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思想史的研究角度與方法
上次的主題是：為什麼需要重新理解古人的經濟見解。今天談另一個相關的問題：經濟思想史的研究角度與方法。我們閱讀或評判先人著作時，很容易看出他們的錯誤與限度。但這些人都是當時的超大型狐狸或刺猬，才禁得起時代考驗流傳至今，難道他們真的那麼容易，就被解構得一文不值嗎？那是因為我們常會：(1)不自覺地以現代的條件來評判古人，忽略了他們的時代限制。例如古典學派還不具備「邊際效用」的概念，所以無法解決「鑽石與水的矛盾」。(2)對先賢過度預期，以為只要讀通《國富論》，就能讓台灣的GNP翻兩番。
換句話說，我們容易：(1)以今日較成熟的理論與概念，去批判先賢的思考缺乏深度。(2)以今日較先進的技術工具（電腦統計軟體），去低估先賢的思慮廣度。(3)急切地要把先賢的論述，納入自己的分析架構，合用就高興，不合用就鄙棄。對先人沒有「同情的理解」，只有眼前實用的取捨。上星期提過凱恩斯的例子，他在求學成長期間，不以功利為取向地廣泛閱讀，才能在1930年代大恐慌時期，全世界束手無策時，猛然想起馬爾薩斯的「有效需求說」。
我的意思簡單：在危急時有救命功能的，恐怕不是多年苦心經營最在意的東西，而是你平時鄙棄的小玩意。識大體的人不敢鄙視前人的智慧，文革時期紅衛兵破壞四舊，而現在大陸對經典的重視，又遠超過台灣。歷史對人類文明演化的貢獻，恐怕比你想像的更重要。經典對我們的意義是：(1)古人經驗累積的資料庫；(2)記錄各種可能的狀況與解決方式。這些狀況是現在一時想像不到，但已實際存在過，日後可能又會重現。
問：如果要歷史對我們有用，歷史學也要跟得上時代才行，經典也要具有現代意義才會引人注意。單是說歷史重要並沒有意義，要讓歷史有用才行，。
答：是的，所以才需要我這種人在經濟系教這門課。我們這個行業的功能，就是在呼應你的問題。是的，你已經說明我的主要任務了。我接著要說的是：隨著新時代的進步，我們會有新概念和新工具，對歷史會有更好的理解。換言之，「歷史學」在進步，我們對過去的認知也不斷地更新。以前我們對王莽的評價，總是說他過度改革，造成民不聊生，好像責任都在他身上。現代的氣候史研究告訴我們，西漢末年正好是小冰期，氣溫下降造成農作歉收，導致社會與政治動盪，在那段氣候不利的時期，誰來當皇帝都沒用。從環境結構變化的角度來看，我們對歷代君王的看法就不同了：太平盛世可能是氣候的幫助，太平天國的起因，可能不只是人禍而已。
問：如果能這樣把視野拉開，把眼光放大，一方面對歷史的理解就較全面，也較可避免苛責或歌功頌德的表層理解。請問經濟思想史學界，有哪幾主要的分析手法？
答：簡單說，有相對主義和絕對主義。相對主義在處理某項經濟理論時，會注意建構那個理論的時代與社會背景，也就是說，要把概念和它的時代結合（例如自由主義vs.保護主義的概念與背景），這樣才不會犯孤立判斷的錯誤。相對地，絕對主義就不管什麼時代背景與特色，而是注重某個理論的發展（例如勞動價值說），在Adam Smith之前有過哪些見解，到Smith時變成如何，到馬克思時又添了哪些面向。
換句話說，絕對主義者注重某個觀念（例如貨幣數量說，基本論點是：貨幣和物價之間有比例性的關係），如何從模糊的概念，逐漸發展到18世紀的David Hume手中，再發展到19世紀末的Irving Fisher手中，再發展到1960年代Milton Friedman手中。絕對主義注重這一連串由小到大、由錯誤到正確（逐步趨向真理）的過程。相對主義較不注重誰對誰錯，而是具有同情心地去理解，貨幣數量說在David Hume時有哪些說法，同時期的人有過哪些對照性的見解，這些不同的論述，是受到當時哪些因素的影響。在相對主義者眼中，沒有對的錯的好的壞的，而是要更深入理解「為什麼？」。
思想史研究者，可能會有20%的絕對主義，和80%的相對主義色彩。這個比例依人而異，0%與100%的兩極反而少見。這兩種立場各有優劣，作者依各自的專長發揮，讀者心中如果先明白這項基本區別，就可減少不必要的口水戰。
