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商主義與富國強兵說

        重商主義是一種跨越時空普遍現象，例如戰國時期東方的齊國重工商，二次大戰後的台灣與1990年代之後的大陸，都是顯著的重商主義，戰後的日本更是成功的顯例。不同世紀不同地區的重商主義，在具體做法與內容上差異很大，但共同的基本特徵是：由國家擬定具體的政策，透過工商業與進出口，積極累積順差與外匯存底。這類重商主義的例子，從16世紀的西歐諸國，到今日的世界諸國從未間斷過。

今天的主題，以1500-1776年間的英國為例，原因有二。(1) 1492年哥倫布發現新大陸之後，歐洲掀起對外國發展貿易與殖民地的熱潮。大約250年後，有一股強烈的反重商主義思潮興起，其中最具代表的就是《國富論》（1776）。(2)以英國為例的主因很明顯：這是都鐸王朝亨利七世開始向上爬升的階段，亨利八世積極對歐陸發動征戰，伊麗莎白一世在1588年打敗西班牙無敵艦隊，積極對外開發殖民地與新貿易路線。1500-1776年間，是最早期擴展洲際經濟活動（全球化）的階段。這時期英國的各項作為，奠定了日後各國重商主義的基本模式。

        問：我還不是很明白，西歐如何從封建體制進入重商主義。

        答：如果各位看過電影《俠盜王子羅賓漢》，就可以想像在英國Nottingham這類的封建領地裡，有位領主擁有一座城堡，四邊有寬濶的耕地和深廣的森林。耕地的農戶要向領主納稅服勞務。同樣地，領主要向國王盡類似的義務：納稅與打仗。哥倫布航海大發現後，從海外帶來的商品與白銀逐漸增多，商人階級逐漸掌握金銀，而領主仍舊擁有土地、掌握人力與糧食。簡言之，競爭的型態與要素不同了，商業與貿然逐漸成為主要目標，國與國之間開始競爭殖民地與金銀。換言之，封建領主的經濟地位，逐漸被商人與殖民者取代。

        問：如果以日正當中時期的英國重商主義為例，他們在手法與政策上有哪些特點？

        答：最明顯的特徵就是累積金銀，這和今日大陸、台灣、日本的做法完全一樣。共同的心態是：外匯存底是貿易順差的結果，而貿易順差是國家生產力的表徵，金銀累積愈多，表示國家更富裕，兵力更強大。第二個特徵也是古今貫通的：國家主義高漲，強悍爭取世界的資源，這種心態是零和式的：「你強我就弱、我多你就少」。16-18世紀之間，西歐諸國在這種心態下，各種花招盡出，例如荷蘭為了發展漁業與造船業，規定全國每星期五晚餐必須吃魚。

        第三項特徵，是鼓勵國外的原料免稅進口、禁止本國的原料出口。平行的做法是獎勵出口、打擊進口（高關稅保護）。以英國關鍵的羊毛業為例，如果有人走私活羊出口，就會被沒收財產砍掉左手，第二次再犯就判死刑。商戰到這種程度，和商鞅的農戰與首功，其實同樣地激烈。第四項特徵就是殖民主義，搶奪各大洲的資源、礦產、金銀。附帶的做法就是頒發特許權，以獨占的方式瓜分海外地盤，目的是增加國王（庫）的稅收。英國在1651、1660年頒布航海法，規定國貨國運，外國船隻不准入內、不准外國貨進入殖民地，目的都是據地為王，排擠外國的競爭。

        以上是對外的策略與手法，對國內的工商業與經濟政策，有三大特徵。第一是把國內原本林立的關卡逐漸廢除，鏟除國內的通行稅，以免妨礙出口的競爭力。其次是中央政府的權力日益集中強大，例如發給工商業的各式經營特許權（從玻璃到紙牌都有）、補貼策略性產業出口、管制生產項目與數量。簡言之，政府積極介入工商業，目的是極大化稅收與增強海外競爭力。

第三項特徵是宏觀性的經濟政策。在那個勞力密集型的時代，政府明白廉價的勞動力，是國家財富的重要根源，所以積極鼓勵生育，人力充沛後可提供更強大的海員、軍人、工人。另一方面積極壓抑物價，減低工商界的成本，目的是增強國際競爭力與累積外匯。今日的亞洲國家也在做同樣的事，但16-18世紀的英國做得較直接：懲罰偷懶的工人，還會割掉耳朵，把不努力工作者罰為奴，送給檢舉者。小孩滿4歲就可以上工（童工），每日至少工作12小時，大人甚至到18小時。簡言之，要把整個國家搞得像一台永不止息的印鈔機，全國上下向錢看。

