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現在.未來的思與言
閱讀古今;品論滋味;生活札記

格主小檔案

王崇峻




部落格公告
‧敬請支持慈惠愛心基金會 網址www.th527.org.tw 簡介影片https://www.youtube.com/watch?v=TNc6e3FzEP0

<2017年8月>
303112345
6789101112
13141516171819
20212223242526
272829303112
3456789

最新文章
明遺民的另一類型:李...
2017/8/15 21:27
「文章留大雅,著述寓...
2017/8/14 10:53
從李紱的罷黜看雍正帝...
2017/8/12 11:02
棄儒業醫:中國近世醫...
2017/8/10 21:50
明清小說中的醫者形象
2017/8/9 21:00

最新迴響
Re:「發財保富的秘訣...
by 聂崇彬, 1/16
Re:行善助人是人生的...
by 卓以定, 6/1
Re:回憶獲頒青天白日...
by 史永平, 7/15
Re:「一年天子小朝廷...
by 賓哥, 7/5
Re:「楸枰三局」:錢...
by 謝, 7/4

文章分類
略過巡覽連結。


部落格統計
今日人氣: 52 次
累計人氣: 151512 次
文章總數: 84 篇
August 6, 2017
監督與控制:清初(1644~1722)地方官學教育的實質內涵
王崇峻 在 YLib Blog 發表於 20:37:25

監督與控制──清初(1644~1722)地方官學教育的實質內涵
王崇峻著

原載於《花蓮師院學報》,第十七期,民國九十二年十一月,頁87─106

摘要
明清的朝代遞嬗對儒家學者產生巨大的衝擊,驅策著他們對傳統文化與政制進行深入的反省,順應著明末的學術風氣,學者們對教育、考試與思潮都提出許多主張。然而,從順治到康熙的清初政府對學者們的意見卻少有回應,在地方官學教育政策上,完全繼續著明代專制政治的發展,以學校為統治機器的一環,其實質內涵即為「監督與控制」,從教師、生員到學術思想莫不如此,教師的地位和職責、學生的陶養、學校的課程等諸多事項的革新,都不是政府教育施政的重點。特別在學術思想上,康熙帝大力提倡他偏好的程朱理學,壓制挑戰權威的陽明心學,使明末的多樣思想不再、議政之風不存,士人汲汲於科舉,節義經綸之事無與於其身。本文試著整理學者們對學校教育的意見,並對比清初政府的教育施政,希能瞭解二者的互動關係,以掌握專制政治下的教育內涵。
關鍵詞:教育政策、程朱理學、專制政治

一、前言

明清時期的教育制度,大體上由明太祖奠下基礎,尤其是每一府州縣地方皆設立官學,並在大部分的時間中維持其考試與宣講的功能,相對於明清以前官方辦學的興廢無常,這一成就是相當突出的。另一方面,透過官學生員資格的考試與科舉制度的建立,把學校與科舉更緊密的結合起來,亦使民間教育能主動又方便地配合朝廷的教育方針。
然而,明清時代專制政治的發展,又使學校成為統治機器的一部分,學校師生在行為與思想上都受其宰制,朝廷的統治力量益形深入民間,學校的現實處境,也與儒家學者們心中的典型愈來愈遠。雖然明清的朝代遞嬗對儒家學者產生巨大的衝擊,驅策著他們對傳統文化與政制進行深入的反省,尤其在教育、考試與思潮各方面都提出許多深入且精彩的主張,但是在具體官學教育措施中,卻少見有太大的改變。本文嘗試整理學者們對學校教育的意見,並對比清初政府的教育施政,希能瞭解二者的互動關係,以掌握專制政治下的教育內涵。