問：如果從相對主義的角度來看，各時代對經濟學的界定，其實就有很大的差異。
答：是的，謝謝你提出這個重要的問題。以《國富論》為例，它的主要訴求，是探討「國家財富的本質與起源」。到理嘉圖時，他的重點放在「土地所生產出來的東西，是透過哪些法則來分配」（注重所得分配的原理）。到馬克思時，他的重點又不同了，要探討「資本主義的變動原理」。1870年之後的主旨和我們現在較接近，要分析「在有限的資源與既有的技術下，人類如何做不同的效益運用。」在這種說法之下，經濟學已具備科學探討（求極大化、求最適化）的性質，和古典學派時期的目標完全不同。二次大戰後，經濟學就是眾所熟知的，在探討資源的效率配置、效用極大化、利潤極大化、廠商的競爭策略、消費者的效用滿足。
換個角度來說，古典學派較注重總體宏觀的議題：GNP、貨幣、物價、人口。新古典學派注重個體微觀的議題：消費、廠商、競爭。到了凱恩斯時，他開創近代的總體宏觀經濟學，把個體微觀分出為另一個領域，這個分界法延用至今。但又有人提倡總體研究的個體基礎，以及個體研究的總體效果，兩者很難完全切割。
問：不論用任何內容來指稱經濟學，有一項不變的原則就是：經濟分析和其他科學研究一樣，都是在昨日的偏見錯誤之上，追尋更能解釋實況的學理。
答：那當然。科學的本質就是提出新假說與新證據，來推翻舊的錯誤認知，這是個永無止盡的過程。從這個觀點來看，只有能被否證的學理，才具有科學意義。例如目前的數字體系內無法否證1+1=2，但如果你能論證1+1≠2，那就另有意義。但反過來說，經濟命題或結果，能用這種方式來否證嗎？同樣的貨幣數量說，在16世紀和21世紀的意義就不完全一樣，在美國和在非洲的意義也不盡相同。所以上述的否證法，就不適用在經濟學理上。
這麼說的話，那要如何判斷經濟學是否在進步呢？這倒容易，因為有愈來愈新的概念、愈多的實際證據、愈好的分析工具。自然科學可以說，愛因斯坦比牛頓正確，但經濟學無法說Milton Friedman必然比Adam Smith正確。在人文社會的領域內，個人的（主觀）判斷是最後的憑據。也就是因為經濟學具有這種特質，所以古典著作才有存在的空間，才有必要學習經濟思想史。
問：前面談過絕對主義與相對主義，聽說還有理性重構和歷史重構之分，請問那是什麼意思？
答：其實這是兩組很相似的概念，可用來互補或相互彰顯。歷史重構的基本意思很簡單：如果要評估過去某位思想家的某項概念，就要從他們本人的立場去理解。例如為什麼Smith會提出「看不見的手」這個概念，他受過哪些人對這個概念的啟發，或受到當時哪些事件的影響。換句話說，要儘量「真如其實」地，重構Smith提出「看不見的手」的情境。
理性重構和絕對主義一樣，不必顧慮Smith的時代背景、特色、出發點、目的，而是把Smith當作和我們同時代的人，用「我們的想法」來分析「古人的觀點」。目的是要找出先賢的不足或錯誤，或用以彰顯我們對「看不見的手」這個概念，在這250年間已比Smith所知道的增加許多。理性重構的好處，就是能建構出某個概念，在各時代的進展軌跡，但缺點就是「時空錯置」。
歷史重構的好處，是讓我們更明白先賢如何在較初始的狀態下，竟然就能有那種感受，還提出一個至今仍適用的概念，實在了不起。歷史重構的缺點是，其實很難真正回到先賢的時光裡，而只能用現代的眼光，「假裝」模擬過去的實況，誤差必然很大。若單從理論進展的觀點來看，當然是要用理性重構的方法，缺點就是完全抹去各時代的特色，好像這些概念是在真空試管裡長出來的。有無可能結合這兩種手法？如前所述，其實都是百分比的問題，0%和100%的情況很少見。
問：如果想讀經濟思想的原著，或想了解某位思想家，我應該注意哪些面向或角度？
答：經典名著的時代離我們較遠，作者的風格與那時期對著作的要求，都和我們不同。但不論讀多久以前，或多左派多右派的書，基本上要掌握五個重點。
