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格

　　□博士生，香港

　　为什么芬兰会饿死14万人

　　当我们惊叹芬兰全境有着187888个湖泊和179584个岛屿时，就不难理解世界上最大的手机生产厂商为什么能在此诞生———大力发展无线通讯的成本无疑远低于铺设传统的固线电话网络。但悲剧也曾因“千湖国”与“千岛国”支离破碎的地形而发生。你听说过1866年至1868年间的芬兰饥荒吗？因为地广人稀，交通不便，在农业歉收时粮食很难运送到缺粮之处，或者运输成本过高以致灾民无力购买。经济学理论中抽象的“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概念，凝结在现实里时竟如此沉重：这个拥有180万人口的国家饿死了14万人，死亡率高达7.76%.

　　这个在我们认知范围之外的故事，或许是台湾清华大学经济系教授赖建诚先生在《西洋经济史的趣味》一书中最称不上“轻松有趣”的部分，但它却最能反映赖教授在开篇中的立场与观点：“如果有效的经济学理，是根据事实来提炼出有用的概念，那么现代的经济学理视野，必然会受到观察样本的限制。历史的重要功能，就是开阔认知的可能性。”历史是社会的实验室，它能向我们提供许多不易观察到的关于过去的精彩现象，或者难以想象的让人叹为观止的经济事件。而现代经济学家在不到两百五十年的经济理论发展中所能掌握的理论工具，还远不足以解释五千年人类文明史中种种复杂的现象。与其过分追求理论的数学化和逻辑化，不如更加关注模型是否具有解释真实世界的能力与意义，不如尝试把经济理论与统计方法运用在历史题材上，不如从祖先面对的难题与趣事、前人得到的经验与教训出发，改善现有理论的不足，扩展思考的视野。

　　请不必担心历史的厚重会遮蔽了它生动有趣的另一面。要知道，这本《西洋经济史的趣味》其实正是从赖教授极受欢迎的“西洋经济史”课程讲义大纲与阅读材料的初阶导引脱胎而成的推广型读物。赖教授从全世界成千上万位经济史学者每年成百上千篇的专业论文中，精心拣选出二十余篇改写为故事性强、容易转述、启发性高的摘述导读，以引发读者的兴趣和思考，鼓励他们从篇末的参考文献和“延伸阅读”部分所提供的数据库、网站、专业期刊中，学着去追寻自己提出的问题的答案。吴晗先生曾经说过，如果要想让人们乐于接触历史，“就得‘笑着脸’给人讲历史”；而这一次，“笑着脸”讲故事的赖教授，可以说是通过从专业学术化转向通俗大众化的有益尝试，成功地在课堂的议题分析与普罗阅读的兴味之间搭起了桥梁。

　　过去的概念构成未来的概念

　　为什么所有的计算机键盘都不依照ABCD排列？为什么国际标准的铁轨间距是143.5公分？天气的阴晴风雨与采用电脑系统前股票市场指数的高低又有什么关系？希望增加新知的你一定能通过轻松的阅读大开眼界，宛如回到彼时彼地。

　　如果你想尝试从旧的题材中发现新的意义，甚至改变对某个题材的认知与理解，那么你也可以通过阅读这本书而得偿所愿：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大规模地审判与杀灭巫者的行动原来源自粮食短缺的经济压力；各种纷繁有别的宗教教义其实都符合经济学上的竞争策略；与我们长期以来的印象截然相反的是，铁路对美国19世纪的经济发展、蒸汽机对英国的产业革命其实都帮助不大，而英国事实上更是不能被称为一马当先的产业革命龙头。

　　至于《共产党宣言》对英国工人运动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或者对烟赌娼三大产业实行公开化、透明化、管理化相比禁绝化、地下化、污名化是否对社会更有好处，这些简体中文版本里没有包括的论题，也可以在赖建诚教授个人网页上供免费下载的完全电子版中一睹为快。

　　英国政治哲学家托马斯·霍布斯说过：“我们关于过去的概念构成我们未来的概念。”但当许多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时，我们不得不陷入更为深刻的疑问与反思。