二、監督教師與控制生員

1、防範提學官舞弊
明清地方教育的管理權直接由中央掌控,明代正統時期於布政司下設儒學提舉司,有提學官一名,由朝廷直接任命,管理全省的學校事務。清代大體承襲明制,於各省設督學道,以各部郎中進士出身者擔任,其中順天、江南、浙江因與一般省分不同,稱為提督學政,到雍正時一體改稱學院(註1)。主要職掌為負責生員考試、主持儒學的歲考和科考、考核教官等事項。
其中生員的考試關係其資格的獲得與素質,所以特別受朝廷重視。順治八年(1651),規定提學官主持生員的歲、科考試,錄取的文字要以純正典雅為主,並定期將試卷解送中央覆核,也就是磨勘,主要目的在查考其公正性,以監督提學官是否舞弊,若生員文詞詭謬,就由中央直接褫革,並依數量的多寡議處提學官(2)。次年又規定優等生員的名額,大學不過五名、小學三名,解送的試卷必須用原本真卷,不許提學官有改謄潤色的行為。康熙二年(1663)再規定,若禮部檢查出詭謬的試卷,提學官就要遭受最重為革職的處罰(3)。
磨勘的規定,一直延用到康熙十二年(1673)。這項規定雖然嚴格,但因為試卷的份量太多,勢必不能確實執行覆核,使得提學官考試不公、營私作弊的情況一直存在,因此,康熙命令研議改進之道,相關單位商定後認為,要靠這項制度來杜絕提學官舞弊不法,勢所不能,因而停止解卷磨勘,改為編造學冊呈報中央審核,並把提學官的考核交由地方督撫負責,稱職者,以參議道用;特優者,內升京堂官員。若督撫徇私遭到糾舉和告發,則提學與督撫一併議處(4)。而對於考後造冊報部一事,康熙時也屢次命令,提學官如有額外濫取、冒名頂替及任意黜陟生員身份與待遇等情況,即依照貪官條例革職審問(5)。
制度的改變與種種規定,顯示提學官考試不公、額外濫取、改名易姓、藉機歛財等不法情事的長期存在,清政府也知道這種情況,例如順治十四年(1657)政府就已清楚指出,生員及其親屬「曲意逢迎,甚至賄賂公行,照等定價,督學之門竟同商賈」,「以及混占優免,虧耗國課」等種種弊端(6)。但是當時除了道德勸說與重申法令外,並沒有提出特別的改進之道,一直要到康熙十八年(1679)才明白提出「鑽求提學,徑取入學」、「更改等第,拔下作上」、「嚇詐出銀,准入三等」、「曲循上司情面,孤寒之士,棄而不錄」等十項積弊,要求督撫考核提學官員時,特別要針對十項積弊的「剔除」與否,明確記註,若有「未曾剔除而註剔除者」,一經查出,督撫依照不報劣員條例,降三級調用。有藉機取財者,照貪贓條例處分。而提學官若有貪贓情事,即革職提問,如無貪贓,則照才力不及條例,降二級調用(7)。然而這些規定,似乎只能收一時之效,到了雍正以後,提學官索賂舞弊的情形仍然存在。主要關鍵仍在於督撫監督提學官的設計有問題,因為二者互不隸屬,而督撫身為地方長官,其人際網絡複雜,介入提學官試務的壓力也多,要稱職地監督提學官當然不易。
2、考核教官
明代中期以後官學呈現出衰敗的情況,主要原因是科舉日重,使學生無心向學,加上教官地位低下,俸祿微薄(8),舉人多不願就任,即使就任也多準備再參加進士考試,無心於學校的教育工作,而在十六世紀以後,教官多由歲貢生擔任,歲貢生多是年紀較大的生員,在科舉之路上屢受挫敗,學養志氣多衰,更使學生不願在學。而地方官也不重視,許多學校甚至連經費餼廩支應都不正常,生員常只在提學官到校考試時才出現(9)。
清初對於八旗子弟的教育相當重視,但對於各地方的儒學則未積極關注,儒學的人員編制府學有教授一人、訓導一人;州學設學正一人、訓導一人;縣學設教諭一人、訓導一人,除了府學教授為正九品外,其餘皆未入流品(10),大體是延續明代的制度,可見長期以來儒學教師的地位未受重視,而明代儒學的人員編制府學有訓導四人、州學三人,縣學也有訓導二人(11),比清初還多,則清初教師的編制減少,工作負擔又勢必加重。
陸世儀(1611─1672)就感慨地說:
師道之不立,實由舉世不知尊師。天子以師傅之官為虛銜,而不知執經問道;郡縣以簿書期會為能事,而不知尊賢敬老;學校之師以庸鄙充數,而不知教養之法;黨塾之師以時文章句為教,而不知聖賢之道。狷捷者謂之能事,方正者謂之迂鄙,蓋師道至於今而賤極矣(12)。
顧炎武(1613—1682)也同樣批評朝廷不重視教師一職,他最批評明代以貢生出任教官,這些人既無學術,又體弱氣衰,「彊加之諸生之上,而名之曰師,有司弗信也,生徒弗信也」,「耄鄙之夫遂以學官為餬口之地,教訓之言名存而實廢矣。」顧炎武更批評整個社會不重教師,即使有舉人、進士等任職,地方官也不知禮重,乃至於:
率以簿書升斗之吏視之,而不復崇以禮貌。是以其望易狎,而其氣易衰。即有一二能誦法孔子,以師道聞而得薦擢者,亦不過授以州縣之吏而止。其取之也太濫,其待之也太卑,而其錄之也太輕。無怪乎教術之不興,而人才之難就矣(13)。
朝廷既不重視,教官素質自然不佳,於是「學問疏淺」、「老病不堪」以及「橫索束修,卑污無恥,素行不謹者」所在多有。順治九年(1652)因而制定考核條例,要求提學官要定期列報結果,素行不佳者,即行參奏(14)。次年再要求提學嚴加監督,而且教官不可曠廢課程,也不可借故凌虐生員(15)。
康熙帝比順治帝對於教官的考核尤加注意,康熙十八年(1679)命令提學考核時應記錄教官的履歷和獎懲,並分為「年力」、「志行」、「學識」、「教規」四項考核,每項都需書寫考評文字,如有特別賢良與不肖者,應個別具帖呈閱(16)。教官學行素質不佳的問題,又因康熙二十六年(1687)准用捐納貢生出任而更加惡化。但是從官方紀錄上看,這一問題直到四十三年(1704)才受到重視,主因是康熙帝自己發現許多教官連閱讀寫作都有問題,因此命令吏部行文各省巡撫,要求對所屬教官進行考試,依其能力分成六等,一至三等給憑赴任,四、五等解任學習三年後再考試,六等革職。並規定往後各省巡撫俱照此例,不時對教官考試,此一規定並於康熙五十年(1711)再次重申(17)。
清政府對教官的嚴加考核與考試,其實都只是事後的補救,重點應在於任用之初就嚴加挑選。清初的學者多主張把任用教師的權責交由地方,如陸世儀認為:
其師亦當令縣官自擇。宜著為令典,縣官下車之始,即首詢士民,鄰近地方有才德邁眾可為師表者,不拘縉紳布衣,縣官親自造廬,敦請詣學,庶幾教職得人,育德有效(18)。
顧炎武則別有深意地說:
按宋史,黃祖舜言,抱道懷德之士多不應科目,老於韋布。乞訪其學行修明,孝友純篤者,縣薦之州,州延之庠序,以表率多士。其卓行尤異者,州以名聞。是亦鄉舉里選之意(19)。
