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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崇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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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gust 12, 2017
從李紱的罷黜看雍正帝的政治目的
王崇峻 在 YLib Blog 發表於 11:02:22

從李紱的罷黜看雍正帝的政治目的
王崇峻

原載於《興大歷史學報》,第十七期,民國九十五年六月,頁431─456

摘要

雍正帝是一位非常複雜的君主,他勵精圖治、宵旰勤政、用人不拘格套,故能矯康熙晚年因寬仁無為造成的因循玩愒,但是他精明計較、刻薄寡恩的權術,不僅使當時的官場風氣不佳,也讓政治氣氛極為緊繃。李紱為當時著名的學者,受雍正帝的拔擢出任廣西巡撫、直隸總督等要職,但因為他攻訐雍正帝的寵臣田文鏡、他不願承擔皇帝政敵允(示唐)(塞思黑)之猝死、以及他在捕盜、驗看貢生等事項忤逆雍正帝之意,使他被以「結黨營私」之名議處死罪,但世宗終未處決他。
同時間,發生了謝濟世、陸生柟、曾靜等三件文字獄案,雍正帝把這三件案子都扯上李紱,並且以「出奇」的方式處理三案,從過程中可理解雍正帝懲處李紱的用意,其目的正在樹立君主的無上地位、強調滿人統治的合法性和彰顯合「道統」與「政統」於一身的帝王。
關鍵詞:雍正帝、李紱、田文鏡、文字獄


壹、前言

雍正(1678─1735)一朝對清初政權相當重要,面對康熙晚年因寬仁無為造成的因循玩愒,雍正帝以勵精圖治、宵旰勤政和用人不拘格套而有所矯挽。在政治上,他加強君權、整飭吏治、平定青海亂事,使行政效率提高;經濟上,他改革賦稅、擴大墾田、興修水利和除豁賤民,讓經濟得以發展,種種措施,對滿人統治基礎的鞏固,有相當大的作用。但是由於皇位繼承的鬥爭及他的刻薄險詖統治手段,再加上由他主導的文字獄,使當時的政治氣氛極為緊繃不安。
李紱(1673─1750)是清初陸王心學一系的代表人物,錢穆特以他立身處世的「磊落俊偉,光明簡切」,推舉為清代陸王學者的「第一重鎮」。(註1)他的仕宦生涯始於康熙晚期,雖然他淵博的學識和堅毅的個性頗受當時文壇的肯定,但顯然未受到康熙的注意。雍正帝即位,他立即受到拔擢,四年之間連升四職,到雍正四年出任直隸總督,是他政治生涯的頂峰。然而,未及一年,君臣的關係生變,李紱從雲端跌落谷底,有司議決他二十一項罪名,應立即抄家問斬,但雍正帝終未加以處決,此後也不再受到重用。這樣一位人物的驟起遽落,頗令筆者驚異。
在李紱被罷黜的前後,發生了謝濟世、陸生柟、曾靜等三件文字獄案,雖然三件案子的性質不一、後果不同,表面的過程也與李紱無干,但雍正帝卻都把李紱扯入其中,讓李紱多次受到責罰,雍正帝的特殊作法與目的頗令人好奇。
本文先敘述李紱的人格特質與仕宦起伏,再分析文字獄案及李紱所代表的意義,期能從過程中呈現雍正初期的政治文化,申論雍正帝處理這些案件的特殊政治和文化的目的,以感受李紱信奉的儒學價值與現實的緊張性。

貳、性情與志向

李紱,字巨來,號穆堂,江西臨川人,先世無可考。父親早卒,他孤貧力學,但早年科舉之途頗為困頓,二十四歲錄生員,卻四次鄉試不售,至三十六歲才得進士。他在三十歲時以詩自勉:
貧者士之常,士貧節乃著。我性自倔強,一往不回顧。既無戚戚憂,亦無營營苦。(2)
觀其一生事跡,此詩真切地寫出他的性情與志節。
李紱天資聰敏,勤奮向學。而江西自宋代以來即為人文薈萃之地,歐陽修、王安石、曾鞏、虞集等都是江西人,值此詩文鼎盛之區,李紱十歲就能作詩,十二歲即參與里中的詩社,他曾自述青年時每日可看書二十本,而且寫作敏捷,日可得詩百首、文數十篇。
文學之外,江西亦為理學之鄉,宋代朱熹(1130─1200)在江西修白鹿洞書院,陸九淵(1139─1193)亦為江西人。明代陽明心學興起,江西的「江右王門」尤為一大重鎮,其風歷明末而不絕。李紱也以此為志業,他效法孔子年十五志於學,但理學本就艱奧,他自覺「資薄質輕」,難以深入細節,而後「止守大綱」,重心放在經濟文章,到二十四歲又重新探究理學,他敘述這一掙扎體驗的過程:
刊一省身格子,日逐點檢。惟居處恭三字,終不能學,又復中止。自是以後時作時輟,惟大節未敢放寬。……六、七年來細閱周、程、朱、陸、陽明六子之書,各不下十數過,稍稍身心體念,久之,若有所見,其是非雖未敢確定,而悅心之妙,陶然自適,則固可以終其身而忘其老也。(3)
李紱勤於著述,內容遍及五經、歷史、地理、政治、軍事和大量的詩文,總計近二百卷。其一生讀書為學,大致可分三個階段:1、中年入仕前以科舉詞章為主,但仍盡心於理學,並博覽經濟群書。2、康熙四十八年(1709)步上仕途,進入翰林與內閣,以文學侍從和典試為主。到雍正五年(1727)被罷黜,主要忙於政務。3、罷黜後他長時間處在八旗通志館,即使乾隆初年起復,仍多任職閒曹,使他能盡其全力於理學的學術事業。
李紱於書無所不讀,即使死刑入獄,仍讀書不輟。袁枚(1716─1798)說他:「藏書五萬卷,手加丹黃,其宏綱巨旨,都能省記。」(4)他的忘年之交全祖望說:「以博聞強識之學,朝章國故,如肉貫丳。」(5)李紱自視甚高,對當時學問疏闊的士人深為不滿,所以談起學問來不免嚴厲激切,全祖望曾生動地記載他論學的狀況:
不學之徒,已望風不敢前席,而公揚休山立,左顧右盼,千人皆廢,未嘗肯少接以溫言。
雖然嚴厲,卻「愛才如命,以識一賢、拔一士為生平大欲」。袁枚曾記載:乾隆元年(1736),李紱方才獲得赦免,時詔舉博學鴻詞,李紱已薦六人仍感不足,限於成例,不可再薦,他就廣託同僚協助,有詩人王藻尚無薦主,李紱即交由他的弟子御史孫國璽推薦,孫有難色,李大怒,孫不得已,長跪謝罪答應。皇帝聞知不悅,以妄舉和失大臣禮,降為詹事以懲戒。他在仕途上的三起三落,都與選才和用人有關,即使形跡嫌疑、性命不保,也漠然不計。晚年有楹聯集陸放翁詩句「遠聞佳士輒心許,晚見異書猶眼明」,確是他一生的實況。
全祖望說李紱「以行道濟時為急,用世之心最殷」,但他不是窺察上意、隨聲附和之輩。李紱不喜交際,勇於任事,公務上絕少溫顏曼詞,甚至不屬他的職掌、非關他的管轄,也無所顧慮。旁人或視之為「賦性剛愎,難與共事」,拔擢李紱的雍正帝也不喜他「固執鄙見,妄自矜高」(6),但在他而言則是不附權貴,光明正大。李紱的行事作風,顯出他的真性情與不合時宜,無怪乎袁枚感慨地說:「使公斂其芒以柔道行之,當必竟其所用」。
李紱一生清廉自持,雍正五年被抄家,竟是四壁蕭然,連夫人的簪釧都只是銅器製作,卻把俸入餘銀一千多兩捐設義倉、資助鄉里。

