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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崇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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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gust 8, 2017
雍正文臣李紱的性情與思想
王崇峻 在 YLib Blog 發表於 8:47:43

雍正文臣李紱的性情與思想
王崇峻著

原載《鵝湖》,第368期,2006年2月,頁25─32

壹、前言

明清之交的社會動蕩,到康熙帝統治以後逐漸穩定,繼位的雍正帝以加強君權、施行賦稅改革與整飭吏治,堅定了滿人的統治基礎。但是由於康熙晚期皇位繼承的鬥爭,以及雍正帝刻薄險詖的統治手段,使當時的政治氣氛極為緊繃。在學術思想上,清初的高壓統治與多次的文字獄,使晚明的活躍與多樣不再,程朱正統之學再受推崇,陽明良知之學則相應沉潛。
李紱(1673─1750)為雍正初期極具代表性的人物,他以博學雄毅之才立足當下,受到雍正的拔擢,卻又很快地遭到罷黜,甚至性命幾乎不保。全祖望(1705─1755)說他「盡得江西諸先正之裘冶」。(註1)梁啟超說他「氣象俊偉,純從王學得來」,「算是陸王派之最後一人」。(2)肯定了李紱在清代學術史上的地位。
本文簡要地介紹李紱的性情,敘述他理學思想的重點,也希望能從中感受處在高壓環境中的李紱,如何為陸王心學發聲與爭辯。

貳、性情與志向

李紱,字巨來,號穆堂,江西臨川人,先世無可考。父親早卒,他孤貧力學,但早年科舉之途頗為困頓,二十四歲錄生員,卻四次鄉試不售,至三十六歲(康熙四十八年1709)才得到進士。康熙五十九(1720)年擢內閣學士,六十年會試,充副考官,因下第士人不平,至邸喧鬧,被論罷官,發永定河效力。雍正帝即位,召復職,尋授兵部侍郎。雍正二年(1724)署廣西巡撫。次年更擢授直隸總督。但是很快的他得罪了皇帝,表面上的因素是他攻訐河南巡撫田文鏡與塞思黑猝死一事,忤逆世宗意,於七年(1729)奪官,刑部議應得死罪計二十四事,當斬。(3)世宗免其死,命在八旗通志館效力。高宗即位,召授戶部侍郎,後遷內閣學士,八年(1743)以病致仕。
