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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gust 5, 2017
明太祖的社會控制
王崇峻 在 YLib Blog 發表於 21:19:14

明太祖的社會控制
王崇峻著

本文未發表,部分內容收錄於拙著《維風導俗:明代中晚期的社會變遷與鄉約制度》,臺北:文史哲出版社,民國89年

一、前言

明太祖朱元璋,崛起於元末綱紀紊亂的時代,以其英武雄邁,翦除群雄,重開漢人統治的紀元。而他所建立的各項制度,不僅奠定明代統治的基礎,也深深地影響清代的政治。
在即位之初,朱元璋首先面對二項最重要的內政問題:其一是元末天災、戰亂造成的土地荒蕪、民生凋弊;(註1)其二是戰時的法紀縱弛和社會失序依舊存在。(2)這二項問題的解決,關係到太祖統治地位的確立與穩定,所以在稱帝即位之前,他對鄧愈等人說:「今天下初定,所急者衣食,所重者教化。」(3)即位之後,與劉基再次討論「生息之道」,劉基主張「寬仁」,朱元璋則強調:
寬仁必當阜民之財,而息民之力。不節用則民財竭,不省役則民力困,不明教化則民不知禮義,不禁貪暴則民無以遂其生,如是而曰寬仁,是徒有其名而民不被其澤也。(4)
因此,「阜民之財,而息民之力」、「明教化,以知禮義」,就成為太祖在內政上首要的施政原則。前者的具體施政項目有:蠲免賦稅、移民屯田、開墾荒地、興修水利、種植桑棉等,以振興農業,提高糧食的生產。另外,他還清查戶口、丈量田地、嚴懲貪官,以保障農民的收益,促進社會的公平。(5)
至於「教化」,則涉及明初所建立社會控制機制,用以遏止偏差行為,維持社會秩序。太祖不僅透過管道介入鄉村的非正式控制系統,更重新建立鄉村組織與引用鄉里耆老來加強正式的控制。本文撰寫的目的,即以太祖的「教化」工作為中心,探討其內容與意義。

二、明太祖的「教化」觀

先從洪武三年談起,是年二月,太祖問戶部:「天下民孰富?」,戶部對曰:「惟浙西多富民巨室。」太祖表示:富民多是豪強,欺凌小民、武斷鄉曲。於是命戶部召之來,太祖親自訓諭:
今朕為爾主,立法定制,使富者得以保其富,貧者得以全其生,爾等當循分守法,則能保身矣。毋凌弱,毋吞貧,毋虐小,毋欺老,孝敬父兄,和睦親族,周給貧乏,遜順鄉里,如此則為良民。若效昔之所為,非良民矣。
朱元璋的語氣顯得充滿自信又語帶威脅,因為這一年在徐達等人的追擊下,元主不住北遁,太祖的統治逐漸穩固。值得注意是,太祖告諭富民時,宋濂、王禕等人隨侍左右,事後,王禕大加讚揚曰:
自古帝王,皆兼君師之任。三代而下,為人主者知為治,而不知為教。今陛下訓諭之,不啻嚴師之教弟子,恩至厚也。誠所謂兼治教之道矣。(6)
這段記載的意義有二點:1、太祖對富民的訓諭,已預示他在社會風俗上的施政方向,除了孝敬、和睦外,最重要的是「循分守法,則能保身」。2、王禕的說法,更加強他對「教化」的信念,「兼治教之道」則足以上比三代帝王。
洪武八年三月,他告諭即將擔任北方教職的國子生:
致治在於善俗,善俗本於教化,教化行,雖閭閻可使為君子,教化廢,雖中材或墜於小人。(7)
洪武二三年七月,在閱讀《大學》一書後,朱元璋更體察到統治必須以教化為本,他強調:
苟不明教化之本,致風俗變替,民不知趨善,流而為惡,國家欲長治久安,不可得也。(8)
然而,什麼樣的社會狀況,才是他心目中的「善俗」?易言之,他的「教化」施政,所要追求的境界是什麼?
首先,在朱元璋的觀念裡,除了政府盡力施政之外,社會上的士、農、工、商四個階層更要各守其業,各盡其力,沒有任何怠惰遊逸的人民,自然能夠足衣足食,所以他說:
先王之世,野無不耕之民,室無不蠶之女,水旱無虞,飢寒不至,自什一之塗開,奇巧之技作,而後農桑之業廢,一農執耒而百家待食,……欲人無貧,得乎?朕思足食在於禁末作,足食在於禁華靡,爾宜申明天下,四民各守其業,不許游食,庶民之家不許衣錦繡,庶幾可以絕其弊也。(9)
雖然社會無游食,但以「禁末作」、「禁華靡」的強制方式,來維持社會階層的穩定,充其量只是造成靜態的、低水平的社會。
另一方面,太祖並不以水旱無虞為滿足,他更要改變胡元夷風,與民更化。為此,他制定社會各階層相應的禮樂制度,從婚喪冠冕到房舍、服色、器用,職官庶民各有等差,例如規定庶民房舍不過三間,不得用斗拱、彩色。其目的在「辨貴賤、明等威」,他認為「貴賤無等,僭禮敗度」,正是元之失政。(10)而各階層不論尊卑貴賤均能各安其位、各安其生,則社會秩序自能井然。不只如此,他心目中的理想社會更是要:「鄰保相助,患難相救」、「有凍餒不能自存者,令富室假貸錢穀以資養之」、「孤寡殘疾不能生理者,官為養贍」、「鄉黨論齒,平居相見揖拜之禮,幼者先施;歲時燕會坐次之列,長者居上」、「行鄉飲之禮,以明長幼,厚風俗」、「婚姻不重聘財」、「喪事以哀為本,不以奢侈眩耀為尚」、「僧道之教,以清淨無為為本。」(11)「教化」工作若能達此境界,則真如董仲舒所說「子孫長久,安寧數百歲。」(12)
前述太祖訓諭富民,強調「循分守法,則能保身」,這一訓示也展現了太祖教化工作的特殊性。在他的觀念裡,「教化」與「刑罰」是並用相濟的,他說:「君之養民,五教五刑焉」,而民眾若不遵循五教,必會造成強凌弱、眾暴寡,社會秩序無法維持,太祖稱這些人為「頑民」,必須「五刑以加焉」。(13)輕者「摒於化外,使不得與良民同於中國」(14);重者,則全家誅之。(15)從《御製大誥》諸篇中所記,太祖刑罰之殘酷,實令人髮指。
