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圖為明遺民弘仁的山水畫「蓮花峰圖」(部分)。弘仁(1610～1664)俗姓江，名韜，字六奇，安徽歙縣人，明代滅亡後出家為僧，法名弘仁。他的畫風疏淡冷寂，展現遺民的隱居山林的風格。此圖或可聯想為明末遺民入山逃禪的環境。

明遺民李世熊的「入山逃禪」

 上個月終於大體寫完了〈李世熊與明末清初的寧化〉一文，文中對於李世熊的「入山逃禪」有所分析，先張貼在此部落格中，期待高明的讀者有以教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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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世熊，字元仲，福建寧化縣泉上里人。生於明萬曆三十年，[1]享年八十六歲(1602─1687)。《清史稿》記載他：「生平喜讀異書，博聞強記」，「六經、諸子百家靡不貫究」。福建著名的文人藍鼎元(1680─1733)說他：「文章如韓，心事如屈，志節之清高，管幼安伯仲矣。」[2]

 李世熊的著作很多，但處在朝代更替之際，一些借古諷今的著作如《狗馬史記》[3]因觸犯禁忌而無法留傳，今日尚可見到的有：詩文集《寒支初集》、《寒支二集》；記述古代錢法的《錢神志》；記錄清初寧化地區戰禍不斷的《寇變記》；以及晚年用全力編撰、頗受好評的《寧化縣志》等書。

 一六四五年(順治二年，隆武元年)，南明隆武政府在福州成立，徵召他為翰林博士，他以照料雙親為由婉拒。一六四六年八月，隆武帝死，李世熊與雷羽上「隱於泉上之陽遲山」。雷羽上，字扶九，舉人出身，是世熊的好友，也同樣是不仕清朝的遺民。羽上曾問世局如何？世熊不表樂觀，羽上則激憤地說：「親疾雖不可為，寧可置勿藥耶？」可猜想雷羽上應非只是消極地入山隱居。[4]然則入山便可不用薙髮嗎？

 當然不可，所以李世熊是入山祝髮為僧，寧願剃度為僧，也不願薙髮留辮，也就是明末士人為躲避清人而出現的「逃禪」現象。如李世熊的兒子李子權說：

「先子自丙戌入山，當事多方物色，因託跡緇流，矢死不出。」[5]

李世熊自己也說：

「昔年祝髮辭家，頗厲毀車殺馬之志，而老父見思，每為輟食，自是遐舉不遂，輒止五、六十里之內，歲時伏臘，父呼必返，如是三載。」[6]

 「毀車殺馬」用的是東漢馮良的典故，馮良被派去迎接督郵，他不恥這項工作，所以中途毀車殺馬逃去求學，直到十年之後才學成返鄉。李世熊用此典故，正要表明他不願意迎接滿人而要藏身佛門。[7]這段文字也讓我們知道他「入山」逃禪的地點並不遙遠，「五、六十里」相當於現代的三十至三十五公里，大約是步行一天可抵達的距離，[8]所以他仍可與家人互通聲氣，也能隨時掌握滿人的動態。

 然而，即使李世熊已入山逃禪，寧化當局仍不放棄。一六四七年(順治四年，永曆元年)，汀州知府李友蘭要他參加貢舉，李世熊以病推辭，李友蘭又去函要召見他，說他「一時人望，託病養高」。又透過一位韋姓生員略帶威脅地傳話「不出山，且有不測之禍」，又說當局會「待以殊禮」，希望李世熊到汀州府謁見。李世熊回函給李友蘭毫不客氣地說：

「人趨炎而某守賤，人走利而某守貧，人逐市而某臥窮壑，人附權貴而某侶緇衲。」[9]

 我們知道明季士人逃禪，不少人在披著袈裟的同時，仍致力於反清的工作，李世熊到底「入山」做什麼？僅只是躲避滿人還是別有所圖？李世熊沒有明白地說，他的兒子也含混其詞。[10]由於李世熊的文集在清初被毀禁，不易找到確定的答案，但是其中仍有不少「隱語」，[11]很容易讓三百多年後的讀者產生一些聯想。如民初學者鄧之誠判斷李世熊文章中的語焉不詳：「足見清人防範之密，世熊關係之重，而其事之嚴切可知。」[12]