參、用為封疆要員

康熙四十八年(1708),李紱三十六歲,終於錄取進士,隨即選入翰林,授編修,累遷侍講學士。文壇領袖王士禎(1634─1711)非常器重他,謂「遍觀諸士,無如李君者」,理學名臣李光地(1642─1718)也期勉他超越江西先輩的文化成就。(7)
康熙五十四年(1714)起,李紱多次被派任鄉試和武舉的考官,五十九年(1719),擢升為內閣學士和左副都御史。康熙六十年,李紱擔任會試副考官,主考官張鵬翮(1649─1725)以衡文之任委之,他仿效唐代不彌封試卷的做法,使當時已有文名的考生如顧棟高(1679─1759)、錢陳群(1686─1774)等都被錄取,但是落第的舉子非常不滿,「袖瓦石相隨,填公門幾滿」,(8)使得李紱被劾革職,發往永定河工效力。
雍正元年(1723)正月,李紱被雍正帝召還原職並署理吏部侍郎,半年後即遷任兵部。其間又被派往山東、天津處理漕運事宜。二年四月,授廣西巡撫、三年九月,升直隸總督,(9)三年連升三職,可見雍正帝對他的厚愛。
李紱之所以受重用,據雍正帝後來自述,是蔡珽(?─1743)在赴任四川巡撫前,當面稱讚李紱「才品操守,為滿漢中所少有。」(10)
蔡珽,漢軍正白旗人,康熙三十六年(1692)進士。據雍正帝自述:他居藩邸時,蔡珽因明瞭醫理被推荐,但蔡珽以當時任職學士,不便往來王府回應,雍正帝因而大為器重。李紱也說他和蔡珽同在翰林,「因性氣俱偏於戇拙,還相知識。」(11)可見蔡、李二人不僅個性相投,而且在康熙末年諸王相爭之際,二人都投向雍正帝,也互相援引。其實李紱的文名、行事與博學早已聞名,不必蔡珽推薦,雍正帝應該知道有李紱此人,如全祖望就曾記載李紱被拔擢之初,雍正帝與他燕閒獨對,問他:「聞汝於書無所不見,則二氏諒所盡通。」(12)又,蔡珽的個性也是恃才自負,(13)雍正帝的選人用事,於此可見一斑。
初任封疆要職,李紱即奏陳二事:一是兩廣的交界山區,因盜採礦石引起的治安問題。二是有關練兵事宜,李紱提出適用於不同地形環境的各類陣法。他的議論後來被賀長齡(1785─1848)主編的《皇朝經世文編》收錄,顯示應有獨到之處。
李紱在廣西任職時間不長,具體施政內容並沒有完整的記錄,但在平亂方面似乎有些成效,因為據李紱後來的報告,他逮捕「猺獞頑梗」多人,使修仁、天河等地長期的盜劫問題得到解決。(14)另有二件事項與雍正初期的新政有關:一是康熙五十三年(1714)廣西巡撫陳元龍奏准開捐,三年總計收穀一百一十七萬餘石,當時每石折銀一兩一錢,但發到州縣買穀卻以每石三錢計算,根本不敷市價,所以歷任官員只能以價銀交接,到李紱就任時還虧欠四萬餘石。李紱先是奏請寬限一個月時間處理,後又請求把這筆款項貸款給民眾,作為開墾的經費。精明的雍正帝認為李紱想以開墾來抵銷捐穀,要他徹底清查,不可自承虧空,並許諾地方官供出實情可免其治罪。於是李紱奏報從督撫到司道,各級官員全都利益均沾,共分得羨餘銀八十二萬餘兩。此事李紱非常配合雍正帝的政策,獲得了「秉公執正,實屬可嘉」的讚許。(15)
另一是李紱任職吏部時,年羹堯(1679─1726)的兒子年富捐款建造營房,要求比照軍前效力之例從優議敘,李紱不從,而見嫉於年羹堯。後來李紱在天津處理漕糧,事情未了結就被派任廣西,於是年羹堯攻擊他從中巧取,直隸總督李維鈞也附和,李紱極力辯解,雍正帝也信任他的操守,而且當時雍正帝已不容年羹堯,所以完全未加追究,還在給李紱的硃批中批評年羹堯:「真小哉,實可愧」、「這也算得他們失計,大笑話。」(16)可見當時李紱極受雍正帝的信任,所以在廣西未滿兩年就擢升直隸總督。然而,君臣的關係卻因田文鏡(1662─1732)事件而迅速生變。
田文鏡,字抑光,漢軍正黃旗人。康熙二十二年(1678),以監生任福建長樂縣丞,是為政治生涯之始,直到康熙四十五年遷調吏部,二十三年的時間都在地方基層任職,所以熟悉地方刑名、錢穀、治安事務。雍正帝即位後因直言舉發山西荒歉,使七、八十萬災民獲救而被拔擢。(17)雍正二年(1724)正月,田文鏡升任河南布政使,立刻實施多項措施,包括嚴催虧空、要求士紳參加黃河築堤、嚴禁挪移庫銀、不許收受節禮等,引起了地方官和士紳的不滿,所以到任半年後就發生反對他的罷考事件,但田文鏡以嚴厲的手段鎮壓,參劾涉事的官員。這種「嚴厲刻深」(18)的施政手段,自然是為了迎合雍正帝,而雍正帝也以真除河南巡撫回饋之。
受此鼓舞,田文鏡更雷厲風行汰革劣吏、整頓錢糧、重劃行政區域等措施。(19)反對他的人也更加積極,利用各方的關係發動攻擊。田文鏡知道自己「勢甚孤危」、「無一人不怨臣、不恨臣」,他向皇帝表明「皇上之所以用臣者,正欲使臣整理地方,並非欲臣因循舊習也。」(20)雍正三年(1725)底,田文鏡展開反擊,接連地參劾知府張玢、知州蔡維翰、知縣黃振國、邵言綸、汪諴等人,(21)其中張、黃、邵、汪四人都是康熙四十八年的進士,而田文鏡又非科甲出身,使得田文鏡「不容讀書人在豫省做官」的傳言,(22)就廣泛地流傳開來,當然也傳入了「愛才如命」、也同為康熙四十八年進士的李紱耳中。
四年(1726)三月,李紱往北京就任直隸總督,路經河南,見了田文鏡,李紱當面責備他「蹂踐讀書人」。(23)到了京城面見皇帝,李紱報告田文鏡寵信的知縣張球之種種劣跡,更嚴厲地批評田文鏡用人行事為「賢否倒置」和「殃民」。此時的李紱正受重用,雍正帝賜給他龍褂、龍袍,還和他一起在內苑泛舟賞花,又以「畿輔旬宣膺重寄,扶風節鉞選名臣」勉勵他。(24)李紱大概也想不到,單只是報告河南的見聞,後來竟引起軒然大波,讓他幾乎性命不保。
雍正帝感受到田文鏡的情況並不單純,他要李紱上奏參劾,然後把奏摺發給田文鏡,並用硃批表示:
有人如此奏你,但朕只保得你居心不肯負朕、欺朕,而保不得你屬員盡皆不負你、不愚你。用人再不可護短,擇人不可偏執,如張球合此參劾,……著實留心察訪,或被其欺未可知也。往往清正大僚被屬員家人妻子親友,不能覺察,或偏於溺愛而受其害者,不可枚舉。(25)
很明顯的,雍正帝清楚田文鏡的性格,所以要他對讀書人不可偏執,也要他把事情查清楚,甚至放棄張球亦無不可。
田文鏡不願息事寧人,他辯說張球勇於任事,「才具操守均有足取」,「似此賢員,通省不過數人」,而邵言綸等人則是「日耽詩酒」,「一切吏治並皆廢弛」。田文鏡當然可以知道此奏為李紱所寫,他巧妙地搬出雍正帝的忌諱,故意用曖昧的語氣攻擊李紱實為「朋黨」:
臣細閱摺內指斥張球為市井無賴,此人必係進士出身,邵言綸、汪諴俱係己丑進士,或與此人同年亦未可知。……皇上時頒諭旨,解散朋黨,諄切垂誡,至再至三,……似此懷私挾詐、朋比為奸,則嗣後科甲之員萬一貪污苟且,督撫諸臣斷不敢再為題參矣。(26)
雍正帝見到奏摺後或已心生疑竇,但他仍然批評田文鏡發「無稽之謬言」,還善意地提醒他要公聽並觀,以免「將來敗露,汝之聲名所係猶小,而朕用人當否,攸關甚鉅」。田文鏡並未聽勸,二個月後他再指李紱與黃振國等人徇私袒護,「造此誹謗浮言,欲為同年洩忿,陷臣於萬死之地」,他聰明地呼應雍正帝的說法,認為此事影響他的聲名事小,「而皇上用臣之當與否,所關甚鉅。」(27)

