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當史密斯與市場機能說

        今天的主題，是眾所熟知的經濟學奠基者，也是古典學派創立者。史密斯（1723-90）提出流傳至今的自由學說與成長理論，他也是18世紀中期政治經濟學的集大成者。以下簡介兩本傳記，對理解他的生平與見解非常有助益。(1) John Rae（1845-1915）著的Life of Adam Smith（1895），有兩種中譯版本：(a)約翰˙雷著《亞當˙斯密傳》，胡企林、陳應年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83，1998重印，553頁。(b)《亞當˙斯密傳》，周祝平、趙正吉譯，華夏出版社，2008。(2) Ian Ross的The Life of Adam Smith，牛津大學1995年初版，2010年增訂版，560頁。維基百科的英文版，也有很好的史密斯生平，我們就不談了。如果你想讀史密斯全集，有兩個主要來源：(1)牛津出版社的網頁（www.oup.com）；(2) Liberty Fund的網頁（www.libertyfund.org），提供平價影印版，非常有用。

如果你想讀《國富論》的中譯本，上網路找就有好幾種版本。如果你想了解《國富論》在20世紀初期，如何被嚴復譯成「駸駸與晚周諸子相上下」的《原富》（1902），請參看我的《亞當史密斯與嚴復：《國富論》與中國》（台北：三民書局2002，浙江大學出版社2009，參見我的網頁）。這本小書要回答兩個問題：(1)在中文詞彙與概念尚不足夠的情況下，西洋經濟學說是用哪種詞語和「思想方式」傳入的？(2)從追求富強的角度來看，以提倡「自由放任」、「反重商主義」、「最小政府」為主旨的《國富論》，對清末的知識界和積弱的經濟，產生了哪些影響與作用？

以嚴復和《原富》為分析對象，一因嚴復所譯介的西方學說，對清末知識界產生廣泛的影響；二因《國富論》在西洋經濟思想史上，有其絕對的開創性地位。這本名著在中國近代思想啟蒙的階段，透過「譯文雖美，而義轉歧」的節譯和豐富的案語，不論從中國經濟學史或思想史的角度來看，都有顯著的意義。很抱歉，又離題了。

        問：請簡要解說《國富論》的主要見解？

        答：主張自由放任、自由競爭、最小政府，反對16-18世紀的重商主義政策。因為國家干預經濟運作的初始目標，雖然是在增進全國的利益，但政府猶如一隻「看得見的腳」，會妨礙市場機能的運作。這套干預的經濟政策，(1)明顯維護有政治權力和影響力的利益團體；(2)干涉私人部門經濟活動的自由；(3)積極追求貿易順差，引起貿易夥伴國的敵對；(4)為了在國際市場上獲利，須有武力保護商業活動與殖民地，導致軍事花費過鉅；(5)因而使得英國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力減弱。

        《國富論》的第四篇，主張讓每個經濟的「個體」自由行動，因為他們在追求自己最大利益的同時，會有一隻「看不見的手」在調和，使得全國的經濟利益，比一隻「看得見的腳」在干預時，來得有更長遠、更高的經濟利益（請參閱書末的附錄5〈亞當史密斯的「看不見的手」究竟意所何指？〉）。《國富論》所反對的，不是重商主義所追求的國富目標，而是反對在此項目標下，政府的干預過程與後果。他不是國家主義者，也不是大同世界主義者，他是個理性的國民經濟利益維護者。他的經濟政策，化約地說，就是自由經濟政策，基本的動機，還是維護英國的國際競爭力。

        《國富論》並不只是研究經濟理論，它更是探討長期經濟成長的政策著作。史密斯被稱為經濟「科學」之父，因為他是有系統討論經濟現象與原理的集大成者。此外，《國富論》已隱含生產與分配的理論基礎，也能運用抽象原則，來檢討過去的經濟政策，建議以「有限政府」的概念，替代兩個多世紀以來的大有為政策。《國富論》的創新論點並不多，但從整部書來看，它所處理的範疇、概念、寫作方式，以及它的內涵精神，才是使它在經濟學史上留存的重要因素。

        史密斯的基本經濟主張，可簡化成下列三點。(1)人的基本經濟動機是自利的。(2)他假設有一種自然法則存在（猶如宇宙間有自然的規律），會使得每個人在追求自利的同時，也會達到社會的最高共同利益（看不見的手定理）。(3)要達到這個境界，最簡單也最有效的方法，是自由放任、不干涉主義；政府的功能只限於司法行政、保衛國家、公共建設與公共制度之維護（如教育）即可。

