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多小說會以人名當書名，其中常常有絃外之音，《大師與瑪格麗特》便是如此。這裡的「大師」代表著創作，「瑪格麗特」則代表愛，很明顯的，這本書就是圍繞在創作與愛的主題上。

《大師與瑪格麗特》是蘇維埃文學的經典之作，是1930年代蘇聯大整肅氣氛下的知識分子良心最深沉的吶喊。作者布爾加科夫（Mikhail A. Bulgakov, 1891-1940）耗費自己生命中最後十二年完成的鉅作，臨死前仍不忘口述刪修，以求完美。

小說敘事結構上複雜交錯了現實生活、精神信仰、魔鬼現形錄與基督的歷史，作者在大時代的迷團中進行善與惡的辯證，追求永恆的愛與心靈的寧靜。

《大師與瑪格麗特》大體上分成兩部分，第一部分既寫實又魔幻，這條情節線可以稱為「莫斯科生活」，描述1930年代蘇維埃體制下的莫斯科社會生活。但這並非全然寫實的，作者塑造了一個魔鬼的人物形象，藉此形象點出當時世俗生活的盲目、精神生活的迷惘。故事從兩位市民的談話開始，話題圍繞在無神論。因為人懷疑神的存在，使魔鬼趁虛而入。魔鬼在莫斯科胡鬧一番，城裡到處出現了死亡與霉運，人們活在驚慌恐懼中。這樣的描寫被當局認為是影射權力中心史達林，小說因此被禁止出版。

男主角為大師（Master），他其實就是位作家，但是不屑與當時的作家為伍，而自稱「master」，有師傅、工匠之意，又有專家、大師的意涵。1930年代的蘇維埃作家大部分跟隨共產黨的口號，高舉社會主義寫實主義的旗幟，認同文學是服務社會的工具，服從黨的意旨寫作。不認同這個意識型態的作家就無法出版書籍。如果說男主角是文字工匠，事實上卻讓眾多志得意滿的蘇聯作家自曝其短；而若說是大師，就是擺明了看不起那些作家。無論如何解釋這個詞彙，都是看輕當時把持文學界的作家。

從大師的形象中，可以見到作者本身的影子，甚至連兩人的年齡都吻合。出書屢遭檢查單位刁難的布爾加科夫，曾致函史達林表達內心的不滿，並給史達林兩個建議：「請您放逐我到國外，不然就讓我在國內擁有自由創作的空間。」因畏懼布爾加科夫的諷刺文筆，史達林當然不敢輕易放人，而將他安插在劇院工作，名義上似有自由創作空間，但仍在當局的掌控之中。

認為自己作品崇高的大師，在小說裡的遭遇相當程度反映了現實生活中的布爾加科夫，寫的作品被禁止出版，甚至還被指為瘋子而入獄。此時，愛上大師的瑪格麗特想盡辦法營救自己的愛人，不惜與魔鬼交易，以自己的生命換取大師的自由。

瑪格麗特這個人物在許多關於浮士德的故事中已成為典型，是一個為愛不惜犧牲一切的女人。布爾加科夫在小說中借用了哥德（J. W. von Goethe, 1749-1832）與其他作家所塑造的瑪格麗特形象，最主要還加上了自己妻子的個性，綜合出這一位獨特的女主角形象。

《大師與瑪格麗特》第二部分的情節圍繞在「基督的審判」，是穿插在整部小說裡的「故事中的故事」，描寫兩個人物的衝突──龐蒂‧皮拉多與耶穌。皮拉多為當時羅馬帝國猶太省的行政首長，負責審判耶穌。從他接手這件棘手案子到裁判耶穌死刑，過程中的內心掙扎有如舢舨遇暴風雨般痛苦；相對於耶穌的寧靜，皮拉多相形之下懦弱無比。

當善與惡的界線曖昧不明時，一個人如果沒有真誠的信仰，就無法掌握自由意志，會顯得懦弱如驚慌的浮雲，一方面擔心烈日，另一方面憂慮暴雨，無所適從。儘管最後皮拉多在自己與各方壓力下，判了耶穌死刑，但是，真正的審判在於良心，漠視善惡之別只會招致良心的最終的嚴厲懲罰、最綿密漫長的痛苦煎熬。

這個「故事中的故事」加強了小說裡對真誠信仰辯證的說服力。作者將莫斯科日常生活與這個歷史事件的精神相對照，企圖達到一種真理的平行追尋。

如果人心存有一份對最終完美的追尋，並堅定這樣的信念，那麼神自然會守衛著這股自由意志。於是，小說結局裡，魔鬼終究消失，莫斯科城恢復平靜，瑪格麗特與大師雖然死去，但在彼岸得到了永恆的愛與不滅的寧靜。

布爾加科夫的文章風格是以諷刺聞名，戲謔的對白、荒謬的詞句背後無不充滿辛辣警世的意涵。宗教家庭的出身背景，讓他能將哲學思維巧妙地鑲嵌在文藝作品裡。從醫學院畢業後幾年的鄉村行醫經驗裡，這位年輕的醫生作家不僅照顧病人，而且替他的不健康社會做了深入的診斷。因此，看他的作品可以找到時代變動的軌跡、社會生活的脈動、良知的批判與文字藝術的趣味。

《大師與瑪格麗特》無論在思想內容或藝術形式上，可以說幾乎達到藝術創作者所追求的理想。雖然在「雪融」（1953年史達林死後至1964年赫魯雪夫下台之間的文化政治生活的緩和時期）以前，官方禁止出版這部小說，但是私印本流傳甚廣。西方世界對此小說的高度評價與蘇聯開放後人民對布爾加科夫的推崇，可證明藝術創作在大時代洪流中逆勢而上的力量是不容褻瀆的。

（20011009@ruskiosk）