亦兄弟亦敵人：年鑑學派兩位創辦人的情誼

 

 

 

大家都知道經濟上的合夥不容易，管仲與鮑叔牙是特例。生意上的共事又常是必要之事，幸好有民法與商事法，糾紛與爭執較易有規範。學術上的合夥會面臨更多考驗，幾乎無規範性可言，合則聚不合則散。學術史上能長期合作共榮的例子不多，尤其是在共榮的階段。

馬克․布洛克（Marc Bloch, 1884-1944）與路西安․費夫賀（Lucien Febvre, 1878-1956），是《年鑑學報》的共同創辦人（1929）。這兩位時而爭執，時而互助，時而競爭，可以用「亦兄弟亦敵人」來形容。可惜較年輕的布洛克54歲先去世，否則年鑑學派在戰後的發展，很可能是另一番局面。

若非早逝，布洛克會有更多原創性的著作問世，他在經濟史、社會史、心態史多方面的深入研究影響力，比長他八歲的費夫賀更寬廣、更長久。如果布洛克比費夫賀活得更久，或許費夫賀的大弟子布勞代爾就不會那麼閃亮，法國歷史學界的變動，也會有不同的景觀。當然，這些都是不必要的「歷史假如」，但這些假如也並非無意義的變數。

第一次世界大戰法國勝利後，亞爾薩斯省最重要的史塔斯堡（Strasbourg）大學歸還法國。德國占領期問，把這個大學經營得非常好，尤其是圖書與校園建設。戰後法國想讓這個大學，成為這個邊陲省分的重要代表，兼具教育與政治宣傳目的，因此投入許多人力與財力。從後來學術成就來看，當時吸收到的人才，有相當高的比例非常優秀。

1919年布洛克到史塔斯堡，但不是以教員的名義入校。因為法國在1918年12月中旬接管該校，翌年元月16日正式開學時，法籍的教職員人數還很少，有些教授還從其他地方借調來。主管學校事務的，包括當地駐軍代表在內。當時布洛克仍有軍役在身，他對此大學也有興趣，就被派為上尉軍官駐在該校。

1919年3月13日除役後，他辦好手續，正式離開戰前任教的中學（在Amien市），轉入史塔斯堡大學教法文。因為該地區受德國管轄甚久，當地學生約有八百多人法文能力不足。他的博士論文指導教授Christian Pfister ( 1857-1933），當時任文學院院長，推薦布洛克擔任中世史講師（chargé de cours），1919年10月1日起生效，時年33歲。因戰事而拖延的博士論文《皇帝與農奴》，在那時期仍未完成。

德國在中世史方面的研究領先各國，史塔斯堡大學藏書豐富，尤其是德國留下來豐富的歷史藏書與文物，對布洛克相當有吸引力。此外，他的指導教授也在此主持文學院，就文獻與人脈而言，對當時的布洛克是再好不過了。更有利的條件是，由於戰後人才少，布洛克被任命主持「中世史研究所」，有充裕的經費擴充研究設備、期刊、書籍，出版學術刊物、聘請國外學者講學、舉辦研討會。其中較重要的，是他因此與比利時的名中世史學者Henri Pirenne 建立交情。這不但影響未來《年鑑學報》的方向，也在私人交情方面，與費夫賀三人結成長期的小團體。

比布洛克年長八歲的費夫賀，比布洛克早五年進高等師範學院就讀（1899），他在該校內上過布洛克父親教授的古代史課程。他們在求學年齡上接近，接觸的知識圈與思想潮流也類似。費夫賀在1911年（33歲），就以法國東南部一個省區（Franche-Comté）在菲利普二世時期的歷史、地理、經濟與社會為題材，完成博士論文。（布洛克則因遇到1914年的大戰，拖延到1920 年12月才通過論文。）

取得學位後，費夫賀在Dijon大學教歷史。一次大戰時與布洛克一樣參軍，兩人都因戰功從士官升到上尉。費夫賀率領機槍隊，受傷一次，獲四次勳章，得過軍中的榮譽騎士勳章（Légion d’honeur），可見這兩位都有勇猛的戰鬥性格。

1919年10月，費夫賀因結識布洛克的論文指導教授Pfister，被這位院長聘為史塔斯堡現代史終身教職。他與布洛克的教職同一時間生效，但布洛克較年輕且論文尚未完成，只擔任講師職位。或許是因為兩人的研究室相鄰，或許是因為大學時代的共同背景，或許是兩人意氣相投，或許是兩人結婚育兒的時期接近（布洛克1919年結婚，生六個子女；費夫賀1921年43歲結婚，生三個小孩），兩人在知識上、生活上、家庭上都很密切。