以刑罰為後盾的教化,正是明太祖教化政策最重要的特色,更是完全背離儒家對教化的主張。孔子說:「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論語.為政) 是以個人道德之發展為政治的最高理想,所以雖是禮義與政刑兼用,但仍以禮義為主。太祖的教化,則不是以個道德發展的目標,而是重在人民的順服,它其實已成為強制性的社會控制,以建立專制統治的社會基礎。
細察太祖的「教化」,我們很容易聯想到《管子》書中的主張。《管子》論治民,主要方法是「以法治國」,而其基礎則是「國有經俗,民有經產」。「經俗」就是「教化」。《管子》強調四民各按其業,異地分居,不得相與混雜。四民定居恆業,則人人皆謹於職守,盡其本分。其「身無職業,家無常姓」者,為法所當禁。又曰:「登降、揖讓、貴賤有等,親疏之體,謂之禮。」(心術上) 「上下有義,貴賤有分,長幼有等,貧富有度,此八者禮之經也。」(五輔篇)明太祖對教化的看法,幾乎就是《管子》的翻版。蕭公權說:「孔子以教為政,管子以教行法。」(16)用來觀察明太祖的教化,當也是極具啟發性的。

三、里甲制的淵源

里甲制是明太祖社會控制機制中最重要的部分,先略述其淵源與意義。
關於里甲制,一般以洪武十四年一月命郡縣編賦役黃冊而推行。(17)據《實錄》記載:
是月命天下郡縣編賦役黃冊。其法以百一十戶為里,一里之中推丁糧多者十人為之長,餘百戶為十甲,甲凡十人。歲役里長一人、甲首十人,管攝一里之事。城中曰坊,近城曰廂,鄉都曰里。凡十年一周,先後則各以丁糧多寡為次。每里編為一冊,冊之首總為一圖。其里中鰥寡孤獨不任役者,則帶管于百一十戶之外,而列于圖後,名曰畸零。冊成為四本,一以進戶部,其三則布政司府縣各留其一焉。(18)
蕭公權則根據《明史》,認為里甲是以元代的「里社制」為基礎而組織成。(19)然而,蕭公權的著作是以清代為主,明代里社制的淵源非其重點,且《明史》對這部分的記載,是放在敘述土地丈量與建立魚鱗圖冊的脈絡之下,並未記載太祖創設里甲制的時間,及其演變的過程。雖然如此,蕭公權的敘述仍然提供了有用的追尋線索。
查「里社」並非源自元代,「里」與「社」涉及古老的地方行政區劃與宗教活動。「里」本是封建城邦時代大城之內的各個聚落,起初的家戶口數不多,春秋中期以後,城市發展,人口集中,其規模為之擴大,「百家為里」乃為戰國到秦漢城市社區的普遍情況。(20)「社」源於周代的社祭,社祭是封建禮樂制度的一個重要組成,從天子以至庶民,都需舉行社祭,至於社中奉祀之神,文獻記載雖不盡相同,但主要仍是與土地有關之神。(21)
既然是每個聚落都舉行社祭,所以聚落也稱為「社」,先秦文獻或稱作「書社」。《禮記.祭法》:「大夫以下成群立社曰置社。」鄭玄《注》:「大夫與民族居,百家以上則共立一社,今時里社是也。」由於漢代地方行政區劃,以里為最小的單位,積里為亭,積亭為鄉,積鄉為縣。一般庶民舉行社祭,乃以里為立社的單位,故鄭玄謂「今時里社是也」。若以聚落的規模看,其實不限於百家,如《史記.孔子世家》《索隱》載「古者二十五家為里,里各立社」。《漢書.五行志》《注》引臣瓚說,漢代小至十家、五家的小聚落也可以共同立社,漢代也稱作「私社」,即相對於國家所立之社。
漢代里社的祭祀,多於春、秋舉行,祭祀花費由人民分攤,儀式結束後,眾人有分享祀肉的節目。因此,漢代的里社,可說是庶民於農閒之餘配合宗教節令聚集在一起,一方面藉著宗教儀式膜拜祈福;另一方面彼此聚首,進行交易或娛樂。發展至宋代,已成為人們日常生活裡一項極為重要的活動,孟元老的《東京夢華錄》中描寫的極為詳盡。(22)元代的社為官方組織,是農業事務的中心,據元人記載,鄉村中每五十戶為一社,並由一精通農業的老人為首,職責是教導和管理農桑。(23)
洪武二年,太祖命令每里一百戶內設立里社壇,於每年春秋祭祀五土五穀之神,並每年輪流由一戶擔任會首,負責祭壇的清潔維護與祭祀前的準備工作。比較特別的是,太祖規定社祭完畢,要舉行會飲,並於會中令一人宣讀「抑強扶弱之誓」,誓詞曰:
凡我同里之人,各遵守禮法,毋恃力凌弱。違者,先共制之,然後經官。或貧無可贍周給其家,三年不立,不使與會。其婚姻喪葬有乏,隨力相助。如不從眾,及犯姦盜詐偽,一切非為之人,並不許入會。(24)
誓詞讀畢,舉行會飲,長幼依次就坐,盡歡而退,務必恭敬神明,和睦鄉里,以厚風俗。這一特殊的作法,已預示了後來里甲制度的內涵。
洪武三年十二月,太祖命令社祭增加祭祀無祀的鬼神。主因是元末戰爭傷亡慘重,許多士兵死時並無後嗣,而民間信仰認為無依之鬼則興災厲,或是依附土木,為民禍福。太祖出身民間,深深明瞭一般民眾的鬼神觀,更懂得利用這種心態,他要禮部討論,禮部官員引述《禮記》與《春秋》的記載為證,認為祀厲在漢代以前是普遍舉行的,且引《左傳》:「鬼有所歸,乃不為厲」之說。但後代卻以祀厲為淫諂,非禮之正,故不舉行。因此,禮部建議各府州縣及里社皆祭祀之,並摒除其他淫祠。太祖遂命令各府州縣於每年春清明日、秋七月十五日、冬十月一日,祭無祀鬼神。其壇設於城北郊間,京都謂之泰厲、王國謂之國厲、州府謂之郡厲、縣謂之邑厲、民間謂之鄉厲。祭物,牲用羊三、豕三,飯米三石,香燭酒紙隨用。(25)
洪武七年,由禮部頒定統一祭文,供各級地方民眾使用。值得注意者,祭文中述:
天下之廣,兆民之眾,必立君以主之。君總其大,又設官分職於府州縣以各長之。各府州縣又於每一百戶內設一里長,以綱領之。上下之職,綱紀不紊,此治人之法如此。
可見在里甲制正式實施前,已編百戶為里。且從祭文的思考脈絡看,里長已屬設官分職的範疇,具有政府在鄉村中的代理人員之內涵。
另外,厲祀若只為儀式,則只是太祖因俗為禮,正式承認這一民間重要的信仰與節日。(26)但從祭文中可見到,太祖的目的顯然並不僅只於此,祭文曰:
置備牲禮羹飯,專祭本府合境無祀鬼神等眾,靈其不昧,永享此祭。凡我一府境內人民,儻有忤逆不孝,不敬六親者;有姦盜詐偽,不畏公法者;有拗曲作直,欺壓良善者;有躲避差徭,靠損貧戶者。似此頑惡姦邪不良之徒,神必報於城隍,發露其事,使遭官府。輕則笞決杖斷,不得號為良民,重則徒流絞,不得生還鄉里。若事未發露,必遭陰譴,使舉家並染瘟疫,六畜田蠶不利。如有孝順父母,和睦親族,畏懼官府,遵守禮法,不作非為,良善正直之人。神必達之城隍,陰加護佑,使其家道安和,農事順序,父母妻子,保守鄉里。我等闔府官吏等,如有上欺朝廷,下枉良善,貪財作弊,蠹政害民者,靈必無私,一體昭報。如此,則鬼神有鑒察之明,官府非諂諛之祭。(27)
先談談祭文中提及的城隍信仰。
城隍神原是城鎮的守護神,後來漸由守護神演變成「陰官」,相對於人間政府所派遣的「陽官」,城隍專責這一地區的陰間事務,又名之曰「陰堂正府」。(28)據文獻記載,城隍信仰最早出現在三國時吳國蕪湖城隍祠。唐初城隍仍僅流行於江南一帶,唐代文獻記載,因吳人特別怕鬼,所以每個州縣都設有城隍。五代時杜光庭說:城隍管死者魂靈,道士為亡者建醮超度,要上「城隍牒」,城隍同意,才能接受超度。宋代城隍祠已幾遍天下,並對汴京、臨安的城隍封王。元代至正年間,城隍再次封王,並宣布其職掌擴大為「司分善惡,部領山川。」(29)
明代繼續這一傳統,洪武二年一月,太祖封京師、開封、臨濠、太平、和州、滁州等府城隍神為王,皆正一品;封府城隍為公,正二品;封州城隍為侯,正三品;封縣城隍為伯,正四品。隨即於洪武三年詔去封號,止稱某府州縣城隍之神。(30)洪武三年六月,又詔天下府州縣皆立城隍廟,並規定廟的高廣和几案陳設皆與官署廳堂相同。(31)
原本只是個人單純的祭祀鬼神,以求風調雨順、合境平安,朱元璋卻轉而強調鬼神對民眾的鑒察,更援引城隍的神助;除了官府笞杖還不夠,還以「舉家並染瘟疫」、「六畜田蠶不利」的陰譴恐嚇,實不只是因俗為禮,尤在援俗入禮,即以民間信仰主流的鬼神和「禍福感應」觀來作為社會控制的一種手段,強化他所訂定的各項規範,正所謂是以「神道設教」。
從里社祭祀和規定宣讀抑強扶弱的誓詞始,太祖充分地明瞭這一淵源久遠的民間組織在地方上所具有的意義,它正是鄉村中「權力的文化網絡」(culture nexus of power)的一部分,這一網絡包括不斷相互交錯影響的等級組織,與諸如市場、宗族、宗教等非正式的相互關係網。(32)太祖從祭祀的角度介入這一網絡,再結合民間的鬼神信仰來規範之,使他的政權成功地滲透到鄉村社區,並經由這一過程,讓他的統治權力擁有合法性。然後,他建立里甲制,也就是把原有的文化網絡轉型成為新的組織,(33)在不斷的充實下,里甲制成為鄉村控制的機制。

四、里甲制與社會控制

依照《明史》的記載,里甲屬於「役」的範疇。(34)但細查太祖時的各項規定,里甲所承擔的並不只是「役」,還包含更多的職責,以下依時間順序介紹之:
首先是里甲要負責「鄰里互知丁業」
前已述,朱元璋認為社會的安定,在於四民各守其業、各盡其力,沒有任何怠惰遊逸之民,為落實這一想法,他在洪武十九年創制了「鄰里互相知丁,互知務業」的規定,強調「市村絕不許有逸夫」,「凡有夫丁,除公占外,餘皆四業。」(35)他認為不務生理的「逸夫」,若非在衙門幫閒,教唆官吏,殘害於民,則必為盜賊,為害鄉里。(36)所以務要令其父母、兄弟、妻子告誡訓誨,使各著生理。
不只是告誡訓誨,太祖更要鄰里間彼此監督,互知每人的工作狀況,具體的做法是:
1、鄰里之間必需互知某一人家有民丁幾人,其中士、農、工、商各有幾人。
2、為士者,鄰里應知其師友何人,是入社學,或是府州縣學生員。
3、務農者,鄰里應互知朝出暮入,作息之道。
4、務工者,鄰里應知其工作項目與工作的地點。
5、務商者,因受限於交通路程,難以確定歸期。但鄰里仍務必周知,如經年無信,二載不歸,鄰里應詢問本戶。
明太祖強調:
不務生理,捏巧於公私,以搆患民之禍,許鄰里親戚諸人等拘拿赴京,以憑罪責。若一里之間,百戶之內,見誥乃有逸夫,里甲坐視,鄰里親戚不拿其逸夫者,或於公門中,或在市閭裡,有犯非為,捕獲到官,逸夫處死,里甲四鄰化外之遷。的不虛示。(37)
除了以威嚇強制要求里甲執行外,太祖還命令地方官監督,且里甲也需將鄰里情況回報衙門。《御製大誥三編》記載應天府上元縣知縣呂貞,當縣民王七報告見丁著業事時,為求財賂而阻滯,太祖獲悉,命即正法。(38)此可見太祖推行之決心。
第二、編造黃冊與丈量田地
洪武十四年確立里甲制與編造黃冊之後,二者便緊密地結合起來。洪武二三年八月,戶部奏明重造黃冊,方法就是把規定的格式發交民戶,民戶依式謄寫後,交由甲首彙整,甲首再交里長,里長將全里戶的資料整理成冊後送付本縣。(39)
另一方面,由於浙江、蘇州等地富民為了逃避賦役,常把田產詭託親鄰,通稱為「鐵腳詭寄」,所以太祖即位後陸續在這些地區實施田地覈實工作,當地並於洪武二十年二月進呈魚鱗圖冊,《實錄》記載:
遣國子生武淳等往各處,隨其稅糧多寡定為幾區,每區設糧長四人,使集里甲耆民躬履田畝以量度之,圖其田之方圓,次其字號,悉書主名,及田之丈尺四至,編類為冊。其法甚備,以圖所繪狀若魚鱗然,故號魚鱗圖冊。(40)
由於鄉村民眾文盲不少,在編造黃冊時,里長、甲首就必須幫忙謄寫,所以實際上可能黃冊並非全由民戶謄寫,然後交甲首、里長彙整,而是直接由里甲首長撰造41。在土地覈實方面也是類似情況,由於絕大部分地區不可能是逐坵按塊的實地測量,而是大體上遵循古制「令民自實田,彙為圖籍」,(42)也就是先由業主自行陳報畫圖,地方官吏、糧長、里甲首長等人協助,參考原有圖籍,核對當時坵畝,最後編成魚鱗圖冊的。(43)
總之,太祖訂立賦稅制度基礎的黃冊與魚鱗圖冊,與里甲系統關係非常密切,而且,極有可能大部分是出自里長、甲首之手。