        問：哪些階層是重商主義的最大受益者？

        答：我換個方式，用一個經濟概念來回答。經濟利益的受益者，當然是在追求超額利益（超過合法正當的利潤），我們稱這種利益為利益（rent），而不稱之為利潤（profit），因為利潤是會計性的概念（收入減去成本），而rent的概念來自地租，是經營之後的獲利，程度依「地主」的能力而異。在重商制度下，與王室有交情的人或太子權臣，就有機會得到特許權經營殖民地或某項產業，這些人就稱為rent-seeker（追逐超額利益者）。他們的種種作為（效忠、奉承、勾結），稱為rent-seeking behavior。這些追求自利自肥者對社會有害，例如英國的羊毛業者反對棉花進口，法國的蠟燭製造商要求政府，禁止民間在白天開窗簾。換言之，只要有管制，就有人因而受益或受害；政府是最大的管制者，法令多如牛毛，人民動輒得咎。

        反過來說，這種做法必然也有優點，否則英國不會強盛起來，其他國家不會積極跟進。最明顯的好處是：國家因而經濟強壯，軍事實力超強，度量衡與貨幣迅速統一，跨國性的大企業（例如印度公司）興起，交通網發達，國內市場體系化效率化，物暢其流，GNP迅速爬升。這種思維流傳至今仍，說得誇張一些：重商主義雖然不至於與人類共始終，但在百千年內大概陰魂不散。最簡明的共同特徵有幾項：保護本國產業、刺激國內工商業發展、壓低幣值追求出口順差累外匯。

        問：如果從學理面來說，可否介紹幾位主要代表人物的見解？

        答：從經濟分析的觀點來看，重商主義時期並沒有什麼重要的分析者。當然你很容易說，Thomas Mun（1664）《英國的財富與國外貿易》，不就是眾所週知的名著嗎？是的，Mun是東印度公司的負責人，他的主要見解，和之前綜述的重商主義學說相近似。整體而言，重商主義期談論經濟議題的著作很多，大都以小冊子（pamphlet）的形式出版。作者群相當多元：商人發表他的海外經商感受和各地奇風異俗；主管貿易的官員，依他的立場提出政策；國會議員針對某項經濟題議提出說帖。凱恩斯在1930年代之前，大量蒐集這些五花八門的小冊子，後來轉贈給劍橋大學的馬歇爾圖書館。

換個方式來說，我們在教科書上看到的重商主義學說，其實是後代學者的理性重構，其中最有名的著作，是瑞典經濟史學者Eli Heckscher (1879-1952)的Mercantilism。原著以德文撰寫，1935年譯成英文（2冊），那種拗口的奇怪文體，保證你看3頁就放棄。法、德、荷、葡、西、義諸國，在那段時期也有各自的重商主義學說，可惜我不夠理解。雖然面貌與經驗不一，但前述的共同本質，應該和英國的例子類似。如果你在Wikipedia的英文版查索mercantilism，會出現許多想像不到的文獻，然後再連結到法、德、荷、西、義語文的版本，就會看到讀不完的文獻。

        問：你這樣的回答，沒有告訴我們實質的內容，可否舉一兩位代表人物的實例，不要躲躲閃閃地在外圍打轉。

        答：是的，真是說了一堆空話。那我就舉David Hume（1711-76）和Richard Cantillon（1680?-1734）的學說為例，內容有點繁複，我盡量簡化。Hume是Adam Smith的友人，年長12歲。他在哲學與經濟分析上的重要性，Wikipedia有很好的解說，在此我只挑他最有名的price specie-flow mechanism來說。

Price指的是英國物價，specie-flow是指因貿易而在英國流進流出的金銀。Hume的基本意思很簡明：重商主義以累積金銀為目標（金塊主義），但累積到18世紀中葉時，國內的金銀數量已經相當可觀，必然的結果是物價明顯上漲。物價上漲後，糧價水漲船高，工資也跟著攀升，結果是各行各業的成本，竟然被過去辛苦累積的金銀，逼升到遠超過貿易對手國（德、法、荷）。

後果很明顯：英國產品在國際市場的競爭力必然因而下降，到頭來反而要用前人累積的外匯，去購買外國較廉價的糧食與商品，金銀就逆流出去了，這是一種自己打敗自己（self-defeating）的過程。Hume提醒英國各界，金銀不是真正的財富，貨幣只是交易的媒介，貨幣是「一層面紗」，真正要儲存累積的，是工商業的生產力與競爭力。