(1)要弄清楚這個學派和這位作者的歷史背景（根源性），因為每種思潮不會只有單一起源，必然有複雜多元的根底。經典著作的重要性，就在於他們能回應時代的特殊性，提出新概念或新手法，得出對後代有啟發性的答案。例如《國富論》的主旨之一，就是批判當時主流的重商主義，提出自由放任的政策，來取代政府干預的經濟管制。
凱恩斯的《一般理論》，就是要解決1930年初期的大蕭條。因為古典學派的自動充分就業說、賽依法則（供給創造本身的需求），已經不能分析1930年代的失業與需求問題。凱因斯被迫提出許多新理論，包括：有效需求說、不充份就業下的均衡說、工資僵硬性、流動性陷阱、乘數原理、加速原理。這些都是他在「新環境」下提出的「新學說」。大家反而忽略一個關鍵問題：為什麼凱恩斯之前的經濟理論，碰到大蕭條就束手無策？這就是思想史有幫助的地方。
(2)要弄清楚這個學派或這本著作的主軸。每本名著的內容必然包羅諸多面向，要先弄清楚主流意見和反對意見。例如重商主義特別注重金銀的累積，但為什麼David Hume卻反對累積金銀，認為那不是真正國家的財富？因為Hume認為生產力的優勢，才是國家長期應努力的目標。累積金銀（外匯存底），會讓英國的貨幣升值，不利出口，工商業受害，失去國際競爭力之後，反而要用先前辛苦累積的外匯，去買外國商品，到頭來就白忙一場了。
(3)這個學派或作者讓誰獲益（或受損）？為什麼有人願意繼續追隨這個學派？他們想得到什麼好處？以支持《資本論》的讀者為例，他們的主要訴求，就是讉責資本主義體系下，追求利潤極大化的行為，認為那是造成社會不公、人間無義的罪惡根源。他們痛恨《國富論》的「自利說」、反對「自由放任」的經濟政策、認為Smith是資本家的走狗，是替資產階級辯護的「魔鬼律師」。換言之，支持《國富論》和《資本論》的人，不會只是單純的讀者，他們還有隨之而來的用意與目標，還牽涉到左右兩派的激烈鬥爭，嚴重的話還會讓人頭落地。
(4)要瞭解這個學派的有效性、有用性、正確性。先不談上面那一點的社會現象，單從書呆子的角度來說，《國富論》和《資本論》的論點，對「你自己」來說，是否有說服力？能幫助我進一步做什麼？是否能說服同學、親友或高層決策者？
(5)判斷一本著作是否為經典，最簡單標準就是「時間」。就算我對《資本論》毫無興趣，但總要弄明白為什麼它會流傳至今，而且一百年內好像還不會絕版。對當今的人來說，凱恩斯的《一般理論》比《國富論》切身，但我相信兩三百年後，《國富論》恐怕還會流傳，而《一般理論》就未必了。主因是凱恩斯的學說雖然相當有創意，但在「主義」的層次上，恐怕還是比不上《國富論》，對人文社會學界影響的廣度與深度。能經得起時間考驗的著作，就值得讓我們去了解背後的因素，而不是只憑自己有限的知識，和一時喜惡就妄下斷語。
問：你說得太難太多太複雜，我還是弄不懂上這門課有什麼用？
答：當然沒有立即明顯的功用，不會讓你更富，有也不會幫助你變得更聰明。但如果你打開心胸，去了解經濟學的重要前輩，是如何一步步地建構這個學門，以及其中紛雜的派別與人物，或許可以幫助你「減少無知」。例如當你聽到「古典學派」時，就不必像其他同學一樣露出茫然的表情。
Blaug說過一段較抽象的話，但你可以揣摩他的意思：「當今的理論必然帶著過去問題的傷疤，這些過去的問題現在已經解決了，錯誤也已經改正了，但如果沒有從過去遺留下來的智慧，我們還是不易充分理解過去的問題與錯誤的本質。」沒有人會大聲宣揚不認識自己的祖先，但經濟學者對不認識專業上的祖先，不但毫不在意，還譏笑別人在靠先人的遺著發老祖宗財。是的，學習經濟思想史不會讓你更快樂，也不會讓世界變得更美好。但它是經濟知識教養的一部分，只能消極地減少無知，沒有積極見立竿見影的效果，這件事已充分反映在經濟學的就業市場上。
我希望你理解一個簡單的道理：現在就是將來的歷史，歷史就是過去的現在。經濟學是會演化的，你今日以為正確崇高的原理，到了你子孫輩時，恐怕不值錢也不正確了。130億年來，宇宙的本質並無基本的改變，真正改變的，是我們對宇宙的認知。經濟現象也一樣，說來說去都是貨幣、物價、供給、需求，但每個時代都對這些議題，提供新經驗、新概念、新推理。