但費夫賀一開始就很成功，口才好、知識足、觀點新穎，引人注目。費夫賀一直居於兄長的地位，和上一輩的歷史學者較有聯繫。兩人都覺得歷史學界有待改革，費夫賀的興趣廣泛，改革的意願很熱烈，但他的寫作範圍，很少超越所鑽研的16世紀。

相對地，布洛克對新方法、新領域較有衝勁。在知識的傳承上，費夫賀較執著地理史學的觀點，他的方法在當時是新穎的，但他下半生都在延用上半生既有的概念與工具。相對地，布洛克較受涂爾幹社會學的啟發，對比較史學、社會團體、經濟現象，都比費夫賀更積極投入。布洛克不僅吸收社會科學的工具與概念，甚至轉而批評社會學缺乏歷史感。

費夫賀鼓勵小老弟研究《神蹟皇帝》、《法國農村的歷史特徵》等新領域；他也需要布洛克協助，達成長久以來想要創辦刊物的願望，這是新史學的重要結合，但也是日後雙方對史觀與詮釋理論長期爭執的開端。

兩位的知識養成教育，屬於一次大戰前的產物。他們的基本訓練，著重於追求廣泛的文藝知識、多語言能力的培養、遵從笛卡爾式的邏輯論。學風上，兩人都反對當時流行的描述性歷史研究法，認為歷史的研究，必須先提出有意義的問題，之後運用史料來解答。他們也指責歷史學界存在的盲點。

 

布洛克與費夫賀生平對照

年代	布洛克	費夫賀
1878		出生
1886	出生
1889		就讀高等師範學院
1904	就讀高等師範學院
1911		完成博士論文，任教Dijon大學文學院
1919	到史斯堡大學任中世史講師；結婚	聘為史塔斯堡現代史終身職教授
1920	完成博士論文《皇帝與農奴》
1921		結婚
1922		完成名著《土地與人文的演進》
1926		申請巴黎大學講座，被拒
1928	首度申請法蘭西學院，失敗。籌備創半《年鑑學報》	出版《馬丁˙路德》一書；申請法蘭西學院，失利
1933	二度申請法蘭西學院，失利	獲准進入法蘭西學院
1936	接受巴黎大學教職，舉家遷巴黎
1939	前往布魯塞爾、劍橋大學講學	寫信要求布洛克與刊物斷絕關係
1940	出版《封建社會》；參加二次大戰，後法國戰敗，出亡南部	《年鑑學報》停刊
1941	完成部分《史家的技藝》，寄稿件給費夫賀保存
1942	加入地下抗德工作	《年鑑學報》改為《社會史論叢》，不定期出刊
1944	六月十六日，在里昂被德軍捕獲，槍決	九月，南下找尋布洛克消息
？		整理布洛克遺作出版
1956		逝世

 

兩人的研究手法也有不同之處。費夫賀較少提出原創性的問題，多在他人的缺點上提出修正。例如他對馬丁路德的研究，以及對無神論的駁斥，不像布洛克去翻新或開發新領域。取材上，費夫賀較少研讀原始檔案（尤其是下半生），多半運用別人整理的材料，加以批判分析。相對地，布洛克是個「下田工作者」，對原始檔案與第一手資料掌握得非常深入。

就兩人初遇時的研究領域而言，費夫賀已完成前述的地區史研究（Franche-Comté, 1912），也大致完成他的地理歷史學成名作《土地與人文的演進》（La terre et l’évolution humaine，1922），開始從事心態史研究，以宗教革命的代表人物為題材（1928年出版《馬丁․路德》）。布洛克這時結束論文《皇帝與農奴》，轉進心態史的領域：《神蹟皇希》，研究中世紀英法兩國人，相信被國王觸摸後可治癒粗脖子症的心態。所以，這兩位在初識階段，就有意朝心態史的方向發展。

論出身與個性，兩位也是很好的搭檔。家庭背景同屬資產階級，品味、舉止、外貌都類近。同樣有思路清敏、口齒清晰、自信、幹勁的個性，對家庭的照顧也不遺餘力。學術態度上，兩人都不是沙文主義式的愛國者，政治傾向也不高。這可說明為何日後年鑑學派會排除政治、外交、軍事史的研究，專注於較不為人注意的社會史與經濟史。

但如果從上述的關係，就以為兩人的情誼和諧，那就完全錯了。他們時常爭吵，據布勞代爾1978年的回憶：「費夫賀能好幾個小時只聽而不說半句話，然後隔天寫些很糟的信。布洛克則能完全承受，這是他的好品德。而費夫賀，據他們的通信看來，通常是以一種奇妙的方式輸了。」