清初也有大量不應朝廷徵辟和科舉的「抱道懷德之士」,所以顧炎武雖言宋史,卻是意在當代。但以滿人的處心防範與中央集權,豈能接受此論,所以對改進教官素質的相關命令多集中在事後的考核,至多只是授予地方官參與考核,而且在康熙五十三年(1714)還命令吏部在任命教官時,應要求教官到京師,由大臣面試通過之後才可授職(20)。這樣的做法,其實是更進一步的加強中央控制。然而,這項工作相當不易,在《會典》等官方制書中並未見到相關記載,所以是否確實施行,並不能確認。
從雍正以後的記錄看,教官素質不佳的問題,長期以來未能解決(21)。主要關鍵在於政府對教官職責的認識不同,教官本來就沒有被賦予教學的責任,朝廷規定他們的職責為朔望宣講、節慶日帶領生員行禮、定期考試、舉報優劣生員等(22),其中朔望宣講也並非講書,而是誦讀〈大清律〉、順治的〈臥碑〉、康熙的〈訓飭士子文〉、雍正的〈朋黨論〉等官方文字。可以說朝廷對教官的要求,除了考試和一般行政事務外,最重要的就是控制生員,陸世儀說的「教養之法」、「聖賢之道」本來就不是政府的期待,師生之間沒有問學訓勉,只有利害關係,所以教官橫索束修、卑污無恥的狀況自然也可以理解。
3、監控生員
順治帝效法明洪武帝於順治九年(1652)頒布臥碑於儒學,對生員的行為訂定八條清楚的規範。兩相比較,清初仍主要沿襲明代的規定(23),例如以下四條完全相同:
第一條、生員應聽從父母教誨,若父母愚魯或為非者,應再三勸告。
第五條、生員不可任意至衙門,有事只許由家人代告。
第六條、生員應尊敬師長,誠心聽講,不可妄行辨難。
第七條、生員不許上書陳言軍民政事。
不相同的有:
第二條、生員要立志學為忠臣清官,要留心書中所載利國愛民之事。
第三條、生員要忠厚正直,讀書方有實用,日後出仕必作良吏。
第四條、生員不可干求官長,交結勢要,希圖進身。若真是心善德全,上天知之,必加福報。
第八條、生員不許糾黨多人,立盟結社,把持官府,武斷鄉曲。所作文字,不許妄行刊刻(24)。
可見〈臥碑〉的內容偏重在約束生員行為,沒有提示求學之道,更不見有教育理想。而其中第八條是清初政府最在意的,頒布〈臥碑〉的前一年,就命令生員不許「聚眾結社,糾黨生事」(25)。〈臥碑〉頒布之後,當然不可能立即收效,而且順治時期政權仍未鞏固,各地反清勢力紛紛進擊,使清軍多方應付。尤其是順治十六年(1659)鄭成功(1624─1662)和張煌言(1620─1664)的聯合北伐,震驚全國,連順治帝都準備御駕親征。所以大約在這次事件的前後,朝廷對文化的政策由懷柔轉為高壓,順治十五年(1658)的江南科場案,處死考官與舉人十九人,順治十八年(1661)的江蘇哭廟案,凌遲生員金聖嘆等十八人,同年的奏銷案涉及江南士紳高達一萬三千餘人,逮捕了三千餘人(26)。
在這樣的背景下,順治十七年(1660),禮科給事中楊雍建(1627─1704)上疏要求提學官控制生員結社,朝廷因而再次下令,嚴行禁止「結社訂盟,把持衙門,關說公事,相煽成風」,若有提學官徇情隱瞞,事發一體治罪(27)。
其實文人結社,古已有之。明代在十六世紀以前,因為太祖禁止生員議政,所以文人集會多為詩酒唱和或是揣摩時文。從嘉靖時期起,反體制色彩強烈之書院與私人講學的蓬勃發展,在歷經嘉靖、萬曆的屢次毀禁之後,到明末由學術組織轉變成為政治性的結社,東林書院正是其典型。天啟末年,張溥(1602─1641)等人以繼承東林自命,組織應社,後又會合南北各地社集,如雲間幾社、浙西聞社、江西則社、江蘇匡社等,擴大為復社,著名學人如陳子龍(1608─1647)、王夫之(1619─1692)、黃宗羲(1610─1695)等皆參與其中(28)。陸世儀曾記載崇禎五年(1632)虎邱大會舉行時的盛況:
先期傳單四出,至日山左、江右、晉、楚、閩、浙以舟車至者數千餘人。大雄寶殿不能容,生公台、千人石麟次布席皆滿。往來絲織,游於市者爭以復社會命名。刻之碑額,觀者甚眾,無不詑歎,以為三百年來,從未一有此也(29)。
這樣的盛大和喧鬧,連明末政府都為之側目。這些政治團體一方面是介入明末的黨爭,使政局為之動盪,另一方面在崇禎死後,清朝建立,復社成員有的參加南明朝廷,有的加入鄭成功權勢,有的自組義軍抗清,使清政府更視之如在背的芒刺。
當然也並非所有的文社都具有政治動機,有些文社並沒有政治活動,只是爭相邀請知名學者入會,好壯大自己的聲勢,而對於重要學者,文社間競爭激烈,為邀入會,不擇手段,連「挾兵刃弓矢以劫之」的奇怪狀況都曾出現,咸豐時的陳康棋(1840─?)在記述這件事時就嘆地說:「文酒翰墨之場,至效惡少椎埋,道途交哄,何其顛也」(30)。
除了文人結社外,晚明因為經濟發展和社會變遷,使太祖建立的社會控制系統失去作用(31),生員憑藉其地方菁英的身分與特權,為營求私利而勾結官府、武斷鄉里,顧炎武就曾嚴厲的抨擊:
今天下之出入公門以撓官府之政者,生員也。倚勢以武斷於鄉里者,生員也。與胥史為緣,甚有身自為胥史者,生員也。官府一拂其意,則群起而鬨者,生員也。把持官府之陰事,而與之為市者,生員也(32)。
這樣的狀況,當然也促使清政府要嚴加整頓,例如順治十年(1653)的諭令就明白指出生員「出入衙門,交結官府,霸佔地土,武斷鄉曲。國家養賢之地,竟為此輩藏垢納污之所。」(33)因此,順治時對生員的規定,也獲得了一些文人官員的支持,例如狄敬於順治十一年(1654)任命湖廣提學道,每巡視所部學校就召集諸生講誦〈臥碑〉,「不如式者,輒撻之。諸生屏息駭汗,不敢仰視」。有人批評過嚴,他說:「士習頹靡久矣,今敷教在嚴,惟嚴而後可以言寬」,狄敬因此號為「鐵面學道」(34)。
順治末期的高壓政策持續到康熙初期,康熙二年(1663)的明史案,為清代的首宗大型文字獄,不僅處死主持人莊廷鑨和贊助出版的朱佑明全家,更株連參與的編纂者和作序者,連刻書、賣書和讀者都遭殺身之禍。而種種打擊江南縉紳和士人的殘酷措施,也使清人的統治力量益形深入。到了康熙二十年(1681),三藩之亂平定後,反清復明的力量大約只存在東南一隅的鄭氏權勢。這樣的情勢,使康熙帝對於生員的約束與控制,雖然不見得放鬆,但確實已不需要屢屢加以強調,翻閱《實錄》和《清朝文獻通考》已少見約束生員言行的相關規定,一直到康熙四十一年(1702),由皇帝撰寫的〈訓飭士子文〉才再度強調,康熙說:
挾制官長,或隱糧包訟,出入公門,或唆撥奸猾,欺孤凌弱,或招朋類,結社要盟,乃如之人,名教不容,鄉黨弗齒(35)。
與順治時的〈臥碑〉相比,〈訓飭士子文〉因為是文章體裁,所以語氣上和緩多了,少了「不許」、「不可」等命令的詞彙,多了「既負栽培」、「猝難改易之故」等較溫和的文字,這或許與清人統治益形穩固及康熙寬大的風格有關,但是,所規定的事項卻沒有減少,還增加了有關科舉弊端的內容。總之,明清專制政府皆以「控制」的觀點看待生員,絲毫未見儒家所重視的陶冶志向、培養氣節等內涵。

