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資與中國經濟發展》讀介

 

 

 

 

書名：Foreign Investment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China, 1840-1937

著者：侯繼明教授（Chi-ming Hou）

出版：1965（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2臺灣虹橋書局影印

頁數：共360頁，分導言、本文9章共222頁、附錄圖表8頁、注釋40頁、書目、詞彙24頁、索引10頁

 

1前言

鴉片戰爭後列強勢力侵入中國，以帝國主義的方式，想使中國成為殖民地或次殖民地。這種情形，在經濟行動上最引人注目。列強在華的投資與貿易行為，一般認為有礙中國經濟發展。這是個爭論不已的問題，侯繼明教授運用多方面的資料，以客觀的態度，佐以理論上的證明，提出不同的看法，認為外資有助於中國經濟趨向現代化。

因為外資的投資利益，大都再轉投資於中國，中國企業家也因而興起。傳統的經濟型態仍占絕對優勢，外資在基本產業上的比例甚小，出口也未呈現不均衡發展。若以非經濟的觀點，來看外資在華的活動，而忽略外資對華經濟實質上的貢獻，則易失之過偏。外資對華的影響不僅在經濟層面，對政治、社會、心理也有影響，但不在本書的範圍。

本書的研究時期，從1840鴉片戰爭至1937七七事變中日戰爭爆發。著者認為此項研究，可以更了解中國在這段期間複雜的社會變遷，也可藉此項變遷模式，了解其他開發中國家社會與經濟的變遷。本書是著者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的博士論文擴充而成，資料以哈佛燕京學社圖書館所藏為主，所附的書目相當齊全，提供這方面的研究者明確指引；腳往也很詳細，並附52個圖表。

 

2各章介述

導言。列強入侵後，對華的經濟活動一般認為有幾項害處。(1)破壞農業，傳統工業不易生存。(2)外國企業將在華投資及不平等貿易的利益所得匯回本國，造成中國經濟枯竭。(3)藉外國政府之力與競爭優勢，壓迫中國企業，使其無茁長機會。(4)在政治、心理、社會、道德上造成不良影響。持此論者，未必對外資與中國經濟發展有深刻認識，易陷入因其他影響（如政治、民族自尊心）而產生的情緒反應。

但也有經濟理論支持此說，如Singer-Prebish-Myrdal的吸收理論，認為出口貿易的利益，會被投資國攫取吸光。但此理論亦受批評，且中國的背景與其他被殖民的國家不同，效果亦相異（參閱原書頁5）。著者在導言中，簡介中國政府、民間、學者間，對外資的不同觀點與看法、基本理論的差異，說明本書各章的內容及要點。

第1章：各國對華投資簡介。鴉片戰爭後，列強在通商口岸設工廠，雖然清廷未准，但亦無奈，直到馬關條約後才正式合法化。列強在中國投資消費產業的原因，大約是：中國進口關稅提高，且逢第一次世界大戰，進口困難，尤其是棉紡業。通商港的水電、公共汽車等公用事業，因外僑居住而興起，也開擴了華人的眼界。

著者引用的資料，以Remer教授的統計與日本東亞研究所的統計為主，兩者雖因方法、目的而略有差異，但可靠性仍甚高（頁10-5）。各國對華投資以英國最多，1929年在上海的投資，約占其總額的77%。1930年日本在南滿的投資，約占其總額的63%。日本的投資以運輸為主，其中以南滿鐵路最重要，1930 年占投資總額的23%。各國對華的投資，以運輸最重要，礦業比例甚小，製造業以棉紡為主（頁16-8）。俄國對華的投資，81%用在中東鐵路，以外蒙及東北最多，1930年時占97.7%，俄國對華貸款比例不大。法國以雲南鐵路為主，收入多作為天主教傳教用，如辦教育。美國在1922年通過The China Trade Act後才對華投資，數量不大，以船運、貿易、固定資產為主。