肆、性命幾乎不保

攻擊田文鏡之事仍繼續發展,但雍正帝對李紱的態度已開始改變。四年(1726)五月,雍正帝在奏摺中批示:有多處地方逮捕了大逆不道、咒咀毀謗、惑亂人心之人,李紱應嚴密查訪,以密摺奏聞。(28)李紱直到三個月後才向皇帝回奏,表示只發現兩件相關案件,一是天津有位患了瘋疾的郭姓民眾刊貼妄語,已被刑部捉拿;一是鑲黃旗人王三格為佔回原有的圈地,誣告農民孫舍夫等人為邪教。二件案子都不是惑亂人心之言,更無造言生事之人。(29)
李紱對此事太輕忽了,因為從康熙末年到雍正初年,各地反叛、民亂、工變不斷,較大的如朱一貴及其餘眾在各地的反叛,小的如江西農民反對地租、蘇州碾布工人要求增加工錢等,再加上各地盜竊案件層出,使得社會不寧,人心浮動。雍正帝非常重視這些案件,在雍正元年(1723)就要求加重地方官諱盜不報的處分,此時更明令直隸為畿輔重地,盜案卻比其他省分多,自五年一月起不論首從一律斬首。(30)所以,雍正帝對李紱輕描淡寫地解釋直隸盜案多,是飢民攘奪、是文武官員不能齊一等說詞很不滿意,先是批評他「巧辯一章套文」(31)。幾天之後,更嚴厲地指責他漠不關心,要他嚴加緝捕,否則定將治罪。(32)
雍正四年(1726)七月,田文鏡見雍正帝仍有調和二人的意思,他二度以「朋黨」為題大加發揮:
伊等科目中人聲氣相通,不比尋常,不但被參諸員聯為一黨,而從旁袒救者亦不乏人,……臣當此黨惡錮結之時,臣實處有不得不參、不敢不參之勢。(33)
這次的說法產生了效果,即使後來查明張球確實貪婪不法,雍正帝仍然接連的在田文鏡的奏摺上批示:「此等無心不及之過,朕皆寬恕也。」「但放心,如此居心行事,憑誰動一毫毛。」「朕不輕許人也,你著實好,就如此做去,自然永永叼朕之恩也。」(34)
但李紱終究是雍正帝拔擢的人,而且操守為士林所重,所以雍正帝並未嚴責李紱,而是要他不需再介入此事,要他應有大臣氣度,「當感而不辯方是,若不能無辯,則負朕恩也。」(35)但李紱的性情剛直,自信自負,而且要說大臣氣度,反而是田文鏡的用人行政才需檢討。李紱當然不會退卻,四年八月,他繼續攻訐辯解。這使雍正帝感到不悅,說他「一派好勝爭辯」,還提醒他要記住皇帝破格簡用之恩,否則不僅不能優游林下,更恐一敗塗地,身家性命都將不保。(36)
與此同時,更棘手的事情出現了。被改名為「塞思黑」的九王允(示唐)(1683─1726)傳出死訊,雍正帝、李紱君臣二人都想撇清責任,卻更啟人疑竇。
先是允(示唐)在雍正帝即位後就被發往西寧交年羹堯監管。雍正帝整肅年羹堯後,允(示唐)又被押到保定,雍正帝命李紱把他「圈住」,李紱依旨關在小房內,四周加高圍牆,設轉桶傳進飲食,時值酷暑,允(示唐)不久就死了。
到底允(示唐)的死是突發的,還是二人的合謀?現在當然不容易弄清楚。對雍正帝而言,歷經多年的權位之爭,八王允(示巽)(1681─1726)以「未遂大志,時懷怨恨。搖惑眾心,擾亂國政」,為「無祖宗君上」之徒,被削去王爵,高牆圈禁;同母弟十四王允(示題)被禁在遵化看守皇陵;在繼位鬥爭中起著關鍵作用的年羹堯、隆科多已被誅殺殆盡。此時是否要處決允(示巽)、允(示唐)等人,其實已無關大局,只在雍正帝的一念之間而已。(37)最好的方法是讓他們自殺,或是由諸王大臣皆曰殺之,所以當李紱向皇帝報告允(示唐)飲食大減,似有自了之意時,雍正帝的反應是:
塞思黑即此亦詐,伊再不肯自了,又被其愚弄矣。若倘出朕意外,一切衣衾、棺木之類,不可使狼狽,必令妥當,外像可以候旨者請旨。(38)
連衣衾、棺木等都要事先備好,可見雍正帝欲其死的意圖非常明顯,只是尚未佈署完成而已。
此事在李紱極為兩難,讓允(示唐)繼續活著,就違逆了提拔他的雍正帝,也失去了重建君臣關係的機會,所以才會傳出李紱曾有「便宜行事」之語。(39)而允(示唐)若一到李紱手中就死去,他就成為雍正帝卸責的替身,在歷史上留下汙名。於是,李紱矇矓其事,先上奏允(示唐)腹瀉,不數日再報遽死,表面上要呈現允(示唐)之死為意外,卻又留下很大的猜想空間。果然,雍正帝對此極為不滿,批評李紱不把過程說明清楚,也不嚴厲譴責允(示唐)為「冥誅」,甚至在三年之後雍正帝提到此事,還氣急地說「今李紱在此,試問朕曾有示意之處否乎?」(40)李紱不願一肩承擔,要讓事實隱現的目的達到了,但是他開罪雍正帝的後果也一發不可收拾。(41)
李紱攻擊田文鏡一事,還涉及雍正帝舊屬間的鬥爭競逐。在出身藩邸的大員中,年羹堯自然最是醒目,蔡珽和李紱也一直站在他的對立面。(42)從二年(1724)起,雍正帝開始對年羹堯起疑,蔡珽即協助雍正帝監督年羹堯,年也因此對蔡不滿,參劾蔡珽逼死重慶知府蔣興仁,部議擬斬,蔡珽被逮捕至京,雍正帝卻召見他,蔡珽趁機報告年羹堯貪暴情事,雍正帝竟諭示:
珽罪應如律,然劾之者羹堯,人將謂朕以羹堯故殺珽,是羹堯得操威福柄也。其免珽罪。(43)
不僅免罪,還特授他為左都御史,這是三年(1725)一月的事。四月,蔡珽兼正白旗漢軍都統、七月,升為兵部尚書、八月,署理直隸總督、九月,調吏部尚書,仍兼兵部、左都御史等職。
同時間雍正帝大力整肅年羹堯、隆科多,先由蔡珽查抄直隸總督李維鈞藏匿的年羹堯家產,而蔡珽接任的吏部尚書,在三個月前正是由隆科多掌理,因議處年羹堯過輕而招致雍正帝的不滿,隆科多於是被撤職議處。(44)蔡珽身兼多項要職,在整肅年羹堯時出力甚大,甚至年羹堯的處決還是由蔡珽監刑。然而,或許是蔡珽過於自負,當然也是雍正帝的猜疑和手段,年羹堯倒了,蔡珽的政治生涯也漸漸結束,四年十月,因禮部侍郎查嗣庭案的牽連被降為奉天府尹。(45)
李紱仍繼續攻擊田文鏡,而在經過一連串的整肅鬥爭之後,雍正帝的態度已有轉變,他在李紱的奏摺上硃批:
如蔡珽,朕再不料乃一粗率輕薄言過於實之人,況量淺舞巧,滿腔私欲,朕已看破八九。當絕而遠之,莫被托累。(46)
所謂「莫被托累」,指的正是查嗣庭案。先不論雍正帝的用意是關心或恫嚇,但李紱竟然回奏:
臣所身受者皇上之恩,臣所職司者國家之事,不惟蔡珽所當遠絕,即一切王公大臣苟非同辦公事,皆當痛加遠絕,自今以後惟有仰體聖訓,益自勉勵。(47)
表面上說得很好聽,骨子裡卻是跟皇帝唱反調,因為在此之前雍正帝才為他和田文鏡做調人,精明的雍正帝豈能不解,他特別在「即一切王公大臣苟非同辦公事,皆當痛加遠絕」二句文字旁用硃筆圈記,然後批示「和氣一廷亦不可廢」,「朕意莫如公者近之,私者遠之好。」(48)雖然語氣還算平和,但李紱的處境已更為不利。
四年(1726)十一月,李紱又跟田文鏡和雍正帝唱反調。事因田文鏡主張候選擔任儒學訓導的貢生,應由各省巡撫預先驗看,李紱則認為現在驗看卻要等到十年、二十年後才得派任,而且擔任教職的貢生本來就要考試,毋需多此一舉。李紱更以他的親身體會,同情擔任教職者很多是窮老寒生,何忍讓他們為了預先驗看而棄「半年糊口之館職」,「奔走於數百里、或千里之遠」。李紱的異議引起雍正帝的長篇硃批,他反駁若要同情生徒長途跋涉,「則滇黔舉子只應在本省會試,曷可令其往返萬里」,而且此事已經議覆敕行,豈可「令朕負朝更暮改之名」,他痛責李紱:
不揣其本而齊其末,足見識慮卑淺,輕重倒置,甚昧政教之大體,朕深鄙之。……汝徒讀堯舜之書,實不知堯舜用人行政之道,所以章句腐儒,於吏治民生竟為無用之物。(49)
以李紱的博學強記、志向不凡,「識慮卑淺」、「章句腐儒」等句子,絕對是極大的羞辱。
二人的關係迅速變化,一個月之後,又有御史謝濟世(1689─1755)上奏攻擊田文鏡十件大過。雍正帝非常憤怒,他大力支持田文鏡,說他「秉公潔己,謝絕私交,實為巡撫中之第一」。他完全相信整件事情是黃振國、汪諴等人暗結黨援,鑽營李紱密奏,然後再指使謝濟世接手,這種「結黨營私,排擠傾陷之惡習」,非要嚴懲不可。
刑部依雍正帝之意,要謝濟世供出「指使何人?」謝濟世回答「孔、孟。」「讀孔、孟書,當忠諫,見姦弗擊,非忠也。」(50)既無法從謝濟世口中得到主謀,刑部於是以「要結朋黨,擾亂是非」請將謝濟世斬立決,但雍正帝卻從寬處置,只革職發往阿爾泰軍前效力贖罪。後來又查到黃振國在河南擔任知州是蔡珽的推薦,此案就被雍正帝定為蔡珽、李紱的主謀,(51)二人的噩運也就不斷地降臨。
李紱先被免除直隸總督,改任工部右侍郎。五年(1727)二月,繼任的直隸總督參劾知縣王游虧空錢糧,並涉及李紱為他彌縫市恩;廣西巡撫奏天河縣發生劫獄案,是李紱在廣西未能完結;還有羅文剛與官兵相抗事,也是李紱因循怠忽。皇帝於是派李紱隻身到廣西擒拿羅文剛,若不能拿獲,即就地正法,所幸李紱順利完成任務。全祖望曾記載此事,說羅以「吾不可以負李公」而束手就擒。(52)五年三月,蔡珽又牽扯上汪景祺案,部議以十八項重罪應斬決,雍正帝從寬改為斬監候。五年八月,直隸總督參劾知縣李先枝加派私收,而此人正是由李紱引薦,於是李紱被指以營私欺罔革職審訊。(53)五年十二月,議決所犯諸罪共二十一款,(54)依律應斬決,妻子財產入官。或許是雍正帝的惜才,也或許是李紱未涉入繼位之爭,雍正帝以李紱「學問尚好。著革職從寬免死,令在纂修八旗志書館效力行走。」(55)蔡、李二人雖皆免死,但都不再受雍正帝信任,直到乾隆即位後才被赦免。而田文鏡則屢受獎賞,更升任為清代獨一無二的河南總督。(56)