三、延續既有的考試與課程

1、八股考試的暫停與恢復
《明史》說:「學校則儲才以應科目者也。」(36)這句話清楚地反映出科舉是明清儒學教育的核心,學校的課程與教官的指導都以科舉為主,清代的科舉制度幾乎是完全沿襲明制,會試共考三場,首場用八股文考《四書》、《五經》,二場為論一道、判五道、詔、誥、表內科一道,三場考經、史、時務策五道(37)。雖然須考三場,但生員多專注於一經,而考官為了省事與免除爭議,長期以來都以首場為重(38),到了乾隆四十七年(1782)甚至由朝廷明定「若頭場詩文既不中選,則二三場雖經文、策、論間有可取,亦不許復為呈荐。」(39)因此八股文的背誦和習作,就成為學校課程的主要內容,不論教官的月課和季考,還是提學官的科考和歲考,都是以八股文為主。
然而,清初學者對八股取士已極為不滿,抨擊八股的議論比比皆是,如刁包(1603─1669)說:
以有用精神耗敝於無用之八股也,使天下終役役八股為也。欲求真學問,其可得乎(40)?
陸世儀也說:「近日人才之壞,皆由子弟早習時文。」(41)學者們反對八股的理由大致有二:
一、學生只知揣摩記誦時文,甚至連本經都可不讀,學問空疏,心術大壞。如顧炎武說得明白:
今日科場之病,莫甚乎擬題。且以經文言之,初場所習本經義四道,而本經之中,場屋可出之題,不過數十。富家巨族,延請名士,館於家塾,將此數十題各撰一篇,計篇酬價,令其子弟及僮奴之俊慧者,記誦熟習,入場命題,十符八九,即以所記之文鈔謄上卷,……發榜之後,此曹便為貴人。年少美貌者多得館選,天下之士靡然從風,而本經亦可不讀矣。……故愚以為八股之害等於焚書。而敗壞人材,有甚於咸陽之郊(42)。
黃宗羲也感嘆:
嗟乎!自科舉之學盛,世不復知有書矣。……數百年億萬人之心思耳目,俱用於揣摩勦襲之中,空華臭腐,人才闒茸。至於細民,亦皆轉相模鋟,以取衣食,遂使此物汗牛充棟,幛蔽聰明。而先王之大經大法,兵農禮樂,下至九流六藝,切於民生日用者,蕩為荒煙野草(43)。
二、學生涵養不足,識見低下,不足以承擔政事,更無法鑒別其品德操守。如魏禧(1624─1680)說:
八股取士,所求非所教,所用非所習。士子耳目無聞見,迂疏庸陋,不識當世之物,不知民之疾苦,其有志者則每於釋褐後,始盡棄所為舉業,講經世之學。學之不精,習之不久,以遽當民社之寄,馭積滑之吏,其不克勝也固宜(44)。
顧炎武也說:
近年賓興之士,率記誦虛文,求其實才十無二三。或有年纔二十者,未嘗學問,一旦挂名科目,而使之臨政治民,職事廢隳,民受其弊(45)。
陳玉 基(康熙6年進士)則直言:
蓋制科所憑者,文而已。其言忠孝者,果忠孝之人乎?其言治安者,果能致治安之人乎?以空言而求實用,難矣(46)。
因為反對科舉,所以學者們主張考策論,如魏禧說:
居今以救制科之敗,愚則以為莫若廢八股而勒之以論策(47)。
陸世儀也有同樣的看法,他認為科舉不重視策論,使學生在出仕前後,學問頓成兩截,尤其是一般鄉野學子,識見不廣,「惟使習策試一事,庶得少通今古」。他更進一步的主張從生童到會試都應以策論為重,「凡士子後場不佳者,不準中式。禮部磨勘,亦特重後場。」(48)
康熙二年(1663),朝廷正式命令次年的會試停考八股文,把原先的三場改為二場,參試舉人只考策、論、表、判。這項明代以來科舉的最重大變革,到底如何做成決策?是回應學者們的主張?或是別有其他考慮?《實錄》與《會典》等各種官方文獻,並沒有清楚記載,實不易判斷,但是,學者們的意見應該是有作用的。
然而,這項決定在康熙三年首次實施後就出現反對的聲音,其主張大致有三:一、八股以經書為主,停考八股,士子將無法闡發聖賢微旨,亦無由觀其心術。二、只考二場,似太過簡易,反開捷徑(49)。三、停八股試策論,士子即使能談論曆法兵農,但其意見不必然就具有實踐性,歷來科舉策論具在,有多少意見曾被採行(50)。
我們不難想見,這項實施數百年的制度一夕終止,必將使日夜致力於八股文的士子驟難適從,如雍正時的李紱(1673─1759)就明言廢八股之舉,使「空疏不學之徒,以其不便於己。」(51)相較於學者們的意見,反對的聲音絕對有過之而無不及。因此,到了康熙七年(1668),就正式命令會試恢復八股文(52),所以廢考八股文的規定,實際上只在康熙三年和六年的二次會試施行。關於恢復八股考試的決定,政府文獻仍然記載不詳,而王士禛(1634─1711)則有簡略的記述:
康熙二年,以八股制藝始於宋王安石,詔廢不用,科舉改三場為二場。首場策五道;二場《四書》、《五經》各論一首,表一道,判語五條。起甲辰會試迄丁未會試皆然。會左都御史王公熙疏請酌復舊章,予時為儀制員外郎,乃條上應復者八事,復三場舊制,其一也。尚書錢塘黃公機善之,而不能悉行。乃止請復三場及寬民間女子裹足之禁、教官會試五次不中者仍准會試三事,皆得俞旨(53)。
2、延續既有的課程
學者們既主張廢棄八股,則連帶的學校課程也必須改變。例如陸世儀就提出「必務遵實學」和「勿徒尚虛文」兩項原則,他參考北宋胡瑗(993─1059)在蘇州的作法,稍加損益後提出學校課程應分成兩大類:一經義,分為易、詩、書、禮、春秋諸科。二治事,宜分為天文、地理、河渠、兵法諸科。二類各科都應聘請專家名士主持,而非明清儒學中的教官可稱其職(54)。
關中大儒李顒(1627─1705)青年時廣泛涉獵群書,除了經、史、理學以外,還讀「三通」、「道釋藏經」與「經濟」之書。當時士俗只重四書八股,「聞先生嗜古博稽,目之若怪物」,甚至還惋惜他「誤用聰明,不知誦文應考,耽誤一生,可惜!」(55)雖然,李顒後來專注於理學,但是他教學生仍強調「明體適用」,鼓勵學生廣泛讀書。李顒為學生開列書目分為「明體類」,主要是朱熹(1130─1200)、王守仁(1472─1528)等宋明理學家的著作;「適用類」則包含甚廣,有《文獻通考》、《武備志》、《經世八編》、《律令》、《農政全書》、《泰西水法》、《地理險要》等。李顒強調:
道不虛談,學貴實效。學不足以開物成務,康濟時艱,真擁衾之婦女耳。亦可羞已(56)。
這種重視兵農等國計民用的學習,源自於晚明出現的「實學」思潮。學者們眼見政治敗壞、社會動蕩、國勢危急,而王學末流卻仍「無事袖手談心性,臨危一死報君王。」(57)淵博的黃宗羲基於明亡之痛,悲憤地說:
儒者之學經緯天地,而後世乃以語錄為究竟,僅附答問一二條於伊洛門下,便廁儒者之列,假其名以欺世。治財賦者則目為聚斂;開閫扞邊者,則目為粗材;讀書作文者,則目為玩物喪志;留心政事者,則目為俗吏。徒以生民立極,天地立心,萬世開太平之闊論,鈐束天下。一旦有大夫之憂,當報國之日,則蒙然張口,如坐雲霧。世道以是潦倒泥腐,遂使尚論者以為立功建業別是法門,而非儒者之所與也(58)。
受傳統經世觀影響,他們不約而同的立說奔走,希能改變士子學習與關注的面向,內容從強調學問工夫,主張通經致用,到講求實用之學,學習工藝器械。或關係政治人心,或重視國計民生,或涉足軍事兵農,林林總總,極為廣泛。而共同的特點就是:反玄學、重實用、黜性理、崇功利,可以說是對明末思想界空疏之病的一大反動(59)。例如開清代各種《經世文編》風氣之先,明末復社領袖陳子龍曾在是書的序文中強烈批評當時的士人學風,他說:
俗儒是古而非今,文士擷華而含實。夫保殘守缺,則訓詁之文充棟不厭;尋聲設色,則雕繪之作永日以思。至於時王所尚,世務所急,是非得失之際,未之用心。……宜天下才智日以絀,故曰士無實學(60)。
這股實學思潮從晚明延續到清初,清代的帝王也當然不能忽略,例如康熙曾在〈鄉舉里選解〉一文中表示,《國語》一書中的鄉舉里選之法,「敦本而崇實,得人所以盛也」,但因時代變化,已不可復行於今日,所以只有彌補科舉的缺失,「嚴立程品,取實學而汰剿說,崇雅正而削浮誇」。此處康熙也順著當時學風,使用「實學」一詞。
在另一篇〈學校論〉文章中,康熙同樣對學校以科舉利祿為目標有所不滿,他批評道:
夫今之所謂教者,誦讀焉而已,又弗實致其力,以防其放僻邪侈之心,使氣之充而識之明,以漸求復其性,其何以為修己治人之道哉。
康熙以其帝王之尊,自不可能提出詳細而具體的內容,只就政策方向指出原則,康熙說:
務其本而不求其末,尚其實而不務其華,以內行為先,不汲汲於聲譽,以經術為要,不屑屑於文辭,如是則於聖人化民成俗之道,庶乎其有當也(61)。
據此,我們可以確知,康熙說的「實學」,是以修養行為品德為先,以研讀經書義理為要,重點在於「務本」,而文辭與聲譽都不足取。所以,明末學者所說的兵農財賦、工藝制器等實用之學,大抵不符合康熙所主張。也因此,我們完全未見到清初政府改進學校課程的嘗試,反而在約束教師與控制生員等事項上更加重視。