據年鑑學派第三代中世史學家Le Goff的說法：「依我看，這兩位性格上與氣質上很不相似。費夫賀是個熱情的激進知識分子，布洛克是個激情冷漠的理性主義者。我認為，布洛克在歷史學家這行業上，以及他對史學的看法、知識上的內涵，比費夫賀嚴謹得多。有人說，費夫賀是在說書，他寫書跟說話一樣。而我的印象是，布洛克說話和寫書一樣。」以上的摘述，大概足以描繪兩人在性格和專業上的差異。

兩位在創辦《年鑑學報》初期的共同努力與遭遇的挫折，相當曲折也非常有意思，但這是另一個題材的內容，先跳過這個重要的面向，談談兩人的私人關係。

雙方開始明顯競爭，是為了爭取巴黎的教職。對人文社會的研究者，巴黎有三個吸引人的機構。第一是法蘭西學院（Collège de France），這是1530年法皇創設的，有六個講座，旨在增進人文的研究與「文藝復興的精神」。1930年時增加到47個講座，每個講座有一位教授。這個學院沒有固定學生，不頒學位，由教授自由講學。但每年要更換講授題材，這也是最具挑戰之處，因為學界都在注意講座的新方向與新題材。這是最崇高的講學機構，精英都想擠進這個終身的高職位。

1928年法蘭西學院有個講座出缺，他們兩人都想申請。布洛克想申請比較歷史的講座，他自認是當時唯一真正從事這項研究的人；費夫賀想申請現代史講座。同時的競爭者十多人，布洛克為了避免投票者（在職的講座教授），在他們兩人之間產生選擇的困難，當即撒回申請，禮讓較年長、較有聲譽的費夫賀競選，此時費夫賀已經50歲了。

費夫賀1926年時，曾經申請進巴黎大學（它的影響力次於法蘭西學院，可算是第二志願），但被否決。他改試第三志願的「高等實用研究院」，但因薪資不夠家人在巴黎開銷而未就任。費夫賀1928年首次申請入法蘭西學院，失利，轉向專注於研究工作與籌辦《年鑑學報》。1929年再度申請，又失敗，1932年再失利，有一次還被迫撒回。終於，四年後，1933年元月8日，他獲得全票通過，時年55歲。他對布洛克說：「您會跟進來的。」然而，命運才開始要捉弄布洛克呢！

布洛克1933年時47歲，急切地想進法蘭西學院，連巴黎大學都不想去。可是當時的學術氣氛對他不利。一因競爭者眾；二因他在史塔斯堡大學的同事中，已有數人當選，法蘭西學院內部，不願見到出身該校的人自成集團；三是他的猶太身分，當時納粹勢力已掌握柏林，法國反猶太的氣息已逐漸浮現。

這些逆境使布洛克的研究工作大受影響，他的腿患了慢性風濕，手又幾乎麻痺不能工作，家庭的負擔日重（兒女漸長，只靠他一人收入），《年鑑學報》的工作負擔、發行上的困難、研究工作的不順遂，都給他帶來沉重的壓力。從1933年起，布洛克開始他不如意的下半生。可是他仍未忘懷法蘭西學院，1933年12月，有一位講座教授過世，有缺可補。這次他改申請「歐洲社會比較史」講座，當時只有一個競爭者，是個考古學家，是史塔斯堡大學的同事，也是《年鑑學報》的投稿者。

那時納粹主義在西歐逐漸擴散，自己前途未卜，而他的「同志」費夫賀卻風光不已：住在巴黎市內的高級住宅，主辦《年鑑學報》，主編《法蘭西百科全書》，參加《綜合史學評論》（Revue de synthèse），主持近代史學會。在多重的負擔下，費夫賀疏忽了《年鑑學報》，出刊屢見脫期，大部分工作落在布洛克身上。布洛克指責費夫賀愈來愈帶政治氣息，漠視自己的刊物，兩人因而常起爭執。雙方都不願獨自承擔編務，但又不願讓刊物中止。

正當法蘭西學院要舉辦申請者說明會議時，布洛克的一位主要支持者病逝了，會議被迫延後兩個月。布洛克最不滿的是，費夫賀的作為太消極，但他仍強求費夫賀支持他。更糟的是，法國政府削減法蘭西學院10%預算（1934年4月），這麼一來，這兩個候選人都無望了。

史塔斯堡氣候濕冷，對布洛克的風濕病不利，大學的預算被削、教授流失、內部不和、士氣低落，他的心情很壓抑，加上經營非常辛苦又不願放棄的《年鑑學報》，讓布洛克又病又累又灰心。