        問：但從歷史的發展來看，Hume擔心的事並未發生，因為1800年之後英國進入產業革命，成為世界經濟的龍頭，還締造出日不落國、大英國協。難道Hume的理論有缺陷嗎？

        答：確實如你所說，英國在1800年之後，實質所得以將近80度的仰角，急速上升到第1次世界大戰（1914-8）期間。這就是經濟史上最引人注目的產業革命，也是人類終於能逃脫馬爾薩斯陷阱（人口成長率高過所得成長率）的分水嶺。現在用理論性的說法，回答你的重要問題：Hume的理論既簡單又合理，但為何沒有發生？以下的答案當然是近代經濟學者的理性重構。如果國內的物價高升，Hume預期國際收支會惡化，但在下列的情況下這種情形不會發生：(1)國內對進口物品的需求彈性（Ed），和(2)國外對本國產品的需求彈性（Ef），兩者之和小於1（即Ed + Ef < 1）。

        這是什麼意思？(1)的意思是說，不管國內物價的變化，英國人對外國商品（例如法國葡萄酒）的需求彈性（Ed）還是很低（不買不行）。(2)的意思是說，雖然英國的物價上漲，生產成本比外國高，但由於英國產品的質量（例羊毛織品）仍居世界首位，就算價格明顯提升，外國人還是會來買，這時就可以說：「國外對本國產品的需求彈性（Ef）很低」（不買不行）。如果(1)和(2)的總合小於1（Ed + Ef < 1），Hume的說法就不成立了。Hume的理論在什麼情況下會成立呢？很簡單：Ed + Ef > 1。在這種情況下，英國就會掉入「重商主義的窘境」（自己打敗自己）。對英國人來說，Hume擔心的事沒發生（幸而言錯）。

        問：喔！沒想到還有這層道理。請問可以具體衡量Ed和Ef嗎？

        答：如果你有某項商品（例如羊毛），在各國的長期價格序列，有各國的進出數量，當然就可計算。但整體而言，這是個概念性的解答，目的在解說「重商主義的窘境」，在哪種狀況下會出現或消失。

        問：那另一個Richard Cantillon，他有什麼重要學說呢？

        答：他是個愛爾蘭商人和銀行家，大約是1680-90年間出生。大部分的時間在巴黎生活，最主要的著作是Essai sur la nature du commerce en général（論商業體系的本質）。這本書大約是1720年代寫成，1734年他被僕人殺害後放火燒屋，燬掉不少他尚未發表的文稿。這本著作在1755年才出版，現有英法文的對照版。學界一直有個流行的說法，認為這本書是《國富論》（1776）之前，最具體系性的經濟分析著作。

我只解說其中最有名的論點，稱為Cantillon效果。在他之前的學者，大都持貨幣數量說：英國的物價會因為貨幣供給的增加，而比例性地上升。如果外匯累積造成貨幣供給增加3倍，國內物價大體而言也會增長3倍。這原理到了美國經濟學者Irving Fisher（1867-1947）手中，寫成著名的Fisher方程式，延用至今：MV=PT（M=貨幣存量，P=物價水準，T=交易額，V=貨幣的流通速度）。這個方程式是貨幣數量說的根基，但Cantillon認為是錯的。

他說得很有道理：透過貿易所累積的外匯，轉換成英鎊之後，並不會均勻地分到各行業，所以不會有「增加3倍貨幣供給量，物價就漲3倍」的結果。真實的狀況是：這些透過貿易順差賺來的錢，大部分會流入王室、貴族、富商手中，人口比例較高的農民與工匠根本分配不到，怎麼會讓農工產品也漲3倍呢？

以大陸為例，1990-2010年間急劇累積2兆多外匯存底，物價確實因而高漲數倍，但對沿海諸省（尤其是通商口岸），和內地雲貴青海的物價效果就明顯不同；對特種行業與對農工業的物價效果，也必然不同。Cantillon的意思簡單又正確：貨幣數量說太天真，外匯存底的物價效果，要看這些錢流入誰的手中而異，是用在炒房產、奢侈精品，或用在教育研究上。這些錢流入不同行業後，透過不同的花錢管道，會再次改變社會的財富結構，進而改變物價的結構。凱恩斯說過類似的話：「貨幣供給改變後，並不會對各種物品的價格產生相同方式、相同程度、相同時間點的影響。」

        問：這樣聽起來，好像在重商主義時期，還是有些腦筋清楚的分析，不只是滿腦子錢錢錢的利潤極大化者。

        答：每個時代都有了不起的人物和卓越的見解。但和日後的古典學派相較，重商主義時期的經濟論述，還缺乏分析性的概念與工具，比較像是中國史書上的「策論」形式，有強力的論點，但還沒能概念化與一般化。