四、推行程朱理學

1、學風的轉向
清初政府推行程朱理學,一方面是順著學術風氣的轉變,一方面則是康熙個人的偏好與統治的需要。
明代學風從萬曆時期起漸轉回到程朱理學,東林的顧憲成(1550─1612)等人扮演了極重要的角色(62)。針對王守仁說致良知是「千古聖賢相傳一點滴骨血」(63),顧憲成則認為程朱理才學是孔孟相傳的「一滴真血」(64)。
東林諸子反對王守仁的要點有二:
一、反對「心即理」說。他們認為守仁提出的「心」,起初確有助於超拔陷於訓詁之弊,但若無工夫之益,勢必自專自用,如顧憲成說:
今夫人之一心,渾然天理,其是天下之真是也,其非天下之真非也。然而能全之者幾何,惟聖人而已矣。自此以下,或偏焉、或駁焉,遂乃各是其是,各非其非,欲一一而得其真,吾見其難也。……徒以陽明此兩言橫於胸中,得則是,不得則非,雖其言之出於孔子與否,亦無問焉。其勢必至自專自用,憑恃聰明,輕悔先聖,註腳六經,高談闊論,無復忌憚,不亦誤乎(65)。
二、反對王守仁的「無善無惡」之說。顧憲成對守仁此說極為不滿,認為王學末流的「猖狂放肆,縱意妄行」,皆由此四字以致之。高攀龍(1562─1626)說得清楚:
姚江之弊,始也掃聞見以明心耳,究而任心而廢學,於是乎詩、書、禮、樂輕,而士鮮實悟;始也掃善惡以空念耳,究且任空而廢行,於是乎名、節、忠、義輕,而士鮮實修(66)。
因此,顧、高二人認為,程朱學的重建,關係人心振靡,國家的安危,非空談者所能相提並論。
不只是東林學者,被稱為王門殿軍的劉宗周(1578─1645),也批評王門後學:
看良知太見成,用良知太活變。高者元虛,卑者誣妄,其病更甚於訓詁(67)。
至於黃宗羲,則把王學末流之弊歸之王畿(1498─1583)和泰州諸子的立論,以澄清並強調王守仁學說對掃除學者「支離眩騖務華」所起的作用。他並以講求工夫與博學的身體力行,以及取宋儒「一本萬殊」之說,重新為心學定位,黃宗羲說:
盈天地皆心也。變化不測,不能不萬殊。心無本體,工夫所至,即其本體。故窮理者,窮此心之萬殊,非窮萬物之萬殊也(68)。
王守仁說良知為「心之本體」(69),而黃宗羲卻說「心無本體」,可見宗羲對陽明之說其實是有所保留與補充。
無論如何,劉宗周與黃宗羲對陽明心學總是加以維護的,而非屬陽明後學的學者,便直言無隱,甚至嚴加抨擊了,如顧炎武說王門學者:
不學,則借一貫之言,以文其陋;無行,則逃之性命之鄉,以使人不可詰。
甚至將王守仁比為魏晉清談禍國的王弼與北宋引起黨爭的王安石(70)。
清初學術繼續著明末對於陽明心學的批判風潮。但是,大體而言明末諸子皆深受心學影響,雖亦有過激之論,但實具有挽救心學末流弊病的用意,而且他們反省世運興衰與民族存續,轉而關注經世致用之學,也已超越王學末流乃至於東林的格局(71)。康熙以後滿清政權逐漸穩固,明末遺老一一凋零,又在清初的高壓政策下,談經世不免議論時政而觸犯禁忌(72),而後起之秀也不再有故國之思的情感成分,對陽明心學的攻擊更無所顧忌,於是學術學氣轉向經學和程朱理學。
繼續著明末對王守仁學說的批判,清初的學者採取更激烈,甚至是扭曲的攻擊態度,例如主講經筵,啟發康熙理學思維的熊賜履(1635─1709),痛批王守仁的思想:
邪焰之熾,烈於猛火,蔓延流毒,猝難滅熄。百餘年來,瞿曇陋習,中人心髓(73)。
受康熙之命主修《朱子全書》、《性理精義》的李光地(1642─1718),抨擊曰:
陸子靜只在吾道上說得過些,王陽明方可謂之詖淫邪遁(74)。
又罵曰:
姚江便有權詐習氣,直是奸雄,故作用錯處多(75)。
熊、李二人皆以主張程朱理學而受康熙重用,其中李光地早年曾因密告耿精忠謀反事,出賣他的同年好友陳夢雷(76),在私德上頗受爭議。
在這樣的學術氛圍中,特別是針對明末放蕩不羈的學風與士習,清政府反對王門心學鼓吹程朱理學是很容易理解的。
2、康熙帝的偏好
康熙帝八歲即位,開始研讀《四書》、《史記》等典籍。康熙七年,舉行經筵日講,主講人為熊賜履等理學名臣,主要內容就是與科舉相關的《四書》、《五經》,旁及《通鑑綱目》等儒家經典。此時的康熙帝奮發力學,常常五更即起讀書,理事稍暇,又講論琢磨,使他對理學思想有更深入的瞭解(77)。
從康熙《御製文集》的內容看,康熙帝在傳統學問中相當偏好宋代理學。康熙二十四年(1685),他親自問滿洲官員麻勒吉是否讀過《性理大全》,麻勒吉表示不能完全理解,康熙自謂「朕嘗細加研究」,還把親手批註的書出示(78)。《性理大全》一書,由明永樂帝敕編,實際上此書並不嚴謹,只是為應付皇帝命令而倉促編成,清代有學者就戲稱為「大不全之書」。士子因憚其煩苦,通讀者不多(79),而康熙卻細加研究,可見他對程朱理學的愛好(80)。
到了晚年,康熙對程朱理學更加偏愛,他曾為《朱子大全》親自作序,文中他感性地自述:
予少時頗好讀書,只以廣博華贍為事,剛勇武備為用。自康熙三十五年天山告警,朕親擐甲冑,統數萬子弟,深入不毛沙磧,乏水瀚海,指揮如意,破敵無存,未十旬而凱旋,可謂勝矣。後有所悟而自問,兵可窮乎,武可黷乎,秦皇漢武英君也,因必欲勝而無令聞,或至不保者,豈非好大喜功與亂同道之故耶。所以宵旰孜孜,思遠者何以柔,近者何以懷,非先王之法不可用,非先王之道不可為,反之身心,求之經史,手不釋卷,數十年來方得宋儒之實據(81)。
當然,康熙對理學其他各家學說也不可能不涉獵,他也曾批評「宋明季世,人好講理學,有流入於刑名者,有流入於佛老者。」(82)比較之後,康熙仍然最欣賞朱子的學說,他說朱子:
集大成而繼千百年絕傳之學,開愚蒙而立億萬世一定之規。……忠君愛國之誠,動靜語默之敬,文章言談之中,全是天地之正氣,宇宙之大道。……讀書五十載,只認得朱子一生居心行事(83)。
康熙對朱子的讚揚與推崇,真可說是無以復加了。
也因為對理學的關注,所以在其任內,分別編輯了《周易折中》、《書經》、《詩經》、《春秋》等書的《傳說彙纂》,以及《孝經衍義》等書籍,做為科舉和學校之用。其中《孝經》則順治十六(1659)年起規定會試的第二場試論,其中一篇須從中命題。康熙二十九年(1690),因為《孝經》可命題的部分較少,加上康熙對理學的喜好,所以規定命題的內容增加《性理》、《太極圖說》、《通書》、《西銘》、《正蒙》等宋代理學書籍。五十一年(1712),又命李光地編輯《朱子全書》,頒發各省刊板通行。五十五年(1716)再令論題去《孝經》專用《性理》(84),也因此才有李光地編輯《性理精義》一書。
3、統治的需要
清代繼承明代制度,尤其是科舉制度幾乎是完全沿用。明代科舉規定《四書》、《易經》、《詩經》都要依據程朱的註解。但是在明嘉靖以後,陽明心學風行天下,教官教學和科舉考試也出現以陽明學說為主的情況(85)。
清初則三令五申要依程朱理學教學考試,如順治九年(1652)命令提學官要生員研讀《四子書》、《五經》、《性理大全》、《資治通鑑綱目》等書,並規定書商只能刊印「理學政治有益文業諸書」,其他「瑣語淫詞」,通行嚴禁(86)。順治十六年(1659),給事中楊雍建上疏,強調朱子的《集註》發明《四書》要旨,為功最鉅,而坊間出版「四書諸家辨、四書大全辨,皆以譏訕先賢,崇尚異說,得罪名教」,力請敕部毀板嚴禁,以使學術大醇,人心可正。朝廷接受此議,還命令學官和生員「務遵經傳,不得崇尚異說。」(87)接著在康熙六年(1667),侍讀熊賜履上疏批評學校與學風,說生員只重揣摩舉業,其中稍有求學之人,則「泛濫百家,沉淪二氏」,熊賜履認為這是「惑世誣民,莫斯為甚」,所以他力請「講明正學,非六經語孟之書不讀,非濂洛關閩之學不講。敦崇實行,扶持正教。」(88)到了康熙五十三年(1714),皇帝親自告諭禮部:「欲正人心、厚風俗,必崇尚經學,而嚴絕非聖之書」,因此,他要求把「荒唐俚鄙,淆亂正理」的小說淫詞,通行嚴禁,並且還要求提出具體銷毀與問罪市賣者的辦法(89)。
此處毋需探討,程朱理學或陸王心學那一派較能發揮儒學義理,或是那一支較傾向禪學,而且明末自由放縱的風氣,其實也不必承受著亡國亡天下的重擔,因為學術史的研究也早已清楚,明末仍有如楊慎(1488─1559)、陳第(1541─1617)、方以智(1611─1671)等一群學者,採取不同於王學的治學取向,並成為乾嘉之學的先聲(90)。
當然清初的推行程朱理學和康熙帝對朱子的推崇,我們也不能單純地視為個人的偏好,以康熙之聰明和留心帝王之學的探究(91),他當然清楚程朱理學在蒙元與明初都受到政府推行,而此與朱子對於傳統規範的重視,特別是對於源於法家的「三綱說」之強調關係密切,如朱子說:
三綱之要,五常之本,人倫天理之至,無所逃於天地之間(92)。
又對於君臣關係的討論,朱子也並非秉持孔孟以「義」為最高的準則,例如孟子(前372─290?)與齊宣王討論「湯放桀,武王伐紂」事,朱子並未多加註解,只採取引述王勉的話曰:
斯言也,惟在下者有湯武之仁,而在上者有桀紂之暴,則可。不然,是未免於篡弒之罪也(93)。
可以說朱子對這一段話不僅沒有正面對待,還以迂迴的方式限定臣下需有仁德,才能行放伐之事。
孟子說:「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弒君也」。是儒家對君臣關係最重要與最理想型的議論,明洪武帝讀到這一段,憤怒地要把孟子逐出孔廟。而尊崇儒學的康熙帝,在孟子廟碑文中也只強調孟子「距跛放淫,以承先聖,以正人心」(94),完全不理會孟子以民為貴的相關主張。孟子不受專制君主的喜愛,當然可以理解,但是朱子的態度也很值得玩味。
朱子重視修身,強調「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是自我要求認真嚴肅的態度,所以是「直內」,孔子論敬,也多指個人在處理事務的態度,如「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論語學而)、「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論語子路)、「事君,敬其事而後其食」(論語衛靈公)。但是朱子卻轉而把「敬」作為事奉君主的準則與態度,如朱子說:
君有君之道,臣有臣之道,德便是個行道底。故為君主於仁,為臣主於敬(95)。
不只要敬,朱子還解釋:
君尊於上,臣恭於下,尊卑大小,截然不可犯,似若不和之甚,然能使之各得其宜,則其和也孰大於是(96)。
依余英時的看法,儒學的政治性格在漢初曾經發生「法家化」的改變,其最具特色的表現為君臣觀念的改變,也就是漢儒拋棄了孟子的「君輕」論、荀子的「從道不從君」論,代之以法家的「尊君卑臣」論(97)。以此觀點看,朱子的君臣觀念也受到法家化的儒學的影響。我們當然不能期待朱子能超出專制政治的束縛,但以朱子的淵博和敏銳,尤其他還深嘆:「周公、孔子所傳之道,未嘗一日得行於天地之間!」(98),他當然深知儒學在漢代以後的曲折發展,但是面對專制政權的巨大壓力,朱子仍然不能如孟子的凜然剛直。
相對於程朱的陽明心學,王守仁主張「學貴得之於心」,甚至「求於心而非也,雖其言之出於孔子,不敢以為是也。」(99)王守仁的果斷堅決,勇於打破藩籬,挑戰權威,直接衝擊專制政府的學術和教育制度,更促成明末思想的解放(100)。在君臣觀上,王守仁的《傳習錄》中完全未提及「三綱說」,僅在〈拔本塞源論〉中強調孟子的「父子有親」等五常,且衡諸王守仁的仕宦生涯,逆劉瑾、諫武宗,平寧王之亂時的不畏浮言,以至於在廣西的不待詔命,都顯示出王守仁狂縱的一面,也見到他實踐「君臣有義」的一面。精明的明世宗就深知王守仁的言行是極大的威脅,所以批判他「放言自肆,詆毀先儒,號召門徒,聲附虛和,用詐任情,壞人心術。」(101)兩相比較,王守仁不受專制政權的喜好,是可以被充分理解的。
受到清初政府的高壓控制,明末多樣思想不再,士人結社議政之風不存,其結果遂至如管同(道光五年舉人)所言:
近年大臣無權,而率以畏耎,台諫不爭,而習為緘默,門戶之禍不作於時,而天下遂不言學問,清議之持無聞於下,而務科第、營財貨,節義經綸之事,漠然無與於其身(102)。
管同固然感嘆世風之衰,但這樣的局面何嘗不是有利於滿人的專制統治。