伍、懲處李紱的政治目的

雍正六、七(1728、1729)年間,接連發生三件文字獄案。先是從雍正六年延續到九年的曾靜、呂留良案,雍正帝特別把官員審訊的意見、曾靜的供詞和自己的上諭編成《大義覺迷錄》一書,讓曾靜等人到各地宣講和認錯,以為雍正帝闢謠和消除東南文人反清的情緒。(57)
雍正七年,監視謝濟世的錫保搜查到他寫的《古本大學注》,參劾他誹謗程朱、諷刺朝政。雍正帝於是舊事重提,要錫保刑訊主謀何人,謝本想自絕,但因筮卜得吉而燃起求生的念頭,他改變了兩年前的說法,供出李紱在廣西巡撫時待他甚好,後在京師又對他說田文鏡事。雖然謝提到李、蔡二人,但他並未明言是由二人主謀。(58)不過,這已足夠讓雍正帝再對二人大加申斥。
被波及的還有陸生柟(?─1730)案。陸生柟是舉人出身,部選江南知縣時被引見,雍正帝對他頗感異樣,故改授為工部主事。李紱案發,雍正帝見陸也是廣西人,以「必與李紱、謝濟世結為黨援」為由革職,同謝濟世一起效力。錫保劾謝時也同時批陸所著《通鑑論》充滿謬論,而雍正帝的處置也與曾靜案一樣特別,他以帝王之尊對於陸主張的「封建」、「建儲」、「兵制」、「君主」等議論逐條反駁。
七年十月,怡親王等奏請將曾靜正法,雍正帝召集群臣,特別命令李紱隨眾臣入宮,雍正帝認為曾靜等人為鄉野小民,之所以會悖逆謀反,其實是被流言所惑,而流言是來自於八王允(示巽)門下的太監,他們被「發遣廣西,心懷怨忿,造作惡語,一路流傳。」(59)謝濟世、陸生柟都與擔任廣西巡撫的李紱有關,而曾靜聽到的流言也從廣西而來,因此李紱再被牽連,雍正帝嚴厲地譴責他「朋比為奸」,「欲令言臣挾制朕躬,必遂其私怨而後已」,「著交刑部訊取確供」。(60)大概用刑在所難免,但李、蔡、謝等人皆未再有懲處,只有陸生柟於十二月正法,此案也算告一段落。
這三件文字獄案,表面上與李紱無關,但因為李紱的背景以及他在文官團體中的地位,使他都受到波及,也讓我們能更清楚了解李紱案的意義:
1、樹立君主的無上地位
雍正帝即位之初,面對允(示巽)集團的皇位鬥爭與年羹堯、隆科多的恃寵而驕,他不斷地提防告誡,二年七月,他特別頒布親自撰寫的〈朋黨論〉,強調「天尊地卑,君臣之分定」,為人臣者心中只有君主,才能與君同好惡,而「尊卑之分逆,皆朋黨之習為之害也」。他批評歐陽修(1001─1072)的〈朋黨論〉是「邪說」,其中「君子以同道為朋」的說法,使小人假同道之名而謀利,若歐陽修在今日發此論,「朕必飭之以正其惑」。(61)此論在當時是以允(示巽)等為特定對象,一般的文官大概也不認為是針對他們而來,如李紱就有〈謝賜御製朋黨論劄子〉一文,以官樣文章稱讚「皇上聖學高深,天心仁愛。」(62)
但是當雍正帝整肅了允(示巽)等人之後,〈朋黨論〉就轉而針對漢族文人綿密的同鄉、同年關係,也就是他說的「唐宋元明積染之習」,(63)雍正帝嚴厲地批評科舉出身的官員利用關係徇私結黨、互相排陷、擾亂國政。而李紱在文人團體中既有清望又有愛才之名,且李紱與蔡珽都是雍正帝拔擢的寵臣,對他們的打擊,正可做為他人的儆示。雍正帝正是要樹立君主的無上權威,他稱讚田文鏡「秉公潔己,謝絕私交」,要求李紱「公者近之,私者遠之」,就是要文臣清除科舉等各種人際關係,要他們「無攀援請託、無周旋交接」,「所瞻依仰賴者,惟知有皇上,不知其他。」(64)
值得注意的是,李紱做為清初時期陸王心學的代表人物之一,(65)他尤其欣賞王守仁(1472─1528)不畏流言、卓然自立的品行與功業,因為「內聖外王皆不過一心」、「富貴利達不足以惑之也」。(66)而在君臣觀念上,王守仁的態度明顯的與程朱理學家不同,《傳習錄》中完全未提及君尊臣卑的「三綱說」,反而更強調孟子的「君臣有義」,且衡諸王守仁的仕宦生涯,逆劉瑾、諫武宗,寧王之亂時的不畏浮言,廣西平亂時的不待詔命,都顯示出王守仁狂縱的一面。清初康熙帝大力推行程朱理學,雍正帝當然知道王守仁的思想與行為對君權是很大的威脅和挑戰。從這個角度看,李紱在公事上的剛直無忌、勇於任事,符合雍正帝即位之初推動改革的需要,但是他重賢才、講原則、惟心依理而行,即使和拔擢他的雍正帝唱反調也在所不惜。雍正五年,他被議處死刑,雍正帝召集廷臣親自詰問,全祖望暢快地描述這一場景:
公正色無所撓,但言臣罪當誅,乞即正法,以為人臣不忠之戒,無乞憐語。是日也,天威甚厲,近臣皆驚悸,汗出浹背,恐有大處分,而公自若。(67)
李紱以這樣剛強不屈的態度面對「喜怒不定」的雍正帝,(68)則他所受的打擊就不難理解了。
2、強調滿人統治的合法性
雍正帝當然清楚「嚴夷夏之防」是滿人統治的最大難題,明末許多遺民以「保髮嚴夷夏,扶明一死生」(69)為殉國的根據。大儒顧炎武(1613—1682)論歷史上的朝代更替謂:「易姓改號謂之亡國;仁義充塞,而至於率獸食人,人將相食,謂之亡天下。」(70)視明清遞嬗為亡天下,已是不言可諭。王夫之(1619─1692)《讀通鑑論》的要義之一,正是要發揮其所謂「天下之大防二:中國、夷狄也;君子、小人也」(71)的民族觀念。
精明的雍正帝利用文字獄的機會,為滿人統治的合法性申辯,他首先聲明滿洲同為中國之一區:
本朝之為滿洲,猶中國之有籍貫。舜為東夷之人,文王為西夷之人,曾何損於聖德乎。(72)
其次他反駁夷狄為禽獸的說法:
禽獸之名,蓋以居處荒遠,語言文字不與中土相通,故謂之夷狄。非生於中國皆為人,生於外地者不可為人也。人與禽獸同在天地之中,同稟陰陽之氣,得其靈秀者為人,得其偏異者為禽獸。故人心知仁義,而禽獸無倫理,豈以地之中外分人禽乎。(73)
再又強調明末的君臣失德,生民塗炭,明之天下,實喪於流賊之手,而清朝的文治武功已超越明代,雍正帝說:
本朝定鼎以來,掃除群寇,寰宇乂安。政教興修,文明日盛。萬民樂業,中外恬熙,黃童白叟,一生不見兵革。今日之天地清寧,萬姓沾恩,超越明代者。三尺之童,亦皆洞曉,而尚可謂之昏暗乎。(74)
雍正帝更引用韓愈的名言「中國而夷狄也,則夷狄之;夷狄而中國也,則中國之。」主張以普遍的文化觀取代明末學者狹隘的地域和種族觀,而且他從歷史的角度論述明末以來的社會動盪與清初的治績,讓滿人政權的合法性更為充實有力。