　　如果你仔细读完书中《经济闭关自守能撑多久》、《有用的战争》与《扩大内需是日本经济成长的关键？》这三则耐人寻味的故事，曾经熟悉的历史定然能向你展示全然陌生的面孔。美国在1807年到1809年间由于采取贸易禁运政策而造成国民生产总值高达5%的损失，这和历史上其他许多同样具有说服力的例子一样都说明，闭关自守的代价很高，片板不准下海、禁绝海外关系、自我封闭的锁国政策都只是不智之举。日本在二战后的经济奇迹常常被用作重视对外贸易、使出口成为经济成长引擎的最好例证，三十年来中国急迫剧变的时代经验更是使我们对自己开放的姿态与面向毫不怀疑。但赖教授用历史数据明白无疑地告诉我们，日本战后的奇迹一点也不能说是虚饰的神话与侥幸的胜出，而是以明治维新起在人才储备、教育体系、生产与设计能力、金融体系、社会基础诸方面长期深耕、扎根准备为必要前提，在二战后大力推行土地改革、去军事化和民主化三大改革措施的必然结果。更重要的是，日本的国内需求发展才是其经济成长的主要动力，日本优异的出口统计数字也不过是其国内市场成功的后续影响。

　　我们完全应该关注这些与我们对超速成长的渴求和歌颂相悖的不协调和不一致，因为在某些曾被有意无意过滤掉的史料背后，在某些曾被或多或少修饰过的史实面前，所有长期以来在实践中被忽略掉的偏颇与失衡，所有貌似理所当然、超越常规、无懈可击的历程，理应更加触目惊心、令人警惕、催人深思。正如《金融时报》前驻北京首席记者詹姆斯·金奇在《中国震撼世界》一书序言中所说：“大国的崛起，以及随后由盛转衰……很少会遵循一种简单的、直线性的方式。其间充满了迂回曲折、虚假的黎明和蒙蔽人的信号。”

　　社会科学关注的应该是人

　　任何一本经济学基础教科书都会告诉学生，有一种需求量与价格罕见地同方向变动的特殊商品被称为吉芬物品，这是因为英国统计学家罗伯特·吉芬发现在1845年爱尔兰灾荒期间，土豆价格上升时，穷人对土豆的需求反而上升。对许多经济学家来说，吉芬物品似乎仅仅是一个在逻辑上自洽却难以理解、在现实中更是无从证实的虚构概念而已。但赖教授却引述约翰·戴维斯的研究成果，指出一百年来书斋学者们忽视的两个重要的必要条件：消费者的收入已经逼近生存底线；已经没有其他任何食物可供替代。

　　这个饱含着生死抉择、辛酸血泪却险些沦为理论演练与思维游戏牺牲品的概念，或许正是对常常只研究“正常情况下”、“理论上说”的经济学理论的最大嘲笑：这门被誉为“社会科学皇冠上的明珠”的学科，这些在发挥着“经济学帝国主义”威力的学者，该如何直面那些几乎要被时间湮没的苦难，该如何关怀那些身处饥饿、承受严寒、感受孤独的生命，该如何践行公众对自己的美好期望？要知道，社会科学关注的应该是大写的、鲜活的、个体的“人”，坚持的应该是面向现实、求索真理的勇气。

　　也正因如此，在关于芬兰饥荒的话题里，赖教授的寄语才如此意味深长：“中国的留美经济学人，不要以为自由经济那套‘看不见的手’学说，是超越时空的真理。……中国的物资条件与文化背景和欧美迥异，洋大人的自由经济有他们的背景与环境条件，未必适合移植。”

　　经济学巨匠阿尔弗雷德·马歇尔在其名著《经济学原理》中的第一句话就是：“经济生活在永恒地变化，每个时代的经济学家都面临那个时代的挑战。”任何涉及到时间因素的经济学理论与包含了时间变量的经济学模型，严格来说都事关历史。经济学的视界中不应该仅仅有今人的位置，应该还有古人的一席之地，有关于历史的沉甸甸的在场感。《西洋经济史的趣味》之所以好看耐读、生动有趣，正是因为它并未单纯地就历史言历史，就经济谈经济，而是更为深入地探讨了经济事件中体现出来的关于政治、社会、文化和经济秩序的历史，描绘了属于每个人的故事、能够感同身受的历史，讲述了那些我们不曾活过的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