五、結論

明清的朝代遞嬗,是對明末儒學家的重大打擊,如顧炎武沉痛的說:「易姓改號,謂之亡國;仁義充塞,而至於率獸食人,人將相食,謂之亡天下。」(103)也因此使儒學家們對傳統文化與制度進行深入地反省。
然而,清初的政府卻少能從中汲取養分。在教育方面,他們只重視有利於統治的監督與控制,從提學官、教師到生員莫不如此,教師的地位和職責、學生的陶養、學校的課程等諸多事項的革新,都不是政府教育施政的重點,即使學者們紛紛剴切陳詞,也發揮不了太多的作用,這是專制政治最大的缺陷。黃宗羲主張的「公其非是於學校」,施政缺失,「小則糾繩,大則伐鼓號於眾」,讓學校成為教育和輿論中心,進而達到「朝廷之上,閭閻之細,漸摩濡染,莫不有詩書寬大之氣」(104)的儒家教化理想,完全沒能在政府的施政上產生一些些的影響。

註釋:

*本文於民國91年12月29日國立花蓮師範學院社會科教育學系與鵝湖雜誌社主辦「儒學與教育」學術研討會發表,謹對與會先進的意見與評論表示誠摯的謝忱。
1趙爾巽等,《清史稿》(北京:中華書局,新校本),卷106,頁3114。
2光緒《欽定大清會典事例》(北京:中華書局,1990),卷367,頁12。
3查出詭謬試卷,一卷者,罰俸六月。二卷,罰俸九月。三卷,罰俸一年。四卷,降一級。五卷,降二級。六卷,革職。《欽定大清會典事例》,卷367,頁12。
4《欽定大清會典事例》,卷367,頁13。
5相關規定分別在康熙25、29、39、45年提出。《欽定大清會典事例》,卷367,頁13─14。
6《清世祖實錄》(台北:華文書局影印),卷74,頁585。
7十弊為:1、童生未經府考。冊內無名。鑽求學政。徑取入學。巧圖捷便。2、考試各府州縣所童生。額外溢取。撥發別學。明收冒籍。以占本學正額。3、彌封編號印簿、及場內坐號紅簿、不發該府州縣封存。私留本署。暗對字號賄賣。4、考完一府。不將紅案速行發學。任意遲延。徇私通賄。更改等第。拔下作上。5、每考一處。令書辦承差快手人等出入過付。暗訪生員有家資者。先開六等草單。嚇詐保等出銀准入三等。6、文童額少。武童額多。將文童充為武童。入學之後。夤緣改文。倡優奴隸。濫行收取。實能騎射者擯而不錄。7、各府地方設立考場。憚於親臨。將生童遠調考試。各州縣告病生員。摃驗病。困苦難堪。8、縱容無賴教官。包攬生童。私通賄索。效勞分潤。名曰作興。大壞風教。9、曲徇上司同僚情面。並京官鄉宦私書。及親戚朋友隨住地方討情抽豐。孤寒之士。棄而不錄。10、報部學冊。將額外溢取入學童生。未經歲科兩考。豫附三等。其姓名不入新案。造入衣頂下。以趙甲頂錢乙。作為實在之數。蒙混禮部。《欽定大清會典事例》,卷368,頁25─26。
8明代縣學教諭俸祿月米為二石,時縣丞為正八品,月米六石五斗。教官的社會狀況,參見吳智和,《明代的儒學教官》,頁9─10。
9嘉靖初,浙江太平縣志記載儒學的情況:「洪武永樂間,學官主教而升黜諸生在守令,當是時學官專貴甚。今地廣士眾,視學憲臣或間歲一至,每至率僅留四三日,閱卷稽課猶不給,矧暇及其他。守令以學有專司,多委而不問,顧學官餼廩或不繼,師生多者踰月不相見,此子衿所為悲嘆也」。嘉靖《太平志》(台北:新文豐出版公司,天一閣藏明代方志選刊),卷4,頁10。
10教授以外教官至雍正十三年(1735)方入流品,教授改為正七品;學正、教諭為正八品;訓導皆為從八品。見嵇璜等,《清朝文獻通考》,卷71,頁5509。
11《明史》,卷75,頁1851。
12陸世儀,《桴亭先生遺書》,〈思辨錄輯要前集〉,卷20,轉引自李國鈞編,《清代前期教育論著選》(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頁159。
13顧炎武,《日知錄》(台北:文史哲出版社,原抄標點本),卷19,〈教官〉,頁510─511。
14《清朝文獻通考》,卷69,頁5486─87。
15《清世祖實錄》,卷74,頁585。
16《大清會典事例》,卷369,頁43。
17《清聖祖實錄》,卷215,頁183。《清朝文獻通考》,卷69,頁5492─93。
18陸世儀,《桴亭先生遺書》,〈思辨錄輯要前集〉,卷20,轉引自李國鈞編,《清代前期教育論著選》,頁160。
19《日知錄》,卷19,〈教官〉,頁511。
20《清聖祖實錄》,卷258,頁552上。
21趙爾巽,《清史稿》載嘉慶時「教官多闒茸不稱職,有師生之名,無訓誨之實矣。」卷106,頁3116。
22順治十五年(1658)規定,教官與提學官若循情不舉報劣生,要受處罰:「如教官徇情不報,罰俸六月。徇庇至三名者,革職。學政經教官揭報。不盡法懲處,被撫按糾察,每一名以上,罰俸六月。三名以上,罰俸一年。五名以上,降一級。七名以上,革職。至舉優行者,以孝弟為先,不得以操履平常充數。如有扶同受賄情弊,查出,將教官重處。康熙二年(1663)更嚴格懲處:「教官徇情不報劣生者,一名,革職。學政不盡法懲處者,一名,降四級。三名,革職。」《欽定大清會典事例》,卷383,頁224。
23朱元璋的臥碑頒布於洪武十五年(1382),全部共十三條,詳見《萬曆大明會典》,卷78,頁5─7,新文豐出版公司影印。
24此處所引,於文字上略有增刪,全文詳見《清朝文獻通考》,卷69,頁5486。
25《清世祖實錄》,卷55,頁438。
26參見蕭一山,《清代通史》(台北:商務印書館,民國56年),頁423─428。
27《清朝文獻通考》,卷69,頁5488。
28參見謝國楨,《明清之際黨社運動考》(台北:商務印書館,民國67年),頁8─10。拙著,〈明代書院講學的研究〉,台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民國82年。
29陸世儀,《復社記略》,頁207,收在吳應箕,《東林始末》(台北:廣文書局,民國66年)。
30《郎潛記聞.二筆》(北京:中華書局,清代史料筆記),卷5,頁405。
31參見拙著,《維風導俗─明代中晚期的社會變遷與鄉約制度》(台北:文史哲出版社,民國89年),第三、四章,。
32顧炎武,《顧亭林詩文集》(台北:漢京出版公司,民國73年),〈生員論中〉,頁22。
33《清世祖實錄》,卷74,頁585上。
34《郎潛記聞.三筆》,卷10,頁824。
35《清朝文獻通考》,卷65,頁5461。
36張廷玉,《明史》,卷69,頁1675。
37順治二年(1645)定鄉會試三場試題之制。禮部議覆給事中龔鼎孳疏言,故明舊制,考取舉人,第一場時文七篇。二場論一篇、表一篇、判五條。三場策五道。今應如科臣請,減時文二篇,用時文五篇於論表判,外增用詩,去策改用奏。疏上不準所請。命考試仍照舊例。《清朝文獻通考》,卷47,頁5300─5301。
38顧炎武曰:「國初三場之制,雖有先後而無重輕,乃士子之精力多專於一經,略於考古。主司閱卷,復護初場所中之卷,而不深求其二三場。」《日知錄》,卷19,〈三場〉,頁475。
39《大清會典事例》,卷331,「命題規制」。
40刁包,《用六集》,卷11,〈廢八股興四子五經說〉,轉引自李國鈞編,《清代前期教育論著選》,頁14。
41陸世儀,《桴亭先生遺書》,〈思辨錄輯要前集〉,卷1,轉引自李國鈞編,《清代前期教育論著選》,頁131。
42《日知錄》,卷19,〈擬題〉,頁477。
43黃宗羲,《南雷文定》(三集)(台北:中華書局,四部備要),卷1,〈傳是樓藏書記〉,頁13上。
44魏禧,《魏叔子文集》,卷10,〈送新城黃生會試序〉,轉引自李國鈞編,《清代前期教育論著選》,頁384。
45《日知錄》,卷19,〈年齒〉,頁505。
46陳玉 基,〈學文堂文集〉,卷5,〈提學簡謙居壽序〉,轉引自李國鈞編,《清代前期教育論著選》,頁251。
47魏禧,〈制科策上〉,文收賀長齡編,《清經世文編》,卷57,頁1437。