乾隆初年李紱撰寫《陸子學譜》,欲重建心學的傳承譜系,但因陸學的衰微,李紱只好援用孟子「私淑」的觀念,在宋元之際李紱取吳澄(1249─1333)為代表,並為吳澄重新入祀孔廟爭辯,李紱正是以雍正帝的說法為據,他說:
舜,東夷之人;文王,西夷之人。得志,行乎中國,不聞以此貶聖。元既撫有中國,踐其土、食其毛者必推其從出之地,絀而外之,去將焉往?聖人素位之學豈如是哉!(75)
不論李紱的說法是否為權宜的考量,還是他自己的體會所得,我們仍不可忽略雍正帝以強大君主權力為後盾的論述,確實產生了效果,所以即使像李紱這樣的文人也無法迴避。
3、合「道統」與「政統」於一身的帝王
滿洲人以「異族」征服者的姿態入關建政,為了鞏固他們的統治,必須維持滿人和八旗的特權,於是清初有所謂薙髮、衣冠、圈地、投充、逃人等滿洲本位政策。(76)另一方面,清初政府強調武力為得天下的關鍵,所以致力宣揚尚武精神,又特別標舉滿洲語文的優越性,視之為國家的根本。(77)整個政權的意識型態,要到康熙帝主政以後才漸從滿洲的尚武傳統轉向儒家的王道仁政,其關鍵正是康熙的崇尚理學。(78)
康熙的崇尚理學,除了他個人的勤學與興趣外,我們自不可忽略他的政治企圖。據余英時研究古代知識階層的興起,至晚在春秋戰國時期士大夫成為「道統」的承擔者,他們堅持「道統」尊於「政統」,而世俗統治者必須遵從「道」的指導。(79)唐代的韓愈建立「道統論」,道統的傳承具體化以儒家為中心,宋代新儒學諸子為繼承孟子的「絕學」,特別強調他們的道統使命。此後,道統成為「儒者之統」與「帝王之統」,二者互為主體,世俗政權依之以獲得正當性,儒者的理想也需藉由政權而實現。(80)
聰明博學又深諳帝王之術的康熙,(81)當然清楚「道統」與「政統」的意義,康熙提倡理學、身體力行經筵日講,大規模地編輯理學典籍;晉謁孔廟,對孔子行三跪九叩禮,是歷代君主未曾有的崇敬。康熙積極地支持儒家文化,使他成為道統的守護者,也巧妙的讓「道統」與「治統」會聚在君主與君權之中,本來各自獨立的政治權威與文化權威乃合而為一。(82)雍正帝也清楚地知道他所繼承的使命,在《古今圖書集成》編輯完成,他撰寫序文表示:
我皇考金聲玉振,集五帝、三王、孔子之大成。……朕繼志述事,兢兢業業,罔敢不欽若於丕訓。(83)
雍正帝自幼接受嚴格的教育,雖然飽讀詩書,但對理學的興趣卻趕不上佛教內典,即位之後又喜歡祥瑞、算命,視三教為一體,實與康熙大異其趣,但他卻從不會忽略他的使命,他批評理學的「理」不夠嚴謹,曰:
理之一字,可上可下。或執一偏之見為理,或以利挾小知為理,或以尋章摘句,得古人之糟粕為理,或以錯會先之意為理,或以道聽途說,被庸師邪友所惑為理,不勝枚舉,總不如一誠字無可挪移般駁也。(84)
最有名的則是曾靜說皇帝該由「吾學中儒者做,不該把世路上英雄做」,所以春秋時皇帝該由孔子做、戰國由孟子做、明末則該由呂留良做。雍正帝反駁:
豈有孔子、孟子要做皇帝之理乎!……使孔、孟當日得位行道,惟自盡其臣子之常經,豈有韋布儒生要自做皇帝之理。(85)
從雍正四年到七年,接連地發生查嗣庭、汪景祺、李紱、謝濟世、楊名時等文官因言論賈禍的案子,以及曾靜、呂留良的文字獄案,雍正帝的目的應不僅是打擊朋黨科甲之單純,我們應不可忽略雍正帝深化清朝政權統治基礎的企圖,例如雍正四年十一月,也就是在李紱被免去直隸總督之前,雍正帝以長篇硃批大加斥責:
爾自被擢用以來,識見實屬平常,觀人目力亦甚不及朕,但取爾秉彝之良、直率之性而已。……爾誠不及朕遠甚,何也?朕經歷世故多年,所以動心忍性處實不尋常。……倘自以為能記誦數篇陳文、掇拾幾句史冊,而懷輕朕之心,恐將來噬臍莫及。朕非大言不慚,肆志傲物,徒以威尊凌下之庸主也,極當敬而慎之,五內感激,庶永遠獲益無窮。(86)
這一段文字真實地反映出雍正帝對李紱的態度,除了君主的權威外,更還有文化、識見和修養上的競爭,雍正帝以孟子說的「動心忍性」自況,視自己所承受的大任為天命之所具。更值得注意的是,李紱在此硃批之後上奏表達「感悚交集,無地自容」等羞愧之意,又說:「十月恭祝萬壽,又復聆聖訓論堯舜執中之學。仁義同歸,寬嚴一理,闡發千古之心傳。」(87)「堯舜執中之學」正是《尚書.大禹謨》所謂「人心惟危」的聖學心傳,我們無法判斷曾經長時間沉浸宋明理學的李紱是否真的同意雍正帝的闡發,但是這一段記載清楚地顯示雍正帝自認為已掌握了儒學中最精微的部份,自然看不起「記誦數篇陳文」的李紱。
雍正帝的態度與企圖,還可從楊名時(1661─1737)的案子上見到。楊名時是李光地的門生,自少留心性命之學,李光地曾讚賞他為「吾儒所云『種子』也」,更說他對朱子學說的體會與見識,實與楊名時的往來討論有關。楊名時秉持儒學理想,在雲南巡撫任內「以忠信篤敬率其下,熙然為國家養元氣」,雍正帝即位初他同樣受拔擢,雍正三年升雲貴總督,四年轉吏部尚書仍兼總督,也就在此時,雍正帝寵臣李衛攻擊他「姑息以要名,且耄,百務俱弛。」(88)後由刑部議以「朦朧引咎,無人臣事君禮,坐挾詐欺公,當斬。」(89)其結果與李紱一樣,由雍正帝命令寬免。
雍正四年十二月,正當整肅楊名時的時候,雍正帝批評他「鄉愿」,要他效法怡親王、鄂爾泰等人的居心行政,楊名時在奏摺中雖說:「臣凜自循省,雖平日刻加防檢,惟恐違越聖賢矩誨。」但他卻引據經書與雍正帝唱反調,說聖賢「惡鄉愿尤甚於佞與利口、無禮、不遜及徼訐為智直之流。」精明的雍正帝何能不知他的弦外之音,硃批說:「朕已悉汝所譏、所指之人」,更寫出長篇議論曰:
不越聖賢矩誨,殊不易言,他日晤卿,將矩誨要領面相剖析,聖賢之意亦何嘗隱晦難明。然朕雖云窺見一二,不過較尋章摘句之腐儒稍近耳,又寧敢以聖賢自居。即至聖尚云聖則吾不能,世豈有自許聖賢之聖賢也耶!……凡理勝於辭謂之忠,辭勝於理謂之佞。……後世俗儒至理屈辭窮,箝口結舌,而或以佞詆人,以不佞自解,不特昧己之良,抑且離經叛道,為名教罪人,誠不可與論洙泗之學也。(90)
細看雍正帝給具有深厚儒學素養的李紱和楊名時的硃批,雍正帝強調自己「動心忍性處實不尋常」、窺見一二「聖賢之意」、故能「論堯舜執中之學」,此所以李、楊二人在其眼中為「記誦數篇陳文、掇拾幾句史冊」的腐儒,雍正帝對二人的打擊,目的正在彰顯他合「道統」與「政統」於一身的地位。