第三、頒布〈教民榜文〉,賦予里甲更多的職權。
〈教民榜文〉於洪武二十一年三月頒布,主因是在接連著發布三編《大誥》之後,太祖仍然認為各級官吏貪贓枉法,不能盡職,使得民間詞訟皆直赴京師陳告,於是再頒布〈教民榜文〉,以充實里甲組織,賦予里長、甲首與里老更多的職權,使里甲制成為太祖社會控制的最重要機制。以下分述〈榜文〉的內容,並針對某些特殊的項目,簡介其發展過程:
1、賦予里甲老人裁判決斷權
明太祖命令:
民間戶婚田土,鬥毆相爭,一切小事,不許輒便告官,務要經由本管里甲老人理斷。若不經由者,不問虛實,先將告人杖斷六十,仍發回里甲老人理斷。
所謂「鬥毆相爭,一切小事」,指十惡、強盜及殺人以外的案件,除了戶婚、田土二項,榜文中還列舉有:鬥毆、爭占、失火、竊盜、罵詈、錢債、賭博、擅食田園瓜果等、私宰耕牛、棄毀器物稼穡等、畜產咬殺人、卑幼私擅用財、褻瀆神明、子孫違犯教令、師巫邪術、六畜踐食禾稼、均分水利等。(44)
〈榜文〉中同時規定里長、老人行使裁判權的程序:
(1)必須由民眾自行陳告方許裁判。如果有里甲、老人風聞生事者,杖六十,若有受賄,以贓論。
(2)剖決民眾爭訟時,晝則會問,晚則放回,若一日未了,次日再來聽問。不可設置牢獄拘禁,否則治以重罪。雖不准拘禁,但允許使用竹篦荊條量情決打。
(3)會問的坐次,先老人、次里長、次甲首,論齒序坐。如果里長年長於老人,坐於老人之上。太祖認為如此則長幼有序,老者自然尊貴。
(4)若本里的老人,遇到難以裁決的事務,或其子弟、親戚涉及爭訟,須會集鄰里的眾老人里甲一起裁決。太祖認為有見識多者,是非自然明白。
(5)若老人自己犯罪,應由眾老人里甲共同會議審察,輕者,就即裁決,並再不許該老人參與審理爭訟;重者,須會審明白,具狀送交地方官,再解送京來,不許地方官擅自拿問。
(6)凡屬里甲老人當理之事,民眾均應服從裁決,若有「頑民」違背命令直接陳告地方官,或不服裁決,輾轉告官,又捏詞誣陷者,本人處以極刑,家遷化外。其官吏人等,不察原由,一概受理,甚至貪贓作弊者,一體罪之。
(7)可於各里的「申明亭」審議裁決。
查申明亭設於洪武五年二月,太祖的用意是,鄉野之民,不知禁令,往往誤犯法令,所以令府州縣與鄉村的里社,皆設申明亭,亭中書寫犯過民眾姓名,使他人有所懲戒。(45)其後,又設「旌善亭」以勸民為善,並於洪武十八年命禮部將地方官有善政者,揭示於其鄉之旌善亭;刑部將犯法罪狀明著者,揭於申明亭以示勸戒。(46)
以上是里甲老人行使裁判的規定。
里甲制本是朝廷制度,但太祖重用老人,就相當地特別。根據史料的記載,太祖在即位之初就非常重視地方耆老。洪武二年十一月、洪武三年一月,西安地區發生飢荒,分別由王姓、宋姓二位地方耆老來京面告,太祖立刻下詔戶部賑災。(47)〈教民榜文〉頒布之後,太祖仍繼續賦予耆老其他工作,洪武二十三年五月,因各地儲蓄備荒工作未見成效,乃命令各地方設倉,並選擇耆老主持糴穀賑給的工作,當時太祖正召見各地耆老,隨即命他們攜鈔至各省,與當地老人一起處理糴穀之事。《實錄》記載了湖廣、江西、山東濟南、直隸淮安、福建、蘇州、徐州等地,皆有太祖派遣的老人在當地收糴備荒糧儲,用鈔至少三百六十萬錠。(48)
朱元璋雖然重用耆民,但是他也深知耆民並非都是品德無缺、熱心公益者,他們之中有曾為皁隸、簿書者,有說事過錢者,甚至有屢犯過惡者,太祖說這些人「皆係無籍小人,苟延壽至於高年。」(49)所以〈教民榜文〉對於老人的資格也有規定:
(1)老人必須由本里民眾推舉,資格是平日公正,為人所敬服者,年齡在五十以上,人數不拘,並需報名在官,才可令其裁決。
(2)有年齡雖高,但見識短淺,不能辨別是非者,也同樣置於老人之列,但不許裁決事務。
(3)老人中若有行事不正,倚法為姦,或不依眾人公論,攪擾壞事者,准許眾老人拿赴京來。若是里甲老人循情作弊顛倒是非者,依法論罪。
(4)老人不得以裁決為由,挾制里甲,把持官府,或是逃避差役。違者,家遷化外。
里甲、老人除了裁決民眾紛爭外,朱元璋還有以下的規定:
2、緝捕盜賊、逃軍與逃囚
〈榜文〉規定,里甲老人應緝捕盜賊、逃軍、逃囚與生事惡人。若一人不能緝捕,應會集多人擒拿赴官。違者,罪之。此外,里甲老人還必須親至各家各戶叮嚀告誡,里內人民毋得隱藏,否則事發之時,里老也要連坐。洪武二十三年,太祖更命令里甲老人要調查逃戶,如有外地流移者,應即時送官。(50)
3、懲治刁頑、為非作歹、挾制良善者
太祖命令里老應懲治無籍潑皮、平日刁頑、為非作歹,與不受教訓,動輒挾制良善之民者。若仍不悔改,應拿送有司,解赴京來。若有司循情脫放不解者,許老人奏聞。
4、遵守鄉飲酒禮的各項規定
鄉飲酒禮源自封建時代國人可以參與貴族祭祀的活動,在春秋兩次的祭酺、祭社和歲末的大蜡,國人可與貴族合爵共飲,目的在行禮以敬老,並推及培養人民的孝悌精神。(51)
洪武五年四月,詔天下舉行鄉飲酒禮。施行方法大略是:各府、州、縣衙所在地,於每年孟春正月、孟冬十月,由地方官與學校教官,率領年老士紳在學校舉行,但史料記載,也有在申明亭舉行的例子。(52)至於廣大的鄉村地區,則以里社的百戶為單位,於每季行之於里中,由糧長或里長主持,以年紀最長者為正賓,其餘以序齒列坐。另外,與前代相比,最大的不同在於參加眾人坐定之後,先選一人讀律及申明戒諭。(53)然後才舉行飲酒禮,實錄載:「如此則眾皆知所警,而不犯法矣。」(54)
洪武十四年二月,因各地尚未能普遍舉行,命禮部再次申明。與洪武五年相比,這次的特別之處有二:
(1)鄉村地區前次命由糧長或里長主持,這次改為「賢而長者主之」。
(2)對於坐席的規定,前次只規定「以序齒坐」,這次增加「有違條犯法之人列於外坐。同類者成席,不許雜於善良之中。」(55)