由此可看出，列強對華的初期直接投資，大都是用來建築Max Weber所說的「最具革命性的建築」：鐵路。俄、日、德、法、英都在中國築鐵路，中國因領土被侵入所引起的反外心理，也是其來有自。

第2章：政府的外債。中國首次向外舉債，是1861年東南各省因大平天國之亂而向外商借款。1867-82年左宗棠平回疆之亂，也向英國銀行借款，但數額都不大，期限也很短。1893之前幾乎全是軍事目的，1894-8的借款，則為對日甲午戰役之賠款。1899-1911年間的借款，90%用在建鐵路。至二次世界大戰為止，國內盈餘多用在地區性的建設，鐵路則多靠外資。

自首次向外借款（1861），至七七事變（1937）為止，借款的44%花在軍事費用，賠款對象也以日本為主。軍事貸款多用於軍餉、購置武器，反而無餘力建設軍事武力。行政費用借款，多用於支付貸款利息、政府費用，只有少數用在教育、修黃河、購買小麥棉花。工業借款以電話電報為主，數額情況類似。相對地，印度的外債有80% - 90%用來建築鐵路。1893年之前，借款多由在華外商提供，之後由外國銀行介入。1914年之前，以英德法為主，以後以日本為主（頁23-30）。

清廷向外舉債負擔甚重，利息平均約5%，尚須付銀行佣金0.5%、其他費用和匯率變動之風險。一次大戰前，以關稅及鹽稅抵押，大戰後多為無抵押貸款。1925之前，鐵路貸款尚能償付，後因內戰天災而無法償付（約40%）。加上國際銀價下跌，政府收入以銀為主，而以黃金償債，更顯窘迫。如上所述，外資多用於鐵路，但盈利率甚低，1917-36年平均約3.3%，而日本南滿鐵路卻高達25.5%。鐵路的經濟貢獻，是減輕運輸成本，刺激各項工業發展、創造就業機會，但盈利幾乎等於應付利息。

當時清廷國庫收入的43%，用來支付對外賠款，只好鬻官募款，但仍不足。此種窘況，直到1930年代國民政府財政改革後才好轉。若不向外舉債，或許內戰可以減少，但政府活動也會受到限制，可能要提高稅收來挹注。這段期間，中國是世界貸款的大客戶，各國爭相爭取，提供最有利條件，中國也從競爭中得利。不久，各國銀行集團採聯合政策，共享中國貸款市場利益，維持勢力均衡（頁46-9）。這種外債牽涉甚廣，某些情況下，甚至是政治意義重於經濟意義，且多用在非生產用途，以債養債，直到二次大戰仍是重大負擔。

第3章：各國對華的直接投資。外國在華設置貿易公司，最早是葡萄牙人在1511年，就和中國有貿易關係。1910年以後數目大增，到1920年代共有290家，以英國最多也最重要，有144家。這些公司對中國的外貿成長有相當貢獻，但也操縱中國的對外貿易，從中獲取鉅利，壓低出口貨價，提高進口貨價，都帶有獨占的性質。1842年五口通商後，為應外貿之需，需有融資機構，當時中國尚無辦此業務的銀行，外國銀行因而興立，以應本國商人之需。1889年之前，英國與其他英屬銀行，獨霸中國的外貿融資，其中最大的是Hong Kong & Shanghai Banking Corporation。

國民政府成立後，中國銀行才逐漸強大，1935年貨幣改革（法幣）後，才有能力與外籍銀行競爭。但1930年代，上海進出口業90%以上，仍靠外國銀行融資。他們也對中國工業界貸款，如開萍煤曠在1900年，負了德國亞川銀行45萬兩的債；漢冶萍煤礦的貸款，也由日本供應。中國公司向外國銀行借款的家數不多，但數額均甚大。外籍金融業也與政治有相當關聯，政府稅收、軍閥、政客等基於安全因素而互相往還，且在華境內發行票據，流通甚廣。1916年中國、交通兩銀行因戰亂停業後，外籍票據流通更廣，直到1935年由四大政府銀行發行法幣後，才穩定下來（頁52-8）。