李紱天資聰敏,勤奮向學。而江西自宋代以來即為人文薈萃之區,歐陽修、王安石、曾鞏、虞集等都是江西人,受此文風薰陶,李紱十歲就能作詩,十二歲即參與里中的詩社,他曾自述青年時每日可看書二十本,而且寫作敏捷,日可得詩百首、文數十篇。
文學之外,江西亦為理學之鄉。宋代朱熹(1130─1200)在江西修白鹿洞書院,陸九淵(1139─1193)亦為江西人。明代陽明心學興起,江西的「江右王門」尤為一大重鎮,其風歷明末而不絕。李紱也以此為志業,他效法孔子年十五志於學,但理學本就艱奧,他自覺「資薄質輕」,難以深入細節,而後「止守大綱」,重心放在經濟文章,到二十四歲又重新探究理學,他曾敘述這一掙扎體驗的過程:
刊一省身格子,日逐點檢。惟居處恭三字,終不能學,又復中止。自是以後時作時輟,惟大節未敢放寬。……六、七年來細閱周、程、朱、陸、陽明六子之書,各不下十數過,稍稍身心體念,久之,若有所見,其是非雖未敢確定,而悅心之妙,陶然自適,則固可以終其身而忘其老也。(4)
李紱勤於著述,內容遍及五經、歷史、地理、政治、軍事及大量的詩文,總計近二百卷。其中也包括《朱子晚年全論》、《陸子學譜》等理學著作。(5)他於書無所不讀,即使死刑入獄,仍讀書不輟。袁枚(1716─1798)說他:「藏書五萬卷,手加丹黃,其宏綱巨旨,都能省記。」(6)他的忘年之交全祖望說:「以博聞強識之學,朝章國故,如肉貫丳。」(7)他自視甚高,對當時學問疏闊的士人深為不滿,所以談起學問來不免嚴厲激切,全祖望曾生動地記載他論學的狀況:
不學之徒,已望風不敢前席,而公揚休山立,左顧右盼,千人皆廢,未嘗肯少接以溫言。
全祖望說他「以行道濟時為急,用世之心最殷」,他不是窺察上意、隨聲附和之輩,他不喜交際,勇於任事,公務上絕少溫顏曼詞,甚至不屬他的職掌、非關他的管轄,也無所顧慮。旁人或視之為「賦性剛愎,難與共事」,提攜他的雍正帝也不喜他「固執鄙見,妄自矜高」(8),但他不附權貴,光明正大,受陸王心學的影響,他尤其欣賞王守仁(1472─1528)不畏流言、卓然自立的品行與功業,因為「內聖外王,皆不過一心」、「富貴利達不足以惑之也。」(9)雍正五年,他被議處死刑,雍正召集廷臣親自詰問,全祖望暢快地記述這一場景:
公正色無所撓,但言臣罪當誅,乞即正法,以為人臣不忠之戒,無乞憐語。是日也,天威甚厲,近臣皆驚悸,汗出浹背,恐有大處分,而公自若。
李紱的行事做風,顯出他的真性情與不合時宜,無怪乎袁枚感慨地說:「使公斂其芒以柔道行之,當必竟其所用」。
他一生清廉自持,雍正五年被抄家,竟是四壁蕭然,連夫人的簪釧都只是銅器製作,卻把俸入餘銀一千多兩捐設義倉、資助鄉里。