陸、結語

雍正帝是一位非常複雜的君主,從大原則看,他勵精圖治、宵旰勤政、用人不拘格套,或能矯康熙晚年因寬仁無為造成的因循玩愒,李紱的拔擢,也正符合他推行新政的需要。但是他精明計較、刻薄寡恩的權術,他寵任田文鏡、李衛等非科舉出身者,以打擊自認高人一等的正途文臣。田、李二人實稱不上有大臣之風,但因為他們忠心,又能極力推動雍正帝的政策,使雍正帝對他們頗為偏袒,而李紱、謝濟世等人接連的論劾田文鏡,使雍正帝認為是蔡珽的主使,也觸犯了「朋黨」的大忌,以致李、謝二人之獄「遂不可解」。(91)
另一方面是雍正帝急燥威猛的施政風格,造成當時的官場風氣不佳,如全祖望所說:「閉眉合目、喔咿嚅唲、隨聲附和。」(92)李紱不是這樣的個性,他晚年或許對他的行為有些感慨悔意,如他曾說:
年來痛自裁抑,復覺委靡。血氣暴發,乃又過之,事往而悔,已不可追。(93)
但陸王心學的「六經註我」、「心外無物」、「狂者胸次」是不容許他有所遲疑的,於是當他面對諸生請業,仍正氣詞嚴地說:
吾苟內省不疚,生死且不足動其心,何況禍福?禍福且不足動其心,何況得失?以此處境不難矣。(94)
這樣的李紱豈能不敗?
除了個性因素外,雍正帝當然知道李紱和楊名時具有儒學的象徵意義,其目的正要顯示君主的無上權力,所謂雷霆雨露俱是天恩,尤其是在集「道統」與「政統」於一身的聖權馴化下,李紱稱讚康、雍二帝「作君作師,堯舜以來惟聖祖皇帝集其成,惟皇上繼其道」,(95)自也能夠理解。
錢穆曾感慨李紱在雍正帝一朝,「得保首領已萬幸,尚何高言踐履功業。」(96)此說主要著眼於專制政治下的學術困局,特別是清初瀰漫的程朱理學,本與政權密不可分,如期許康熙合「道統」與「治道」於一身的李光地,在私德上頗多可議之處,但因能迎合統治者的需要而得享高位,風氣所及士人為求利祿,以尊朱排陸為希世取寵的手段;雍正時批評時政、倡言儒家理想境界者,如謝濟世、陸生柟都受到懲處,這些人與這些事李紱知之甚詳。然而,李紱仍顯出陸王心學薰陶下的自信偉岸和剛腸勁氣,面對天威甚厲的雍正帝,尤能「正色無所撓」、「無乞憐語」,但他能說的也只有「臣罪當誅」、「以為人臣不忠之戒」。

註釋:

本文為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李紱與清初的理學」之部分成果,謹此申謝。
1 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台北:商務印書館,1990),頁284。有關李紱的思想還可參見Chin-Shing Huang(黃進興),Philosophy, philology, and politics in eighteenth-century Chin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拙著〈雍正文臣李紱的性情與思想〉,《鵝湖》,368期(2006、2),亦有扼要論述。
2 李紱:《穆堂初稿》(台北:台灣大學藏道光辛卯刊本),卷4下,〈倚閭〉。
3 李紱:《穆堂初稿》,卷43,頁9下─10上。
4 本節引用袁枚的記述,皆出自袁枚,《小倉山房文集》(收王英志編,《袁枚全集》,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3),卷27〈內閣學士原任直隸總督臨川李公傳〉,頁463─465。
5 本節引用全祖望的記述,皆出自全祖望,《鮚埼亭集》(收朱鑄禹校注,《全祖望集彙校集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卷17〈閣學臨川李公神道碑銘〉,頁314─319。
6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雍正朝漢文硃批奏摺彙編》第8冊(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89),頁512。
7 李紱的學生常安所記,見《穆堂別稿》(台北:台灣大學藏道光辛卯刊本),序。又全祖望亦載王士禎與李光地都以國士視之,對他高度期許。
8 袁枚,《小倉山房文集》,卷27〈內閣學士原任直隸總督臨川李公傳〉,頁464。
9 趙爾巽:《清史稿》(北京:中華書局,1977),卷293,頁10321。
10 鄂爾泰:《大清世宗憲皇帝實錄》(台北:台北:華文書局,1964),卷87,頁1335。
11 《雍正朝漢文硃批奏摺彙編》,第8冊,頁272。
12 全祖望:《鮚埼亭集外編》,卷30,頁1366。
13 全祖望記蔡珽:「素負才而專己,顧獨傾心於公(李紱)。」全祖望,《鮚埼亭集》,卷17〈閣學臨川李公神道碑銘〉,頁315。
14 其他的施政項目還有:支持梧州知府建義倉、修葺鎮南大關、把賓州與鬱林州改為直隸州以減少柳州與梧州的所屬縣分、增設崇善、荔波二縣儒學等。《大清世宗憲皇帝實錄》,卷24~35有關李紱各條。並參見楊朝亮,〈李紱的生平與學術〉,《東岳論叢》,24:6(2003、11),頁89。
15 鄂爾泰:《雍正硃批諭旨》,第2冊(台北,文海出版社,1965),頁827;《清史稿》,卷293,頁10322。
16 《雍正朝漢文硃批奏摺彙編》,第4冊,頁558。
17 陳捷先先生認為田文鏡是雍正早年藩邸的舊屬,而且和雍正最寵信的怡親王允祥(1686─1730)關係深厚,所以雍正即位後就受重用,但楊啟樵則持不同的意見,認為田文鏡得寵的原因有「反對年、隆」、「孤立無援」、「治尚嚴刻」。參見陳捷先,〈盛清名臣田文鏡之家世及其發跡背景略考〉,《成大歷史學報》,第3期(1976、7),頁97─99。楊啟樵,《雍正帝及其密折制度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頁106─114。
18 《清史稿》:「文鏡希上指,以嚴厲刻深為治。」卷294,頁10337。
19 有關田文鏡可參閱陳捷先,〈田文鏡晚年事蹟及其卒後褒貶考〉,《台大歷史學系學報》,第10/11期(1984、12)。張民服,〈從《撫豫宣化錄》看田文鏡撫豫〉,《史學月刊》,1994年第5期,頁96─101。
20 《雍正朝漢文硃批奏摺彙編》,第4冊,頁41。
21 陳康祺,《郎潛紀聞.初筆》(北京:中華書局,1982)載:「田撫豫時,一疏劾科甲牧令數十人。」卷11,頁241。
22 《雍正朝漢文硃批奏摺彙編》,第7冊,頁290。
23 《清史稿》,卷294,頁10337。
24 蕭奭,《永憲錄》(北京:中華書局,1982),卷4,頁274。
25 《雍正朝漢文硃批奏摺彙編》,第7冊,頁205。
26 《雍正朝漢文硃批奏摺彙編》,第7冊,頁201─204。
27 《雍正朝漢文硃批奏摺彙編》,第7冊,頁290─292。
28 《雍正朝漢文硃批奏摺彙編》,第7冊,頁243。
29 《雍正朝漢文硃批奏摺彙編》,第7冊,頁803。
30 《大清世宗憲皇帝實錄》,卷47,頁713。
31 《雍正朝漢文硃批奏摺彙編》,第7冊,頁917。
32 《大清世宗憲皇帝實錄》,卷47,頁717。
33 《雍正朝漢文硃批奏摺彙編》,第7冊,頁767。
34 《雍正朝漢文硃批奏摺彙編》,第8冊,頁48、173、253。
35 《雍正朝漢文硃批奏摺彙編》,第7冊,頁558。
36 《雍正硃批諭旨》,第2冊,頁854。
37 馮爾康,《雍正傳》(台北:商務印書館,1992),頁129─135。
38 《雍正朝漢文硃批奏摺彙編》,第7冊,頁890。
39 《大清世宗憲皇帝實錄》,卷47,頁725。
40 《大清世宗憲皇帝實錄》,卷87,頁1336。
41 章太炎就認為:「巨來獲譴,實以塞思黑之死為主」、「世宗所恨,正以不肯為君任過耳。」《章太炎文錄續編》(上海:上海書店,1992),卷1,頁12─13。
42 袁枚記述當時隆科多、年羹堯:「俱貴顯用事,九卿六曹,唯諾恐後,而公(李紱)獨與之抗,無所撓屈。」袁枚,《小倉山房文集》,卷27〈內閣學士原任直隸總督臨川李公傳〉,頁463。
43 《清史稿》,卷293,頁10326。並可參見陳捷先,〈雍正初年清世宗與年羹堯之君臣關係〉,《台大歷史學系學報》,第5期(1978、6)。
44 《清史列傳》(台北:中華書局,1964),卷13,頁7上─7下。
45 《永憲錄》載:「上以珽近日言動狂妄,辦事草率,故有是黜。」卷4,頁312。