1842年五口通商後，英國船隻在沿海航行，雖然清廷不准但亦無奈。1858年首先開放給英國內河航行權，准在長江流域貿易。當時總理衙門認為，此舉有益貿易增加稅收，且不影響原有華屬航業。1907年之前，英國占內河航業相當重要地位，日本也見利介入，另組公司。至1936年，外籍船公司有30家，710 艘船共810萬噸，英國占47萬噸，日本25萬噸，當時華籍船隻共67萬噸，航業大都操在外人手中（頁59-60）。

外人想在華境內築鐵路，大受政府民眾反對，劉錫鴻列舉八項不適鋪築鐵路的理由、八項無利之因、九項大害，民間更因風俗受侵，而誓死反對（頁62、242-3）。1876年因有英國領事撐腰，中國築了第一條鐵路，雖已比世界第一條鐵路落後50年，但仍比日本早四年；直到甲午戰後，清廷才開始重視鐵路。列強在華築鐵路，以政治軍事目的為主，旨在侵占勢力範圍、運調軍隊、維護在華利益，商業利益並不重要（頁61-4）。

因貿易、船運之需，列強開始在華開礦。俄國在撫順，德國在膠濟鐵路兩側，英國在開萍、開灤與北京，法國在雲南，日本經營漢冶萍公司。其中以英日最活躍也較有成果，以煤鐵為主，錫、銻、鎢、鉛、汞、金等甚微（頁66-79）。其他的直接投資，尚有製造業、修船、機械、公益事業、加工出口業（如茶業加工、養蠶、製糖），以及供國內消費的西藥、麵包、洋火、香煙、棉紡（這兩項最重要）（頁79-90 ) 。

第4章：外資效果分析。第1章至3章可說是近百年中國與列強的經濟關係簡史，敘述關係源流及在華的經濟行動，也作為分析列強對華經濟影響的楔子。本章雖然只有6頁，但所提出的問題，都是以下各章要分析的。我們可以從著者提出的問題，作不同角度的探討，或甚可進而研究，著者所提出值得研究但尚未有答案的問題。

本章提出的問題有：(1)歷年外資總額有多大？資本產出比有多大？投資額與國民所得成長的關係如何？(2)外資需要到相當數量，才能掃除經濟成長的障礙，其數量是否大到作為觸發劑？這種外資比例，在其他落後國家的情形如何？中國的外資總額與在境內的流量不大，何故？(3)何以外資在貿易方面的投資量不很大？外資在基本產業（農、礦）所占的比例不大？是否因為官方對礦業管理嚴格？在通商口的外資製造業，已合法化且有治外法權的保障，何以規模仍不大？是否因獲利率不高？ (4)一般認為中國在1937年之前，經濟仍在停滯階段，然否？雖然現代化部門所占的比例不大，但是否已開始邁向經濟現代化？(5)研究外資在中國經濟體制內的比例，中國對外資侵入的反應，外國企業對中國企業的技術傳授、人員訓練的助益，外資在社會、政治、管理方面的優越條件，對華籍企業產生壓迫或成長效果？有哪些因素使外國企業能與傳統工業並存？(6)進口外國產品與國內現代化工業的興起，對傳統經濟部門有破壞效果？(7)貿易理論中的「吸光」效果，在中國是否實現？外國企業把在華投資的利益所得匯出，會使中國經濟枯竭？分析外國企業的再投資比例及其他因素，這種理論在中國並不成立。(8)中國與其他落後國家的背景有何不同？國際收支的困難何在？(9)日本何以能藉外資幫助而迅速現代化？中國何以不能？兩國社會結構的差異，對此事有何影響？