洪武十六年十月,再頒布「鄉飲酒禮圖式」,更清楚地以繪圖方式統一訂出陳設和坐次,而整個儀式進行的流程,從禮前的準備工作,儀式進行時的揖讓升堂,司儀的唱詞與揚觶飲酒,乃至讀律等項目,都有清楚地規定。此外,特別之處還有:
(1)讀律時,凡曾犯過的民眾,俱赴正席,站立聆聽。(56)
(2)曾犯過之人,不行赴飲,或強坐眾賓之上者,即為「頑民」。主席及諸人首告,遷徙於邊遠。若主席與眾賓推讓有犯之人上坐,亦同罪。(57)
從洪武十八年起,太祖屢次申明鄉飲酒禮的坐席規定,如〈教民榜文〉就強調「長幼序坐,賢否異席」。到了洪武二十二年,太祖再特別針對曾違法的民眾參與鄉飲酒禮的坐席規定,《會典》記載:
凡良民中,年高有德,無公私過犯者,自為一席,坐於上等。有因戶役差稅遲誤,及曾犯公杖私笞招犯在官者,又為一席,序坐中門之外。其曾犯姦盜詐偽,說事過錢,起滅詞訟,蠹政害民,排陷官長,及一應私杖徒流重罪者,又為一席,序坐於東門之內。執壺供事,各用本等之家子弟。務要分別三等坐次,善惡不許混淆。其所行儀注,並依原頒定式。如有不遵圖序坐,及有過之人不行赴飲者,以違制論。(58)
以上記載,讓我們不禁要問,朱元璋為何對坐席的安排如此重視?甚至還嚴重到要全家移出化外?其實這正是太祖實施鄉飲酒禮的目的,誠如他自已說:「鄉飲酒禮,敘長幼、論賢良、別奸頑、異罪人。」也就是借由這個公開場合,給予曾犯過之人特別的標示,一方面是打擊其人格,另一方面是對良民做出無情的警示,所以太祖說:「吾今特申明之,從者昌,否者亡。」(59)原本是合爵共飲、行禮敬老的活動,此時已變質為正式的社會控制。
5、陳報民眾孝順節義等善行
關於旌表孝子順孫、義夫節婦,志行卓異者,洪武元年規定由地方官舉名,然後由監察御史、按察司親自察覈,再呈請旌表。(60)此時,〈榜文〉中進一步規定,里甲老人將孝順等善跡造文二分,一分上聞朝廷,一分申告地方官,再轉陳朝廷。若里老人等已奏聞,而地方官不奏者,罪之。
6、老人持鐸勸善
這是太祖社會控制中相當特別的一項,〈榜文〉規定:
每鄉每里各置木鐸一個,於本里內選年老,或殘疾不能理事之人,或瞽目者,令小兒牽引,持鐸循行本里。如本里內無此等之人,於別里內選取。俱令直言叫喚,使眾聞知,勸其為善,毋犯刑憲,其詞曰:孝順父母、尊敬長上、和睦鄉里、教訓子孫、各安生理、毋作非為。如此者每月六次。其持鐸之人,秋成之時,本鄉本里內眾人隨其多寡資助糧食。如鄉村人民住居四散窵遠,每一里內置木鐸一個,易為傳曉。
除了要老人持鐸勸善外,又規定鄉里子弟應敬老與廉恥,而年長者亦應以禮教導後生,務要鄰里和睦,長幼相愛,太祖認為如此則日久自無爭訟。如有不循教誨者,里甲老人可量情責罰。
7、勸農
這項工作的重點有二:
(1)每村置鼓一面,由里老負責,遇農種時月,五更擂鼓,眾人聞鼓聲下田,若有懶惰不下田者,由老人督責。(61)
(2)每戶應依規定,栽種桑、棗、柿、棉,與養蠶,太祖認為絲棉可供衣服,棗柿豐年時可賣錢,荒年可做糧食,故命里甲老人提督點視。違命者,家遷化外。
8、里民互助賙給
由於傳統鄉村中貧富不等,遇有婚喪吉凶之事,就成為貧苦民眾最大的負擔,所以〈榜文〉規定同里人民應互相賙給,出錢出力。太祖認為如此可無急迫之憂,且行之日久,鄉里自然親愛,不致於有強凌弱、富吞貧之事。但這項規定並不易落實,所以太祖在洪武二十八年二月又命戶部重申。(62)
以上持鐸勸善、勸農與互助三點,朱元璋並於洪武三十年九月,再度命令戶部申明辦理。(63)
從以上的規定,讓我們感受到朱元璋重建社會秩序的強烈企圖,他運用里甲組織、老人,甚至連殘疾瞽目者都被召用,把統治權力深入鄉村中的每一戶人家,這是歷史上前所未見的。
五、宗教控制
朱元璋除了建立各項制度,使人民循分守法外,他更要教化人心,規範人民的祭祀和信仰活動。洪武三年六月,他認為人君代天地以治民,所以按禮應是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山川,大夫士庶各有所宜祭。但前代不察,聽任庶民祭祀天地,瀆禮僣分,莫大於此。於是命禮部規定庶民的祭祀活動:
凡民庶,祭先祖,歲除祀灶,鄉村春秋祈土穀之神。凡省災患,禱於祖先。若鄉厲邑厲郡厲之祭,則里社郡縣自舉之。其僧道建齋設醮,不許章奏上表,拜旨詞,亦不許塑書天神地祗。及白蓮社、明尊教、白雲宗、巫覡、扶鸞、禱聖書、符咒水諸術並加禁止。庶幾左道不興,民無惑。(64)
元末二十年的混戰,起事軍隊宣傳的是「明王出世」、「彌勒降生」,朱元璋親歷其中,當然深刻地明白這類預言與秘密宗教組織在村里中具有的意義,所以對於人民的信仰,他最在乎的還是巫覡、符咒等民間信仰,與白蓮、明尊等秘密宗教,在「明律」中他訂定了具體的處罰規定:
凡師巫假降邪神,書符咒水,扶鸞禱聖,自號端公、太保、師婆,及妄稱彌勒佛、自蓮社、明尊教、白雲宗等會,一應左道亂正之術,或隱藏圖像,燒香集眾,夜聚曉散,佯修善事,扇惑人民,為首者,絞。為從者,各杖一百,流三千里。若軍民裝扮神像,鳴鑼擊鼓,迎神賽會者,杖一百,罪坐為首之人。里長知而不首者,各笞四十。其民間春秋義社,不在禁限。(65)
「絞」與「杖一百」,是明律規定死刑與杖刑中最重的刑罰,不僅處罰本人,而且還要連坐里長,可見朱元璋對於這類活動的深刻忌憚與嚴格控制。
在佛教與道教方面,由於朱元璋的出身特殊,使他在即位初年似乎頗好佛教,一方面他龐信僧徒,召入禁中,賜坐與講論。並以他們絕緣塵世而寄以心腹,用作耳目。(66)又取周顛、鐵冠子等神異事跡,粉飾其統治,使民間以他是真命天子。(67)另一方面,在寬鬆的政策下,僧道人數大增,洪武五年十二月,發給度牒五萬七千餘人,並罷除前代計名鬻錢以資國用的制度。(68)洪武六年八月,又度僧道九萬六千餘人。(69)