參、對心學的申辯

晚明學術風氣轉回程朱理學,東林的顧憲成(1550─1612)等人扮演了極重要的角色,(10)例如針對王守仁說「致良知」是「千古聖賢相傳一點滴骨血」,(11)顧憲成則認為程朱理學才是孔孟相傳的「一滴真血」。(12)清康熙帝主政以後,滿人政權逐漸穩固,明末遺老一一凋零,又在高壓政策下,談經世不免議論時政而觸犯禁忌,而且後起之秀也不再有故國之思的情感成分,對陽明心學的攻擊更無所顧忌,例如主講經筵啟發康熙理學思維的熊賜履(1635─1709),痛批王守仁的思想:
邪焰之熾,烈於猛火,蔓延流毒,猝難滅熄。百餘年來,瞿曇陋習,中人心髓。(13)
激烈的批評再加上康熙帝對朱子學說的欣賞與統治的需要,(14)於是學術風氣轉以經學和程朱理學為主,甚至在李紱稍前的閻若璩(1636─1704)還主張將象山和陽明排出孔廟從祀,而且在雍正二年(1724)增祀孔廟的學者中,程朱學者有陸隴其(1630─1693)等十三位,卻無一位是陸王學者,心學衰微的情況由此可見。(15)
李紱處在這樣的學術氛圍中,要力抗程朱,推行心學,首須面對陸王心學被攻擊的部分,其要點為:批判陸九淵的思想為禪、質疑王守仁的「致良知」說與反對陽明的「無善無惡」說,以下分述之:
一、為陸九淵爭辯
宋代理學雖與禪宗有著千絲萬縷的複雜關係,但就「心即理」這一命題而言,從朱子開始就一直憂慮其近佛,後人更直接把陸子之教與禪宗的頓悟聯繫起來。李紱對此大表不滿,他說:
朱子因陸子教人,有發明本心之說,遂以頓悟目之,而其實非也。陸子全集,……嘗翻閱數十過,絕無頓悟二字。(16)
李紱多次為陸九淵辯解,認為他完全繼承孟子,「道外無事,事外無道,真得聖賢為學之法。」(17)而「本心」說的目的,更在使賢愚不肖了解仁義理智本為我所固有,人皆可以為堯舜,「無庸自諉,亦無可自棄。」(18)
李紱以他的好學強記,最不滿意士人的學問空疏,批評反心學者全是道聽塗說、隨聲附和。例如李紱所不屑的孫承澤(1593─1675)著有《考正朱子晚年定論》,李紱批評他從未讀陸、王之書,專挑朱子詆譏陸子的言語,「竊世俗唾餘,以附於講學者。」(19)為了反駁程朱學者,為了表彰陸王心學,李紱撰寫《朱子晚年全論》和《陸子學譜》等書。
前書是補充王陽明所著《朱子晚年定論》一書,李紱順著陽明的觀點,認為朱、陸二人早年見解不同,晚年朱子則轉向陸子,並後悔自己早年的說法,只是陽明提出的證據較少,還有些考證不詳的錯誤,引起許多批評,其中陳建(1497─1567)的《學蔀通辨》之辨駁最具有全面性。李紱詳讀朱子五十一到七十一歲包括答問、講義、論學等各種著作,發現「其言無不合於陸子,其自悔之言亦不可數計」,是以輯錄三百七十五條確有年月可據者而成此書,除了反駁陳建外,(20)也對於朱子的思想發展脈絡,提出一套自己的見解。(21)
至於《陸子學譜》一書,據李紱簡述,是兼用朱子編著的《近思錄》與《伊洛淵源錄》的體例,使陸九淵的言論與行事兼備,俾「有志於希聖者,門徑可循,歸宿有所。」(22)然而,李紱的深意更在於重建象山心學的學統,以便與程朱一系相抗衡,因為朱子編的「二錄」,除了記述周、程諸子的交遊與言行,傳達朱子個人的哲學觀念外,尤要是建立自堯、舜以來的道統傳承,在朱子本人或許沒有自我標榜附冀道統的意圖,但是其門人如黃榦則視朱子為道統的真傳,此一道統觀就成為程朱學者攻擊其他學派的重要依據。
