貿易。如果乙國的產品我可以不買（彈性大於1），那就不會有會貿易。如果丙國產品價格變化的程度，等於我需求變化的程度，這種情況下的彈性等於1。根據這個原理，理論上可以在第1象限上，畫出兩個國家兩種商品的相互需求曲線。

當兩國（台灣與日本）對雙方產品（香蕉與電視）的價格與數量都滿意時，雙方的供需就處於均衡狀態。如果有N個國家相互買賣M種商品，那就無法用幾何圖形表示。這時就要去請教專業老師，別問我啦！你覺得相互需求彈性說和比較利益（成本）說，哪一種比較有深度？

        問：前面提過彌爾對方法論的見解影響至今，可否稍加補充？

        答：經濟學方法論（經濟哲學），已經成為獨立的領域，還有兩個專業期刊：Journal of Economic Methodology以及Economics and Philosophy（上網看一下）。也有好幾套文集收錄這方面的代表著作，你一定會看到彌爾的名字。我比較年輕時，有系統地接觸過相關文獻，後來放棄的原因是：興趣太廣會歧路亡羊；許多年輕人加入後，我就跟不上了，也覺得那些論文離經濟學愈來愈遠，離純哲學愈來愈近。

彌爾認為方法論的主旨，是探討經濟學的本質與分析手法，例如為什麼經濟學不是完美的科學，因為它的預測能力很低，缺乏跨越時空的性質。要怎麼改善呢？彌爾建議同時運用歸納法（從許多具體的事實，歸納出共同的特徵與原則），以及演繹法（講究邏輯的完整性），最終目的是要得出像物理學一樣的法則（laws）。

我們現在相信，經濟學的本質和物理學不同，可以學它的分析方法，但不必追求相同的目標。彌爾很早就明白表示，單是觀察具體事實，無法真正掌握問題的本質，必須佐以理論的推演，來洞察肉眼觀察不到的內涵。更重要的是，要讓事實與理論相互檢驗。這是我的簡化版，經濟哲學的專家，會有更深刻的解說。方法論是比思想史更卑微但也更需鼓勵的學門，必須把形而上的拼圖放上去，台灣的經濟學界才算完整。

問：如果說彌爾是古典學派的頂峰，可否綜述古典學派的整體貢獻？

        答：古典派最重大的貢獻，是完成經濟論說的體系，例如《國富論》從分工說起，一路推演到經濟成長的整體過程。這套結構至今仍相當適用，期間有大師級的人物加蓋許多房間、增添很多面牆、樹立新樑柱；次級的學者添加磚塊、屏風、雕飾，再次的人搖旗吶喊，或者和我一樣，靠著傳播知識維生。

若以具體項目來看古典學派的成就，大概有下列幾點。(1)勞動成本說：勞動是主要的成本，會影響相對價格。(2)貨幣的中立性：貨幣是一層面紗，外匯與貨幣供給的增加，只會改變物價，不會改變國家的財富。(3)勞動與資本的比例固定：在技術創新不明顯的時代，勞動與資本的搭配比例，在短時間內不易改變。(4)農業部門的報酬會遞減，工業部門的報酬大致固定，要到19世紀中葉才出現報酬遞增。(5)基本上假設充分就業。(6)人口論（或馬爾薩斯陷阱）是成立的。

        問：彌爾在《自傳》裡的態度非常坦誠，雖然他的精神狀態不佳，但聽說他的社會公益性很強。       

        答：是的，他有典型的紳士性格，溫和不偏激不走極端路線。雖然他生活在古典學派的氛圍裡，但卻主張大有為的政府，支持社會主義和干預主義，這和史密斯、理嘉圖的主張差異很大。他的偏左立場，是受到時代環境的影響。史密斯的敵人是重商主義，所以反對政府干預。但在彌爾的時代，資本主義出現嚴重弊端：社會不公、所得分配不均、階級衝突、工人受虐、窮人待救。這些都是「看不見的手」造成的，彌爾主張政府要用「看得見的腳」，來扭轉社會的紛亂。

        從認知的觀點來看，他不同意父親與Bentham的見解，認為不能用同一套標準，來衡量所有人的快樂與痛苦。彌爾主張：(1)人與人之間的效用不能相比較；(2)政府的職能，是在創造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幸福。彌爾反對馬克思式的階級鬥爭說，主張溫和式的改革。換言之，他是哲學性的，書房式的，不是上街頭遊行暴動。

有人說他是左派裡的右派或是右派裡的左派，因為基本上他承襲古典派的自由原則，但反對政府最小化。因為放任會引來許多惡魔，需要大有為的政府，排除黑道與貪污這類的障礙。社會不可能自動和諧，需要公權力來矯正。彌爾主張對富人課高稅，以維持社會公正，對地租與遺產課高稅，用這些收入做國民教育。

他有一段名言，大意是說：如果要在共產主義和現今痛苦不公的社會之間抉擇，他會忍痛選擇共產主義。但若要在私有財產制與共產主義之間，他寧可選擇改良過的私有財產制。他反馬克思的見解，說私有財產是萬惡的根源說；他認為競爭有它的功能，而非社會混亂的根源。彌爾反對中央計畫，反對共產主義的齊頭式平等：不區分個人的能力，而給付相同報酬。他傾向社會主義：生產工具公有化，但對不同才能與貢獻的人，要有報酬上的差異，來鼓勵創意與工作意願。

        問：我覺得理嘉圖的特點，是能把抽象思考和政策議題，巧妙地結合在一起。但他畢竟是金融界出身的實用派，這和純知識分子出身的彌爾，分析問題的手法必然很不相同，可否稍加解說？

        答：是的，在理嘉圖的分析裡，缺乏歷史面與制度面。彌爾認為經濟只是社會現象的一環，不能不顧史實（過去的力量）與習俗（社會的規則）。理嘉圖式的抽象推理，雖然較具科學觀，但事實是複雜多面的。每種理論就像個特別設計的網子，有它的特殊用處，也有它的獨特限度，不要把理論萬能化。從這個角度來看，彌爾其實和史密斯較接近，和理嘉圖的距離較遠。雖然他是書房的產物，但視野寬廣，他寫的書並不是「黑板經濟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