洪武十五年四月,在怙寵僧人的請求下,在中央和地方設置主管僧道的職官,中央為僧錄司、道錄司;府州縣為僧綱司、道紀司,由精通經典戒行端潔的僧人主持,並授予六品官等,主管事務為寺觀住持的任用、度牒的申給等,並規定僧道違背戒律清規者,由該司出理,除非涉及一般軍民,否則地方官不得干與。(70)
此事引起儒家官員的不滿,但許多人因朱元璋的寵怙而莫敢言,惟大理寺少卿李仕魯與陳汶輝,慷慨力爭,章奏數十上,仕魯更以投笏相諫,太祖大怒,命武士捽搏之,立死階下。(71)但太祖還是漸知僧道所為不法,於是開始了一連串的清理佛道的措施。先是在洪武十七年十月,禮部表示許多出家人名為僧道其實是為逃避賦役,因而建請三年給一次度牒,且應嚴加考試。(72)
從洪武二十四年到二十七年間,太祖對宗教進一步發出規範詔令。(73)主要內容有三部分:
1、在寺院管理方面
洪武二十四年六月規定,各府州縣只存一所寬大可容僧眾的寺觀,各寺觀僧眾都合併到此一寺觀,且不可與平民相混雜。次月,又令庵堂寺觀非原有舊額者,皆毀之。(74)
2、在民眾出家方面
洪武二十四年規定,維持三年一次發給度牒,而男子年非四十以上,女子年非五十以上,不得出家。並限制每府不得超過四十人,州三十人,縣二十人。(75)
二十七年一月,放寬規定,凡年二十以上,願為僧者,須父母具告,地方官奏聞方許,三年後並須赴京師考試,通經典者,始給度牒,不通者,杖為民。寺觀並不許收兒童為僧,違者,連同兒童父母皆連坐以罪。(76)
3、在僧道管理方面
朱元璋對此規定甚嚴,因他認為不守戒規,污教敗行的僧道頗多,且為害甚大。洪武二十四年規定:
(1)道士設齋,不許拜奏青詞,亦不可妄立條章,藉機索財。
(2)民有傚瑜珈教,稱為善友,或假張真人之名私自造符籙者,皆治以重罪。
所謂瑜珈教,簡言之,是一種顯、密混融的流俗信仰的民間佛教。它一方面是唐宋以來,以天台宗為中心的僧侶編撰的懺法、誦持、經咒的儀規、水陸道場的軌儀、燄口施食的法要等;另一方面,也習學一些元代喇嘛教的行儀。明代瑜珈僧的腐敗情形相當嚴重,不僅有禪寺的僧侶混居民間,從事瑜珈僧的行業,甚至還有蓄妻的情形,也有在家人摹擬其行狀,從事瑜珈僧的行業。(77)太祖本人對此情況相當清楚,因為他年幼時在皇覺寺出家,住持高彬法師就有妻子。
其實,真正值得注意的,倒不是瑜珈僧的腐敗,而是朱元璋對秘密宗教的嚴禁,「善友」指的正是明教教友,昭代王章條例云:
左道惑眾之人,或燒香集徒,夜聚曉散,為從者及稱為善友,求討布施。(78)
洪武二十七年一月更清楚的規定:
僧道不許奔走於外,及交構有司,強求人財。但若一、二人於崇山深谷修禪及全真道者聽,三四人則勿許。……有稱白蓮、靈寶、火居及僧道不務祖風,妄為論議沮令者,皆治重罪。
(3)命僧錄司造周知文冊
洪武二十五年十二月,朱元璋因發現京師百福寺僧侶中隱藏有囚徒和逃軍,乃命令造冊。冊中須詳列各地寺院、僧道姓名,姓名之下並列始為僧道的年月,及所授度牒的字號。然後頒示各地寺院,凡有遊方行腳僧,到寺掛單,都應按冊查驗。如與記載不符,應先送地方衙門,後械至京師治重罪,而收容隱藏的寺院同治重罪。二十七年,又命令游方僧道必自備道里費,不可索取於民。所至僧寺,必依周知冊,以查驗其實。
綜觀太祖對佛道二教的規定,一方面是控制可能危及政權的明教、白蓮等密秘宗教,以及防範僧道借宣教之名,散佈邪說;再一方面,朱元璋最反對怠惰遊逸之民,而僧道雲遊四方,安坐而食,實為蠹財耗民,所以要嚴控發給度牒;第三則針對不守戒律,奔走索財的僧道與收藏囚徒逃軍的寺院,加以整頓,使二教復其消愆息禍,利濟群生的社會職責。
朱元璋雖然在即位之後,立即封正一教張正常為大真人,領天下道教事,但要說他的宗教信仰,則頗不容易,從他的家世和周圍文臣的趨向看,他似乎是偏重道教,(79)但他卻根本不信有長生和神仙之事,他強調:「朕所用者,聖賢之道;所需者,治術。」(80)易言之,他完全從統治者的角度來看待佛、道二教。以他在起事時出入民間的宗教組織,他深深地明白一般大眾「三教合一」的宗教態度,所以他雖然屢次詔令嚴控僧道,但他並不禁絕二教,他更撰寫〈三教論〉等文章來推行三教合一,因為朱元璋知道二教能夠「陰翊王度」、「暗助王綱」,(81)也就是以佛教的因果、輪迴、天堂地獄,配合道教的清靜、善惡感應、鬼神懲戒,作為控制的助力,讓民眾在宗教的神力下恪守禮法,進而養成畏懼災禍、順從怯懦的意識,這對政權的穩定是有莫大的助益。

六、結論

朱元璋以淵源久遠的鄉村里社為基礎建立里甲制度,並透過這一遍布全國的地方組織來推行「教化」工作,雖然在具體的項目中有勸善、勸農和互助賙給等正面的措施,但其本質仍是以社會控制為目的,太祖不僅利用里甲組織要鄰里互相監視,還轉變鄉飲酒禮的性質,以冷酷無情地方式區別「賢良」和「奸頑」,更充分運用人們敬老的觀念,援引老人裁決糾紛、維持治安和調查犯罪,甚至利用鄉村民眾對鬼神的敬畏,以陰譴威嚇的方式讓民眾恪守禮法。在嚴厲的刑罰為後盾下,明太祖確實讓元末混亂的秩序很快地重建起來,甚至使後代懷古之士,認為明初的社會風俗已臻於「淳美」的境界。(82)
然而,從後來的發展看,朱元璋以「政刑」為特色的教化,其效用是有限的,早在建文時,江浙、廣西、福建等地就有民眾嘯聚作亂,(83)永樂初有官員表示里甲與地方官不能盡責,民眾糾紛不循里長老人裁決,訪求孝順善行皆虛應故事,並強取於民等,(84)而太祖非常重視的白蓮、彌勒等秘密宗教,更從永樂四年起就在湖廣、陝西、江西、山東等地紛紛起事。(85)可見以懷疑為基礎的社會控制機制並不能行之久遠。

註釋:

1吳元年一月,太祖謂中書省臣曰:「予嘗親歷田野,見人民凋弊,土地荒蕪,失業者多。蓋因久困兵革,生息未遂。」《明太祖實錄》,卷22,頁0313,台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民國51年。
2元至正二六年三月,上語太史令劉基、起居注王禕曰:「喪亂之後,法度縱弛,當有更張,使紀綱正而條目舉。然必明禮義、正人心、厚風俗、以為本也。」徐學聚:《國朝典彙》,卷24,論道議政,頁429,台北,學生書局,中國史學叢書本。
3《明太祖實錄》,卷26,頁0387。
4洪武元年一月乙酉。《明太祖實錄》,卷29,頁0496。
5關於太祖時農業生產的恢復和發展,詳見吳唅:〈明初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刊《歷史研究》,1955年第3期。本文也收在周康燮編:《明代社會經濟史論集》第一集,香港,崇文書店,1975年。
6《明太祖實錄》,卷49,頁966─67。
7《明太祖實錄》,卷98,頁1672。
8《明太祖實錄》,卷203,頁3035。
9《明太祖實錄》,卷175,頁2663。
10《明太祖實錄》,卷55,頁1076。
11《明太祖實錄》,卷73,頁1351─53。
12班固:《漢書》,卷56〈董仲舒傳〉,頁2512,台北,鼎文書局,新校本。
13《御製大誥》,民不知報,第31,收錄在吳相湘編:《明朝開國文獻》(一),台北,學生書局,中國史學叢書本。
14《御製大誥續編》,交結安置人,第80。
15《御製大誥續編》,斷指誹謗,第79。
16蕭公權:《中國政治思想史》上,頁220,台北,聯經出版公司,民國71年。
17楊國禎、陳支平:《明史新編》,頁47,台北,雲龍出版社,民國84年。
18《明太祖實錄》,卷135,頁2143─44。
19Kung-Chuan Hsiao(蕭公權):Rural China—Imperial Control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頁38,台北中央圖書出版社翻印。張廷玉:《明史》記載:「凡田以近郭為上地,迤遠為中地、下地。五尺為步,步二百四十為畝,畝百為頃。太祖仍元里社制,河北諸州縣土著者以社分里甲,遷民分屯之地以屯分里甲。社民先佔畝廣,屯民新占畝狹,故屯地謂之小畝,社地謂之廣畝。」卷77,頁1882,台北,鼎文書局,新校本。
20杜正勝:《編戶齊民─傳統政治社會結構之形成》,頁103─105,台北,聯經出版公司,民國79年。
21周人社中所供奉的社神,其說有四:一是五土之神,二為勾龍,三為禹,四為修車。洪德先:〈俎豆馨香──歷代的祭祀〉,文收張岱總主編:《中國文化新論》(宗教禮俗篇),頁383,民國71年。
22洪德先:〈俎豆馨香──歷代的祭祀〉,頁387。
23Kung-Chuan Hsiao(蕭公權):Rural China—Imperial Control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頁38。
24申時行重修:《大明會典》,卷94,頁15─16,台北,新文豐出版公司。
25《明太祖實錄》,卷59,頁1155─56。
26民間俗稱清明、七月十五、十月初一為「三鬼節」。參見喬繼堂:《中國歲時禮俗》,頁252,台北,百觀出版社,民國82年。
27申時行重修:《大明會典》,卷94,頁11─12。
28洪德先:〈俎豆馨香──歷代的祭祀〉,頁389。
29葛兆光:《道教與中國文化》,頁333,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
30《明史》,卷49,頁1286。
31《明太祖實錄》,卷38,頁0755─59;卷53,頁1050。
32杜贊奇(Prasenjit Duara)著,王福明譯:《文化、權力與國家──1900~1942年的華北農村》,頁4,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4年。
33日本學者栗林宣夫曾經把里社壇和洪武十四年成立的里甲制的里甲數目互相比較,發現同一地區的里社壇及里甲數幾乎完全一樣,因此他認為里社及鄉厲中的里,就是里甲制度中的里。參見張哲郎:〈明太祖的地方控制與里甲制〉,刊《食貨月刊》,11卷1期,民國70年4月。
34《明史》,卷78,頁1893。
35《御製大誥續編》,互知丁業,第3。
36《御製大誥續編》記載一例,可明白太祖的看法:「有嘉興府逸民徐戩等七人,偽造印匣,在江都楊子橋留難糧船,以取鈔貫。大誥曰:『今民間如此者,尚未已。嗚呼,若不互知丁業,其頑民無籍者多,遊食者廣,良善何當,朕將焉治。所以知丁之條,吾良民必助吾以行,即日昇平矣。』」俏家,第23。
37《御製大誥續編》,互知丁業,第3。
38《御製大誥三編》,著業牌,第21。
39《明太祖實錄》,卷203,頁3043─44。
40《明太祖實錄》,卷180,頁2726。
41《御製大誥三編》記載一個例子:「歸安縣楊旺二,明知本都里長攢造文冊,雇請良民文阿華,在家書寫,甲首盛秀二助勞,係是辦集公事,並無科斂害民情由。卻乃姦貪恣惡,將文阿華、盛秀二綁縛拿至安吉縣地面,私自監禁一月,百般欺詐銀鈔等物。……排陷小民,肆姦玩法,梟令示眾。」臣民倚法為姦,第1。
42《明史》,卷138,頁3968。
43何炳棣,《中國歷代土地數字考實》,頁59,台北,聯經出版公司,民國84年。
44本節敘述〈教民榜文〉的內容,除了引述其他史料另加註腳外,其餘皆自〈教民榜文〉改寫而來。〈教民榜文〉收錄於《皇明制書》,卷9,台北,成文出版社,民國58年。