暫不論上述二書的立論是否公允,(23)或能否為陸九淵爭取與朱子等量齊觀的地位,但李紱的做法卻為朱陸異同的爭辨與心學的傳衍另闢途徑,過去以義理的純粹性和有效性為討論的焦點,李紱則代之以比較堅實的文獻根據和完整的歷史脈絡,這二點除了反映當時的學術風尚外,也對後來的學術趨向有所啟發。(24)
二、為「致良知」說釋疑
王陽明雖說「致吾心良知之天理於事事物物」,但「良知」的涵義則不只是「天理」,他的論學常是意由境轉,於是出現許多說法,如「良知者,心之本體,即所謂恆照者也」、「良知即是天植靈根」、「良知只是個是非之心」(25)。也因此其弟子們有更多不同的詮釋,如王畿(1498─1583)言:「良知是天然之靈竅,時時從天機運轉,變化云為,自見天則。」(26)這種既高且玄的說法引起極大的反應,如黃宗羲(1610─1695)就批判他「懸崖撤手,茫無把柄」而近於佛、老。(27)
李紱採取調和陽明與朱子的方法,他用朱子「人性雖同,而氣稟或異」的觀點,說一般人的氣稟厚薄不同,善端之發亦不相同,所以道心甚微。又引述陽明說良知雖是人人所同具,「惟不能不昏於物欲,故必致(陽明原文為「學」),以去其昏蔽」。李紱在此用朱子《大學章句》中的觀點,以「推而極之」來解釋「致」,要「各因其發見之偏,一一推之以致乎極」,達到「貫通乎全體而復其初」的境界。如此,則陽明的「致良知」與朱子的說法只是詳略不同,在意義上是一致的。而對於批評者認為良知只是「知覺」,而非「天理」,因而「致良知」就無所規範而放蕩,李紱仍用朱子的觀點辯解,說良知與知覺就是「道心」與「人心」的分別,道心是義理,人心是氣質,二者在性質上有別,但都屬於心的整體。
李紱認為世人對良知的誤解,一方面是反對者沉溺於訓詁章句,只是道聽途說而未能躬行體會。另一方面則是王畿、王艮等人的狂論所造成。所以李紱肯定地說:
致良知之說,近求之濂、洛、關、閩而盡合,遠求之孔、曾、思、孟而無不同。推其解則萬變而不窮,極其功則四達而不悖。為學之要,莫切乎此。(28)
三、對「無善無惡」說的澄清
陽明學說中引起最大的反對聲浪,當為他晚年提出「無善無惡是心之體」的說法,(29)如高攀龍(1562─1626)就批評:「掃善惡以空念耳,究且任空而廢行。」張烈(1622─1685)則攻王更甚,認為此說盡變天下學術,盡壞天下人心。(30)
李紱認為批評者是以辭害意,未能掌握「體」字之義,他首先說心之體是寂然不動,此時善或惡的意念未形,即是「無」。他引用朱子釋「無極而太極」為據,朱子說「無極而太極」,是「無形而有理」,「所以明乎道之未始有物,而實為萬物之根柢也。」(31)所以李紱認為既然無形之極可曰「無極」,則「善惡未形,獨不可曰無善無惡乎」。他不平地說,後人宥於成見,周敦頤說「無」則不敢疑,「在陽明子言無,則紛紛然疑之」。
先不論李紱此說是否過於勉強,但可以注意的是,李紱以「無極而太極」論「無善無惡」,其實是順著明末陽明後學的思緒,如王學殿軍劉宗周(1578─1645)就說:
心無善惡,而一點獨知知善知惡。知善知惡之知,即好善惡惡之意。好善惡惡之意,即是無善無惡之體。此之謂無極而太極。(32)
其次,李紱反駁程朱學者說「心之體當曰有善無惡」,他根據朱子「心統性情」之說,(33)認為性固是有善無惡,但心則不可,因為心具有「道心」和「人心」兩項內涵,在前者是「有善無惡」,在後者則是「有善有惡」。基於這二層分析,李紱贊同陽明:
故言性可,言心亦可;言有善無惡可,言無善無惡亦可。意各有所指,言各有攸當也。(34)
從以上的敘述,可知李紱以陸王心學為主體,取程朱的說法為副益的態度。