問：可否簡述史密斯時代的知識環境？

答：那個時代的知識圈，現在稱為蘇格蘭啟蒙運動，有兩項特色。(1)用理性的推理來解釋各種現象。(2)運用牛頓式的科學觀，以尊重自然的秩序為原則（自然法則說）。你會問：這不是和法國重農學派近似嗎？是的，所以史密斯才和揆內有共鳴，因為他們都反對重商主義，反對人為的干預和障礙。如果揆內在《國富論》出版時尚未過世，史密斯打算把這本書獻給他。從史密斯的師友關係來看，有好幾位也是蘇格蘭啟蒙的代表人物，例如前幾章介紹過的David Hume，他是長史密斯12歲的師友；以及史密斯在Glasgow學院讀書時的老師Francis Hutcheson (1694-1746)。

問：在《國富論》之前，史密斯有另一本名著《道德情操論》。請問它的主要內容是什麼？為什麼這兩本看起來毫不相干的書，會有重要的內在聯繫？

答：The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比《國富論》(1776) 早17年出版，在史密斯生前出過六版，最後一版是他去世那年 (1790) 修訂的。換句話說，《道德情操論》一方面奠定了《國富論》的基調，但《國富論》反過來也修正了《道德情操論》。這兩本書是史密斯對社會與經濟見解的「一體兩面」。18世紀時，「道德」的意思和我們今日的概念不同，它不是「品德高尚」的意思，而是「社會哲學」。

《道德情操論》首章的主題是Of Sympathy（同理心、同感心），用我們的話說，就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人溺己溺，人飢己飢」。為什麼我們會感受到別人的喜怒哀樂，因為人體有一種「鏡像神經元」：對鏡子裡的影像會有適當反應，知道對方是在發怒或歡呼，我就以憤怒或大笑來回應。自閉症患者的鏡像神經元，有基因上的缺陷，感受不到別人的喜怒，通常冷漠以對或完全沒感覺。史密斯在《道德情操論》裡的主要論點，簡要地說就是：大部份的人對同一件事（如車禍），會有共同的反應，會感同身受，這種同理心和同感心，就是凝聚社會的膠水，這是社會互助合作的善良面。但另一方面，社會的成員之間也會鬥爭，凡事以自利為優先考量，其至會傷害別人，所以社會和人性一樣，都有黑暗和競爭的另一面。

德國人把這個現象稱為Das Adam Smith Problem：在《道德情操論》裏，史密斯強調同理心與同感心的有情面，但在《國富論》中，強調自利與競爭的無情面。表面上看來這是明顯的矛盾，其實對史密斯來說，《道德情操論》所析述的是社會層面，是同理與互助的；而《國富論》所分析的，是經濟與市場層面，是競爭與自利的。就像我在家裡、在職場、在不同場合，會扮演不同的角色，我的行為模式就很不相同，可以是仁慈的，也可以是嚴厲的。了解這一點，就可以把這兩本書當作一體的兩面來看待。

問：《道德情操論》的首章論同理心，點出了全書的主旨；而《國富論》的首章論分工，作者的用意何在？難道它和國富有密切相關嗎？

答：《國富論》的全名是《對國家財富本質與起因的探討》，史密斯認為分工是國富的根本。他舉一個有名的例子：製針廠流程的分工與效果。如果由同一個工人負責製針的全部過程，那麼每人每天平均約可做出20隻針。這種效率比起中國式的「鐵杵磨成繡花針」，效率當然高了許多。但如果針廠讓每個人只負責某個流程，有人專責升爐火，另一個人專拉鋼絲，另一個人專門磨尖，還有人專事打針孔，把生產流程拆成18個階段，把每個人的工作切分清楚，各司其職，讓每個人專業化、靈巧化。

結果相當驚人：每人每日竟然平均可生產4,800支，產量大增240倍。這個例子告訴我們：不必提高雇用人數，也不必支付高薪，只要透過分工與流程合理化，生產力就可以指數性地增長。這是1770年代的生產力，到了1980年代，英國工人平均每人每天可生產8萬支針，比4,800支增加167倍。可是過度分工也有明顯缺點：(1)工作單調化，(2)目光如豆化，(3)工人與產品的關係疏離化。優點是：每個人的生產效率提高後，實質工資會上漲，國民所得會提高。

問：這應該是特例，只靠分工不會讓GNP大幅成長，還要搭配其他因素吧？

答：那當然，分工增加生產效率，就會增加整體產出與GNP，這是推理性的。中間還需幾個過程：分工增加效率後，就有人肯投資，就可雇用更多工人、購買更多機械設備，增加產能與產出後，GNP也就增加了。這是《國富論》的大致結構：財富起因的探討。