45《明太祖實錄》,卷72,頁1332。
46《明太祖實錄》,卷172,頁1632─33。
47《明太祖實錄》,卷47,頁939、卷48,頁959。
48《明太祖實錄》,卷202、203、205。這項工作並非常態性,洪武二四年八月,因「州縣所儲充積,而糴猶未已。至是,上恐耆民緣此以病民,遂罷耆民糴糧。」《明太祖實錄》,卷211,頁3140。洪武二六年四月,太祖也表示,若專由耆老負責賑濟,則公文奏請,道途往返,費時數月,則民之饑死者多矣。所以命令地方官,遇歲饑,則先發倉廩以貸民,然後奏聞。《明太祖實錄》,卷227,頁3311。
49《御製大誥續編》,耆宿,第8。
50申時行重修:《大明會典》卷19,逃戶,頁23。
51杜正勝:《編戶齊民─傳統政治社會結構之形成》,頁39、217。
52葉盛:《水東日記》,卷21,頁529,台北,學生書局,中國史學叢書本。
53關於讀律一事,早在洪武二年八月,就有監察御史睢稼建言:「宜倣古人月吉讀法之典,命府州縣長吏,凡遇月朔,會鄉之老少,令儒生讀律,解析其義,使之通曉,則人皆知畏法,而犯者寡矣。」但太祖曰:「威人以法,不若感人以心,敦信義而勵廉恥,此化民之本也。」似未採納。《明太祖實錄》,卷44,頁0873。
54《明太祖實錄》,卷73,頁1342─1343。鄉飲酒禮的規定,在當時確實是有地方官認真的執行,《明史》記載:洪武五年,魏觀擔任蘇州知府,以明教化、正風俗為施政重點,用耆民周壽誼、楊茂、林文友等人舉行鄉飲酒禮 ,卷140,頁4002。又,葉盛《水東日記》引述余熂〈鄉飲禮序〉,記載崑山縣於洪武十二年由一李姓糧長主持舉行鄉飲酒禮,當時年高百二十的耆民周壽誼仍也參加 ,卷21,頁524─525。
55《明太祖實錄》,卷135,頁2146─47。
56《明太祖實錄》,卷157,頁2436─38。
57申時行重修:《大明會典》,卷79,鄉飲酒禮,頁4。
58申時行重修:《大明會典》,卷79,鄉飲酒禮,頁5─6。
59《御製大誥》,鄉飲酒禮,第58。
60申時行重修:《大明會典》,卷79,旌表,頁8。
61每村置鼓的規定,〈榜文〉中原只針對河南、山東。洪武二八年,乃命天下人民,每村置一鼓。龍文彬:《明會要》,卷51,頁952,台北,世界書局,民國61年。
62《明太祖實錄》,卷236,頁3457。
63《明太祖實錄》,卷255,頁3677─78。
64《明太祖實錄》,卷53,頁1037。
65黃彰健:《明代律例彙編》(下),頁589─90,台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民國65年。
66《明史》載:「帝自踐阼後,頗好釋氏教,詔徵東南戒德僧,數建法會於蔣山,應對稱旨者輒賜金襴袈裟衣,召入禁中,賜坐與講論。吳印、華克勤之屬,皆拔擢至大官,時時寄以耳目。由是其徒橫甚,讒毀大臣。舉朝莫敢言。」卷139 ,頁3988。
67參見吳唅:《朱元璋大傳》,頁302─305,台北,遠流出版公司重印,民國80年。
68《明太祖實錄》,卷77,頁1415─1416。
69《明會要》,卷39,頁694。
70《明太祖實錄》,卷144,頁2262─63。
71《明史》,卷139,頁3989。
72《明太祖實錄》,卷167,頁2563。
73洪武二四年到二七年間,太祖對規範佛道,共有三次較重要的命令:
1、洪武二四年六月,命禮部清理釋道二教。見《明太祖實錄》,卷209,頁3109─10。
2、洪武二五年十二月,命僧錄司造周知文冊。《明太祖實錄》,卷223,頁3268─69。
3、洪武二七年一月,命禮部榜示寺觀。《明太祖實錄》,卷231,頁3372─73。
74《明太祖實錄》,卷210,頁3125。
75《明會要》,卷39,頁695。
76關於僧道考試,洪武二八年十月又令天下僧道赴京考試,不通經典者黜之。《明太祖實錄》,卷242,頁3524。
77釋聖嚴著、關世謙譯:《明末中國佛教之研究》,頁61─62,台北,學生書局,民77年。
78轉引自吳唅:《朱元璋大傳》,頁146。
79馬堅楚:〈明太祖對道教的態度及對三教合一的追求〉,刊《明史研究》(第四輯),頁157─158,合肥,黃山書社,1994年。
80《明太祖實錄》,卷239,頁3482─83。又洪武03年12月,「上頗聞公侯中,有好神僊者,悉召至諭之曰:神僊之術,以長生為說,而又謬為不死之藥以欺人,故前代帝王及大臣多好之,然卒無驗且有服藥以喪其身者,蓋由富貴之極,惟恐一旦身沒,不能久享其樂,是以一心好之。……人能懲忿窒慾,養以中和,自可延年,有善足稱,名垂不朽,雖死猶生,何必枯坐服藥以求不死,況萬無此理,當痛絕之。」《明太祖實錄》,卷59,頁1157。
81語出朱元璋:〈宦釋論〉與〈三教論〉,收在吳相湘編:《明太祖御製文集》,台北,學生書局,中國史學叢書。關於唐宋以來「三教合一」的趨向,及其與世俗社會的關係,可參見葛兆光:《道教與中國文化》,頁288─289。
82參見徐泓:〈明代社會風氣的變遷〉,收在《第二屆國際漢學會議論文集》。
83《明太宗實錄》,卷112,頁1429─30。
84《明太宗實錄》,卷67,頁936。
85《明太宗實錄》,卷59,頁860;卷94,頁1253;卷96,頁1268;卷99,頁1298;卷172,頁1911;卷176,頁1923;卷223,頁2203;卷224,頁2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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