46 《雍正朝漢文硃批奏摺彙編》,第8冊,頁192。
47 《雍正朝漢文硃批奏摺彙編》,第8冊,頁272。
48 《雍正朝漢文硃批奏摺彙編》,第8冊,頁272。
49 《雍正朝漢文硃批奏摺彙編》,第8冊,頁489。
50 《清史稿》,卷293,頁10328。
51 後來雍正每提及此事都以他們三人為主,如六年八月,說「蔡珽、李紱、謝濟世等,交結黨與,極力排陷(田文鏡)。」《大清世宗憲皇帝實錄》,卷72,頁1106。
52 全祖望,《鮚埼亭集》,卷17〈閣學臨川李公神道碑銘〉,頁315。
53 《大清世宗憲皇帝實錄》,卷51、53、60有關李紱的記載。《清史稿》,卷293,頁10324。
54 《清史列傳》,卷15,頁6上─6下。但全祖望謂:「應絞者十有七,應斬者六,共應得死罪二十有四。」全祖望,《鮚埼亭集》,卷17〈閣學臨川李公神道碑銘〉,頁315。
55 《清史列傳》,卷15,頁6上─8上。
56 雍正雖然支持田文鏡,田文鏡的評價到乾隆初卻立即改變,乾隆說:「河南地方,自田文鏡為巡撫、總督以來,苛刻搜求,以嚴厲相尚,而屬員又復承其意旨,剝削成風,豫民重受其困。」國史館編,《清史列傳》,卷13,頁36下。
57 曾靜、呂留良案可參考馮爾康,《雍正傳》。王汎森,〈從曾靜案看十八世紀前期的社會心態〉,《大陸雜誌》,85:4(1992、10),頁20─41。王俊義,〈曾、呂文案與呂留良研究〉,收氏著《清代學術探研錄》(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2),頁136─159。
58 謝濟世第二次的供詞收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譯:《雍正朝滿文硃批奏摺全譯》下冊,頁1835。並可參閱高翔,〈謝濟世散論〉,《清史論叢》,2001年號,頁111─112。
59 《大清世宗憲皇帝實錄》,卷87,頁1334─1336。
60 《大清世宗憲皇帝實錄》,卷87,頁1334─1336。
61 《大清世宗憲皇帝實錄》,卷22,頁344─345。
62 李紱:《穆堂初稿》,卷40,頁16上。
63 雍正多次使用這一說法。《大清世宗憲皇帝實錄》,卷53,頁809;卷87,頁1347。
64 山東登州總兵黃元驤語。《雍正朝漢文硃批奏摺彙編》,第6冊,頁155。
65 梁啟超稱讚他「氣象俊偉,純從王學得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台北:華正書局,1994),頁58。
66 李紱:《穆堂初稿》,卷36,頁45下。
67 全祖望,《鮚埼亭集》,卷17〈閣學臨川李公神道碑銘〉,頁316。
68 楊啟樵,《雍正帝及其密折制度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頁10。
69 張肯堂,〈賦絕命詞〉。引自何冠彪,《生與死:明季士大夫的抉擇》(台北:聯經出版公司,1997),頁47。
70 《日知錄》(台北:文史哲出版社,原抄標點本),卷17,〈正始〉,頁379。
71 王夫之,《讀通鑑論》(台北:漢京文化公司,1984),卷14,頁431。
72 胤禛,《大義覺迷錄》,見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清史研究室編,《清史資料》第4輯(北京:中華書局,1983),卷1,頁4。
73 《大義覺迷錄》,卷1,頁27─28。
74 《大清世宗憲皇帝實錄》,卷86,頁1321─1322。
75 李紱:《穆堂初稿》,卷24,頁11下。
76 參見吳志鏗,《清初法令與滿洲本位政策互動關係之研究──以五大政令為中心》(台北: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論文,1993),頁19─32。
77 葉高樹認為這是「征服政權」的特徵,參見氏著《清朝前期的文化政策》(台北:稻鄉出版社,2002),頁17─29。
78 參見高翔,〈清初理學與政治〉,刊《清史論叢》,2002年號,頁185─191。
79 余英時,《中國知識階層史論》(台北:聯經出版公司,1980),第一章「古代知識階層的興起與發展」。
80 王夫之曰:「儒者之統與帝王之統並行於天下,而互為興替。其合也,天下以道而治,道以天子而明;及其衰,而帝王之統絕。」《讀通鑑論》(台北:台北:漢京文化公司,1984),卷15,頁497。
81 參見劉家駒:《儒家思想與康熙大帝》(台北,學生書局,民國91),第一、二章。
82 參見黃進興,《優入聖域──權力、信仰與正當性》(台北:允晨文化公司,1994),頁88─124。
83 胤禛,《世宗憲皇帝御製文集》(台北:商務印書館,文淵閣四庫全書),卷7,頁6上。
84 《雍正朝漢文硃批奏摺彙編》,第16冊,頁237。
85 《大義覺迷錄》,卷2,頁48─49。
86 《雍正朝漢文硃批奏摺彙編》,第8冊,頁512─513。
87 《雍正朝漢文硃批奏摺彙編》,第8冊,頁566。
88 以上對楊名時的記述與評語皆引自全祖望,《鮚埼亭集外編》,卷11〈江陰楊文定公行述〉,頁950─952。
89 《清史稿》,卷290,頁10267。有關楊名時一案,詳細的討論可參見郭成康,〈政治衝突與文化隔閡:楊名時案透視〉,刊《清史研究》,2002年第4期。
90 《雍正硃批諭旨》(第一冊),頁117─118。
91 《清史稿》,卷293,頁10331。
92 全祖望,《鮚埼亭集》,卷17〈閣學臨川李公神道碑銘〉,頁317。
93 《穆堂初稿》,卷41,頁11下。
94 全祖望,《鮚埼亭集》,卷17〈閣學臨川李公神道碑銘〉,頁317。
95 《雍正朝漢文硃批奏摺彙編》,第8冊,頁566。
96 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頁2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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