48陸世儀,《桴亭先生遺書》,〈慎制舉〉。轉引自李國鈞編,《清代前期教育論著選》,頁131。
49《清聖祖實錄》,卷14,頁231。
50李因篤,《受祺堂文集》,卷2,〈用人〉。轉引自李國鈞編,《清代前期教育論著選》,頁57。
51李紱,《穆堂初稿》,卷34,〈浙江庚子鄉試墨卷序〉,頁8上。
52《清聖祖實錄》,卷26,頁384。
53王士禛,《池北偶談》(北京:中華書局,清代史料筆記),卷3,〈八股〉,頁54─55。又,《清史稿》載:「鄉、會試首場試八股文,康熙二年,廢制義,以三場策五道移第一場,二場增論一篇,表、判如故。行止兩科而罷。四年,禮部侍郎黃機言:制科向係三場,先用經書,使闡發聖賢之微旨,以觀其心術。次用策論,使通達古今之事變,以察其才猷。今止用策論,減去一場,似太簡易。且不用經書為文,人將置聖賢之學於不講,請復三場舊制。報可。七年,復初制,仍用八股文」。卷108,頁3149。
54陸世儀,《桴亭先生遺書》,〈思辨錄輯要前集〉,卷20。轉引自李國鈞編,《清代前期教育論著選》,頁131。
55吳懷清,《二曲李先生年譜》,收《二曲集》「附錄」(北京:中華書局,1996),頁623。
56李顒,《二曲集》,卷8,〈體用全學〉,頁49─54。
57顏元,《顏元集》(上冊)(北京:中華書局,1987),頁51。
58黃宗羲,《南雷文定》(後集),卷3,〈贈編修弁玉吳君墓誌銘〉,頁1上。
59王家儉師,〈晚明的實思潮〉,文收氏著《清史研究論藪》(台北:文史哲出版社,民國83),頁1─26。
60陳子龍,《明經世文編》(北京:中華書局影印),〈明經世文編序〉,頁40。
61《康熙御製文集》(第一集)(台北:學生書局,中國史學叢書),卷17,〈學校論〉,頁285─86。
62錢穆說:「東林講學大體,厥有兩端,一在矯挽王學之末流。一在抨彈政治之現狀。」《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台北:商務印書館,民國79年重印),頁9。
63王守仁,《王陽明全集─年譜》,卷2,頁40。
64顧憲成,《顧端文公集》,卷4,〈答友人〉,頁16。
65顧憲成,《涇皋藏稿》,卷2,頁19─20,文淵閣四庫全書。
66黃宗羲,《明儒學案》,卷58,頁1424,台北,華世出版社,標點本。
67劉宗周,《蕺山全集》,卷9,〈重刊傳習錄序〉,頁22下,文淵閣四庫全書。
68黃宗羲,《明儒學案》,序,台北,華世出版社,標點本。
69王守仁說:「知是心之本體,心自然會知。見父自然知孝,見兄自然知弟,見孺子入井,自然知惻隱。此便是良知,不假外求。」《傳習錄》,卷上,陳榮捷,《王陽明傳習錄詳註集評》(台北:學生書局,民國77),頁40。
70《日知錄》,卷20,〈朱子晚年定論〉,頁538─539。
71梁啟超認為清學是對王學末流的反動,其學術的主潮是「厭倦主觀的冥想面傾向於客觀的考察」。《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台北:華正書局,民國83年重印),頁1─7。錢穆說清初學者「雖各有偏倚,而斟酌調停,去短集長,仍是東林以來舊轍。」參見《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頁17─19。
72蕭公權從政治思想史的角度言:「自清開國至嘉道之二百年,為滿洲專制政府極盛初衰之時,亦即中國政治思想由暫時勃發而趨於極度微弱之時。」《中國政治思想史》(台北:聯經出版公司,民國71),頁697。
73熊賜履,《學統》,卷9,山東友誼書社,孔子文化大全。
74李光地,《榕村語錄》(北京:中華書局,1995),卷20,頁350。
75李光地,《榕村語錄》(北京:中華書局,1995),卷20,頁351。另一位批王學的代表為陸隴其(1630─1693),他批評良知說使「古先聖賢下學上達之遺法,滅裂無餘,學術壞而風俗隨之。其弊也,至於蕩軼禮法,蔑視倫常,天下之人恣睢橫肆,不復自安於規矩繩墨之內。……故愚以為明之天下,不亡於寇盜,不亡於朋黨,而亡於學術。學術之壞,所以釀成寇盜朋黨之禍也」。《三魚堂文集》,「學術辨上」。
76參見蕭一山,《清代通史》(卷上),頁785。
77劉家駒,《儒家思想與康熙大帝》(台北:學生書局,民國91),第一、二章。
78章梫,《康熙政要》,卷16,頁304。
79陳廷敬,〈經學家法論〉,文收賀長齡,《清經世文編》,卷57,頁1444。其實康熙自己也深知此書之失,他說:「前明纂修性理大全一書,頗謂廣備矣,但取者太繁,相類者居多,凡性理諸書之行世者,不下數百,朕實病其矛盾也。」《康熙御製文集》(第四集),卷21,〈性理精義序〉,頁2294。
80康熙曾說程朱理學:「賴有宋濂洛關閩諸儒起,而闡明經學,聖人之道復著,是後之人篤信其說,以求古人之所為是者,是亦世道之幸矣。」《康熙御製文集》(第一集),卷21,〈信古解〉,頁333─34。到了五十四年(1715),康熙還強調:「理學之書,為立身根本,不可不學,不可不行。朕嘗潛心玩味。」《康熙政要》,卷16,頁305。
81《康熙御製文集》(第四集),卷21,〈朱子全書序〉,頁2295─96。
82《康熙政要》,卷16,頁305。
83《康熙御製文集》(第四集),卷21,〈朱子全書序〉,頁2297。
84《清朝文獻通考》,卷47,頁5306。
85參見顧炎武,《日知錄》,卷20,〈舉業〉,頁530─532。吳智和,《明代的儒學教官》,頁192─195。
86《清朝文獻通考》,卷69,頁5486。
87《清朝文獻通考》,卷69,頁5488。
88《清聖祖實錄》,卷22,頁307下。
89《康熙御製文集》(第四集),卷4,頁2088─89。
90參見余英時,《從宋明儒學的發展論清代思想史》,文收氏著《歷史與思想》(台北:聯經出版公司,民國70),頁106─109。
91康熙說:「帝王之學,識其遠者、大者而已,非儒生對句華詞,多麗為勝也。」《御制文集》(第二集),卷40,頁2。又說:「朕平日讀書,總是要講求治道,見諸實行,不徒空談耳。」《清聖祖實錄》,卷43,頁10。
92朱熹,《朱子大全》(台北:中華書局,四部備要),卷13,〈癸未垂拱奏劄二〉,頁3上。對三綱的重視,朱子還說:「宇宙之間,一理而已。天得之而為天,地得之而為地,而凡生於天地之間者,又各得之以為性,其張之為三綱,其紀之為五常,蓋皆此理之流行,無所適而不在。」《朱子大全》,卷70,〈讀大紀〉,頁5上。「三綱五常,禮之大體,三代相繼,皆因之而不能變。」《論語章句》,為政第二。
93朱熹,《孟子章句》,卷1,梁惠王下。
94章梫著.褚家偉等校註,《康熙政要》(北京:中央黨校出版社,1994),卷16,頁288。
95朱熹,《朱子語類》(北京:中華書局,1994),卷6,頁100─101。
96朱熹,《朱子語類》,卷68,頁1708。
97余英時,〈反智論與中國政治傳統〉,文收余著,《歷史與思想》,頁32。
98《朱子大全》,卷36,〈答陳同甫〉,頁21上。
99全文為:「夫學貴得之心。求之於心而非也,雖其言之出於孔子,不敢以為是也,而況其未及孔子者乎。求之於心而是也,雖其言出於庸常,不敢以為非也,而況其出於孔子者乎。」《傳習錄》中。陳榮捷,《王陽明傳習錄詳註集評》,頁248。
100參見蕭公權,《中國政治思想史》(下),頁599─605。蕭公權說王守仁等「以儒攻儒,波瀾壯闊,幾乎欲取千餘年傳統思想之網羅,一舉而衝決摧毀之。」確為不易之論。
101《明世宗實錄》(台北:中研院史語所,民國51),卷98,頁7。
102賀長齡編,《清經世文編》,卷7,頁200。
103《日知錄》,卷17,〈正始〉,頁379。
104黃宗羲,《明夷待訪錄》,〈學校〉。