1934年秋季，法蘭西學院的講座缺再度接受申請，競爭者又多了兩位，都是史塔斯堡大學的同事，其中一位是費夫賀的老朋友。最後，共有五個候選人爭一個講座。開票結果第一名得22票，第二名19票，布洛克得1票，敗得相當沒面子。這件事很傷他的自尊，只好考慮第二個志願：巴黎大學。

在他考慮進巴黎大學經濟史講座時，法蘭西學院又有缺了。他當時與費夫賀的關係已出現明顯裂痕，不敢期望能進入法蘭西學院，最後決定選擇巴黎大學。更氣人的結果是，和他競爭巴黎大學職位失敗的對手，竟然被選進法蘭西學院。費夫賀為布洛克大抱不平，認為布洛克怎麼說也不比另一位差，可是布洛克已經心冷了，他接受巴黎大學的職位，舉家遷回巴黎，時年50歲（1936）。

待定居後心情較平靜，布洛克出版進行已久的重要著作《封建社會》上下冊（1939-40）。但他和費夫賀之間，已因法蘭西學院的事，以及對《年鑑學報》的諸多事項產生隔閡。《封建社會》是布洛克的主要代表作，今日仍是此領域的經典著作。但剛出版時並未有多大迥響，同行的反應也不很好，但批評還不算激烈。

主要的評論是費夫賀寫的，發表在自己的《年鑑學報》上（1940年元月號），他批評此書在內容的分類上過於獨斷，格局機械性，缺少作者自己的見解。布洛克在下一期《年鑑學報》答覆這篇書評，兩人亦敵亦友的關係已很明顯了。反之，國外的反應較好，比利時、德國的書評也不錯。該書在戰後英美中世史學界內，得到相當高的重新評價，陸續出現幾篇重要的書評。

《封建社會》的出版，平穩了布洛克的專業信心。另一方面，他的職位也已經確定，但他和費夫賀之間，對《年鑑學報》的爭執仍未平息，甚至愈演愈烈。費夫賀想改變期刊的名稱、路線、編輯委員、職員。他引進新的人員，把原名為《社會經濟史年鑑》的刊物，改名為《社會史年鑑》（Annales d’histoire sociale）。因為費夫賀據有法蘭西學院的終身職，這是個很有利的位置，同時主編非常重要的《法蘭西百科全書》，布洛克對自己所創辦的刊物，在決定權上與情勢上只能屈居下風。

不久，機會又來了。高等師範學院的校長，同時也是法蘭西學院講座教授即將退休，布洛克探問費夫賀申請該講座的可能性。費夫賀明示想支持另一個人，不贊成布洛克再度申請。因為他認為，於私，布洛克「沒彈性」的脾氣可能會引起反彈；於公，他認為有人會說布洛克野心過大，加上當時反猶太的氣氛愈來愈明顯。因此他擔心布洛克若再申請，將有損自己的尊嚴。布洛克仍遲疑不決，他很不同意費夫賀的說法，也變得愈來愈孤單。

1939年德法已開戰，同年三月是布洛克較風光的時候，他前往布魯塞爾、劍橋大學講學旅行。在劍橋時，他接到史塔斯堡地區後備軍人召集令，急忙返國。隨著戰事吃緊，他轉往中南部休假。八月收到第三次召集動員令，只得離開巴黎參軍，時年54歲，參加他個人的第二次世界大戰。

德法開戰不到一個月，法軍大潰，德國占領巴黎與大部分法國領土。法國分成淪陷與自由區，另在維琪成立戰時政府。布洛克隨軍流亡，後來部隊也散了。他接家人前往中南部和流亡的史塔斯堡大學會合，重新投入教學研究工作。但因圖書失散，學生對歷史的興趣也不如從前，所以他更受到壓抑。此外，老母病弱，家庭人口眾多，自己的健康又不好，窘困之狀不想可知。

因為布洛克出亡，《年鑑學報》只靠費夫賀獨撐（他已超過60歲，免役）。1940年春，布洛克的生活暫獲平靜，他寫信給費夫賀談刊物的事。當時德軍正有計畫地沒收猶太人資產，布洛克在巴黎的圖書也被搜走（戰後找回一部分）。費夫賀認為，如果他們的刊物出現猶太名字，很可能會惹麻煩被迫停刊。布洛克非常不滿這樣的想法，透過信件和費夫賀激烈爭執一個多月，這些信件現在都收藏在法國的國家檔案局，只要經過布洛克的長子簽字同意就可查閱。