問：將近9百頁的《國富論》不會只講這個道理吧？

答：所以我建議各位找中譯本翻看一下。這本1776年的老書，當然不是每章每頁都會引起你的興趣，但如果你找去幾頁與「自利說」、「自由貿易論」、「有限政府論」相關的原文段落，就可以理解為什麼有人說，史密斯的文句有一種音樂性，可以高聲朗讀。你也可以明白，這本書會不斷重印的另一個重要原因：譬喻生動、文字簡單優美。我舉一小段「人性自利說」為例：「屠夫、釀酒者和麵包師傅，並不是因為想到我們的晚餐要吃喝什麼，才去做這些東西；他做這些事時，其實只想到自己的利益。」消費者只想買到最便宜的，生產者只想賣得最高價。在這些交易的背後，隱含著一項重要法則：有一支看不見的手（市場的競爭機制），在導引買賣雙方，各自得到最符合自己的利益。

換句話說，每個人在追求自利的同時，透過這隻看不見的手，不必特意去考慮別人，也會讓整個社會的利益達到最佳狀態。再換句話說，市場機能會讓經濟效率化，追求自利並不是自私的行為，只要透過競爭的機制，就可以讓產出極大化，GNP快速成長。為什麼？因為每個人最知道自己的需求是什麼，比政府和國會更知道要如何讓自己滿意。如果政府能放手不干預，每個人就能依照自利原則，去追尋自己的目標。

相對地，如果政府自以為是，擔心人民無知無能，想要「大有為、作之君、作之親」，反而會妨礙百姓追求自利，結果是阻礙社會進步與國家富裕。同樣的道理也可以運用在對外貿易上：採取自由放任政策，讓各國產品自由流通，各國之間必然互惠互利，而不是「你增我減、我多你少」的零和概念。換句話說，「把餅做大」比「你多我少」重要。

在這個概念下，就應該廢止重商主義式的獨占權和殖民地的經營權，讓一切自由化、分工化、專業化，這才是國家財富的根源。政府只要做下列的事就夠了：(1)保衛國民不受外人攻擊；(2)維持行政效率與司法公正；(3)執行公共建設（造橋、修路、運河、港口）；(4)發行貨幣與管理利率；(5)保障專利權；(6)保護幼稚的民族產業；(7)推廣商業與教育。

問：《國富論》的重要性，應該不只是這類的政策原理，必然還有學理上的探討，請舉兩個例子解說。

答：好，那我就舉「鑽石與水的矛盾」和「勞動價值說」為例。大家都知道鑽石很貴，但在生存關鍵時既不能充飢也不能解渴。另一方面，水是日常的廉價物，但在飢渴時能救命。矛盾的是：為什麼你肯花大把銀子，去買救不了命的鑽石，而能救命的水又那麼不值錢？你當然會說鑽石很有用，可以帶來社會地位與注意力，但你肯花同樣的代價，買第3或第4個鑽石嗎？史密斯時代的哲學家，對這個矛盾提不出簡潔的答案：他們已有效用的概念，想用來分析「價值」是如何決定的，但沒成功。

這個問題要到19世紀中葉，有了邊際效用的概念之後，才能提供簡明的答案：鑽石很貴是因為它的「邊際效用很高」，只要有1個20克拉的在手，立刻吸引社會的欣羨目光。但你大概不願意付出同樣的高昂代價，去買第2個或第3個，為什麼？因為鑽石的邊際效用遞減得很快，第2個的效果比第1個差太多了。為什麼能救命的水反而那麼便宜，答案很簡單，因為數量太多取得容易。我們一輩子沒鑽石也不會怎樣，可是3天不喝水大概就活不了，所以水的「總效用很高」，每天都很重要。

你要不要試著回答另一個相關問題？(1)珍珠會這麼貴重，是因為要花很大力氣潛入海中才能取得；或是(2)因為珍珠很昂貴，所以才有人肯冒險潛入海中？如果你認為答案是(1)，那就是以下要談的勞動價值說。

它的意思很簡單：為什麼一張桌子要賣100元？因為除了20元的材料成本，還要工人投入7小時（價值70元），加上商業利潤10元。材料與利潤的可壓縮空間有限，所以影響桌子價值的主要因素，是勞動的投入量：如果你工作馬虎，3小時就做好，就可以用60元低價促銷；如果你慢工出細貨，要10小時才做好，那就要賣130元。對18世紀大多數的製造品來說，勞動的投入量決定了大部分商品的價值（其實現在也是）。

你也可以輕易反駁說：畢卡索用5分鐘隨便繪的圖，比我用50小時繪的圖，價值還高5萬倍，價值與勞動力可以完全不相干。是的，那是特例，對史密斯（與我們）而言，在日常生活中，勞動成本對大部分的商品，還是重要的構成因素。這個概念後來被馬克思用來提出「剝削說」：工人投入7小時製造桌子，生產出70元的價值，但老板只付他40元的工資，這30元就是資本家對勞動者的剝削。