第5章：決定外國對華投資的因素。因定義與方法的不同，很難比較列強對落後國家的投資，若以國民每人分配額per capita來計算，1936年中國每人分得的外資額，只有US$8（假定人口為4億5千萬），日本是中國的三倍。外資在整個中國資本存量所占的比率，尚無可靠資料，雖然在現代化部門中占絕對重要地位，但在1933年的國民所得裏，只占13%以下，其他落後國家也大致如此。列強對華直接投資及資金內流增加的原因，在於利潤轉再投資；對華貸的款中，有部分是用來支付前筆貸款的利息。1902-3年間，資金外流反而比資金內流大，因為支付利息與投資利潤的匯出金額，比資金內流量還大（頁97-102）。

1872-1936年間，有57.3%的公司，將利潤的30%再投資，45.2%公司的轉投資額達40%以上，其中以保險業為最高，公益事業最低。1902-30年間，外國匯入中國的投資額，只占直接投資總額的4%，可見外國的直接投資額，多半是轉投資而來。列強之所以對華投資，最有利的條件，是因為不平等條約所享的特權，如免稅、治外法權、免受官擾、租界等特殊待遇。但礦業卻非如此，以免落入外人手中。此種嚴密保護條例，在1898年已規定。到1945年時，許多落後國家的外資礦業規則，仍參酌採用此種條例（頁103-10）。

列強對華的投資數額不大，大都是利潤轉投資。不願大量增資的原因之一，是利潤率並不高。1872-1932年間，有41%公司的利潤淨值比率小於10%，64%小於15%，可見並不高，日本經營的南滿鐵路是特殊例外。外資多從事與外資有關的行業，1931年占37%，這些投資大都由貿易公司經手（頁112-9）。1912年之前，是列強資金流向各殖民地的黃金時期，英國有三分之二的資金流向新殖民地，為何列強對華的投資額比例不大？因為中國已非新殖民地區，可耕地區人口稠密，更重要的是文化相當深固，外來事物不易打入。中國比其他落後國家幸運的，是未淪為殖民地，有相當的自主權，外人的經濟活動只限在通商口岸，在內地的活動須受政府限制，以採礦條例最顯明。但外資在通商口岸的投資（如製造業），數額仍不大，原因是利潤未如預期的好，其原因是民間仍慣用傳統產品，對現代科技不信任。傳統方法不能製造的貨品，由於運輸不便，民間購買力不足，以致市場有限（頁120-3）。

第6章：外資與中國經濟現代化。外力入侵後，有識之士痛心之餘，有「師夷之技以制夷、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之議。仿外國企業組織，設各種公司，官督商辦，唯成效不彰。當時清廷財政困難，征苛稅，對工業投資額太小，雖擬議多項防止外國經濟侵略的措施，結果皆不理想。因心理上仇外，而忽視外資對華經濟現代化的實質助益。外資的助益約有：(1)模擬效果。心理上中國見列強船礮之威、國力之強，有倣效強國之心。外資替中國創造有利的投資誘因與環境，傳入新技術、新觀念於各行各界，開闊華人眼識，其作用正如Schumpeter所說的「倡導者」。 (2)連鎖效果。因貿易之需而築路，各項行業也隨之而興，此種連鎖反應對經濟、社會、心理等不可見的影響，遠大於純經濟的利潤所得（頁131-8）。

外資比中國企業有利之處，如融資易、資本足、技術管理能力較高、最惠國待遇、不平等條約之優惠條件、不受官方苛擾等。但何以華籍企業（傳統部門），既缺企業眼光、無經驗、引用親人、效率低，仍能與之並存且仍相當重要？原因約有：

(1)外籍企業資本足，每個工人所分得的資本比率高，但因勞工太低廉，以致每單位的生產成本或利潤率，並不比相同規模的華籍廠有利；且須付外籍技師、中國勞工較高薪資，生產成本不見得有利。