這是他們的第三次大爭吵，也是最激烈的一次。費夫賀在1940 年復活節時，寫信要求布洛克與刊物斷絕關係，讓出位置，全權移轉給他。布洛克當然拒絕，但他也明白，如果他的名字還出現，刊物可能會被查禁，納粹也很容易沿線追捕到他。但他又不甘心就此退讓，這種內心的掙扎，很容易勾起他的新仇舊恨。

兩人的信件措辭愈來愈尖銳，最激烈時，費夫賀還指責布洛克的想法，背叛「我的國家」：法國不是布洛克這猶太人的國家。後來費夫賀緩和一些，轉而稱讚布洛克的責任感、識大體、過去的英勇愛國行為，答應恢復布洛克在刊物上的實際角色，但布洛克必須承諾不具名。布洛克也明白時局的壓力，他也需要靠費夫賀保護巴黎的住所與圖書，最後終於屈從費夫賀的政治手腕。

《年鑑學報》在1941年因發行困難，短暫停刊，1942年8月復刊，改名為《社會史論叢》（Mélanges d’histoire sociale），不定期出版，以逃避占領軍的管制。在這段最困難的時期，布洛克給「自己的刊物」寫了幾篇重要文章，以及23篇書評。但他也常抱怨沒看到校稿就付印了，費夫賀不甘被批評，兩人在信件上又爭吵起來，最後還是布洛克居劣勢讓步，否則刊物根本撐不下去。

其實，布洛克在智識上還是很倚重費夫賀。爭吵歸爭吵，兩人時常交換正在進行的研究題材與要點。布洛克的史學方法論著《史家的技藝》，1941年完成大部分初稿後，擔心戰局不穩，送一份複本給費夫賀保存，還寫一段話致費夫賀，當作此書的獻辭：

在我個人以及社會全體最痛苦與最焦慮的狀態下，我現在需要一些心靈上的平衡，需要一點簡單的解毒劑。如果這本書將來出版的話，它不會成為一本真正的著作，但我希望它會被人閱讀。親愛的朋友，我給這本書取的名字和您取的不相同，您在扉頁上可以看到。從那頁的名字裡，我可以回想起非常深刻的溫馨感覺，以及您那難以言喻的過度犧牲與容忍。就這方面而言，我實在不甘心只在偶然的情況下，才得到您的一些信息。長久以來，我們並肩奮戰，希望能建立更寬廣更人性的歷史。這項共同的任務，在我執筆寫此信時，遭到相當的威脅，這並非我們的錯。我們是在不公道的命運下，成為暫時的被征服者。我確信那個時刻將會來到，屆時我們的合作將可真正地重新再出發，能像過去一樣公開，也能像過去一樣可以自由活動。而在等待的時刻裡，在這些稿件內，到處都可見到您的影子，陪伴在我身旁，而且還會繼續陪伴下去。這種陪伴，隨著我們熱情有益的討論，而形成不同的表面律動。有些想法，除了我自己想要堅護，您也給我相當肯定的支持。許多事，老實說，我仍無法分清是您的或是我的，或是我們兩人的想法。有時我相當自許，這您也時常同意；但有時候您也會申斥我，這些都會使我們之間的聯繫更為深刻。

1942年下半年，布洛克56歲，失業。母親病逝，兩個大兒子流亡國外，幼年子女託人照料。自己加入地下抗德工作，當了里昂地區某個地下組織的區域代表。有時他因公潛往巴黎，召開地下工作聯繫會議，好幾次在費夫賀家過夜。這對費夫賀總是有點風險，但這方面兩人是相互信任的。

1944年3月8日，布洛克在里昂被納粹捕獲。費夫賀得到消息，他希望布洛克被送到德國，生還機會可能較大。他把布洛克被捕的消息，向巴黎知識圈散佈。過了幾個月，聽說布洛克已在6月16日被槍決，但仍不敢確信。9月3日美軍收復里昂，費夫賀獨自南下，探尋布洛克失蹤的消息，直到11月初，布洛克身亡的消息與遺物才證實。

費夫賀戰後整理好幾項布洛克的遺著出版，其中最重要的是《史家的技藝》。費夫賀的大弟子布勞代爾，常以這兩人「亦兄弟亦敵人」的關係為例，說明這種關係對智識進展的助益。他說費夫賀自從布洛克去世後，再也找不到和他親近的兄弟，直到晚年都非常孤單。費夫賀雖然有布勞代爾這位智識上的「兒子」，但那是另一種關係，這和「兄弟」不能相比。布勞代爾也常說，自己缺乏「亦兄弟亦敵人」，他勸告富創造性的人，一定要找到可以互相辯證的夥伴，否則很容易陷入「獨白」的窘境。

《歷史月刊》1992.4，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