肆、「聖人之學在於躬行」

李紱雖然對陸、王的心性論多所申辯,但他反覆言說、念茲在茲的重點仍是「躬行實踐」,他說:
聖人之學在於躬行心得,由小學以至大學,齊治均平之業,咸出乎於中,此學之名與實也。(35)
又說:
余惟聖人之學,必躬行乃有心得,既有心得,然後施之政事文章無往不宜。(36)
他強烈地批評讀書人專務科舉,揣摹時文,對於聖人之道,「終身未嘗行,亦終身莫能知。」(37)又因為朱子的學說與著作是科舉的標準,李紱也批評朱子的窮理格物之說,根本無法遵行,(38)使士人不考察實事,而以心性觀念做為空泛的話語,其結果是:
使異端之徒得駕其謬悠恍惚之說,假心性以相欺誑,至吾儒之躬行實踐有得於心學,實可以見之修齊治平者,則反推而遠之,以為近禪,甚且辭而闢之,以為害道,豈不悖哉。(39)
此說正是為「近禪」的陸、王心學申辯,他認為心學才是具有實踐意義的真聖學,(40)而科舉使士人陷入章句訓詁的籓籬,直到:
陸子昌其說,陽明子益大昌之,然後人知學不為求富貴也。而學之名以正,而學之實可求矣。(41)
特別的是,他從學術史的角度立論,認為宋代以降淺薄的學者不了解程子「堯舜事業,浮雲太虛」之說,使聖學變為迂疏無用之學,書生甚至成為被訕笑的對象。他說自漢代以來只有諸葛亮能有具體事功,而韓愈、周敦頤、程顥、陸九淵等人則無實踐機會。更糟糕的是,程朱之學成為正統之學後,士人為求利祿,以尊朱排陸為「希世取寵」的手段,(42)例如李紱就毫不留情地抨擊孫承澤:
在明朝官至九列,家居京師,親見闖賊之亂,國破君亡,偷生忍死。晚年沉酣於富貴利達之場,耄而不止,蓋患得患失之鄙夫。(43)
不止是孫承澤,康熙獨尊朱子,尊朱排王者多享高位,如魏裔介(1616─1686),明末中舉,順治三年(1646)成進士,對穩定清初政權,獻策頗多,官至吏部尚書、太子太傅;如熊賜履(1635─1709),官至內閣大學士、刑部、禮部尚書。風氣所及,「行偽而品陋,識暗而言欺」者,也紛紛加入攻擊陸、王的行列,有識之士直以「舉世若狂」而深深慨嘆。(44)
李紱的個性剛直,抱負不凡,他極讚賞王陽明「大著儒者之效,一洗腐儒之恥。」(45)甚至他在評論羅整菴的心性說時,還特別以陽明的功績作為對比:
吾豈私所好於陽明者,然平心論之,整菴與陽明同在武宗之時,天下多事,故身為大臣,離事自全而已,能抗劉瑾乎?能誅宸濠乎?能靖粵西之亂乎?此實學與虛說之辨,不敢為鄉先達諱也。(46)
不止如此,李紱認為親炙陽明的弟子如鄒守益、羅洪先等,皆「粹然無疵,一出於正」,故其後學徐階、李遂、魏時亮、鄒元標等人的勳業與風節,豈是「訓詁章句,閹然媚世」(47)者能比;即使如王畿、王艮等,雖已漸失陽明心學的真義,但其後學之中仍有「卓然有立,品行功業不同於流俗」者,原因正是:
躬行心得之名尚有以管束之,而富貴利達不足以惑之也。(48)
全祖望曾記載李紱一段鮮明的事跡:有一自負能昌明朱子學之巨公,(49)某日對李紱說;陸子之說非不高明,但「返之吾心兀兀多未安者」。李紱回答:
君方總督倉場而進羨餘,不知於心安否?是在陸門,五尺童子唾之矣。(50)
這種毫不容情的態度,使「其人失色而去」。此事正可見,學問在李紱絕不是空虛乏力的章句言說,是要躬行實踐於日常生活之中。
從明末以來的思想脈絡看,突出陽明事功的說法,是許多陸王心學者的共同點,如主張「明體適用,學貴實效」的關中大儒李顒(1627─1705)讚陽明:
秉鉞臨戎,而猶講筵大啟,指揮軍令,與弟子答問齊宣。直指人心一念獨知之微,以為是王霸、義利、人鬼關也,聞者莫不戚戚然有動於中。(51)
再如江西文人魏禧(1624─1681)也批評士人「往往迂疏、狹隘、弛緩,試於事,百無一用」,而王陽明「以道學立事功,為三百年一人。」(52)他們迴避了陽明超越得失榮辱,追尋灑落自適的狂者性格,雖能不畏流俗而開功立業,但也影響及王學末流的束書不觀,純任自然;又或是高談心性,鄙視一切,「開閫扞邊者,則目為粗材」、「留心政事者,則目為俗吏」,(53)到了臨危之局,只好一死以報君王的流弊。這樣的思想傾向除了以具體事功為陽明爭取地位外,也反映了在程朱理學的強勢壓力下,陸王一系學者的無奈。