(2)中國政府限制，除礦業與鐵路外，只能在通商口設廠、經營，限制其發展。

(3)民間排外性強，常起抵制外貨運動，各行業的競爭者，常以此手段打擊外資企業。在爭取勞力方面，也常使用排外心理作戰。

(4)外資廠產品市場多限於沿海，廣大內陸市場因消費習慣、購買力不足等因素，礦業、航業等競爭企業又互訂協定，劃分市場減少競爭損失。因此外籍企業占沿海與高級消費市場，傳統部門占中低級品及廣大內陸市場。華籍企業雖然能力不足，但因天時、地利、人和的深固文化、社會力量，仍可與外籍企業並存且相互得益。華籍企業並未因受外籍企業之侵入壓迫而受損，反而得益不少（頁138-55）。

譴責列強經濟侵略之餘，亦應自我檢何以華籍企業不易強大。

(1)資本累積困難。國民所得低，財富階級的儲蓄，多用在非生產性的購買土地、藝術等事物。所得低、儲蓄少、教育不普及、生產力低，造成惡性循環。

(2)傳統的社會制度重農輕商，非農業部門（貿易、工、礦）的比例太輕。自給自足的農村經濟、無長子繼承制（日本得長子繼承制之利不少）、政府主掌大企業、官僚腐敗、宿命論、順受的民族性強、太重人文而少科學研究；對家族依賴太深；勞工低廉，習於傳統生產方式。

(3)清末國庫困難，有心無力，政府缺乏有力領導，行政效率低，李鴻章、林則徐等輩雖欲振奮，但已屬強弩之末。清末衰弱非一日之寒，列強入侵雖為國恥，但若無此刺激與引發，中國經濟亦不易突破（頁155-64）。

第7章：雙元經濟。鴉片戰爭前，中國經濟屬半閉鎖型態，是典型農業經濟國家。五口通商後列強在華設廠築路開礦，形成傳統部門與現代部門並存的雙元經濟。現有資料很難數量化表示，外資對華經濟現代化的貢獻，以及對傳統部門的損害。但可以確知，外資在華的活動，已使傳統部門的重要性逐漸減低。本書所指的傳統部門，是1840年代至1930年代，都以同樣的組織、同樣的生產技術，提供財貨勞務的行業，如農業、手工業、舊式銀行業、人力運輸與大多數商業、服務業。例如直至1930年代，絕大多數的農村信用來源，仍以地主、親友、商人為主。

這種雙元經濟型態，也會形成雙元社會，與亞洲落後國家非常相似。資本制度引入後，隨而引進資本社會的思想，造成外來與固有文化的衝擊、排斥、混合、接納，進而再形成新文化型態。外資在華活動的經濟影響雖大，但更重要更深遠的，是短期內無法顯示的社會與文化改變。

社會雙元化之外，還有技術的雙元化。雖然兩部門的技術有差異，但因社會背景的不同而各據市場。傳統部門因吸取新技術，而更有能力與現代部門競爭。此外，傳統部門借用現代的運輸工具開拓市場，引入新的手工業機械，改良勞動密集型基層工業的生產力。傳統部門向現代部門提供原料與勞工，雙元技術使得兩部門相互得利，甚於相互競爭的抵銷效果。現代部門占國民所得比例甚小（13%），傳統部門都是自給自足，可見外資在華的活動，並未摧殘傳統部門，反而使其更有競爭力，更趨向現代化（頁179-88）。

第8章：對華投資的外在因素。中國的對外貿易，與其他落後國家不同，外貿占國民所得的比例甚小，最高時只有12%，對外依存度甚低。1867年，鴉片、紡織品占進口總額77%，1842年的茶葉占出口總額92%。到了20世紀，除茶葉外（茶葉對中國國內經濟並不很重要），沒有單項產品占出口總額的10%以上，可見項目很分散。落後國家的某單項產品，都占出口總額50%以上，中國與其他殖民地的經濟背景很不相同，沒有出口過度品集中的現象。

外資只有很少部分用在出口業，大部分投入鐵路、礦業，很少投入茶、絲、農產品。因對外依存度低，國際行情波動並不大會影響中國經濟。進口多是製成品，中國是國際行情的接受者（price tak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