        問：我記得凱恩斯（1936）《一般理論》內，有一章的名稱是「重商主義」。為什麼他會要論說這個主題？他提出什麼論點？研究重商主義的學者，對凱恩斯有什麼評論？

        答：《一般理論》的第23章，主題是「論重商主義、高利貸法、鑄幣、消費不足論」。這是他對經濟思想史重要議題的評論，說明古今學理如何相貫通。此章中最重要的，當然是他對馬爾薩斯的「消費不足論」與「有效需求說」作出積極回應，認為這是拯救1930年代初期大蕭條的良方。但如果針對重商主義這個議題來說，凱恩斯的理解就因為歷史知識不足，而受到專家的嚴厲批評。其中一個例子，是以研究格雷欣（Sir Thomas Gresham，1519-79）聞名的Raymond de Roover。1949年他在哈佛大學出版Gresham on Foreign Exchange，全書最末（頁287）注解17說，凱恩斯對重商主義的理解「充滿不正確的內容與錯誤的詮釋」。

        另一位是前面提過的瑞典經濟史學者Eli Heckscher，他對重商主義的研究舉世公認，也對凱恩斯的理解很有意見，其中最重大的批評，是有關「失業」的見解。凱恩斯犯了一個時空錯置的錯誤，以為重商主義時期的失業問題，本質上與1930年代工業化國家的失業問題類似。

1930年代失業問題的起因是投資不足，而這個現象在產業革命之前從未存在過。17-18世紀英國經濟的主體仍是農業，大部分的失業是由於農業的季節性或歉收引起。當時規模尚小的工業，如果有失業問題，也是因為冬季的河流結冰，或春季河水泛濫，造成水力推動的磨坊車停擺。

重商主義時期當然也有景氣循環（太陽黑子的活動影響作物收成），這類因大自然因素而起的失業，必須以特殊的方式救濟。重商主義者真正擔心的，是「自願性的失業」：農村人口轉到都市部門工作後，由於對過長工時的反彈，而寧可放工作機會，選擇休閒式的失業。這和凱恩斯所說的非志願性失業，本質上完全不同。

        我趁這個機會也對比一下，凱恩斯和馬克思對失業觀念的差異。如前所述，凱恩斯式的失業是由於投資不足，造成GNP的水準不足以提供充分就業。而馬克思式的失業不同，那是在一個勞力充足，但資本不足的時代。19世紀的英國天賦資源不充足、技術水平不夠高，即使有巨額資金投入生產，也無法完全吸納勞動市場上的過剩勞工。

        換言之，馬克思式的失業，是三項因素的綜合性體：(1)人口過剩（勞動供給無限）；(2)所得水準太低，無法累積足夠的儲蓄，(3)技術水準尚在初始狀態。這種失業是結構性的，不是景氣循環性的。增加公共投資、貨幣擴張、政府赤字支出這類的政策，是治療1930年代失業問題的有效藥方，但對19世紀中葉馬克思式的失業問題就沒效，對16-18世紀重商主義時期的失業也沒效。

打個比方，雖然外觀症狀同樣是發燒，但祖父和兒子和孫子的病因卻完全不同，藥方當然也就不能一樣。這個例子告訴我們，如果某個國家的失業率嚴重，思想史與經濟史的知識就可以提醒執政者，要先判斷這是哪一型的失業，開哪種處方才能對症下藥。

        問：我原本以為重商主義時期的經濟思想，只是執政者著重如何透過貿易順差累積金銀，沒想到那時期的商人和知識分子，其實對經濟現象，尤其是外匯、貿易、工商管制、富國強兵、競逐超額利潤，已有相當成熟的見解。

        答：是的，我們只有一堂課的時間討論重商主義，只能觸及有限的面向。如果你在網路上搜尋相關著作，或查看英法德西義語文的維基百科，就會明顯感受到，我們對這個議題的知識既有限又偏頗。我年輕時接觸過這個領域的文獻，深知其中的複雜度與寬廣性。日本對重商主義有很好的研究，其中的一個縮影，就是台大經濟系的張漢裕教授（1913-98）。他在東京大學經濟學部的博士論文，在矢內原忠雄教授的指導下，1954年由岩波書店出版（《英國重商主義研究》，260頁），當時這是很榮耀的事。張教授晚年期間，我和他有過幾次接觸，他借這本書讓我影印。現在重閱此書，更感受到台灣經濟思想史學界，在半世紀期間的嚴重空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