如果你花20小時打到一隻鹿，另一個人花5小時打到一隻狐狸，勞動價值說就認為，鹿的價值是狐狸的4倍。但另一群獵人3小時就可打到狐狸，所以勞動的投入量，實在不是理想的價值衡量標準。我們現在採取19世紀末的方法：價值的標準由供需決定。供需的背後是價格，價格的背後是（貨幣的）效用。畢卡索的畫雖然只花10分鐘，但超級富豪的貨幣效用很低，花1億去買還認為很值得。

問：我想回到分工的問題，史密斯說過一句名言：the division of labor is limited by the extent of the market。請問這句話的經濟意涵是什麼？

答：這是個好問題，如果你上網查這個主題，會看到今日還有許多人在探討這句話。簡單地說，為什麼要分工？以前述的製針廠為例，分工後每人每天製造4,800支，需要分工是因為針的市場很廣。相反地，如果市場需求只有20支，那還需要分工嗎？所以市場的大小，決定了分工的廣度與深度。以今日的電腦業為例，因為市場是全球性的，每年銷售幾億台。在這麼大的市場範圍下，分工必然也是全球性的：滑鼠在中國做，記憶體在韓國做，組裝在馬來西亞做。這個道理在今日很顯然，但1776年時就被史密斯一句話說穿了。史密斯的特點，就是能同時提出學理分析與政策意涵，也能把各派學說納入《國富論》內，建構出系體性的框架。

問：分工是《國富論》的首章，但他也很強調資本的重要性。

答：如果沒有資本，那怎麼去購買設備、聘員工來落實分工呢？1776年時金融市場尚未健全，資金是稀有財，是生產活動的重要根源，是資本主義的泉源，也是經濟成長的引擎，重要性當然在分工之上。史密斯的意思很清楚：在不增加資本的情況下，分工是增強生產效率的重要方式。但如果增加資本後，又加上分工之助，結果就是產業革命了。

問：這樣聽來，我覺得史密斯有一項重要特質，是今日經濟學家很可以學的：他從基本人性出發，注意現實政策，不輕忽哲學面向，還能綜觀歷史的變化。

答：只有很少人能同時做到這些面向，反過來說，如果能輕易就倣效學習，那史密斯就不會有重要性了。他在逝前不久燒掉許多手稿，要不然還會有重要著作留傳下來。但或許這是好事，否則還不知道要累死多少研究者。希望史密斯的傳記（2010）儘快有中譯版，讓大家更瞭解他的生平與思想。其實《國富論》剛出版時，有人寫過不好的評論，其中有個說法是：史密斯沒做過生意，這種人對經濟現象的分析，大概不會比律師寫的物理學好多少。

我順便講個小誤解。大家以為史密斯反對所有的干預，主張一切都由市場機能來運作。其實他也主張制訂航海法，讓國貨國運，外國船不准進入港口，這些豈不是違反自由貿易的精神嗎？我認為史密斯的基本目的，是要英國經濟強盛，只要對富國強兵有助益的他就贊成（例如航海法）。他反對重商主義的干預政策，因為在18世紀時，這種手法對英國經濟的害處高於益處。如果他生在16世紀，就會贊成重商主義，因為那是幫助都鐸王朝興起、打敗西班牙無敵艦隊（1588）的重要手法。

我的意思很簡單：自由經濟主義不是超越時空的真理，政策與路線的優劣，會隨著時代的條件而異。《國富論》在今日仍受歡迎，那是因為美國式的資本主義，主宰了今日的世界經濟，而史密斯的自由主義，正好是資本主義的「神主牌」。再過幾章我們就會看到，馬克思派的人如何詛咒《國富論》，如何罵史密斯是資本家的走狗。如果跳脫現實世界的功利算計，純就學術史的發展貢獻來看，史密斯當然是一座高聳的里程碑。

問：有一位蘇格蘭的經濟學者Alexander Gray（1882-1968），他說：「史密斯在政治經濟學史上，居於核心的地位，謹慎的海員很少有人敢冒然進入，這麼大片的汪洋大海裡。」Gray的意思是說，除了《國富論》與《道德情操論》，史密斯在哲學、社會學、法學、修辭學各方面，都有重要的貢獻。

答：是的，如果你去翻一下史密斯全集6大冊，必然會很驚訝他知識的廣度與深度。經濟學只是他的貢獻之一，他是個多學門多角度的超大型狐狸。他是個書呆子，生活的低能者，但非常受人愛戴。他完全不是狹隘型的技術分析者，他是個廣泛的人文社會科學家。如果你從維基百科的英文版查Adam Smith，會看到相當豐富的文獻。我用Google查索The Wealth of Nations，出現265萬筆資料。單是《國富論》的研究，就已經是個獨立的產業，如果更廣泛地以Adam Smith研究來看，那規模就大到難以形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