今日的經濟學，只是經濟學發展洪流中的一小段，不必太輕視過去，也不必太膨脹自己。太陽底下真正新鮮的事並不多，人類的基本特性、效用函數、喜怒哀樂，三千年前和三千年後大概相差不遠。科學的進步，是對同一個太陽有截然不同的理解角度與深度。抱歉，我又離題千里自言自語了，這表示我無法精確簡要地回答你的疑惑。
問：現在聽到的思想史主要人物，都是歐美人士，難道其他的文明，例如中國、阿拉伯世界、日本，幾千年來沒有自己對經濟現象的觀察嗎？
答：當然有，但目前仍處於各說各話的階段。各國都有自己的經濟思想史，也有各自的著作，但相互間缺乏共同的語言。以中國為例，我認為目前較好的兩套著作，一是胡寄窗《中國經濟思想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1963、1981）。在1950-70年代，一個人用這麼長時間，寫這套書確實不容易，我知道有人嘗試要把它譯成英文。但對外國讀者有幾項困難：(1)要先花很大力氣，才弄得清楚什麼是先秦諸子。(2)不容易用西洋觀念來解釋墨子的「兼愛」和管仲的「輕重說」。(3)胡寄窗在某段時期，大量套用馬列主義的架構，來解說中國經濟思想。熟悉馬克斯概念的西方人，對這種手法反而困惑了：你列底是在講中國的思想還是馬克思的？
另一套是較新近的集體著作，趙靖與石世奇主編的4冊《中國經濟思想通史》，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這是集眾人力量合寫的通史，廣度很夠，從先秦到晚清。但和胡寄窗的3冊對照，較看不出作者的特色，而是表面性地解說個別人物傳記，綜述他們的想法。不容易和洋人對話的原因是，就算他們讀完這兩套書的完美英譯本，還是不能明白，中國經濟思想的主要概念與分析工具。
如何搭起有效的對話，進而產生激盪的火花呢？這些難以否認的缺點，在阿拉伯、日本的經濟思想上也存在。不同時代不同國家的人，在寫經濟論述時，主要目的是解決自己的困難與問題，主觀性必然很強。西方國家也是如此，只是到了18世紀中葉，尤其到了《國富論》（1776），才整理成較學術性的形式：除了具體的賦稅與貿易這類政策問題，也開始提出「看不見的手」、「鑽石與水的矛盾」這類哲學性質的學理。
之後隨著學術的發展與分工，19世紀在大學裡，出現政治經濟學講座，把具體的經濟問題學理化。到了20世紀中葉，更是大量數學模型化。所以如果你只用今日美式的經濟學理，來理解中、日、阿式的古典經濟著作，必然會覺得落伍失望。這時就不能用絕對主義，而是要用相對主義的手法，來做歷史重構（而非理性重構）。
每個時代都有主流有異端，最好抱持生物多樣性的態度，理解百花齊放的重要性。沒有哪套主義或學派，是超越時空的真理。隨著外在條件的變化，若以英雄成敗來看，有效果的學派就是好學派，能捉老鼠的就是好貓。人是運用工具的動物，思想本身是一種工具，可以用來相互爭鬥。思想也一種商品，必須在「思想市場」裡和其他思想競爭。
我們在經濟思想史教科書上，看到的人物與派別，就是過去幾百年來，在這個市場激烈競爭下的優勝者。一將功成萬骨枯，勝利的學派背後，必定有許多其他（失敗的）學派，不知何年何時還會東山復起。今日以「市場機能」為首的認知，下個世紀就未必合乎時代的需要。
經濟學這門社會科學，和講求精確不移的自然科學，有幾項主要差異。(1)經濟思想不必然是向前進步的，而是對千古不變的問題（貨幣、失業、利率、物價），提出新觀點、新經驗、新分析工具。(2)經濟思潮沒有絕對的真理，沒有統一共認的標準，來檢定哪項理論較優越。而是以說理上的說服力、影響政治決策的強弱，來判斷高低輸贏。(3)各派之間的主要差異，主要是「信念」與「目標」的問題。經濟派別和政治派別的相同點，是會（強烈）互斥、攻擊、搶奪發言權與資源分配權。從生物多樣性與思想多樣性的角度來看，這也不是壞事。人在絕望或束手無策時，先人的智慧就會變得重要。書到用時方恨少，為什麼不學學凱恩斯，年輕時讀些經典，說不定會有救命之用呢！
好了，時間又被我扯完了，下次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