 李世熊的兒子說：

「先子丙戌秋入山三載，絕跡城市，浮薄邑子造謗相傷。」[13]

既然已入山出家，又絕跡城市，還有什麼可以「造謗相傷」？對於這樣一位大半生都在科舉作文中度過的文人，清廷有何理由對他不放心？

 寧化地區自古以來就是閩、粵、贛三省民眾交會的地區，更因為崎嶇多山的地理環境而有許多盜匪出入。例如抗清民兵多次出入的延祥村有一個「九龍砦」，李世熊說此地「其高千仞，四壁嶄然，僅通一徑，頂展數里，可容萬人。」又如距李世熊家鄉泉上村六、七里處有一個「觀亨砦」，周圍有山屏障，位置既隱匿又險峻，從明末至一六五二年(順治九年，永曆六年)，「縛茅避兵寇於此者千家」，「流寇十數經過而不敢犯」。[14]這種可攻可守的地理環境，當然會讓清政府擔憂。就連李世熊隱居的陽遲山，其環境也很複雜，所謂「萬嶂迴阻，晨曦不交人間，亭午光始射簷」[15]，不論這個地方的建築工事如何，僅所處群山之中，且日照時間很短，這二項特點就足以成為防守上的優勢。

 一六六二年(康熙元年)二月，李世熊給蔡方山的回函中透露了許多消息，這封信是二人分別十八年後的再次聯繫，李世熊說：

「知吾兄險阻歷嘗，百折不回之狀，自非命世駿雄，何以堪此，使世界若無兄等枝拄，天維人類之滅久矣。媿弟埋首荒山而撩頭履尾，時亦戒心，每邀天倖，墳墓無恙。今桑榆既迫，蒲柳易零，不知此生尚得望見天日申展，……終不如鄭所南作書投井■■■■■(原文被毀五字)也。來示所云：惟日俟之，氣壹動志，人定勝天。當事從前之失或即是今日之師。」[16]

蔡方山的生平不詳，但從李世熊說他的事蹟看，此人應是長期從事反清工作。值得注意的是，李世熊說自己「埋首荒山而撩頭履尾」，查「履尾」一詞出自《易經．履》：「履虎尾，不咥人，亨。」王弼注：「履虎尾者，言其危也。」所以「撩頭履尾」就是「撩虎頭履虎尾」。[17]正是在山中從事危險的工作，才讓他時時保持戒心，並且「每邀天倖，墳墓無恙。」

 還可注意的是蔡方山說的「氣壹動志」「人定勝天」，這二句話通常是勉勵人們努力不懈，但明末遺民用「人定勝天」四字又另有所指，例如與李世熊交誼匪淺的「易堂九子」中的魏禮就曾回函說：

「讀先生文，處丙丁之際，想見其行事，誠有得於勝天之學力彌，深嘆服也。人定勝天云者，非必靳如蠡之勝越而滅吳，文文山之屢起屢躓、陸秀夫之負帝入海，皆勝天也。爾時更省江寧胡星卿先生書云：自世俗視之，遂謂尊家多難，自愚論之，一時何得有此奇特事，家運正好，萬勿自疑也。」[18]

「丙丁之際」應指一六四六至四七年間，也就是李世熊入山逃禪的時期，如果李世熊只是一般的避世出家，魏禮何需深表嘆服，又何需要引用文天祥、陸秀夫的例子詮釋「人定勝天」的涵義，甚至還把家族多難看成「家運正好」！

 從李世熊自己撰寫的簡要年譜看，明亡之前他只是一位讀書、作文考科舉的文人，但是李世熊的朋友們卻對他有很高的期望，例如好友彭士望(1610─1683)希望他能「補漳浦(黃道周)所未逮」，[19]指的就是黃領兵北上失敗一事。此外，同為易堂九子之一的李騰蛟則說李世熊是「海內奇士」，又「舉西平、忠定」二人勉勵他。[20]查歷史上封西平、謚忠定者雖有多人，但李世熊友人所指的應就是唐代的李晟(727─793)與宋代的李綱(1083─1140)，[21]二人不僅同為姓李，而且李綱還是李世熊的福建同鄉。