伍、結論

雍正皇帝是一位非常複雜的君主,他的精明計較和刻薄猜忌的權術,對文人產生很大的壓力,全祖望就說當時風氣是:「閉眉合目、喔咿嚅唲、隨聲附和」,也因此錢穆曾感慨李紱在雍正一朝,「得保首領已萬幸,尚何高言踐履功業。」(54)
從學術史的角度看,李紱調和朱子與陸、王的異同,取朱子的說法以解釋陽明的主張,雖是處在當時的無奈,但也未嘗不是針對心學流弊的反省與修正。他批評學術風氣虛浮,要學生少談心性,專注實踐,特別強調王陽明的人格與事功。從李紱本人的立身行事看,他絕非空談虛言,而是卓然自立,無所瞻顧。他的詮釋與做為,符應了顧炎武(1613—1682)「行己有恥」的主張,清初理學中的兩大陣營,對王學末流這一段歷史的反省,其實是殊途同歸的。

註釋:

1全祖望,《鮚埼亭集》(收朱鑄禹校注,《全祖望集彙校集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卷17〈閣學臨川李公神道碑銘〉,頁314。
2梁啟超,《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台北:華正書局,1994),頁58。
3關於李紱涉入當時的政治鬥爭,與雍正打擊李紱的用意,限於本文的篇幅與主旨,無法詳述,將另文申論之。
4李紱,《穆堂初稿》,卷43,頁9下─10上。
5李紱有關理學的著作頗多,除了《全論》、《學譜》二書外,尚有:《朱子不惑錄》、《陸象山年譜》、《陽明學錄》、《學蔀通辨辨》等,但現在仍能見及者,似僅前述二書。
6本節引用袁枚的記述,皆出自袁枚,《小倉山房文集》(收王英志編,《袁枚全集》,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3),卷27〈內閣學士原任直隸總督臨川李公傳〉,頁463─465。為省篇幅,以下不一一注明。
7本節引用全祖望的記述,皆出自全祖望,《鮚埼亭集》,卷17〈閣學臨川李公神道碑銘〉,頁314─319。為省篇幅,以下不一一注明。
8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雍正朝漢文硃批奏摺彙編》第8冊(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89),頁512。
9李紱,《穆堂初稿》,卷36,頁45下。
10錢穆說:「東林講學大體,厥有兩端,一在矯挽王學之末流。一在抨彈政治之現狀。」《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台北:商務印書館,1990),頁9。
11王守仁,《王陽明全集─年譜》(台北:宏業書局,影印民國24年刊本),卷2,頁40。
12顧憲成,《顧端文公集》,卷4,頁16。
13熊賜履,《學統》(青島:山東友誼書社,孔子文化大全),卷9,頁707─708。
14有關明末清初學風轉向與康熙帝尊崇朱子,可參見拙著,〈監督與控制──清初(1644~1722)地方官學教育的實質內涵〉,《花蓮師院學報》,第17期(2003年11月),頁98─104。
15參閱黃進興,〈學術與信仰:論孔廟從祀制與儒家道統意識〉,收氏著《優入聖域》(台北:允晨文化公司,1994),頁284─287。
16李紱,《穆堂初稿》,卷18,頁19下。
17李紱,《穆堂初稿》,卷45,頁4上。
18李紱,《穆堂初稿》,卷18,頁20上。
19李紱,《穆堂初稿》,卷45,頁13上。又張烈著有《王學質疑》,李紱也以同樣角度批評他。
20李紱批陳謂:「無知之陳建遂肆狂詆」、「名為尊朱,而不知所以尊之者,其為書止取相詆之辭,及抄撮一二訓詁之語,凡朱子晚年所以為學自得於心,與所以教人必求諸心者,盈千萬言,皆棄不取。」《朱子晚年全論》,〈凡例〉。又李顒也批評陳建「曲為此書,逢迎當路,中間牽強傅會」、「學無心得,門面上爭閒氣,自娛娛人,識者正當憐憫。」《二曲集》(北京:中華書局,1996),卷16,頁139。
21李紱,《朱子晚年全論》,〈序〉。並可參考陳榮捷,〈從朱子晚年定論看陽明之于朱子〉,收氏著《王陽明傳習錄詳註集評》(台北,學生書局,1988),頁437─472、Chin-Shing Huang(黃進興),Philosophy, philology, and politics in eighteenth-century Chin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 頁109─115。