參考文獻

一、重要史料
黃彰健校,《明世宗實錄》,台北:中研院史語所,民國51年。
申時行等,《萬曆大明會典》,新文豐出版公司影印。
鄂爾泰等,《清世宗實錄》,台北:華文書局影印。
馬齊等,《清聖祖實錄》,台北:華文書局影印。
嵇璜等,《清朝文獻通考》,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影印。
允祿等,《康熙御製文集》,台北:學生書局,中國史學叢書。
崑岡等,光緒《欽定大清會典事例》,北京:中華書局,1990年。
章梫著.褚家偉等校註,《康熙政要》,北京:中央黨校出版社,1994年。
趙爾巽等,《清史稿》,北京:中華書局,新校本,1977年。
賀長齡等,《清經世文編》,北京:中華書局印影。
李國鈞編,《清代前期教育論著選》,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
朱熹,《朱子大全》,台北:中華書局,四部備要。
朱熹,《朱子語類》,北京:中華書局,1994年。
王守仁,《王陽明全集》,台北:宏業書局,影印民國24年刊本。
顧憲成,《涇皋藏稿》,台北:商務印書館,文淵閣四庫全書。
李顒,《二曲集》,北京:中華書局,1996年。
李紱,《穆堂初稿》,台灣大學圖書館藏道光辛卯刊本。
顧炎武,《日知錄》,台北:文史哲出版社,原抄標點本。
顧炎武,《顧亭林詩文集》,台北:漢京文化公司,民國73年。
吳應箕,《東林始末》,台北:廣文書局,民國66年。
黃宗羲,《明儒學案》,台北:華世出版社,標點本。
黃宗羲,《南雷文定》,台北:中華書局,四部備要。
王士禛,《池北偶談》,北京:中華書局,清代史料筆記。
李光地,《榕村語錄》,北京:中華書局,1995年。
二、時人著作
王家儉,《清史研究論藪》,台北:文史哲出版社,民國83年。
余英時,《歷史與思想》,台北:聯經出版公司,民國70年。
吳智和,《明代的儒學教官》,台北:學生書局,民國80年。
李國鈞等,《中國教育制度通史》,濟南:山東教育出版社,2000年。
胡美琦,《中國教育史》,台北:三民書局,民國67年。
梁啟超,《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台北:華正書局,民國83年重印。
陳榮捷,《王陽明傳習錄詳註集評》,台北:學生書局,民國77年。
陳東原,《中國教育史》,台北:商務印書館,民國25年。
劉家駒,《儒家思想與康熙大帝》,台北:學生書局,民國91年。
蕭一山,《清代通史》,台北:商務印書館,民國56年。
蕭公權,《中國政治思想史》,台北:聯經出版公司,民國71年。
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台北:商務印書館,民國79年重印。
謝國楨,《明清之際黨社運動考》,台北:商務印書館,民國67年。

 

 


迴響(0) | 引用 | 人氣(189)  

引用網址:
站內最新好文
甲午賠款與日本改採金本位
2017/12/13 18:42
里斯本『發現者紀念碑』33...
2017/12/11 9:34
《太陽王國的興亡》:一個...
2017/12/11 8:22
軍餉與幣制:幾個史例
2017/12/7 20:04
美國沒有「美國時間」、法...
2017/12/7 8:41
《太陽王國的興亡》中文電...
2017/12/7 8:18
我,無法不回首(六)
2017/12/7 1:30
我,無法不回首(五)
2017/12/7 1:28
我,無法不回首(四)
2017/12/7 1:27
我,無法不回首(三)
2017/12/7 1: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