 李晟是安史之亂後的唐代名將，德宗時朱泚在長安發動政變，自稱大秦皇帝，德宗倉惶移往陝西，李晟時為御史大夫統領部分禁軍，德宗詔李晟赴難，李晟對將士說：我們世受國恩，死節就是臣子的本份，「不能誅滅兇渠，以取富貴，非人豪也。」他先固守畿甸，充實糧草補給，然後對長安採包圍之勢，叛軍不耐而出戰，他命令所部直攻心腹，以免造成百姓的重大死傷。在李晟的妥善佈置下，果然收復長安迎回德宗。[22]

 李綱於北宋徽宗時任太常少卿，當金人入侵時主張傳位給欽宗，號召軍民抗金。欽宗即位後李綱反對割地議和、遷都避敵，於是被任命為兵部尚書，主持汴京的防務。李綱有條不紊地備戰，又募壯士襲擊，斬酋長十餘人，金人知宋軍有備，因而退兵。但在局勢穩定後，主和派卻攻擊他「喪師費財」，因而被貶至四川。靖康元年(1126)十月，金兵二次南侵，北宋滅亡。高宗即位後為挽回民心而召李綱為相。李綱先舉薦主戰的宗澤等人，又頒布命令整頓軍務。在他的主持下，南遷政府才能穩定下來。[23]李綱的政績頗得到後代學者的推崇，如王士禎(1634─1711)就稱他是宋室南渡人物之第一。[24]

 李晟、李綱二人同為安邦定國的名臣，李世熊的才能是否匹配？我們已無從判斷，然而，《清史稿》說他「於江南利害、備兵屯田、水利諸大要，慷慨自負。」藍鼎元也說：「使先生早年得志，癸未、甲申間必有可觀者。」[25]彭士望更說他：

「使先生在靖康時為七十日左丞，其措置汴京必有可觀。」[26]

可見李世熊確實胸中自有丘壑，尤其對於江南的地理形勢、軍事戰略頗有心得，這樣背景的人在明清之際逃禪入山，無怪乎清廷對他頗不放心。

 不只如此，李世熊好交友，又敢任難事，《清史稿》說他：「負奇氣、植大節。更危險，死生弗渝。」[27]到了晚年，他氣力已衰，百念俱灰，但一聽聞義士殺身成仁之事，「未嘗不心目開明，淚血俱湧也。」[28]彭士望記述他隱居家鄉時不與官府打交道，但各方來客卻不少，「至則相與引滿酣醉，笑哭不倫。」[29]此說雖可解釋為遺民的特殊心態，也可理解為他的交遊中有豪傑不羈之士，故而「笑哭不倫」。

 他的朋友中則很明確地有些特異之士，如李子權記載：一六五六年(順治十三年，永曆十年)林豹文(景蔚)來訪，在李家留居半年，此人除了文章學問極佳外，「更兼拳勇多技，能行千里不齎糧，異人也。」[30]

 最明顯的莫如被李世熊視為知己好友的彭士望，甲申之變後曾參與史可法(1601─1645)、楊廷麟等人的抗清，而後與魏禧(1624─1681)一同講學，是「易堂九子」之一員，明亡後四十年間時時出遊，除了結識偉人豪傑外，更是藉出遊「以觀山川形勢攻守之宜」，他的一生可以說就是以講學與復明為事業。[31]

 基於以上的敘述，要說李世熊的入山逃禪，僅僅是為了保全他的遺民氣節而未涉及其他，實難彰顯李世熊的生命精神。或許他不比方以智所具有的影響力與象徵性，也或許他的反清工作不比方以智，所以當他得知方以智死亡的詳情時，他說：

「初聞藥地(方以智)難作，徬徨累月，莫悉根因。久之，『易堂』傳致訃音，頗具顛末。摧心飲痛，無從訴展，時走踏荒山，嘯呼窮谷，數揮老淚，仰問蒼蒼而已。」[32]

這種深沉的痛苦不只是哀悼好友，更是對文化淪亡、反清復明無望而自己仍活在世上的哀痛，誠如精熟明末史事的全祖望(1705─1755)對李世熊的評論：

「國難以還，枯槁蕉萃，從事於故國之音塵，乃卒得保其首領以終，固其志略，然亦有天幸焉。」[33]

所謂「從事於故國之音塵」，其弦外之音是可以聽得出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