22李紱,《陸子學譜》(濟南,齊魯書社,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序〉。
23四庫全書的編者評論《全論》謂:「其說甚辯。紱此書旨以朱子悔悟為言,又舉凡朱子所稱切實近理用功者,一概歸之心學。」評論《學譜》謂:「考陸氏學派之端委,蓋莫備於是書。惟必欲牽朱入陸,則可以不必耳。」《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北京:中華書局,整理本),卷98,頁1287。
24參閱黃進興,Philosophy, philology, and politics in eighteenth-century China, 頁120─125、〈「學案」體產生的思想背景:從李紱的《陸子學譜》談起〉,收氏著《優入聖域:權力、信仰與正當性》,頁418─420。
25以上陽明所言,分別出自《傳習錄》第135、152、244、288條,詳見陳榮捷,《王陽明傳習錄詳註集評》。
26王畿,《王龍溪全集》(台北:華文書局,景印道光二年刻本),卷4,頁279。
27黃宗羲,《明儒學案》(台北:華世出版社,標點本),卷12,頁239─240。
28以上李紱的說法,引自《穆堂初稿》,卷18,〈致良知說〉上下,頁21上─26下。
29陳榮捷,《王陽明傳習錄詳註集評》,頁359。
30黃宗羲,《明儒學案》,卷58,頁1424。並可參考秦家懿,《王陽明》(台北:東大圖書公司,1987),頁154。
31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收朱傑人編,《朱子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卷80,頁3803─3804。
32劉宗周,《劉子全書》,卷11,學言。
33「心統性情」的說法原出自張載(1020─1077),朱子則解釋曰:「性者,理也。性是體,情是用。性情皆出於心,故心能統之。」朱熹,《朱子語類》(收朱傑人編,《朱子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卷98,頁3304。
34以上所引李紱的說法,見《穆堂初稿》,卷18,〈心體無善惡說〉,頁27上─28下。
35李紱,《穆堂初稿》,卷36,頁45上。
36李紱,《穆堂別稿》,卷25,頁12下。
37李紱,《穆堂初稿》,卷28,頁29上。
38李紱批朱子的格物說:「雖聖人不可能,意將何日而誠乎?」李紱,《穆堂初稿》,卷43,頁14下。
39李紱,《穆堂初稿》,卷18,頁17下。
40李紱說:「聖人之學,心學也。」《陸子學譜》,卷1,頁5。又說陸象山才是「能行之而真知之者。」李紱:《穆堂初稿》,卷28,頁29上。
41李紱,《穆堂初稿》,卷36,頁45下。
42李紱,《穆堂初稿》,卷28,頁9上。
43李紱,《穆堂初稿》,卷45,頁14下。
44清初學者王源(1648─1710)之語。參見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頁269。
45李紱,《穆堂初稿》,卷45,頁11下─12下。
46李紱,《穆堂初稿》,卷18,頁16上─17下。
47李紱,《穆堂初稿》,卷18,頁26下。
48李紱,《穆堂初稿》,卷36,頁45下。
49有學者推測此人為張伯行,張為當時的理學名臣之一,在學術上頗有權勢,康熙曾讚他「廉明清正」,所編《正誼堂全書》即以程朱理學為主。參見楊向奎,《清儒學案新編》(第三卷)(濟南:齊魯書社,1994),頁559。
50全祖望,《鮚埼亭集》,卷17,頁316。
51李顒,《二曲集》,卷12,頁106。
52魏禧,《魏叔子文集》(台北:商務印書館,景印岫廬現藏罕傳善本叢刊),卷17,頁41上─下。
53黃宗羲,《南雷文定(後集)》(台北:中華書局,四部備要),卷3,頁1上。
54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頁2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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